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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中国妇女运动嵌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进程之中，妇女的主体性与集体认同是在革命中被锻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反帝反殖民的革命，也就没有革命先驱对男女平等的倡导，“女权”也就不会被发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既是推动革命的号角，也是革命的目标。从此角度出发，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妇女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在革命重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身份是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在对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与变迁是同步进行甚至互相内嵌的过程。性别秩序的变迁，不仅体现在革命实践中，呈现在话语秩序与文化秩序的重构中，也体现在文学对生活的再现描绘中，所以我们寻求在中国革命这一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呈现妇女与中国革命的大图景。期刊由于反映社会话语具有直观性和场域性特征，所以成为研究中国革命与性别话语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来源，本研究正是建立在大量近现代期刊话语的梳理基础之上。近代女性运动和革命经过了国族主义革命到社会制度革命而逐渐产生了关联。国族主义革命指涉的是清末民初开始的维新变法仁人志士在保种图强框架体系内开展的“废缠足、兴女学”的女性运动，使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①。由此开始的追求资产阶级共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推翻了传统封建天子权威，伴随着新知识传播对官僚体系的冲击，形成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浪潮，“在国族主义孕育下的政治文化，具有重新定义社会角色的作用，对于性别论述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革命以许诺、号召、命令等特有言说方式，表现对家国的强烈激情与热爱，其所宣扬的民主被知识妇女所吸引，而经由转换满清异族的政治专制/传统社会妇女所受的压迫的相应性上，性别议题在激烈变革的呼唤中被提至与政治革命彼此互相纠葛、映照，透过这种性别重现引发性别再造，无疑对于女权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在诸多对中国女性女权运动的轨迹描述中，女杰(英雌)、女学生、女革命者这些身份的交互式出现，是女性社会身份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表征。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使女权的争取成为民国初期女性解放的重要议题。前后，妇女运动注入新元素，婚恋问题、社交公开、教育公平、职业开放等妇女社会化问题被纳入讨论，“在影响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诸多思想潮流中，早期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一次女权运动带来的女权主义思想，当是我们今日和未来考察中国社会特点与资源的最重要渊源之一，也是我们考察现当代文学价值构成的最重要渊源之一。”②本文重点聚焦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女性运动是如何在传媒领域中接受、传播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观点，而各派话语又是如何围绕此问题展开争鸣与讨论，并进一步影响以向警予、蔡畅为首的中国社会主义女性革命运动先驱的言论及革命实践的。
一、媒介:女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建构
中国女性革命被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女性社会身份变革的实践。俄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与妇女工作实际活动的译介，特别是介绍如何组织妇女运动服务于社会制度革命的需要，并以社会制度形态将妇女社会秩序合法化、固定化、长效化，为中国女性革命提供了话语实践方式，形成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制度革命”的普遍共识。中国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话语建构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貌，既有种种恶意宣传与揣测，如一时间甚嚣尘上的“共产、共妻、共孩”论调，亦有罗曼蒂克的“革命+恋爱”的幻想言论。“共妻”是典型的物欲化女性的论调，而罗曼蒂克的恋爱未尝不是将女性异化成了“革命”的附属品。这一时期女性期刊广泛采编外媒对苏俄的宣传报道，无疑起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廓清社会妄议诽谤，另一方面秉持新闻媒体立场客观采纳各方言论进行报道介绍，更是使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得以传播，加快了女性解放与社会制度变革结合的步伐。1919年《妇女杂志》四卷一号开始连载“天风”和“无我”合译的《俄国未来之妇女》系列文章，文章原著为美国人NataleDeBosory，发表于美国期刊《妇女之家》。文章秉持农村妇女地位的提升源于贵族妇女帮助的立场，开篇呼应了时代大变革:“俄罗斯村妇屈于专制之下者，经数百年，困苦既久，卒得重观天日，达于自助自治之一境。”③可见，早在女性革命之初，俄国十月革命对女性革命运动的影响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妇女杂志》六卷九号刊登了刘凤生翻译的纽约世界报记者爱尔氏的文章《劳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文章以细致的描述展示了苏维埃俄国的妇女婚姻、生产、儿童保障机制，并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其真正实现了“平等”，指出其儿童保障“尤见精密周到”，其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在“这些制度，在布尔什维人看起来，并不是善举，不过是苏维埃人民对于国家的正当要素”而已，从而对苏维埃政体进行了歌颂。“盖布党的希望是要使共产主义，成一个活的实体，不要成一个理想的梦。”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恶意诬陷，而在文章中，这位美国记者以亲身经历写道:“在俄罗斯国境之外，很有人创为苏维埃将以‘儿童收归国有之说者’，这种无稽之谈和往昔‘妇女收归国有’之说一样，不过这次更无根据。其一切社会实践措施，都是依据科学。”“布党为淑种起见，故息息不忘科学;科学的位置，和教育及公共卫生一样。凡属科学家，无论其宗旨和共产党相反，都受着款待。盖劳农政府不特于保护妇女和儿童一事，加以特别注意，就是普通人民的生活，也不肯听其自然，视若无关痛痒咧。”①《妇女杂志》九卷一号是“妇女运动”号，在专号54篇文章中，向中国妇女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世界女性大联合的妇女运动的场景。在《俄国妇女运动与劳农妇女》一文的开篇鲜明地指出:“俄国没有单独的妇女运动，为无产阶级专政与其实现的奋斗，以及别的种种企图创立民主国家的运动，都是由男女两性的无产阶级共同从事的，要谋共同一致的运动与奋斗成功，共产党主张凡有能力活动的妇女都要加入共产党，共同从事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工作，与反对世界第一个工人的国家即苏维埃俄罗斯的内外敌人的奋斗。”“十月革命，工人获得政权，即赋给妇女以各种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权利，为世界开一新纪元，消灭数千年来不平的事实。在苏维埃俄罗斯的妇女，于是就能享受生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同等的机会。”而无论是对“团结劳动妇女的方法”的探讨、对苏维埃妇女政权组织“妇女部”事业的介绍，还是对“苏维埃国家建设中的妇女”的肯定，延伸至“军队中的妇女”“公共食堂与妇女”“儿童福利与新式教育”“母性保护”“知识的增高与教育的普遍”“法庭中的妇女”“学校中的女子”“对于妇女之文字的宣传”“妇女与生产问题”“职工组合中的妇女”等，都可以看到苏维埃通过“妇女部”引领妇女运动，依靠立法、执法来保障妇女权益，通过抓女性社会层面的重、难点来开展工作，进而达到消除两性不平等，改变女性心理，建立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认同感。柯伦泰指出，“共产党里女党员的人数，现在占全属的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在从事创立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作中，女性也是冲锋在前，“十三省中妇女参加特别的礼拜六工作者，有十一万五百五十六人;劳农妇女之为各种苏维埃机关服务的，亦有四千四百五十九人”。此外，如“援助红军、农民与儿童者”的人数也非常多。②应当关注的是，苏维埃妇女部对于妇女工作所做的安排，恰和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运动的重点高度一致，如“反苏维埃国内经营与管理生产视野之各种经济的与行政的机关，妇女都能加入办事”;“从事废娼运动的特别委员会”“保护母性与儿童的特别委员会”与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性职业运动、女性废娼运动、保护儿童等的革新措施相同。这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共同现状，也将中国女性解放与国际女性解放运动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身份共同体。后来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与妇女工作都能在译介苏俄的女性运动话语中找到指引的策略。在九卷三号的“娼妓问题”专号中，克士(周建人)介绍了“莫斯哥(莫斯科的音译)共产主义妇女世界会议”蒙古、鞑靼、土耳其妇女的入场引起全场“喝彩如浪一般的涌起”。周建人认为她们代表了“东方妇女”，女性劳动范围的扩展虽然以牺牲女性姣好的容貌为代价，但充满“整洁”与“美好”才是“真的美丽”。③我们今天无从得知周建人这种类似现场解说的文字有多少可信性，但这种新闻播报的方式的确别开生面。“东方女性”概念的出现，也昭示了中国妇女运动国际化的前景，早期俄国女性革命运动的译介和即时新闻传递就这样同步了世界女性共同斗争的步伐。
二、译介:围绕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运动展开的有益补充
俄国十月革命后，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性解放的书籍呈现蓬勃译介的态势，其中的佼佼者是祁森焕翻译日本共产党人山川菊荣的《妇人和社会主义》。其作为商务印书馆新时代丛书之一，借由商务印书馆庞大的销售网络，书中社会主义革命对女性解放有积极影响的观念得以在更大范围推介。《新时代丛书》社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1922至1923年，先后推出了《女性中心说》《产儿制限论》等书10种。《新时代丛书》社掩护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当时预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新时代丛书》的通信地址)的会议因为密探的闯入而中止，会议地点才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山川菊荣的观点和柯伦泰颇有相似之处，祁森焕在绪言中进行了简明概括，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女子欲恢复自由，非改变社会的组织不可。”①“中流阶级的妇人问题，是女子对男子的问题;劳动阶级的妇人问题，纯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问题，和男子的劳动问题全然同样。”②在山川菊荣看来，女性运动面临的是以爱伦凯为代表倡导的“母权论”的严峻考验。“母权论”曾经在中国产生过强烈而广泛的影响，“爱伦凯的名字，在1920年代初中期《妇女杂志》及其他新文化媒介有关妇女问题和恋爱婚姻讨论的场合频繁出现，出现频率能与之媲美的，大概只有易卜生。爱伦凯性别理论之于五四新文化的意义，恰如易卜生戏剧之于新文化的意义”③，爱伦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展开了对女性责任、女情观、女性婚姻观的一系列阐释。沈雁冰等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也正是取其“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的观念，作为其有关“新性道德”问题一系列讨论的理论资源。但是山川菊荣却对爱伦凯的“女性”本性定位“母性观”展开了强烈的批判，认为其将母性作为“妇人之绝对唯一的天职，她的思想实在和前时代的贤母良妻主义相关联”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爱伦凯理论因为缺少社会制度保障和物质条件支持，只能是“书斋里的出产品，乐天的空想”⑤罢了。山川菊荣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原因“全然是经济的变化之结果”，父家长制和私有财产制成为女性不得自由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代替血统本位的解释阶级制度，而筑成金钱本位的，无形的，且甚于从前的坚固之阶级制度，个人的———无产阶级———自由，实质上已等于零。”⑥针对社会中存在的嘲讽性反对观点，“如果经济问题是解决妇人问题的，则不缺物质的有产阶级之妇人，应当没有问题了”。其解释说，“经济组织———妇人应当依赖男子;不可有生活能力———和由此经济基础所生的道德和习惯”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本源。⑦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层面压倒性的社会支配作用，是爱伦凯无论如何拿“人性”的完全来解释女性的恋爱乃至婚姻的自由也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如果说《妇女杂志》重在从新闻报道角度对“新事物”苏联政体及妇女、儿童政策进行介绍性的概述，那么祁森焕译介的《妇人和社会主义》就是从思维逻辑角度对妇女问题为何与社会制度问题结合进行了推理论证。尽管从阶级论角度来说，它无法也不可能顾及女性自身的思想解放、理性启蒙、文化批判等问题，更不能对长久以来的父权—夫权—子权结合的伦理结构进行解构进而上升到女性自身的文化觉醒，但其社会制度大变革思想的提出，无疑是结合了苏俄胜利的经验为中国妇女运动提供了一条更具操作意义的路径，较之民初反复倒退的“女权运动”更具激荡人心的号召力。
三、实践:早期女性社会主义改革论与社会斗争
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解放道路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通过国家革命体制胜利解决女性社会问题。当时，率先提出劳动妇女解放问题，田汉在《第四等级的妇人运动》中详细阐释了“第四阶级”的概念，“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等阶级”和“劳动阶级”是对妇女运动的历史划分，田汉认为女性参政、兴女学、女性社会职业运动等争取女权的运动还是属于第三阶级的运动，女性解放的最终实现途径应是第四阶级妇女运动，即社会主义女性革命。①由此将“劳动妇女”的阶级斗争与女性解放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得到其他知识分子的认同。1920年，陈望道在《新妇女》期刊上撰文指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就是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②陆秋心认为:“我们认定那明攻暗袭我们新妇女的大敌，就是人类的大敌。我们要打倒这一大敌，一定要从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做到第四阶级妇女运动，才能够得到胜利。”③王剑虹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对女子运动的前途，特别提出一个警告。这警告就是:女权运动的中心，要移到无产阶级来。”④陈独秀在1921年的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中说:“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⑤这非常符合后来学者对国家与性别政治的某些判断:“人需要国家是建立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之上，国家创生的那一刻，男人与女人一起挣脱自然状态，免于自然强权的威胁，女人的政治资格亦由此奠定……自由主义框架中的妇女解放，意味着政治领域向女人开放，并在这个领域之中抹除性别界限，根据启蒙逻辑中大写的‘人’的理念，女人和男人一样，共同享有尊严、人格、自由意志以及理性能力等。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国家理性所担保的妇女解放运动被表述为‘男女平等’，即以男性既有的政治权利为平等议题的参照系，似乎内在于理性的差异问题，就得到了解决。”⑥在以向警予和恽代英为代表的中共革命家的论述中，妇女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认识，并且外化于妇女运动的实践中。“1918年，和他的朋友蔡和森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打算为反对买淫、纳妾和家庭专制而战;提高妇女意识，帮助她们发现自己的社会作用;改造中国与世界……学会的活动之一是分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湘籍青年尤其是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出发之前对向警予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个，即多救一人’。这次活动中有两个女性领导:向警予———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蔡畅———解放后全国妇联的首位主席，蔡和森的妹妹。这些成员变成了五四思想的积极支持者，后来有很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骨干。”⑦在总结自己的革命道路，阐发中国女性革命的路径时，向警予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都提到了女性革命与国家革命的关系问题。1919年，向警予谈道:“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⑧1923年，在《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中说:“所谓女权运动乃完全由于解决性的特殊问题而已。性的特殊问题绝非专属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的问题，乃指普遍妇女全体的问题，或表面上属于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而实际则含有全体的普遍性者。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女权运动的团体或个人必随时随地关顾妇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妇女的大多数，才不失为女权运动的意义。”⑨到1925年，其在《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这种思路框架已完全成熟:“我们讨论妇女运动的将来，绝对不能专凭主观的空想，而且妇女运动也绝对不能有超政治经济的存在。吾人敢说，‘今后十年内的中国妇女运动，全视今后十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变化为转移。’”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妇女运动，也已带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盖呻吟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两重压迫之下的中国，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所以今后十年内的中国妇女运动，不当死板板地呆学欧美女权运动的旧样式……中国妇女运动，已到二十世纪劳动解放人类整个历史全体转变的时期。历史的进化，早把妇女解放的道路，指给世界妇女了。可巧中国的妇女运动，不先不后恰好发生于这个千载一时之会。姊妹们!久困于奴隶生活之中的姊妹们，我们该怎样完成我们这个特别使命呢?”①在之后的革命活动中，向警予、蔡畅切实地将这种思想进行了现实转化。1922年，中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指示，创建了妇女部，并决定在党报中开设妇女专栏，讨论和解决妇女问题，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首位女中央委员和妇女部部长。1924年向警予参加并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1万多名女工的联合大罢工，不久又组建了“妇女解放协会”。女性革命活动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警予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同年10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编辑党刊《长江》，指导武汉地下党工作和工人运动，影响极大。马克思主义活动与女性革命活动协同开展，成为中国女性运动的一个突出特征。
四、反思:性别政治的策略性抑或主动性?
反观历史，这种性别政治与国家政治结合的路径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体现明显，“性别是各种社会关系交会时权力展现的一个场域，政治中的性别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形态。自清末以来的救国论述不断整编妇女进入救国序列，各种性别再现一直处于中国革命宣传的中心，一方面将性别(妇女)描述成为一个等待被改造的集体，另一方面又将妇女视作符号，采取身体政治的换喻，通过妇女这个符号具体化中国国族的衰弱，19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投注于对国族命运的摸索而试图寻找国族的永恒不变本质和道德纯正性的落脚处时，在妇女的精神及身体上形成一个重要的基址”②。当社会主义革命旗帜为中国指明道路时，女性革命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且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这在现代文学史的女性书写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性别政治的形成还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性价值。澳洲学者李木兰指出:“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国际发展完全了解，而国际妇女参政运动也同样广为宣传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进程，然而，今天的英文学术界有关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研究使人怀疑，在西方世界及其殖民地国家之外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妇女参政运动。”对中国女性运动的研究有利于弥补这一“失语”状况，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对于妇女运动与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理解宽度。同时，期刊话语的原场性研究也有利于辨清历史事实，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女性革命中，“恰恰是利用和发挥了这种模糊性来实现她们明确的目标”③。女性投身社会革命，究竟是“利用”的策略性，还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中国与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性成为这种选择的“策略性”抑或“主动性”的判断基准。从这一角度说，对史料中女性革命问题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期刊作为保留了最原始、最芜杂状态的话语之“域”，其意义也由此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