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资本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
唯物史观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作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即文化生产也要遵循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具有两重性，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的驱动也呈现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产业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资本逻辑所引起的。只有创新才能引领文化产业走出困境，而这个创新主要表现为利用和管理资本的创新，其中，资本手段创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创新创意和回归本位创作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资本逻辑；文化产业；创新驱动；资本创新；价值引领
文化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没有文化的进步，就没有人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意义：“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那么，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创新更具关键性和决定性意义。当文化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支柱性产业时，实际上已经赋予其以创新发展的内涵。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逻辑这个要素，资本创新就成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资本逻辑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二重性
作为一种“产业”或“经济”，文化产业依赖于整个国民经济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唯物史观看来，尽管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在目的、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有所不同，甚至是根本的不同，但文化生产“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生产的普遍规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都是资本增殖的手段，都要遵循资本无限增殖这个“普遍规律”；二是作为一种生产，文化生产必须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社会生产的本质以及生产发展的主要方面、主要过程、基本方向。具体到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上，正如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一样，文化生产也必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实际上，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在市场经济中体现为一体两面的关系：资本增殖既是现代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也是基本经济规律的深刻体现，离开了资本增殖这个“普遍规律”，基本经济规律也就无所附着。文化生产必须以资本逻辑为前提；文化生产是资本逻辑的必然展开，是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化生产在整个生产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那么，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文化生产逐渐成为生产的一种主要形式，成为资本增殖的主要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也要遵守这个“生产的普遍规律”，没有经济动机或经济目的的文化生产只能是偶尔的行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常性的、普遍性的生产过程，即文化生产不能没有资本逻辑的强力驱动。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资本逻辑呈现出两重性。资本逻辑的两重性，意味着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的驱动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或“非常革命的”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随着资本生产的全球性扩张，人也从地域性的存在发展为世界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说，资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时代。毫无疑问，资本逻辑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并没有过时，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系统。文化生产作为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也需要资本逻辑的驱动。在现代社会，任何产业都是资本与生产的结盟，是资本参与到整个生产过程之中，并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实际统治者。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产业是资本与文化的结盟，是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扩张，资本主宰着整个文化生产。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产业也是资本与文化结盟的形式，是利用资本力量推动文化发展的手段或形式。事实上，文化产业主体的壮大都有赖于资本的充分滋养。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正是因为有资本的大量涌入，我国文化产业才有了爆发式增长。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万达斥资17亿美元买下拥有约5000个银幕的美国第一大院线连锁AMC公司。2015年万达院线以超过4亿英镑并购拥有450块银幕的澳大利亚第二大电影院线Hoyts。2016年7月万达集团旗下美国AMC院线宣布以9.21亿英镑收购总部位于伦敦的欧洲最大院线Odeon&UCI。据报道，交易完成后，万达将在全球四大洲拥有超过1.3万块银幕。③管中窥豹，由此可以感受到资本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热度”。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逻辑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的灾难”。现代世界出现的各种灾难，资本逻辑是主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原因，这是由资本逻辑无限地追求自身增殖的本性所决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各种危机的频繁爆发，而各种危机的实质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劳动异化以及人的物化是其总的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有人才是目的，资本逻辑只不过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而已，但资本逻辑是不可改变的，经济目标或利益目标仍然是生产的直接动力，因而文化生产作为生产的一个新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逻辑的规定。如果说资本逻辑对物质生产的支配和统治已经造成了诸如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那么，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的支配和统治将从根本上动摇人的存在根基。当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这种根本性的支配和统治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生产的干扰和侵袭是存在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的文化生产行为并非个别，它们不是为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而生产，而是为利润而生产。一旦文化产业被资本逻辑所绑架，也就意味着文化的沉沦，而文化一旦成为资本的附庸，以文化人也就成为以资本化人，使人从根本上失去对资本的批判和控制能力，成为金钱的奴隶，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和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将成为现代人们的必然命运。显然，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产业不仅具有一般产业的共同性，要遵循“生产的普遍规律”，还具有特殊性，要遵循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文化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即精神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人们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取向等。文化产业的主要功能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即凝聚和传播审美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以人的精神健康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旨归。当然，文化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生产，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任何经济发展都与一定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相联系，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一定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的体现。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理解“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④，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既要利用资本逻辑，又要驾驭资本逻辑，探索出一条利用资本逻辑发展文化产业的新路。
二、文化产业需要走出资本逻辑导致的困境
经济新常态是与经济发展中的矛盾、问题相联系的，是经济发展中矛盾、问题的凸显以及应对这些矛盾、问题的方法选择，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中矛盾、问题的战略判断以及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战略考量。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是经济新常态出现的直接原因。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粗放式发展、结构不合理和创新动力不足等，从而导致效益下滑。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与此相适应，由于资本的竞相涌入，文化产业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之后，一个重要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增长过快，而且是低起点、低层次的增长，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积累，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以电影行业为例，2015年我国共拍摄各类影片686部，总票房达到440.69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6.58%。2016年全国总票房虽然已于8月初突破300亿元大关，但同比增速明显放缓。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市场的一种反应，观众趋于理性。对于电影行业来说，这是一个调整期，将会淘汰一些没有诚意做电影的人。⑤这种状况不会很快结束，将保持一个较长的时间。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资本逻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是由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必然行动，但扩大再生产又以扩大消费为前提，消费制约着生产。当然，扩大消费又以扩大生产为前提。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指出，消费是生产，生产是消费，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问题：是用生产刺激消费需求，还是用消费需求牵引生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资本逻辑中，用生产刺激消费需求是最主要的方式。用生产刺激消费需求的直接后果是消费的巨大增长，从而带来超高的GDP增长，GDP成为唯一重要的也是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这种逻辑正是我国文化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合理化根基。文化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以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为前提和表征，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具有不可持续性，因而当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结束时，文化产业必然从高潮走向低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逻辑既是高潮形成的重要推手，也是低潮降临的助产师。文化产业要走出这个由资本逻辑导致的发展困境，仍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唯物史观是我们操控资本逻辑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主体，以消费需求牵引生产发展，这是文化产业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在唯物史观看来，消费是人的需要的体现，人的消费需求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据和动力，生产力则是满足人的消费需求的手段、过程或方式，人的消费需求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消费需求，就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都与人们的消费需求有关，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前10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提升。这种需求尽管是最基本的、低层次的，但也是巨大的。犹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解决物质生活上的温饱一样，这个时候人们的基本要求是解决精神文化生活的温饱问题，对于层次、质量等的要求并不高。因此，人们的文化消费具有模仿型、从众性、同质化和排浪式的显著特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因势而起。与人们的消费方式相适应，文化产业也具有低起点、模仿型、同质化和爆发式等特点。显然，这样的消费方式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喧嚣过后必然是一片沉寂。我们不期待再次量的“爆发”，而是渴望质的不断提升。事实上，人们的文化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即从模仿型、从众性、同质化和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有学者把中国消费结构变化概括为四次升级：第一次是基本生活用品消费，第二次是彩电、冰箱等的消费，第三次是汽车、住房等的消费，第四次是旅游、教育、娱乐等文化类消费品的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消费看作是第五次升级；而且，这次升级的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可以成为中国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引导，而且将从根本上推动着文化产业乃至整个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归根到底，模仿型、从众性、同质化和排浪式消费是一种外生性消费，侧重于量，而多样化、个性化消费则是一种内生性消费，侧重的是质。显然，健康的、可持续的文化产业发展是由内生性消费决定的，因为内生性消费体现了人们的高质量、高品质需要。这样，市场竞争必然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个性化为主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差异经济或个性经济。正是差异和个性构成了竞争的前提与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个性化特征日趋明显。马克思在阐述人的发展三个阶段时，把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概括为“自由个性”，强调的就是人的个性化、差异化发展。尽管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个性化特征日趋明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的个性化发展既意味着一种全面性发展，也意味着一种差异性发展，是全面性发展和差异化发展的统一。在资本逻辑中，“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⑥，扼杀人的个性。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重视人的个性化发展。这就给文化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化产品彰显出高质量和个性化的品质。一方面，文化产品的首要价值或根本价值在于质，只有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才能起到涵养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所谓高质量，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精深内容与精美形式的统一。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要多元化，用不同的形式反映不同的内容，丰富而全面，能够满足人们的不同口味，使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它要求文化产业以人的消费需求为导向，实现从粗放式向集约式、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这样，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就被坚决地提了出来。实际上，优化结构、转型升级的本质和核心是动力系统的更新升级。有什么样的动力系统，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动力系统的更新升级既体现出新主体和优结构的本质要求，又从根本上形塑新主体和推动优结构。因此，与经济新常态相一致，文化产业也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经济效益，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是资本的本质要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强调社会效益的重要性，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但没有利润资本生产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下，资本是主体，产业结构是围绕着资本逐利的目的来构建的。而创新驱动则是在淡化资本目的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体是人们的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为建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三、以资本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最早提出创新驱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指出，在创新驱动阶段，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只有当创新真正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动力时，文化产业才有可能真正成长“支柱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既然文化产业发展困境主要是由资本逻辑造成的，那解决问题也只能从资本逻辑着手，解铃还须系铃人。尽管实现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很多，但在驾驭资本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资本的创新逻辑是一条不可或缺的路径。资本创新这个词很容易产生歧义，使用它时应当谨慎，因为资本本性及其逻辑是不可改变的，不存在创新的问题，但在这里资本创新与生产关系无关，而是指资本增殖手段的不断创新。这是我们占有和利用资本的前提，也是我们驾驭资本的根本方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正是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熊彼特认为，资本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及其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并把这种新组合应用到生产体系中，实现资本生产的“革命性变革”。尽管这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但确实是一种创新。文化产业的资本创新，实质上是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及其与生产条件的重要组合，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按照熊彼特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具有关键性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产业的资本手段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生产技术的革新。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⑦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导致一次深刻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是以生产技术的革新为显著标志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首先在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当今时代，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信息技术给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与空间，只有搭上网络技术这趟快车，文化产业才有可能摆脱传统生产技术的掣肘，实现质的跃升和效率的提高。第二，生产方法的变革。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方法也是一种技术，是技术的一部分，但这里所讲的方法是指人们使用技术或以技术为中心组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方法，即把技术应用到生产之中并以此为根据重组生产要素的方式、方法和步骤。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生产方法的变革。立足互联网大平台，要求文化产业围绕着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重组生产要素，实现文化生产的多元发展和融合发展，在提高产品质和量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必要前提。文化产品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它具有一般商品的特性，即在市场交换中既实现自身，又实现资本增殖。文化产品的生产离不开市场导向。在这个过程中，商品价格是个核心因素。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指出，离开了市场价格，将无法理解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资源分配的效用最大化。市场资源配置是动态的，而价格正是资源配置变化的推手或风向标。但市场导向不是唯一的因素，只有市场资源配置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才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关键。也就是说，市场导向并非是唯利是从，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的消费需求为引导。第四，产业空间的拓展。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和文化产业“走出去”。这个趋势是前三个方面的直接后果。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技术既打破了产业之间的壁垒，也使国家之间的“柏林墙”形同虚设，文化产业既与其他产业联姻、融合发展，又不断走出国门，在实现资本全球流动的同时，承担起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任。这四个方面的创新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以资本创新特别是新技术为支撑，创意成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美日韩等国的文化产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关键在于创意。在此基础上，国外有人认为，文化产业向创意产业再向创意经济发展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认识创意经济，就要了解它由什么构成以及它如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发挥作用。而对于理解这一概念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这两种不断演进的概念。许多相关辩论由此展开。”⑧这种理解抓住了创意经济的实质和核心。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是创意经济的基础，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所谓创意，通俗一点说就是有一个好点子，并能把这个好点子变成设计，再把设计通过生产变成文化产品；往深说，它实际上代表着文化的原创力，因而构成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定意义上，创意具有精神自由的特征，但这种自由是相对的，它需要资本的滋养和推动。没有资本的充分滋养，创意很难成为一种生产力。事实上，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缺少创意。毋庸讳言，前些年我国文化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有泡沫的，而且泡沫还不少，其重要表现是“拿来主义”盛行。这不是说我国文化生产没有原创性的东西，而是说借鉴与模仿是主要趋势。以近年火爆荧屏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制作为例，全国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多是重金从国外买入版权，而非本土原创，尽管很多节目克服了外来节目“水土不服”的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再创造，但还是从根本上体现出缺少原创力或原创力不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手段创新，使资本手段成为创新创意的重要支撑，推动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文化的原创力紧密相关的是文化创作。原创力是在文化创作过程中实现的，是人们在文化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创作，才能实现创新创意和塑造原创力。文化产业是靠文化产品说话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是生产的前提，即创作是生产的前提。因此，回归本位创作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所谓本位创作，就是以创作为本，以作品为本，通过创作来推动文化创新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浮躁而导致的“拿来主义”盛行和文化生产过程中胡编乱造现象严重。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⑨。浮躁的直接结果是作品质量低下甚至没有质量。没有质量的文化产品可能会喧嚣于一时，但不会真正长久赢得消费者的心。之所以“浮躁”，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资本逻辑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因素。市场经济把所有的生产包括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等的文化创作都纳入资本逻辑之中。马克思曾批判过这种现象，他指出，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精神生产从属于物质生产，是物质生产的一部分，精神生产者大多成为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中国这种现象也仍然存在，大量的演员、画家、作家等与企业或公司签约，成为企业或公司这部赚钱机器的一个零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化产品也要进入市场获利。文化创作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一件优秀的文化产品往往需要经过反复打磨，这些都是对人心的考验。有人经不住这种考验，总是想把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投入市场获利，赚取钱财。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从而使浮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样，有效防止和克服浮躁心理就成为回归本位创作的前提条件。既然浮躁与资本逻辑以及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有关，那么，防止和克服浮躁也只能从这个问题入手。一方面，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护坚持本位创作者的利益，这既是坚持本位创作的动力，也是建设本位创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尽管本位创作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需要精神上的坚守，但在市场经济中，他们的创作活动不能只与精神有关，必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本位创作的实实在在的回报。这种回报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责任。另一方面，本位创作的实质是创作自由。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作本位。在这里，创作自由有两层意义：一是社会的包容和制度的保障。创新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旧的东西，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也面临着失败的风险，所以需要建立一种包容机制，并以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鼓励人们勇于创新，形成以创新为荣的良好社会风尚。二是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尽管本位创作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这个基础，纯粹的本位创作已经鲜见，但还是要防止本位创作被金钱所绑架。当一个人的头脑里装满了金钱或欲望时，意识物化，何来创作自由。所以，本位创作还得有一种精神上的坚守。这就要求本位创作要有一颗“人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本位创作的根本方向。
作者：张三元 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6.
③转引自卢凌之.中国风系列之三：琅琊榜刮起“琅琊风”中国娱乐产业从娱己到娱人[N].联合早报，2016-10-01.
④[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
⑤新华社电：冯小刚谈票房增速放缓[N].新华网，2016-09-22.
⑥[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4.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72.
⑧[联合国]埃德娜•多斯桑托斯主编，张晓明、周建钢译.2008创意经济报告[M].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08：3.
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