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近代中医药期刊的概况，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近代中医药期刊诞生在社会急剧变革、传统文化遭受排斥的时期，多由名医创办。创刊的目的，引用近代名医秦伯未的观点，即为“中医处于今日之地位，不可不有中流砥柱之出版品”1。可见，近代中医期刊的历史使命，由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这些期刊不仅承载着近代中医的珍贵文献资料，全面反映近代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动态，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现象2，是透视近代社会史的一扇窗。近代上海名医以期刊为平台，为保存、传承和发展中医进行了卓越的努力，形成独特的地域医学文化，为中医近代史留下了浓重笔墨。
一、近代上海中医药期刊概况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在海量文献调研基础上，从200多种近代中医药期刊中，精选49种（5辑，共212册）影印出版，并撰写提要（47万字），建立索引（200余万字）。这套丛书为近代中医药期刊集大成之作，是国内近代中医药期刊领域首次进行的大规模整理活动。丛书于2011年陆续出版后，掀起了近代中医药期刊文献研究的热潮，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这些期刊的创办凝聚了一大批名医的心血，从医事新闻、行业动态、政府法规、医案验方、批评论说、医家介绍、医籍连载，乃至逸闻、小说、诗词，不一而足1。发行及影响力，远及海外。《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收录49种期刊，创刊地在上海的有25种，如周雪樵《医学报》、丁福保《中西医学报》、余伯陶《神州医药学报》、张赞臣《医界春秋》、秦伯未《中医世界》、丁仲英《光华医药杂志》、钱宝华《中国女医》等；其次为北京、广东及江浙地区，呈现一定区域特征。上海为中医药期刊发展重镇，在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上海名医以期刊为主要媒体，联络中医界，争取社会各界的援助，为近代中医保存和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政令法规，甚至“废止中医提案”“反对中医立法密函”原件等，均公布于这些期刊。近代上海名医不仅参与办刊，同时在期刊中发表大量文章。通过《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索引卷，可检得如丁福保164条，张赞臣161条，秦伯未209条……，所涉甚广。近代上海名医又以期刊为纽带，建立中医学校、学会、医院、药厂等立体联络网。如1913年，余伯陶、包识生汇聚名医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报》，为神州医药总会会刊，后又开设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形成期刊、学会、学校相辅相成的格局。名医办刊，言辞真实、论点独到，是近代中医药期刊的整体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名医的历史文化风貌。
二、以期刊为载体，管窥近代名医文化风貌
名医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主体，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时期，既注重学术传统，又拥有革新意识；既有传统的名医人文风貌，又彰显个性化特征，思想活跃。期刊镌刻了时代的诸多印记，各种奇闻轶事、名人传记、医事活动等，为研究近代名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生动的资料。近代名医多以传统教育为主，国学功底深厚。以上海期刊主创人为例，如《中国医学月刊》《中医新生命》主编陆渊雷，上海川沙人，曾师从朴学大师姚孟醺习经学、小学，又随经学大家章太炎研医古文和中医，后授业于铁樵函授中医学校。陆渊雷自身的教育经历及培养后学的模式，为近代中医教育较典型代表。《中医世界》主编秦伯未出身儒医世家，师从曹颖甫，后就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办刊人包识生、张赞臣、余鸿仁、朱小南、钱宝华、祝味菊等多世代业医，或为名医之后，成为中医界的精英群体。期刊动态反应的名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的中医水平。近代中医药期刊中记载许多珍贵资料，如清代名医赵海仙的方案及日记真迹，清代名医何鸿舫的处方真迹，先哲傅青主先生手书诗稿墨迹，各类珍稀医籍或医案，施今墨、汪逢春、萧龙友、孔伯华、何廉臣、曹颖甫、曹炳章等名医传记，均有较高研究价值。近代上海名医医案医话，如王慎轩《曹颖甫先生内科医案》、何时希《程门雪近案》、方公溥《涵虚室医话鳞爪》、陈无咎《医垒笔记》，小说如虞哲夫《杜鹃啼》、沈仲圭《?先生》，诗歌如秦伯未《二兰室诗稿》、严苍山《诗六首》等，都是难得的中医文献史料，体现了近代名医重视国学、医文并茂的特点。同时，近代中医注重医家的品性与修养，对医学与民族、医学与社会、医学与哲学、医学与人生等诸多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一些名医在传统教育基础上，注重接纳新学，视野宽广。如《铁樵医学月刊》收录了法国人苏里（Soulie）《针治》一文，译者按语中提到：苏里曾任驻华领事，颇留心中国医术，译有《黄帝内经》，并著有《中国之针灸》2。上海名医方慎?在《国医砥柱月刊》3中也载录了苏里新书部分内容，并加注按语。方慎?与苏里素有往来。在《馥南针灸医院院刊》中，可检到方氏的个人传记。方慎?是“神针”黄石屏的弟子，习兵法、通韵律、精书法、懂法语，为近代画家，与医政各界名流相熟识，也是近代上海针灸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方氏于1929年创办“医学挽澜社”，后又成立“馥南针灸医院”，曾为针灸在法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近代名医处时代变革之际，民族忧患意识强烈，医药界空前团结。在中医存亡的攸关时刻，以上海为主阵地，名医余伯陶、张赞臣、陆渊雷等发表了许多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余伯陶《神州医药总会呈请袁大总统保存中医中药奉批书后》，医界春秋社《上海医界春秋社驳斥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废止国医案之通电》《西医对于国大代表人选之恐慌》，张赞臣《医界春秋社为中西医不平等待遇案宣言》，陆渊雷《西医界之奴隶派》等，为近代中医的保存和传承进行了卓越的努力。以此为鉴，上海中医界更具民族危机意识，将视线投向国际，关注中医在海外发展的情况，如《光华医药杂志》刊载《海外中医界》《我国医药界在美国之进展》，《中医世界》转录《日本汉医源流概要》等。陈存仁在《全世界注意中国医药记》中提到：“英国人，把《本草纲目》翻译成英文，并至中国搜集中药标本；德国人，把当归研制成妇女痛经良药，销往欧美各邦及中国，大获其利；美国人，开始关注和研究麻黄强心治喘功效，并仿名医陆仲安用大量黄芪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研制黄芪精；日本人更是翻印了《本草纲目》，大量搜购中国古医书，提议在当时的国际联盟设汉药特委会，并出现数千人请愿复兴汉医的情况；法国人则热烈研究中国针灸。”2从国际社会对中医的态度来看，中医所遭受的排挤，似乎并非学术问题。乱世之中，名医的医事活动，名医的思想变迁，更能体现中医文化的民族性。这是名医文化变迁史、中医药文化传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转变教育理念，探索中医教育新模式
教育是中医的未来。近代上海名医教育模式以传统的师承与院校教育相结合为主，重视国学，并吸纳西学，呈现海纳百川的景象。上海医家在期刊中对中医教育问题进行全面探讨，如秦伯未《复兴民族教育与提倡国医》、钱宝华《复兴中医专校成立刍言》、朱小南《改进中医学校之吾见》、张赞臣《今日之中医教育》《上海中医学院之创设》、叶劲秋《关于中医教育》等。名医办刊，成立学校、医院、团体，改变保守的教育传承模式，也是近代中医一大特色。许多资料仅在期刊中可见，如武进孟河名医恽铁樵，曾任《小说月报》主编，1925年，恽铁樵与章太炎合作创办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后更名为铁樵函授中医学校），学员曾达600人之多，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中医函授学校。该校出版的《铁樵医学月刊》，刊学相辅，充分利用期刊推广中医教育，创建了函授这一远程教育模式3。1929年，时逸人创办《复兴中医》，谋求中医复兴。复兴必以教育为前提，时逸人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名医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刊学相辅，并招收遥从弟子。在战乱频仍、经济困顿的时代，时逸人曾辗转武汉、重庆、昆明等地业医，但始终致力于中医教育出版事业，为中医教育改革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培养中医人才，秦伯未联合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人创建“中国医学院”，发表“中国医学院宣言”和“告全国中医界书”，正式宣布建校，特别提出“商量旧学，采纳新知”的教学理念。这是近代中医人对中医认识与发展的自主反思，也是对中医长期以来一味崇尚传承模式的挑战。近代中医人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开始尝试开眼看世界，借助现代科学从不同视角认识中医。这种尝试是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交汇的产物，也是中医人摆脱教条束缚，寻求独立思考的开端。
四、谋求医药振兴，促进民族品牌意识觉醒
近代日本曾一方面在朝鲜奖励种植汉药，一方面不断向中国输入日产西药，进行医药资源掠夺1。国内中医界各种呼声和琳琅满目的医药广告出现在期刊中，开始形成民族品牌保护意识。文化博弈从未停止，而文化又为经济发展提供潜在动力。时隔百年，日本汉方蓬勃发展，不断抢注中药古方专利。据2011年数据显示，目前国际中成药市场总销售额为165亿美元，而作为中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为3.5亿美元2。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保护问题，是延续了上百年的问题，如今更是迫在眉睫。从《光华医药杂志》所载《广东二神丸之救国运动》3一文中可知，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逆差所带来的问题，早已为医药界爱国商人所警觉。朱小南在《创设中医院之重要》文中主张发展中医、畅销国药，在无形中抵制西药输入，减少入超，对国民经济大有裨益4。药为医之本，中医界重视药材质量，对中药产地和药材市场也进行了大量调查，如徐淡然《上海近月来之药材市况》、李慎五《山东东阿特产阿胶之调查》、张维仁《香港最近之药材市况》等。近代名医普遍忧虑和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民族命运，二是中医命运。这不仅涉及生存问题，也彰显了民族情怀。以上海为例，近代浦东地区共开设275家中草药堂，且有多家经营时间近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老店5。由此也可窥见，中国医药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名医时逸人在《复兴中医》一刊中提到：“一国之文明及民族之强弱、民生之荣枯，与其国内医药进化之程度，适成正比。”6因此，近代名医已注重打造民族品牌，并将民族命运与中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近代名医曹炳章曾研制物美价廉的“和济雪耻丹”，用来抵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的倾销，可见当时中医民族品牌意识已经觉醒。近代中医药品牌主要集中在中医专科、中药老字号、中成药等方面。结合期刊研究广告和老字号文化，有利于推动民族品牌意识和策略的建设，提高民族医药企业的竞争力7。上海名医包识生目睹“舶来品”广告充斥报端，国民缺乏竞争意识，尝试发起“神州模范制药社”，旨在“联络医药人才，改良各种药品，以振兴医药，维持国货”，并提出了专利保护条款8，说明民族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已经形成。上海粹华制药厂的丸散膏丹广告，图文并茂地刊布于《中医杂志》《绍兴医药学报》，注重道地药材、古法炮制。张赞臣医界春秋社于1933年组建了中国制药社，以股份制形式在作者、读者中募集资金，开发验方成药，并在《医界春秋》中刊登了较多广告。同时，医界春秋社并不排斥西医西药广告9。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中西医汇通派医家更注重实业救国，呈现另一番景象。近代名医丁福保在《国药新声》发刊词中强调，社会变革之际，唯有“中医科学化”，国医才有出路，而关键在于“国药科学化”。丁氏主办《国药新声》，由当时著名的上海新亚药厂资助。上海新亚药业是中华民族药业最早的企业之一，以生产西药为主，也致力于中药制剂的研发。《国药新声》创刊理念与新亚药业研发理念不谋而合。而新亚药业在广告投放过程中强调国产，也表达了实业救国之心⑩。朱仁康《国医导报》，也是由上海信谊药厂主办。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曾提到，20世纪30年代，他在广东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校长卢大鹏得到了广州药业八大行头每作一元生意抽4厘钱的补助，所以学校办得很好1。
五、团结医界精英，推动地域医学形成
由于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近代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流派。在古代某一时期、地区出现了一位名医，远近学子负笈而至，这样自然成为一个医学教育集聚点，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医家，进行辐射和延续2。从近代期刊出版情况看，出版地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广州、天津等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名医集中的区域和医事活动情况。上海古属松江府华亭县，元朝至元二十九年正式设上海县……开埠之前的上海中医，由于地域性特点，处于吴中、孟河、新安、钱塘、永嘉等地域医学的环抱之中，受到周边医学、医家的影响和熏染，深具当时江南医学的特色3，其中尤以孟河医派的影响最为深远。以25种近代上海期刊的创刊人为例，周雪樵为江苏常州人，余伯陶为江苏嘉定人，陆渊雷为上海川沙人，秦伯未为上海县人，祝味菊为浙江绍兴人，许半龙为江苏吴江人，余鸿仁为江苏常熟人，章巨膺为江苏江阴人，唐吉父为浙江湖州人，丁福保、朱仁康、时逸人为江苏无锡人，张赞臣、盛心如为江苏武进人……，朱氏妇科朱小南、丁氏内科丁仲英等，均以江浙一带为主。其中丁仲英曾主持丁甘仁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祝味菊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张赞臣、秦伯未等均毕业于该校。海派中医丁氏内科、祝氏内科、朱氏妇科、徐氏儿科、张氏喉科……都参与了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其中又以丁氏内科为海派之首。中医药期刊集中展示丁氏门人中医学术发展情况，以及在当时中医界的影响力，丰富了丁氏内科学派的内涵，为丁氏流派传承起了重要作用4。近代中医药期刊中，记载了上海社团组织的大量信息，如《上海总会大会记》（绍兴医药学报社）、《上海市国医团体联合会议记要》（光华医药杂志社）、《神州医药总会记事》（神州医药学报社）。上海与各地团体之间互动联络频繁，如《医学杂志》刊录的《上海神州中医大学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缄》《上海全国医药代表大会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电》。近代上海名医，以期刊为纽带，互通讯息，举办各类活动。如上海市国医公会张赞臣、秦伯未、陈存仁，药材公会董伯伟、陈文铭、费亭华，以及国药公会、参燕公会、市植物园等，五个团体联合举办国药展览会。以社团为中心，上海中医界也积极参与民族救亡活动，如上海神州国医学会，曾以一日诊金为标准，向会员募捐“航空救国基金”，名医程迪仁、蔡济平、祝味菊、余伯陶、徐小圃、陆渊雷等均参与了捐助活动，其中余伯陶、徐小圃捐助达20元5。体现了一代名医的家国情怀。近代上海成为主要的医学团体活动地带，辐射并影响全国。近代名医肩负复兴中医的重要使命，在办刊、办校、办社团的基础上，还创立了许多医院。如上海曾先后出现48所中医医院，包括伤科医院、针科医院、时疫医院等专科医院，多为私人所办，且大多为沪上名医发起或出资建立。1929年夏，上海发生霍乱，中医朱少坡独资创办景和临时救疫医院。广益中医医院是作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而附设的，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及医院共有4座教学楼，2座施诊楼，4座实习病房和研究院，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6。名医对疑难危急重症参与度很高，尤以疫病为著，在期刊公布大量验方和方案。各种时病信息，如公立上海医院《上海时症未绝》、绍兴医药学报社《上海时疫流行》、光华医药杂志社《上海港猩红热症加烈》、中医世界杂志社《上海港内白喉猖獗》等。上海疫痉（脑膜炎）流行时，名医严苍山在法租界四明医院救治了许多病人，“经治以来，尚多应手，因将经验所得，供诸社会”1。近代上海名医已打破囿于一隅，秘而不宣的保守模式，扶危济困、开放共享，为全国进步中医的缩影。近代中医在疑难重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成为其“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政治、地理、文化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体质、疾病类型以及不同的辨治观，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医学思想和流派。由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名医相对集中，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色，不同医学流派均活跃在期刊阵营中，期刊为地域医学文化和流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六、基于期刊视角研究近代名医文化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医期刊以时效性、真实性、广泛性等特点，原生态地反映了近代中医文化传承史。但近代期刊星散难觅、文本难得，一直是业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由于近代社会的动荡，很多期刊破碎散佚严重，若干年后将难以再现，亟待保存和挖掘，实现其历史价值。一国之中，医学与文化的繁荣，相辅相成。如果把中医药比作一棵大树，文化则是这棵大树周围的空气、水分和土壤，是供养、滋润、养育、装扮这棵大树的。这棵大树的根、茎、叶、脉、花和果实，每一个部分都渗透了文化的汁液。中医文化研究的是环境、氛围和根基2。有研究者对90位国医大师进行文化背景分析，发现名医多熟读四书五经，具有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口传心授的师承教育是成就名医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3。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近代名医的成才规律。目前，中医人才队伍仍然在逐渐萎缩，许多中医绝技消失，主要因为剥离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中医失去了生命活力。这与国家大力扶持中医，倡导文化复兴的繁荣景象不相称。对比近代和古今名医文化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研究近代名医适宜生存环境及中医教育传承的规律，可获得许多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内容。梳理中医发展脉络，把握医学文化及流派特色，探究近代中医药民族品牌文化形成和发展策略，期刊是很好的线索。在近代历史上，袁世凯、等都因反对“中医合法化”被中医期刊讨伐过。反对中医立法的密函，被《医界春秋》原件披露。在讨伐期间，袁世凯请金针名医黄石屏治疗头风，针到病除。的岳母请京城名医施今墨治疗恶性痢疾，也是应手而愈。那么，中医废存之争，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面包”问题？这些现象，值得深思。期刊记录学术观点，动态反映医界时事，探讨中医药文化复兴，以期刊为切入点，回到文化式微的时代，系统研究近代上海名医传承的社会环境，探寻近代中医不废的原因，对确立中医文化价值和树立民族自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复兴中医文化？近代《中医世界》提出“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其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获得稳固之基础”，主张“化中医为世界医”（《发刊导言》）4。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体现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对上海名医文化开展延伸性、扩展性的研究，对于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增强文化自信和影响力、推动文化传播和认同，全面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