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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爱奇艺自制网络嘻哈音乐节目《中国有嘻哈》进入大众视野，开启了中国网络说唱综艺序幕，成为近几年难得一见的现象级网综。伴随着节目的爆红，随之而来的是嘻哈文化的涌入，嘻哈综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文章以《中国有嘻哈》等节目为例，以综艺背后的传播方式为研究视角，分析近几年新媒体时代下说唱综艺节目的传播技巧，以期为更多综艺节目的文化传播带来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播方式；新媒体；嘻哈文化；文化传播
2017年夏天《中国有嘻哈》横空出世，至此开启中文嘻哈现象化时代［1］。综艺上线4小时点播量就突破1亿次，总播放量超过24亿次，微博话题霸占网络综艺榜第一名，成为当年炙手可热获利丰厚的新媒体节目。此后其他视频平台争相进入市场，衍生出的嘻哈节目《中国新说唱》《说唱听我的》《说唱新世代》等，均大获成功。通过对各档说唱综艺的详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节目从宣传到制作、从舞台到画面、从导师到选手都有着明显的传播手法设计。因此，本文将说唱网综放置在传播学视域下，研究这类节目背后的传播内涵，为类似边缘文化传播以及综艺节目制作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化基础：“地下”的嘻哈文化为节目的爆红提供地基
“嘻哈”是“Hip-Hop”的中文翻译，是一种诞生于美国贫民窟的流行音乐形式，最早的文化载体是黑人的街头音乐和舞蹈，后逐步演变为一种人文社交方式和文化流行现象，受到广大青年人的认可和追捧。嘻哈节目的爆红并不是偶然，这一文化在中国已经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1982年林子祥的音乐特辑《精歌妙韵林子祥》中OldSchoolFreestyle的粤语说唱片段，开启了中文说唱80年代的序章。到90年代黄立成、黄立行与林智文组成的团体L.A.BOYZ发行单曲《闪》把真正的美式嘻哈音乐带到了台湾。再到千禧年后，热狗（姚中仁）连续发行《MCHotDog》《犬》《哈狗帮》和《九局下半》4张EP将嘻哈文化提升到了更大的平台。因此，《中国有嘻哈》等节目以嘻哈这一文化为主题并不是无的放矢，中文嘻哈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文化底蕴，随着全球文化艺术的交融，嘻哈这一反映地下草根声音的边缘文化在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下暴露出了它的冰山一角，而数十年的文化积累为之后的传播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
二、新媒介领袖：偶像明星的引入为节目的爆款提供流量
以《中国有嘻哈》为例，节目组充分发挥了吴亦凡新媒介领袖的作用，新媒介领袖是相对于旧媒介领袖而言的，他们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下，以背后数以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粉丝群体为后盾，在引领时尚风潮、引导受众消费、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节目组借助吴亦凡从2012年作为EXO（韩国著名男子流行演唱组合）队长至今吸引的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从开始就固定了一部分核心受众。更为重要的是，吴亦凡本人的粉丝受众是青春积极的年轻群体，该群体接受能力强，对新鲜事物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这与嘻哈节目的目标受众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使得嘻哈节目瞬间成为那年夏天的爆款。在这之后3年里，后续的嘻哈节目延续了以偶像明星的引入为节目造势的方式，《中国新说唱》的明星嘉宾仍然是吴亦凡，后续增添了歌手邓紫棋等人；《说唱听我的》引入了流量偶像小鬼（王琳凯），爱奇艺偶像男团养成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出身的他成功为节目吸引了不少粉丝受众；《说唱新世代》则引入了吴亦凡的队友、多款爆红节目风向标黄子韬以及在欧美大热的印度尼西亚说唱歌手RichBrian。多档节目的相同模式，再度验证了流量明星这一新媒介领袖的注入在新媒体网络综艺传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冲突文化：选手的“冲突”与“矛盾”为节目的内容提供看点
在网络新媒体节目层出不穷的大环境下，综艺市场各类型节目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受众对于综艺节目的摄入已经进入了审美疲劳期。因此，这一时期谁能更好地把握受众的媒介索取心理谁就能吸引更多的受众。于是，《中国有嘻哈》在吸引受众方面，除了“明星引流”，还通过制造选手间的“冲突”赚取眼球。传于西方的嘻哈文化中本就有着“diss文化”（冲突文化）的特点，这使得国内节目中选手间的“矛盾”获得了一个“正当”理由，节目中的“冲突”和观众喜爱的爆点也就应运而生。以《中国有嘻哈》为例，节目中选手与选手、导师与选手、厂牌与厂牌之间的冲突矛盾接二连三，从最开始的导师张震岳和选手TY唐溢之间的争执，到选手GAI周延发起的地下说唱歌手和练习生的争战，再到选手PGone王昊炮轰六强选手以及节目外以PGone为代表的红花会厂牌在微博平台上与周延的冲突，为整个节目赚足了眼球。在《中国有嘻哈》各种矛盾冲突点的狂轰滥炸下，受众时刻处于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往往是旧的矛盾还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即刻出现。
四、语言符号：歌词深度为节目的内涵提供保障
评价一首嘻哈音乐水准的高低，歌词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韵脚设计成了嘻哈节目最为显著的语言符号［2］。其快速密集的语言节奏，配合中国各地的方言俚语，再辅之中西方结合的beat（节拍）编排，成就了嘻哈音乐的特点，也成为了嘻哈节目区别于其他音乐节目最明显的标识。节目中的歌词有很多引人深思的内容。如JonyJ肖佳在《信仰》里对于生而为人的思考：“当你在恼火没有买到复刻的新鞋，但有人出生就被没收视力还有听觉；当你在西式餐厅挑剔螃蟹的个子，世界的另个角落里有孩子正被饿死。”如GAI周延在《空城计》里“山间有闲云野鹤，卧龙古琴小酌，凭阴阳保乾坤，没有想过要陷害哪个。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百年阳寿殆尽终究难逃黄土里躺”，以中国风的形式阐发了对于金钱的思考。这些直观的视觉和听觉语言符号，伴随着紧张的节目进程，完成了嘻哈文化的大量输出。同时，作为嘻哈音乐的两种风格——宣泄情绪的歌词和引人思考的歌词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分别迎合了不同年龄阶段和喜好的受众，从而在单一节目中完成受众分众化。
五、非语言符号：舞台服装为节目的画面提供亮点
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传播情境，而在传播情境的构建过程中，非语言符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说唱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几乎将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做到了行业最前端［3］。性格极具特点的选手们在着装上受美国“街头风”潮流的影响很大，为了满足街头运动的便捷［4］，着装主要是宽松肥大的卫衣搭配宽大拖沓的垮裤，再以项链、球鞋、棒球帽等作为装饰，选手的着装相较其他竞赛型音乐节目更加夸张，颜色更加艳丽，呈现在电视画面上就更加丰富，让习惯了传统网综的受众耳目一新，节目播出后还掀起了国内的“街头风”“工装风”“机车风”等流行热潮。再配合选手们以脏辫为代表的时尚发型、身上各具特色的文身符号以及各说唱厂牌的招牌手势、打招呼时的体态姿势，短时间内在视觉画面上塑造出犀利的说唱歌手形象，形成了歌曲之外的传播情境，让新老受众在画面中感受到浓烈的嘻哈氛围。精心设计的舞台包装，夸张的道具使用，将嘻哈文化包装下的传播情境推向高潮。《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中的金链子、选择门，《说唱新世代》中的哔特币，这些象征符号的使用不仅推动了节目赛制的发展，而且作为导师认可选手实力的证明，也为受众选择追捧对象指明了方向。无论是节目画面的呈现还是现场的音乐氛围，都使得屏幕内外的受众深陷节目制作组营造的传播情境之中。
六、结语
在互联网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音乐类节目络绎不绝，但同时带来的是受众对于该类节目的审美疲劳，因此，每一档在综艺洪水中脱颖而出的节目都将带来其他节目值得深究的内涵。近几年说唱节目的火爆得益于节目组宣发到播出过程中传播技巧的使用，以及融媒体环境下跨平台媒体的使用所带来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嘻哈这一边缘文化逐渐走向受众视野、隐隐靠拢主流文化，为今后其他类型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本。不过说唱类节目已经出现了疲软态势，整体热度开始下滑，这与受众视野转变有所关联，如何在现存环境下，更好地更新节目形式、填充节目内容、吸引节目受众，是摆在说唱类节目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军谊，张婷婷.新媒体时代综艺节目的营销策略研究——以《中国有嘻哈》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9，5（06）：64-65.
［2］黄若松.符号学视域下《中国有嘻哈》的嘻哈文化传播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9（06）：160-161.
［3］李彬.传播符号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5-52.
［4］张璐.嘻哈文化在中国潮流服饰中的应用研究［D］.东华大学，2020.
作者:张奥 姜滨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