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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及翻译学科发展中，学术期刊发挥了重要的协调组织和引领作用。“翻译学术出版促进了翻译学学科建设，翻译学学科建设反过来也引领了翻译学术研究与出版的方向”（许钧2018：416）。近年来，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的紧密关系越来越被译界重视，2014年6月28-29日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翻译学术期刊暨翻译国际研讨会”，作为在我国首次举行的翻译专业学术期刊交流的国际性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这方面的认识。就我国翻译研究而言，目前相关刊物较过去已有增加，其中，《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原《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是三本传统翻译研究期刊，也是办刊历史都已经超过30年的专业学术期刊，其办刊宗旨各有特色，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此外，《外语与翻译》《东方翻译》《民族翻译》《翻译界》《语言与翻译》《译界》《翻译论坛》等翻译学术期刊以及其余30余种外语类期刊都设有独具特色的译学专栏，共同为学术交流搭建平台，启迪思想，构建翻译话语体系。本文以《上海翻译》为个案，从创刊、应用翻译学科的建立、当下译学研究战略导向三个维度，尝试探讨编者的主体性与期刊学术引领之间的互动作用。
2.《上海翻译》创刊与方梦之的科技翻译研究
译学期刊的诞生，体现了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译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受时代精神、民族（或地域）传统和个人特色三大文化要素交互影响制约，而前两大要素往往又体现在后一要素之中”（Holmes2007：VII）。以下就从《上海翻译》创刊的时代背景、创刊特色和编者的译学研究者主体特色三方面，阐述期刊的学术价值与主编主体性的间接性关联。
2.1创刊背景
20世纪80年代，在“科技是生产力”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科技翻译和科技翻译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应用翻译研究的“领头羊”。学术期刊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学术交流、学术会议的呼应下应运而生。《科技英语学习》（现为《当代外语研究》）、《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依次创刊，为应用翻译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学术交流的场所。同时，各地区乃至全国性的翻译研讨会陆续展开，比较有代表性的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自1984年在成都召开以来，至今已经举办过17届。1986年5月，《上海科技翻译》创刊，首任主编由贺崇寅担任。林煌天在创刊号发文，希望刊物“能成为广大科技翻译人员探讨科技翻译问题，交流科技翻译经验，学习翻译技巧，宣传科技翻译事业，传播科技译事知识和科技信息的园地”。钱伟长在“发刊词”中指出，该刊创办于“改革创新、开拓前进之时，诞生于内外交流频繁、科技信息密集之地”，恰是天时地利人和。《上海科技翻译》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为我国翻译研究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2创刊特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发展，科技英语热应运而生，所以此时的栏目设置以应用为主，如“技巧”“译例”“词语译述”“随笔”等。从1986年首刊到1988年底，《上海科技翻译》共出版16期，发表文章322篇（不计通讯、会讯、编者按等）。栏目共有13个，分别是翻译理论与技巧、文献与术语翻译、翻译史与翻译教学、口译、机器翻译、词语译述等。这一阶段，科技文体翻译研究成为研究重点，如金融专业英语及其翻译、产品说明书、科技新词、科技口译、丝绸出口商品广告、科技新闻、中医术语、标准文献翻译等。借用契合时代的研究话语阐释这些论题则涉猎文本类型、科技翻译史、翻译技术、科技写作及科研方法等视角，体现出编者的学术洞察力。
2.3编者的译学研究者主体性
创刊初期，筚路蓝缕，体现在物质保障、人员配备和筹集稿源等方面。编辑部设在4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与《上海翻译》在作者和读群中的知名度以及在译界的学术地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方梦之2011：207）。其艰苦创刊的经历使人联想起ChineseLiterature1949年初创期，既无编辑部，也没有编委会，更没有专业编辑和翻译人员，主要由叶君健及其助手洪楚贤负责编辑工作，属于自选、自编、自组织翻译（雷超2018：194）。人手不够是1989年《上海科技翻译》由双月刊改为季刊的两个主要动因，且筹集稿源特别困难，编者也曾亲自上门约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方梦之学术研究从英语研究逐渐过渡到科技英语、科技英语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文体要素等方面的研究。在1988年“中西部科技翻译研讨会”上，方梦之的《文体研究与科技翻译》荣获一等奖，代表了那一阶段国内的研究热点和水平。与此同时，方梦之在办刊中也践行自己的翻译研究理念，力倡以文体翻译研究作为应用翻译的主要对象，为全国应用科技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3.应用翻译学科分支建立与编者主体性
刊物是团结作者、凝聚译学、组织争鸣的有利媒介。构建“作者-编者-读者”三位一体的学术共同体已成为《上海翻译》的办刊思路。
3.1稳定的作者队伍
对于一份学术期刊，作者、编者和读者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上海翻译》以应用翻译学术圈作为交流互动阵地，凝聚应用翻译研究的作者、读者。通过设置专栏，分享译言，形成学术共同体。《上海翻译》一方面开设“争鸣商榷”、“学术争鸣”、“评论专议”等栏目；另一方面及时更新“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中国翻译家研究专栏”“翻译教材建设专栏”等专栏，以期聚焦翻译热点。比如，“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2003）专栏就起到了学术争鸣的作用。以文会友，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培育和建构。在《译林回望》（2014）中，方梦之回顾了与学界、出版机构、辞典编撰的对话、合作；与叶笃庄、王佐良、罗新璋、郭建中、许渊冲、刘宓庆、刘重德等对话译学名家；与吴同、陈忠诚等编读往来叙友情。方梦之尊重学术，亦珍重友情，在《译林夕照》（2011）“亦师亦友”篇，记7位长者（章永源、钱绍昌、刘祖慰等）的帮助或提携。他为同行的专著撰写序言近20篇，先生作序也谈及友情，但更多是说书论稿，切磋学术。这些副文本为编者和作者提供了交换角色的空间，为发挥期刊的引领作用提供了保障。期刊注重扶持、培养青年作者，搭建老中青科研梯队。首先，《上海翻译》从创刊初期，就注重扶持青年作者，当中不乏成长出来的知名学者、教授，如许钧、陈小慰、曾利沙、穆雷、胡庚申、黄忠廉、王宏、任东升、韩子满、杨荣广等，这些知名学者依然与该刊保持友好互动的学术型关系，这是期刊与读者、作者共赢的局面。期刊既培养精品、又呵护成长型年轻学者。其次，该刊一直注重基础性、实践性的应用翻译研究，鼓励从事基础教学和翻译实践的译者，发表经验分享、实证研究等文章；也支持在语言服务、技术支持、网络翻译背景下，诸多新模态翻译范式的探讨，由此吸纳、团结了一批年轻的作者。坚持三界联合（即译界、期刊界和出版界）的良性互动是当下翻译学走出国门的有效尝试，方梦之长期兼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聘高级编审，以及多家翻译研究丛书、教材的编委，也曾为引进图书撰写导读和书评。他的一些著述代表着我国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的最新水平，也引导他一直紧跟学科前沿，保持着与权威学者的学术探讨和交流，对于把握期刊的学术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3.2专家型主编
一个称职的编者往往可以超越作者的视野，依据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势发现文章蕴含的价值，通过组稿，发挥编者再创造的作用。方梦之的编辑生涯处处渗透着学者型的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科技翻译从密集基础研究向“科技翻译理论研究”（李亚舒1997：36）过渡，翻译研究在社会科学、外交、贸易等各个领域迅猛发展，且呈现出多元理论的趋向。这一阶段方梦之从参与多学科、多视角研究到聚焦于应用翻译研究的全面分析和总结。有鉴于此，《上海翻译》在国内率先关注功能翻译理论，发表陈小蔚的《简评“译文功能理论”》和《试论“译文功能理论”在应用文类翻译中的指导作用》，此后功能翻译理论在国内掀起了研究的热潮。2007年，贾文波的《功能翻译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和何庆机的《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是该刊持续关注功能翻译理论的表现。翻译目的和译文功能需要因文体而变化，所以方梦之（2003：49）认为“功能目的论对应用翻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很好的“适用性”（熊兵2012：12）。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译界开始围绕翻译学、学科建设展开讨论。《上海科技翻译》2005年及时更名为《上海翻译》，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翻译学科的发展。在译者“显身”的主体性研究方面，《上海翻译》又一次起到了引领的作用。高宁（1997）的《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1，领先于21世纪初译界对译者主体性的热议。21世纪以来，我国开始客观冷静地反思译学的中学、西学之综合功用，着手聚焦翻译本体和“文化转向”对它的干扰。刘英凯（1997）的《试论奈达“读者反应论”在中国的负面作用》，“标志着我国译界对国外译论洗耳恭听、一味吸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审视外来译论的时期已经来临”（方梦之2015：IX）。曹明伦（2006）呼吁以翻译研究为主、文化研究为辅；钱纪芳（2010/3）提出和合翻译思想。此外，方梦之除了通过选稿、组稿的形式推动译学发展，还亲力亲为地参与中国译学体系的建构。2006年方梦之的“一体三环”论不仅展现出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且表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思辨性。2010年之后，学科发展期待新的理论突破，吕俊（2013）发表了“复杂性科学”的相关文章。范武邱（2012：38）指出，科技翻译已经不能单纯靠借鉴文学翻译的研究路径，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应用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深化与创新。曾利沙（2013）从宏-中-微逻辑范畴进行翻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整合。翻译市场催生理论化的翻译研究，语言服务急需学科教育体制的保障，应用翻译学因势利导，学科版图逐步确立起来。1999年方梦之荣休之后，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开启了“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组织会议、编撰辞典、参与译学体系建构，而这些学术积淀最终都通过期刊体现。自2003年始，应用翻译研究已经从泛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总结向建构体系、课程设置和学科建设发展。这些与方梦之的译学活动和译学思想密不可分。因此对主编译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应用翻译当下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3.3编者与读者的互动
读者是期刊的一面镜子，只有文章的学术价值得到认可，编者的智慧和社会价值才能得到体现。编者通过研讨会等与读者、业界接触，敏锐地捕捉译学新成果；有目的地邀约国内外特定研究群体，通过期刊的话语，促进译者的平等对话。召集学术会议，融洽编-读关系。《上海翻译》坚持开门办刊，开辟多种与读者交流的沟通渠道，单独或联合有关单位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先后与英国文化交流协会、德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翻译》编辑部等联合举办全国翻译竞赛5次，全国翻译教师暑期研习班6次（2002、2005、2014、2015，2012、2013两次与外教社联办）。自2003年起，与中国译协及各地高校共同主办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八届（见表1），其他全国性翻译研讨会多次。国内学者纷纷对会议的最新学术思想进行跟踪反馈，如贺爱军、傅敬民对第七届的透视，车明明、贾文波分别对第六届和前五届的综述，以及会议策划人方梦之对第四届和首届会议的总结。会议的代表性观点《上海翻译》都同步进行了刊登，便于译界切磋。此外，韩子满（2005）、杨荣广、黄忠廉（2016）等还结合国内期刊中的“应用翻译”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为应用翻译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积累和数据参照。应用翻译研讨会的定期开展，起到了“凝聚共识、壮大队伍、稳定方向、推陈出新、繁荣学术的重大作用，在国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高潮”（贾文波2014：86），凸显了期刊引领学界研究热点的作用。正如巴金整个的编辑生涯始终坚持搞好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并把它当作是自己编辑工作的奋斗项目（蒋成德2014：9）。《上海翻译》编者在处理三者关系上，不仅坚持做好编辑的中介、桥梁作用，还致力于提升编辑自身的学术性、专业性，力求达到文化的有效传播和编—读关系的良性互动。
4.关注国际前沿，凸显应用翻译研究的战略导向
从2013年第4期开始，方梦之卸下主编的担子，转为名誉主编。在2014年的第1期，何刚强发表了主编寄语，表明期刊不但要保持“研究接地气、文章追技道”的传统办刊理念，而且在对译学研究的跨学科、创新性上争取继续保持学术引领作用。“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这公器要大家维护，包括作者、编辑和审稿人。而在维护共同体之时，永远不能忘记学问本身”（罗志田2018：6）。《上海翻译》作为具有历史使命、旨在传播应用翻译知识、促进科学文化繁荣的学术期刊，历来秉持自己的办刊原则———学术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学术性，是学者型主编方梦之一贯主张和宣扬的，学术是期刊的生命，体现在宗旨上就是“探讨译道，切磋技艺”。实用性，体现在“聚焦应用，引领实践；倡导争鸣，助推教研”，也体现在翻译教学的实践观、翻译策略、技巧等传统栏目的设置。可读性，编者注重培育良好的编—读关系，以不同形式与读者、作者互动，争取做到“修辞立诚，广纳雅言”，从而实现期刊传播文化之功能。《上海翻译》在理论思考、应用探讨、翻译教学等栏目作出的最新调整，体现了编者对译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宏观推演，对时代特色主题视角的密切关注，对应用翻译研究战略导向的最新把握。
4.1国际译学视野
随着全球化和本地化趋势的加速发展，翻译研究步入多元化、深入化和科学化，翻译学术期刊在理论创新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表现更大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诸如《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期刊都通过理论创新、译学前沿、新书评介、译论研究、特别报道等栏目，组稿关注国际译学前沿，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引领理论创新。为打破西方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上海翻译》着手搭建东西方翻译理论真正平等对话的平台。分别在2011年和2017开设生态翻译学专栏，助推中国特色学派的国际影响力；由周领顺（2015）创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走向了国际视野，拓展了翻译批评的研究空间。面对中国译学国际话语权不充分的现状，刘立胜（2017）基于国外七种权威译学期刊发文的统计分析，探讨新时期中国学者在国际译学的刊文特点，及其与国际同行译学研究的差异。方梦之于2016年至2017年，也参与国际译学的讨论，发文指出：“国外译学研究步伐放缓，系统新理阙略，引进的学术资源渐少。另一方面，国内译学界自主意识加强，已从国外翻译研究的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正在创新自己的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不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借鉴国外的有效方法，仍然是我国的学术方针”（方梦之、袁立梅2017：1）。鉴于中国虽然是译学研究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呼吁国人创立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并带头探究其方法论问题。随着国内应用翻译市场、翻译服务、本地化、翻译规范与标准及翻译伦理等方面的深入发展，《上海翻译》以市场为导向，关注应用翻译的社会实践。2017年第4期，刊发“国际高端海事语言服务与翻译人才培养———国内首个海事语言及应用博士学位点建设的探索与实践”；2017年第5期，刊发“国际标准化文件的特点和翻译的‘标准化’”；2017年第1期，穆雷、沈慧之等基于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100强的调研分析，总结出面向国际语言服务业的翻译人才能力特征。此外，吴攸、李珂珂（2016），王斌华（2014），吕和发、邹彦群（2014）等论文，均体现了《上海翻译》对国际译学的关注和反思。《上海翻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提升中国翻译话语的国际地位，一直在译学的中西互鉴中致力于生成推动国际译学发展的中国学派；其提供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体现出关照现实的问题意识。
4.2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为适应新时期国内外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保持期刊宗旨不变，特色更加鲜明，新时期的《上海翻译》适当调整栏目设置，突显以下八个主题：应用探讨，理论思考，翻译教学，典籍、文化、词语之窗，译家研究，翻译与技术，口译研究，政策、时政。《上海翻译》一直以“应用”翻译为研究重点，在顺应应用翻译研究的时代要求中，“应用探讨”作为一传统栏目，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致力于找准理论与实践的切合点。在该栏目的116篇文章中，引用率最高（76次）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紧随其后的是《“ThickTranslation”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46次），其他排名靠前的主题有“传播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认知-功能视角下定语从句翻译”、“文化外译”、“多模态”、“文化缺省”等。研究体现出“时代主题变迁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影响”（魏清光2018），以及文化“走出去”（白玲、马会娟2019）背景下的研究视角多元、文化自觉意识、问题意识凸显的趋势。“理论思考”板块，凸显学术引领性、前沿性和原创性。在“理论思考”栏目下的70篇文章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5名的论题有“国际语言服务业”、“翻译传播学”、“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译者主体性”、“翻译研究的创新与规范”、“翻译策略”、“应用翻译伦理”。编辑部为推动译学持续发展，创设翻译研究战略论坛，迄今共举行了四届（2014、2015、2016和2018年），共商译学的宏观战略走向。同时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开设专栏———生态翻译学、文章翻译学、变译理论、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和多重视角。我国目前流行的应用翻译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流派有：刘满芸（2016）的共生翻译研究、周领顺（2015）的译者行为批评战略、胡庚申（2017）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2018）的变译理论、陈东成（2018）的大易翻译学等。这些汇集古今中外学术思想而新创的研究路径，代表着翻译学术探索的新思维，通过《上海翻译》为主要探索阵地得以扩大影响，现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当代，在翻译学成为独立自主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翻译教学和翻译学位教育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期刊发文侧重人才培育、MTI、师资、教材等，重视教学上的技术运用和服务国家战略。此外，语言与翻译服务呈现产业化态势，人机互补翻译、本地化项目管理（崔启亮2015；王华树、刘明2015）、众包翻译、译后编辑、翻译技术（李彦、肖维青2018）等升级为翻译的后发潜力，《上海翻译》及时对此予以报道和关注。编辑部在2015年和2018年分别举行了翻译技术培训和新时代翻译技术与翻译研究融合创新研讨会。其中，在2018的研讨会上，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与会代表，围绕翻译技术的本体、伦理、知识体系和教学研究等主题深入探讨。方梦之指出，此次会议“具有开创性、甚至里程碑式的意义”。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和国家文化战略、翻译实践行为，可以拓展应用翻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期刊在一些传统栏目如“典籍译研”、“词语之窗”、“文化译研”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发文质量，体现出翻译研究“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基于中国独特翻译现象”的变化路径。同时，增加了翻译政策、时政的探讨，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和积极参与国际话语建构的历史担当。在口译研究方面，期刊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支持。在翻译家研究方面，期刊独辟蹊径，不仅仍然保持对应用翻译家的研究热度，而且开始探索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单宇、范武邱、蔡万爽2019）等内容，开拓了译家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译学史料。
5.结语
期刊编者在期刊中扮演着轴心的作用，通过其主体性作用的发挥，突显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共识，构建学术研究共同体，从而将翻译与翻译实践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更大程度上发挥期刊跨文化交际的意义。创刊于1986年的《上海科技翻译》不仅见证了应用翻译研究从科技翻译起步到分支学科建立、成长的历程，也为翻译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我国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方梦之是我国应用翻译的实践者，更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倡导者，他担任《上海翻译》期刊副主编、主编近30载，在转为名誉主编后，至今仍然悉心关注期刊的编审工作。本文认为，方梦之作为编者在办刊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其主体性，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做一名学者型主编”的崇高目标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翻译情怀。二，扮演学者、编者等多重角色。三，学术视野开阔，理论素养深厚，逻辑思维缜密，确保《上海翻译》能及时反映学术时代性。四，坚持落实“作者-编者-读者”三位一体的办刊思路，认为读者至上、作者为伴、编者权威，三者缺一不可，相互提携构成学术研究共同体。他的编者主体性，既成就了刊物，也为期刊引领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