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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等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功能），他们主张用功能分析方法认识和说明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12]。鉴于其类似性，本文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科技期刊诞生于17世纪科学体制化开端的欧洲。当时的科学家通过信件发给同行和相关学会来扩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从事这种通信抄写再分发给学会会员的活动[19]。正是由于交流系统的低效，奥登伯格于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将学会会员的通信集中起来，通过运用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复制，并且连续定期出版。在《哲学汇刊》的创刊号上，奥尔登伯格撰文指出，“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之实践的东西公诸于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13]科技期刊的出现将个人交流模式拓宽为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决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因此科技期刊成为科学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随着科学体制化和科学职业化进程的深化，科学也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奖励体系和运行机制。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这样就把科学发现的独创性推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科学的规范要求科学家为了科学—也就是为了贡献出有独创性的知识—而做研究，要科学家公开他的发现，接受科学共同体之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当然在怀疑考究的过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则。这样，做出独创性发现的科学家把知识贡献给了整个科学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角色履行”的认可，是科学家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14]。作为科学能力和科学贡献大小的标识，“承认”的积累不仅意味着科学家获得了“名誉性奖励”，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家可以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体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纳入到社会分配体系之中，并获得社会的“物质性”回报[15]。尽管许多科学知识理所当然是为了雇主、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消费和运用而创造的，但受到最高评价的知识还是那些为正处于创新过程中的同事们自己消费和应用的知识，通过交流和出版系统加以评价和承认。换句话说，科学家为同行生产知识，并依赖于同行生产的知识进行知识生产，依赖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研究群体以获取资源，使用被认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为同行所重视的问题，而且必须说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这种交流和出版系统通过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职业等级化的形式实施的，在控制了知识生产质量的同时形成了科学家个体的职业声誉系统。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活动，其组织方式逐步与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出现了科学与经济、社会在结构和运行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调适、渐趋对应的趋势。拉图尔等的研究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经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模式，而不是默顿学派所偏爱的“承认”或“奖励”。他认为“事实上，获得的奖励仅仅是信用度投资大循环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一循环的基本特点是获得使再投资得以进行而获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没有任何科学投资的终极目标，而只有持续不断的资源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科学家的信用度，比作资本投资的循环。”[17]从承认到信用的声誉管理的变化，固然可以看作对科学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应了科学发展摆脱了独立于社会的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模式，而被纳入到科层组织内的现象[16]。无论如何，“信用”的核心还是在于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业态演化及其商业模式
科技期刊自诞生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具备盈利能力，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当时，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学会或大会出版。尽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订阅费或作者的文章处理费，但一般需要学会或大学的补贴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表现出规模化和数字化的两种阶段性变化，科技期刊也从科学共同体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具有高技术特征的新兴产业。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取得了空前成就。人们也从“曼哈顿计划”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社会重要性以及科学社会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学开始与国家紧密结合，进入了大科学时代[18]。大科学时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大量资金涌入科学研究领域，科学从业人员逐渐增加，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在此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从单一学会、单一组织和单一国家扩大到全球范围，学术交流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读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科研成果不但为科学家积累相应职业声誉，也为科技期刊积累声誉。换句话说，科学家通过职业声誉系统进行了社会分层，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应的声誉系统进行了分层（区）。因此，优质稿源的竞争是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永恒命题。尽管科学本身和科学家的期刊对出版需求不断增大，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间，政府对图书馆系统的投入增加也保证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润增长，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满足集约化、规模化的新要求，以便在创办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发行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的运作，而一些中小型学会和大学出版机构却很难有大的作为。许多商业出版机构看到了科技期刊业所蕴含的商机和学会出版能力的不足，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逐渐接管了学会和大学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学编辑之外的出版、发行等多方面的服务。另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和学会会员、科学家的合作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而科学家由于传统的学会期刊体系难于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积极寻求与出版商的合作，成为了出版商的主编、编委和作者。巨大利润带来的是巨型商业出版集团的出现，通过兼并和重组，一些小的商业出版社逐渐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业出版集团带来的垄断效应更进一步扩大了科技信息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提高了订阅费和利润空间，成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时，一些较有实力的学会、大学出版机构也同样看到了科技信息这种爆发趋势，适应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实力较强的出版实体[19]。例如美国化学会将信息供应商和会员的互惠性组织作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应商的信息源和消费者来自于会员或潜在会员，通过高质量、快速反应的信息服务促进化学领域的健康发展和学会的影响力，达成“运用化学的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组织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产业形态，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出版主体多样化，形成了以巨型商业出版机构为主，学会、大学等科学共同体出版为辅的多种出版主体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务对象全球化，对新兴市场的拓展加快，对新兴市场本土出版机构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之上，主要以向图书馆系统提供数据库的形式呈现；第四，尽管科技期刊中的论文作者、评议人都属于科学共同体，并且产品最终服务于科学共同体，但科技期刊从社会建制来说开始脱离科学共同体而相对独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进一步形塑着科技期刊的产业形态。巨型商业出版机构通过资本并购实现规模化及多元化发展、打造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并持续创新、全球性网络化销售、建立战略投资体系等发展路径打造了扩张型商业模式，形成了运营集群化、质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场细分化、竞争全球化的期刊群和产业链[20]。在数字化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科技期刊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更高，产业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现出以下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出版机构运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顺应数字化用户处理海量信息时检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业务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等多种新兴技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社区，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业从业者和专业人员等持续提供增值信息服务。在科技期刊的业态发展中，商业出版机构成为科学共同体、图书馆系统三方博弈中最强势的一方。2002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确认了开放获取（OA，OpenAccess）的概念，从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成为了广泛关注的话题，但OA对科技期刊业态发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3.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与管理体制
2019年3−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咨询项目组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开展的广泛调查。调查显示，尽管65.24%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国内同行中传播，但分别有46.06%和42.01%的受访者表示是出于学生毕业要求和项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访者表示选择发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语）论文的原因是评价导向；63.57%和61.5%的受访者认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碍是学术影响力不够和绩效评价不管用（见图1−3）。科技期刊的出现源于学术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学共同体的声誉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科研人员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绩效管理，服从于科研管理的需要。这种科技期刊和论文的功能异化与近年来媒体热议的“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垃圾论文”、“论文质量问题”等相关主题讨论的内涵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国英文期刊是类似的，只是前者表现出的问题更迫切，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经费过度竞争、终身教职变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论文被发表[22]等全球科研环境恶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国当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学共同体交流不充分、学术自治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等问题。换句话说，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中国科学共同体自身建设的不足背书。科技期刊功能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和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单位出版，出版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须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审批制度则明确出版资源由国家配置，创办期刊和设置期刊出版单位须经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在主管、主办、地域等专属性很强的管理体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为是主办单位的一个组织单元而不免形成了鲜明的单位意识和服务对象区隔化，也正是因为将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强化了其学术属性弱化了运营主体功能，在行政和学术的双重制约下，实际运营主体的经营运作空间有限。当前科技期刊管理体制与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证关系。科技期刊为众多因提职称、学生毕业等引发的巨大刊发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给，这种局面强化了相关单位将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工具资源的需求。此外，在数字化的背景下，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上发挥着对于传统出版业的保护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维护了我国纸质科技期刊出版的垄断地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我国科技期刊的纸质出版同新兴媒体出版人为区隔开，这虽然对于众多科技期刊编辑从业人员具有保护意义，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托底”式的保护，只能提供被保护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传统纸质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转化[23]。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发挥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丧失其原本应有的功能，在国际化竞争不力时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环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