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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育在近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它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英语教育相关的研究及讨论，凭借近代教育期刊使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和学术水平得以体现与推进。这些研究与近代中国的英语教学及其改革活动不断产生互动从而促进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因其刊发历史及社会影响力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期刊，记录并见证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发展历史轨迹与进程。本文将基于两份刊物探讨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研究的特点以及近代教育期刊在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一、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研究的内容及特点
经笔者统计，刊发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中与英语教育相关文章的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学改革、实证研究、教学法及教科书等方面。通过梳理和分析，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研究的特点概述如下。
1.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学这一办学层次，聚焦于直接法的推广与实证研究
英语学科自清末新制以来就被列为中学教育的必修课程。小学最早在高小阶段才能开设外语课，而中学毕业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极低。因此，中学成为开展英语教育的主要阵地。从刊发文章的数量来看，中学英语教学是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主要研究对象。教学法因其指导并引领外语教学发展的核心作用也自然成为近代英语教育研究的焦点。直接法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外语教学法引入国内后，受到广泛关注。以周越然为代表的学者，通过阐述直接法的理念、分析传统教学法的缺陷以及探索它在英语课堂的具体运用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英语教学法的改革。20世纪20年代，受国外科学教育思潮的影响和留美学生的推动，我国引进西方教育实验理论，通过开展教学调查和实验来研究我国英语教育现状和探索英语教学规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士是艾伟与张士一。1932年，两人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委托，合作进行中学英语教学研究。艾伟参考美国中小学的阅读测试设计了不同级别的阅读测试量表，对我国初高中及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进行调查。《五年来英语测验之经过》 （《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2期）以科学的数据反映出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效果、各类学校以及不同地区英语教学差异等情况。张士一的《中学英语师资训练问题》 （《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期）对当时全国公立、私立中学英语教员的学历背景、接受专业训练的等次、师资训练学程等内容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科学、翔实的分析。除了教学调查，近代中国英语教育还通过教学实验的方式寻求有效的教学方法。美国的道尔顿制传到中国后，[1]很快便在英语学科进行了可行性实验，如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中国公学。前者的实验报告《道尔顿制下的英文教学法》（《教育杂志》1923年第15卷第12期）指出该制对英语初学者不适用；后者的实验报告《道尔顿制与英语教学》（《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15卷第5期）得出道尔顿制非常适宜外语学科教学的结论，但实施该制对教师的要求颇高。以上实验均从不同的视角为近代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2.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在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法的过程中兼容并蓄、融合创新
从清末同文馆的语法翻译法到民国直接法的盛行，不难发现外语教学主要依赖引进的外语教学法，并呈现出“一段时期内一种教学法唱主角，而另一段时期又被其他新兴的教学法替代的局面”。[2]但毕竟这些外语教学法产生的土壤不在中国，它们在本土的适用性受其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及学科发展的制约，“水土不服”的情况时有出现。一部分教育界人士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移植这些教学法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研究，企图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学法。张士一虽然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重要期刊发表文章宣传和推广直接法，但他的教学思想并没有拘泥于这种单一的教学法。根据他的论述，好的教学方法要能吸收各家所长。通常那些某个时期独树一帜、称雄一时的教学法，只注重一个或几个原则，不免会顾此失彼。要破除这种狭窄的范围，需要从外国语教学法中去寻找可用之点，采众法之长，集众法之大成。这种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富有弹性”的要求体现了在把握直接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需要充分考虑本土教学环境。将外来教学理念与本土教学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思维，为他后来结成本土化研究成果“情境教学理论”做了充分的积淀和准备，[3]也表明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在利用外来教学理论和方法上具有“移植、改造、融合、创新”的鲜明特征。
3.近代中国对英语教育目标与学科定位及价值的认识在探索中不断深化
无论是清末的培养外交、翻译人才，还是民国的掌握外语技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近代中国英语的教育目标主要与语言的工具价值捆绑在一起。192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英语暂行课程标准》中，初中阶段“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国事物之兴趣”以及高中阶段“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国文化之兴趣”的表述，首次体现了英语学科教育目标的人文属性。虽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及条件的限制，这种人文性在英语教育的实施中并未得到实质性凸显，但作为英语教育的导向及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标准，教育目标内容的变化体现了对英语学科教育价值认识日益多元化。自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外国语科目正式纳入中等教育课程体系以后，学制虽几经更迭，但外国语（英语）教学时数始终所占比重较大。上海、江浙等地的一些学校英语学科的实际教学时间比法令的规定更长。然而，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却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很多中学毕业生既不能阅读英文报纸、书籍，也不能与外国人交谈、发表自己意见。[5]针对这种情况，教育界人士一方面积极探索这种“费时、低效”在教学层面的原因，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英语这门学科的定位和价值。基于中学升学比例低、毕业后使用英语情境及地域的限制，不少学者认为太重视英语教育并不合时宜。另外，近代英语教育在处理英语与国文的关系上，存在强调目的语及其文化输入而忽略母语及其文化传播的倾向。沈步洲认为“国家置本有之文字于外人文字之下者，未之前闻”，“长是以往，英文将垄断前席国学之声威于以堕落，国人自爱之心随之俱减转肺肝而外向。曾不以忘本反常为识。人未亡我，我先自亡矣”。[6]这种论述无疑对抵制过分迷信西洋、鄙视本国的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实施英语教育的同时，加强母语及母语文化教育对培养和提高学习者民族自豪感，与当代所倡导的民族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谋而合。
二、《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
英语教育研究内容之比较据统计，《教育杂志》上刊发的英语教育研究文章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相关法令的转载，而《中华教育界》上刊发的法令内容较少，以课程标准和学校规程居多。两份期刊在英语教育研究领域的差异还集中地体现在其专号文章中。
1.关注的主题
192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通过了新的“学制系统草案”，为了响应大会广泛征求意见的要求，《教育杂志》在第二年专门出版了“学制课程研究号”讨论学制与课程问题。在英语学科程度与设置方面，多数学者提出英语作为研究专门学问之途，应提高其学科程度，但针对新制小学缩短一年，中学增加两年的变化，学者普遍认为应该改变之前高小就开始教授英语的情况，从中学第一年起授更为合理。在编制中学英语课程原则方面，不能夸大英语学科在“锻炼人的意志，练习外国语的用法，便培植人的想象力”等方面迁移学力的价值，[7]避免造成脱离实际需求，花费大量时间在英语这门学科上。根据新学制草案，不少研究人士提出了具体的中小学各级英语学科纲要，包括学年设置、教授内容、时间分配等。这些建议对新学制的推行与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步提高，教育界人士开始从国家的高度来审视教育问题。《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15卷连续两期刊发“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其中李儒勉的两篇文章《国家主义的教育与小学取消英语的运动》和《国家主义的教育与今后中等学校的英语教学问题》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问题。因为国家主义教育强调小学教育“重在实施国民教育、制造国民意识，养成爱国有用的国民……英语是外国语之一，与国民教育并不发生必然的关系”，[8]因此要取消小学阶段的英语学科教育。在中等教育阶段，英语在爱国教育、师范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作为职业需求，对学生毕业后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中学可以保留英语但需根据不同阶段和地区做好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定位。[9]这些观点对后来我国在中小学阶段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2.关于英语教科书的研究及竞争
《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创办。作为近代中国教科书的主要出版发行和印制单位，它们的办刊目的之一便是为其各自出版的教科书服务。因此，在两份期刊上可以看到不少关于英语教科书的研究及其对各自出版英语教科书的宣传。民国之前，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几乎一统天下。所以，中华书局成立后更多的时候是以挑战者的心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华书局在1913年第5期《中华教育界》上集中刊发了一部分报刊对其出版发行的《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的评价：“教材之选择、课程之支配，均及研究适合”，“独能采取西国之长，畅以我国情势俾合于中学程度取材适当，文法完美”，[10]……这些充满溢美之词的评价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除了依托有影响力的报刊对自己出版的教科书宣传造势，《中华教育界》还选择刊登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批判性的文章。李儒勉的《评英语模范读本并致周越然先生》（《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14卷第7期）对当时广泛使用的《英语模范读本》进行评述，文中指出：“虽然用归纳法教文法，仍然是一个大失败，于学生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11]该书过于重视文法定义规律，缺少学文法必要的练习；材料选择缺乏故事性，不能提高学习者的兴趣；语言带有中国味道，不够自然以及材料难度不合适等都成为被批评的内容。中华书局的这些行为体现了这两个民营出版机构之间抢占教科书市场的激烈竞争，但却有利于两家出版社在教科书编写体例、内容、素材等方面不断改进，提升教科书质量，“成为往后教科书编写的基础，又可为教育决策部门制定新的课程标准提供决策上的依据”。
三、近代教育期刊对英语学科教育发展的作用
民国时期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活跃时期，以《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为代表的众多教育期刊为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研究搭建了广阔的交流平台，在推动其学科教育发展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入西方外语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为例，该理论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传播得最为广泛的教育理论之一，近代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实用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思想的原著译介、评论及报告。在这些教育期刊的引导下，英语学科教育研究开始探讨学校英语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张士一在《中学英语教学的方法问题》（《国立中央大学教育丛刊》1933年第1卷第1期）中指出：教学内容的安排要主客分明，注重英语的实用性，要为使用语言的目的服务，另外，要切于生活，不仅指生活里面可以直接用上，也包括授以学生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综合技能，获得以后继续学习的能力。这些主张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教育原则。除了直接译介和评述这些教育理论或教学法，《教育杂志》曾在“新刊介绍”栏目了一份由赵廷为整理的“最有价值的英语教育参考”清单，涉及教学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测验与测量、教育史、教学法、课程、教育统计等多个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较为全面地向国内教育界推介西方国家外语教育研究的新动向。
2.推动近代中国学制和英语学科教育改革
近代教育期刊积极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发起关于学制问题的讨论，更是通过开辟专号等形式集思广益。针对中学英语教学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英语在国民教育系统地位设置的问题。根据这些信息，政府的教育部门在政策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英语学科地位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次是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不仅将外国语科（外国语暂定英语一种）的学分大幅降低，而且在第三年将英语必修科改为选修课（前两年为必修课）；第二次是1941年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是自“癸卯”学制之后第一次将初中的英语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显然，这些政策和法令的调整与近代教育期刊的推动不无关系。此外，广大英语教育专家和各级各类英语教师在期刊上探讨英语教学问题，畅所欲言，即便有时作者的观点针锋相对，或者有些尖锐问题的提出直指教育当局，但正是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很多问题的解决或改进。另外，作为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的《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更是在英语学科教材的研究和出版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提高了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科研水平
刊发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上与英语教育相关文章的作者，从发表数量来看排名靠前的主要为英语教育专家或期刊编辑，有的甚至是两种角色兼而有之，如张士一、周越然。他们分别担任过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也都曾在多所大学教授各类英语课程。从受教育的经历来看，他们都毕业于英语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扎实的英语基础、资深的教学背景，再加上期刊撰稿人的身份保证了其发表在刊物上的论述具有较大影响力与权威性，为其他英语教育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向。再则广大一线英语教师当中一些优秀的稿件被录用和刊发，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他们把自己在实践教学中遇到的困难、积累的经验发表在刊物上进行分享和交流，进而促进了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共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