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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其学术功能和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它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发表、知识交流和知识产权确认的重要载体，更是一种由点到面的学术社会生产网络，是汇聚学术共同体和引导知识生产方向的关键性要素。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领域要建构科学合理、公正权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学术共同体凝聚、科研诚信监督的作用，激发学术创新力、引领学术风气。在评价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1]；2018年2—7月，中办和国办相继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些文件对期刊评价提出新要求，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实行差别化的分类评价，体现“破四唯、分类评价、关注差异、鼓励特色发展”的精神。这些指导性文件指出开展期刊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各类评价的参考。期刊评价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评价、同行评议、量化指标评价和综合性评价[2]。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量化指标不断生成，并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自然指数、H指数等[3]。期刊的定性评价法主要是同行评议，即同一学科研究领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专家，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对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员和机构进行评价[4]。一些学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评价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手段面临的困境，“以刊评文、过度量化、行政主导、功利性、同质化、忽视差异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等”[5-7]，认为合理的评价应以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同行评议为主，辅之定量和定性数据作为支撑。而所谓的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评价法，是将同行评议引向一种定量化和技术性的维度，由专家对评价对象进行打分，将打分结果进行统计，并进一步提出同行评议质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8-9]。这种量化倾向往往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文化环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评议在期刊评价中处在辅助和边缘地位，还需建构完善的定性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评价研究进展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学术期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决定着期刊特点与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学术期刊评价的复杂性。期刊评价是对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的优劣、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水平、编辑部的管理运营能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等进行的综合评价，如利用影响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级，确定核心期刊分布；通过同行评议来识别优秀成果形式[10]。期刊评价是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导向作用是推进我国学术评价伦理化、合理化的路径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体现了质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现阶段，对期刊评价两种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同行评议法是主要依赖专家问卷的定性评价法，科学计量主要是影响因子类指标法，它主要是依赖于论文高被引的定量评价法。对期刊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脉络。第一，沿着科学计量中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文献计量学家侧重于期刊评价的量化方法和具体技术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推进期刊量化评价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论路径以影响因子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响因子类指标的设计，从影响因子到H指数、G指数、Z指数和HC指数的推进[11-12]。以及开始探索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将文献计量法应用于内容评价，建构矩阵检验、权重分析和综合判断[13]。在定性评价的同行评议法方面，文献计量专家采用专家问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级量表等对评价结果进行层次分析，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对科技类期刊的同行评议则将其引向一种量化方法技术路线，研究质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时间、成本、对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9]。也有一些文献计量学者关注定性和定量评价方法的关系，并集中讨论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从纯技术手段对比两种方法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14-16]。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法仅是量化评价的一个的维度，它更侧重对评价的技术方法层面的探讨，现阶段，期刊的量化评价仅停留在简单量化阶段，纯粹的技术主义路线不能解决学术评价中的问题，它忽视了中国学术发展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环境。第二，一些人文学者开始从方法论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评价的弊端和问题，他们认为“量化评价扼杀了人文学术”[18]，它是一种功利性的评价，不是一种学术批评和评判[19]，期刊评价的分裂和异化在于评价主体的分裂、评价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对立，特别是评价主体归于评价机构后，以文献计量学家为主的定量评价盛行，这致使学术共同体丧失了评价主体的资格[20-21]。人文学者还指出评价机构评价人员大多是文献计量学家，他们缺乏学科专业背景，不了解数据的价值和数据背后的社会意涵[6]，他们设计的通用性、纯量化的指标抹杀了不同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和标准选择的差异性，掩盖了个性化的数据，扭曲了定量评价。一些研究站在学术评价的视角审视期刊评价，认为定量和定性评价方法应相互补充，合理、科学的评估应该使用多种工具组合，围绕研究目的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科学计量学在学术评价中虽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以及数据的提供具有其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指标的价值和内涵，以及评价工具使用的社会情境性。学术评价的困境体现为两种方法存在内在的张力，没有完美的方案，应坚持定性为主、定量评价为辅的方法[3]。这些研究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对现今以文献计量为主的期刊量化评价法进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一方面，探讨评价方法大多停留在对期刊简单量化评价的批判上，而对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的内涵讨论并不充分，因为文献计量为主的简单量化评价仅是定量评价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这些讨论集中在哲学思辨层面，在评价方法上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可谓“只破不立”。虽然他们提出期刊评价要回归学术共同体，采用同行评议法，但缺乏对其方法论和具体操作方法的探讨。一些文献计量学家针对人文学者的批判开始探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特殊性，提出定量与定性评价两种方法要结合[22]，他们渐渐认识到文献计量法不能进行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不能处理个体和历史经验层面数据，他们也开始探索优化的科学计量方法，将学科差异和社会属性纳入量化分析，关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测量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集中和分散规律，解决评价同质化标准的差异性和可比性问题。在数据分析过程加入社会人口学属性的控制变量，关注科研成果相关的复杂因素：年龄、职业生涯周期、性别、研究领域、合作范式等变量[23-25]。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关注同行评议过程，它从知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切入，关注期刊评价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角色，这对期刊评价的研究具有启发性。评价涉及到价值和伦理层面，我们可以从知识的特性和知识传播的特点关注期刊评价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特别是对同行评议的社会学研究，从评议体制角度研究学术生产体系和学科文化对评价的作用，关注评价的社会情境性、认知建构性和反思性[26]。关注同行评议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层面，揭示同行评议制度中权力关系和认知文化。进而建构知识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联，揭示学术生产、评价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特点。综上所述，现阶段期刊评价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纯技术和哲学思辨层面，文献学派注重于评价方法的技术路线，侧重在技术层面探讨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考虑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这种技术主义路线缺乏从方法论层面关注两种期刊评价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在期刊评价方法体系上，这种对评价方法的在理论基础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触及期刊评价过程中的学科文化和评价文化。人文学者的哲学思辨层面的批判，缺乏对方法论和评价方法的具体研究，总体来说，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相对比较滞后，期刊评价研究需建构一种中观层面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评价方面需要探索质化研究体系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建构期刊评价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