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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礼治思想的内涵
在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之后，礼治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样从个人到国家、由点到面、家庭和顺、国家有序，达到天下和谐的状态。人们对“礼”的学习来自儒家经典，其中以《礼记》最为核心。《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著，有西汉学者戴德所作的八十五篇本和戴德侄子戴圣所编的四十九篇本，即所谓的大戴《礼》和小戴《礼》。虽然内容略有不同，但通观全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把人从出生到埋葬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应有什么礼仪动作详细的规定。如讲男女之别的有《内则》，讲长大成人开始担当社会责任的有《冠义》，讲人生信念、节操的有《儒行》，讲顺天应命不违农时的有《月令》，讲娱乐的有《投壶》，甚至连与人交谈时眼神该如何都讲到了，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可以说把人生的全部文化都与日常言行举止结合起来，单看这些繁琐的规定似乎不能理解礼为何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实际上深意就蕴含在这些繁琐的规定中：礼的精髓就是从日常人伦出发，扩大至朝廷、国家大事，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整套有利于文化社会统治秩序的行为规范，进而成为维护君主统治的精神工具。“礼”在儒家思想中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诸如仁、义、诚等均包含其中，所谓“礼仪三千”就是言其内容丰富。在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演变中，“礼”的内容也被不断扩充，如荀子将“礼”称为可以调天时，在宋明理学家的眼里，“礼”几乎可以同“天理”视为一体。也正是由于不断扩充“礼”的本来内涵，加入不少等级贵贱思想和“灭人欲、存天理”的内容，使得近代以来礼治思想饱受批判。从上述“礼”的历史渊源和本来内涵来看，礼治思想本身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
二、礼治与法治的区别联系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也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细想起来，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概念，从清末民初的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到今天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基本上都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西学东渐”，因而要渐进地进行这一过程，还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特点，将法治与自身文化特点相结合，以找到最优路径。我国历史上有秦采用法家思想来治国，最终扫灭群雄统一六国的范例，但其统治时间极短，让后世统治者对法家思想颇有戒备，原来在列强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吃香的礼治思想一致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1.礼治是内生的，法令是外在的。
礼治从每一个人的细小行为甚至心理活动来进行规范，深入到男女老幼的日常活动中，人人都离不开它，从而人人以遵从它作为正常伦理道德。而法令是强制人们遵守的，有了它动辄得咎，没有它，过的更好，老百姓对其没有内在需求。
2.礼治是益人的，对提升个人的内在修养大有裨益。
礼治思想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修养次第，鼓励人们遵之而行，使自己的品行层次逐步提升，进而在人际社会上获得美誉，因而礼治是益己的。法治是以刑罚为核心的，人们必然敬之畏之，不愿与之发生关系。
3.礼治的价值取向更切实。
礼治设计的行为规范切实周密，正所谓“君子以细行律身，不子以细行取人”，将个人修养结合人伦日用，在人民中能取得长久支持。而法家学说中的严刑峻法，是从统治者利益出发的、是为富国强兵服务的，在小农经济时代，人们会觉得“帝力于我何有哉？”把法律看做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
4.礼治是着眼长远的，法治则有急功近利之嫌。
古代秦孝公对商鞅说“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百年以成帝王乎”，而礼治着力点在日用生活方面，在慢节奏中演绎、提升人生境界，其出发点是在如何做人方面，看似与国家治乱兴衰并无多大关系，可以说是在长期的育人之后自然形成的国家大治，能取得长远的效果。
5.礼治的运行是靠传统来维系的
在一代代人的教育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中都会或多或少接触到礼治，因而从礼治出发会更容易切入，相比而言，法治则缺少这种先天优势，人们对国家权力始终存在些许隔膜。在进行法治建设的今天，礼治有着一种无可取代的优势，似乎可以说，在老百姓方面，信守礼的成分多，他们习惯于运用礼治思想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官员作出道德评判和要求，希望获得人性化的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法治要求自己遵守的，却远不如礼治深入人心，因而一味的批判甚至想抛弃礼治是武断的。
三、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社会现实
我国社会的主体部分在农村，而农村由于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染和积淀，形成了一套独立于法治之外的单独运行文化，起支配作用的乃是儒家的礼治思想，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社会称为“礼治社会”，指的就是在这一社会里，礼是大家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与法律无别。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在“礼治”社会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深刻保留着“孔夫子的那一套”，这一套一代代、一年年维系着一个个小社会的运转，已经融入到了人们极深微级隐秘的潜意识中。尽管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接受了多种西方文化的渗入，但在广大中国农民的思想深处，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底层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并不深入，换句话说，传统礼治思想在农村经历代际传承，靠长辈训诲、亲友指点和自己领悟已经浇筑成思想文化的一块铁板，全新的思想体系很难震荡或敲击到它。这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必须要逾越的一大障碍，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单纯否定礼治或全盘照搬礼治都是不科学的，必须将礼治思想的精华同文化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在老百姓原有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变革，最终来完成文化建设的目标。文化建设是党全面执政的一个方面，就执政者来说，有的人往往感叹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太差，若是老百姓自动守法、慑服于法律的威力，很多工作就好开展的多了。而就其自身来说，有的人希望只有执法的权力而淡漠了守法的义务，可见，官和民两方面，都在以各取所需的不同态度来对文化建设加以定义。这种状况的背后有着十分深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原因，比如“统治工具思想”，其胎记从法律产生就被深深烙上，表现之一就是法律上要求被管理者如何做的条款多，要求管理者如何做的条款少；执行环节则是，老百姓违反了相关规定就要受追究，而管理者违反了则无人过问或处理从轻。著名行政法学家罗豪才先生曾经创立“平衡论”，以平衡官民间不对等的权力义务关系，如今30年过去了，在某些方面似乎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管理论”，不平衡的事情——主要是官之权重、民之权轻，仍有发生。强化官员的义务和责任意识，在官民之间达到真正的平衡，需要在思想意识方面加强教育，这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这种不平衡，单单从法律规章制度上硬性的限制官员是可以的，但并非是官员发自内心的去平衡和承担责任，要真正达到“治心”的目的，还要有赖于传统的礼治思想。当前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是崇尚科学的、发展的、进步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建设不断提高，落后的面貌迅速改观，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区急于摆脱落后和贫穷，因而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而忽视了文化现代化，经济发展遇到了文化沙漠的瓶颈，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媚俗、犯罪增加、权力腐化和畸形消费等。这些不和谐影响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往来，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迷失。目前的文化被形容为“多元文化”，有形形色色的价值取向，诸如剥削、压迫、贪污、腐化、奢侈、颓废、自私、欺诈、封建、迷信等弥漫了整个中国的现世文化。这些迷失和多元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是不利的，在多种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建设也步履维艰。相对来说，礼治思想治理下的古代社会要简单的多，尽管社会的大变化、大发展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但可以从礼治思想对社会的管理中借鉴经验，这当中最大的经验就是强化和简化核心价值，从国人内心深处发掘出和传统美德契合的价值观。
四、礼治思想对文化建设的借鉴
（一）以“仁”为基石推广核心价值观
中国古代的礼治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娃娃抓起、从细节抓起、从基础抓起，而且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这种行为以“仁”为基础而展开，仁是个道德概念，孔子说“唯仁人为能爱人”，礼治相对于仁来说是外在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很长时间，原因之一是统治者能持久地自上而下在全社会倡导仁，并在此基础上外在地施以礼治。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稳定和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今天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依然是用内在的道德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方面礼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典范，礼治是以“仁”为基础的，因而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应当重视“仁”的思想，将其融入到今天的时代观中，使这一传统的思想重新焕发魅力。
（二）以“和”为中心营造和谐文化氛围
“礼之用，和为贵”，这六个字是儒家“礼治”思想的精华，也是在人类社会的一条真理。因为只有在“和”的状态下，人们才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事业，社会才能进步。“和”是“礼治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们慨叹社会风气越来越坏的今天，各种稀奇古怪、伤风败俗及丧尽天良的行为都出现了，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可以说维护社会秩序这道藩篱已成为无法逃避的问题。“和为贵”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中国人不喜欢了了分明，而喜欢朦朦胧胧，万事留余地，日后好见面，矛盾解决了，大家又能和和气气，开始新的合作。其实“和”与“中庸”意思相近，并不是“和稀泥”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为人处世的境界，其要义是做人处事尤其是处理矛盾能恰到好处，从而达到各方都满意的程度，这比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思维方式要高明的多。“和”作为一种处世技巧更符合中国人的特性，应贯穿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和谐的氛围，使这种和谐氛围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益保障。
（三）以“礼”为规则触动基层民众
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千百年来，人们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人们习惯按照“礼”的规则去生活和交往，在开展法治建设的今天，虽然也宣传法制规则，但基层民众、农村群众对法制依然知之甚少，习惯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最大阻力。清末民初，梁启超曾写《新民说》，试图对普通百姓进行权利和义务、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方面的启蒙教育，文章颇有魅力但也只是停留在纸上，因为这样飘忽的说教远不如礼治思想在基层民众中有根基。今天的文化建设亦应当从《新民说》中汲取教训，文化因其自身的特性不可能是疾风暴雨式的，有必要在城乡基层进行深入的而不是浅表的、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细致的而不是走过场的公民权利义务和责任意识教育，这样的教育以传统的“礼”规则，结合现代意识对礼治思想加以发展，唯有此，才能更好地深入民心，文化建设亦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以“吏”为关键垂范普通百姓
韩非说“明主治吏而不治民”，这句话告诉我们两层意思：首先，最高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不是管老百姓，而是管好执政者。其次，不是管官不管吏，而是官吏一起管，思想深刻而实在，说明韩非看到了官吏们在社会行为导向和风气引领方面的作用，这一点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思想迥然不同。在“官本位”浓厚的社会传统中，官吏的影响力依旧不可低估。因而，以官吏为榜样来宣扬现代的“礼治”——爱人、和谐、德治等，官员以身作则，会大大增强民众对执政党和执政理念的认可，他们为民爱民、为政以德的做法除了是对传统“礼治”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之外，还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礼治”被批判的人格不平等，公民缺乏主体意识等弊端，因为我们今天对官吏的定位是“公仆”而非“老爷”，从官吏做起慢慢纠正“礼治”思想的弊端，这是个取精华去糟粕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今天的文化建设。英国学者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强调：“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可见，社会成员的自愿接受和合作对于新建一个规则体系来说至关重要，也是这个体系能否成功创建的前提，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传统“礼治”思想可以帮我们创制这个前提，发挥其优势避开其劣势，古今结合让其更好的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才是关键。
作者：韩艳萍 单位：湖南省怀化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