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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的生活实践、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活动中的创新求索为内容滋养，深度嵌入社会变迁的轨迹，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涵养和磨砺下成长，同时又为社会生活注入生机活力，助推社会进步。本文通过数据和典型事例，勾勒出期刊作为特殊的社会工具，记录社会变化、引领社会潮流、传承社会先进文化的轮廓。
关键词:改革开放;期刊;社会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期刊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的期刊发展逐步繁荣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期刊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深入，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出现了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社会思潮、利益诉求空前活跃，在确保党的领导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期刊的种类不断丰富，内容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它们以中华民族五千年宝贵而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生活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求索为内容滋养，客观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引领社会潮流、引导舆论导向，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思想观念和传承社会先进文化，期刊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显现。
一、期刊出版数据中折射出的社会变迁分析
1978～2018年中国期刊出版总量，包括品种数(种)、总印数(亿册)、总印张(亿印张)三个指标，可以大致归纳出1978年以来我国期刊发展的几个阶段，窥见这一时期中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
(一)1978～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超常规增长1978年到1985年，期刊总印数从7．62亿册迅速增长到25．60亿册，总印张数从22．74亿印张增长到77．29亿印张，均增长了2．3倍。1978年到1989年，期刊品种数从930种猛增到6078种，十年间平均每年递增约22%［1，2］。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会对文化需求的超常规增长。1986年开始，总印数和总印张数都略有下降，随后几年数量起伏，期刊发展进入近20年的徘徊期。
(二)1986～2005年:近20年的徘徊期20世纪80年代期刊品种快速增长，强力拉动了总印数和总印张数的增长。但是，1986年到2000年，期刊总印数在总体向上的趋势中出现了起伏，在1990年时，总印数一度下降到17．90亿册，总印张数则下降到48．12亿印张［1－3］。品种数也在1999年时才突破8000种，从1978年到1985年的八年期间，期刊品种数增长了4倍，而从1986年到1999年的14年间，则只增长了不到2倍。从这段时期的数据分析可知，当期刊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总印数和总印张数出现徘徊。
(三)2006～2012年，稳步增长至峰值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数量起伏、发展徘徊后，2005年之后的七年间，期刊出版总量各项指标均稳定增长，总印数从2005年的27．59亿册、2006年的28．52亿册、2007年的30．41亿册，一直稳步增长至2012年的33．48亿册，而总印张数则从2006年的136．94亿印张，增长至2012年的196．01亿印张［2，3］。总印数和总印张数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纸质期刊的峰值。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几年间，印张数的增长远高于品种数和印数的增长。而印张数和印数的比例体现出期刊的厚薄。单册期刊逐渐变厚表现出期刊内容的扩容，反映了期刊从为社会提供内容服务到为社会提供以内容为主体的广泛的信息、广告服务的变化，折射出经济繁荣背景下的人们对信息种类、服务性质的需求愈加多元化。
(四)2013年至今:“大数据”时代纸质期刊逐渐式微2013年至今，虽然期刊品种数仍在缓慢增长，但2012年的33．48亿册则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纸质期刊总印数的峰值，从2013年开始出现持续下降。2012年的总印数峰值估计也是期刊发展在纸质载体时代的峰值，纸质期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持续存在，但它的式微也不可避免，网络化和数字化将引领我国期刊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二、期刊扮演“思想引领者”和“时代呼喊者”的角色，推动社会进步
期刊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信息传播的工具，反映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也促进整个社会在思想的激荡和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发展，为人民群众拨云驱雾，为社会生活注入生机活力。《中国青年》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3年创刊于上海，经历2次停刊后，再度复刊于194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已有部分在“”期间停止出版的期刊逐渐复刊，为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思想舆论氛围。其中，1978年第三度复刊的《中国青年》引起的社会反响最深刻。作为发起于革命初期，见证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中国青年》，最终确定了复刊号的基本方针:旗帜鲜明地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负责任地反映青年人的需求。复刊号的头条是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呼吁“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要思想解放一点，胆量更壮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办法更多一点”。复刊号保持和发扬了前辈革命家办报刊的那种敢讲真话、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成为了突破禁区的“第一只燕子”［4，5］。当时社会上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愈演愈烈，打破思想的禁锢已成为人们日渐明确的要求，面对社会的舆论，《中国青年》挺身而出，在引导舆论方向，引领思想解放，助推社会进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还有许多期刊创立或复刊，它们与《中国青年》一样，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为思想的引领者和时代的呼喊者。例如，创刊于1978年的《十月》，被誉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刀马旦”，横戈跃马、思想尖锐，以刊发中篇小说为主，顺应了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思想解放的社会诉求，最大限度地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提出和解答新的问题，在知识界有很强的凝聚力，起到了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进程。1980年复刊于《时事手册》的《半月谈》，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时政期刊，其关注改革、思想解放、大胆敏锐地触及群众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通俗解释、宣传社会变迁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树立了权威性。
三、期刊映射出人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传播新兴社会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改变在于人们的心态和精神———他们的态度和眼界，开阔的思维，对自我和国家的信心，接触世界的热情，当然，还有实现生活中的个人自由”［6］。期刊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的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人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也映照着新兴社会文化发展的道路。伴随着人们的阅读需求愈加旺盛，期刊的种类不断增长，同类型期刊数量逐渐增加，但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工作愈加忙碌，阅读期刊的时间却在减少。文摘选刊类期刊的出现和繁荣，就折射出这种生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转变。1979年《新华月报》创办了文摘版，1981年《新华文摘》《读者文摘》《青年文摘》相继创刊。根据1983年至1986年的期刊印数统计，《读者文摘》《东西南北》《青年文37摘》《农民文摘》《海外文摘》都有单年达到40万册以上的记录，其中《读者文摘》连续四年蝉联文摘期刊印数第一，分别为119．4万册、173．7万册、149．7万册、146．0万册［1］。《读者文摘》创刊于1981年，1993年正式更名为《读者》。1994年《读者》成为全国第一大刊，发行量达347余万册，1995年发行量突破400万册。《读者》成为影响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其并不是一本简单地进行信息搬运的期刊，而是对庞杂的信息进行创造性地调度，进而产生了新的思想、情感、内涵。《读者》在从文章到文化，从文化到文明的渐进发展过程中，传播着“真善美”的价值观，营造了“人文关怀”的氛围，也映射出同时代的每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升华和思想上的自我完善［7］。《八小时以外》创刊于1980年。八小时工作制是职业工时的象征，以此为刊名的《八小时以外》，在那个刚从重生产轻生活、重教育轻引导、重工作轻休闲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的环境下，引导人们珍惜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学好本领，增长见闻，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充实知识，丰富生活。其引导读者丰富业余生活，回归世俗社会，推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世俗生活的变迁，对城市休闲生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8］。1993年《时尚》诞生了。其为中国本土自办的第一本豪华旅游消费类期刊，也是第一本高档期刊，为当时迅速崛起和壮大的白领阶层提供了全新的内容体验，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消费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愈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时尚就是生活品质提高的表征，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对人的素质的全方位观照。时尚不是随波逐流的时髦，不是盲目的消费，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社会现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时尚》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形成文明的消费习惯，成为新时代下的消费行为指南，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着重于现代消费文化的传播［9，10］。始于“首都公厕革命”的《文明》创刊于2001年，是与具体社会实践相呼应的媒介实践的独特案例。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后，国际上响起了一些负面的声音:“只有文明的国际化都市才承担得起奥运重托，而北京，连公厕问题都解决不好”。自1997年起，北京城区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三千余座公厕的改造任务，为2001年成功申办第29届奥运会奠定了基础条件。在向世界允诺了“人文奥运”的前景后，全社会也在思考:什么是文明?如何打造文明和谐的现代都市?于是，《文明》应运而生。其反映中国历史、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以国际化的视角解读和传递中国人文宝藏，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下，对人类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思考。
作者:袁绚 单位:《厦门特区党校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