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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随着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学术期刊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在大数据基础上集约出版、精准推送和按需订阅等，已成为发达国家学术期刊基本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在大数据时代，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如何顺应时展，从闭门办刊转向开放办刊，改革创新管理水平、提升服务能力，从传统纸媒转向多种媒体融合传播、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组建学术圈、扩大影响力，已成为当下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融媒体背景下国内外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情况的比较，探寻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在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高校学术期刊创新管理与服务的对策。
一、融媒体背景下国内外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情况比较
(一)历史沿革与发展规模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及数字化等既有共同点又有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和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①。欧美发达国家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其专业期刊呈现专业性强、分工精细和出版周期短的特征，并形成了数家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如爱思唯尔、施普林格、NPG等。美国的Nature、Cell、Science等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立足各自领域，探索多元化办刊，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西方学术期刊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运作，已形成传统纸媒与数字互联网传媒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及特色鲜明的运营理念。我国高校学术期刊以学报为主，起步较晚，始于东吴大学1901年创办的《学桴》。新中国成立后，期刊事业有了新气象、新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和高校数量的不断增多，学术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截至2018年，我国科技期刊达5020种②，社科期刊达1523种③。高校学术期刊从创办初始就具有专业性、学术性的特点，在整个学术期刊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21世纪初，全国1000多家高校就拥有3000多种学术期刊①。
(二)管理机制与经营意识
国外学术期刊尤其是科技类期刊，从投稿到出版一般快则两周、慢则一月。它们将论文碎片化、模块化，根据读者需求重新整理打包，建立一对一的读者销售服务模式。2015年，爱思唯尔旗下近2500家学术期刊，共收到投稿130多万篇，刊发40万篇②。2009年，据国外网站Folio报道，Time因善于通过社交媒体和移动空间多平台与读者交互接触，在“数字革命智囊库”调查中，其数字IQ指数排名第一③。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行为随之改变，期刊数字化应运而生;国际大牌学术出版机构和知名期刊善于用多样化手法满足作者和读者需求，不断提升管理经营意识④。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已形成较稳定的“作者—专家编辑—读者”的关联群体，他们建立了严谨高效的具有集约投稿、在线审稿和读者订阅等功能的综合数字化运作平台系统，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加快了信息知识编辑传播速度，以满足人们快速的知识更替需求⑤。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发展从一开始走的就是综合化办刊道路，到20世纪末出现了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千刊同面”的同质化、类同化发展⑥。为此，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连续一系列整顿期刊的文件，包括1999年的《关于严格期刊刊号管理问题的通知》、2002年的《关于清理整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通知》以及2004年的《关于开展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尽管2012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市场化改革，但以学报为主的高校学术期刊转型面临重重困难。随着近年来国内大数据的发展，我国网民数量、移动手机用户量激增，为高校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思路、带来了契机。
二、高校学术期刊管理和服务的局限
(一)机制固化，缺乏创新活力
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大多是随着各高校的创建、扩建创办的，是高校科研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学术期刊强调社会效益，高校学术期刊一直没有真正经历市场机制的考验，缺乏创新和主动意识，缺乏服务作者和读者的理念。教育部2002年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2003年又《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启动了“名刊工程”“名栏工程”。2007年，教育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随即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8家出版社转企，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英语学习》、中山大学主办的《家庭医生》等高校期刊社陆续转企⑦。面对转企风声的加强，有些高校学报编辑部在人事上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做法，即保留原有编辑部编辑(或教师)的事业编制，对新进的编辑采用企业合同制。相关部门试图通过逐步整顿，改变图书和期刊“小、多、散、滥”的局面，旨在调整报刊业结构、转变报刊业发展方式，推动传统报刊业向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传媒业转型。但是，由于高校学术期刊自身的学术性、专业性和小众化，很难迅速转型，也无法获取足够的经济效益实现自我生存。考虑到高校学术期刊的特殊作用，改制就此搁置。
(二)特色不明，缺乏激励机制
高校学术期刊能否在众多综合性学术期刊中脱颖而出，不只与外在因素有关，更重要的在于办刊人的办刊理念是否前沿。2017年，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共10803篇，其中来自中国的论文为699篇(占6.5%)，全球排名第4位。据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信息，我国科技论文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数量排名前进到世界第4位，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继续保持世界第2位①。可见，我国学者的研究已进入国际化水平，但高校学术期刊的办刊仍然保守。一方面，我国大部分高校是地方性高校，以综合文科、理工科和商贸类等大类招生为主，专业设置往往大而全;另一方面，尽管个别高职院校专业颇具特色，但因缺乏科研实力，其学术期刊单独开栏存在困难。因此，教育改革、思政研究和语言文化等成为众多高校学术期刊的常设栏目。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12年《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也在2019年作了关于“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讲话，旨在引导传统出版媒体加快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组建全传媒传播格局，走向世界。尽管高校学术期刊或结合地方特色、或结合区域文化、或结合专业特色努力探索转型之路，但因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资金支持，编辑的策划与组织往往难以付诸实践。
(三)出版周期长，信息化程度不高
高校学术期刊大多采用电子邮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依靠所属官网开设二级网站，数字出版形式也局限于纸版电子文档的数据库化，信息化程度不高。同时，出版周期长(多为季刊、双月刊)，未形成“作编读”的良性互动。笔者曾于2017年对34家浙江高职院校学报的信息化建设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学术期刊信息化建设总体滞后，仅2家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编辑的主要精力仍集中在纸质期刊的文字编辑和排版上，投入信息化建设的精力较少②。高校学术期刊稿件送审流程一般是编辑初审、、专家审稿(盲审或实名审稿)，作者与审稿专家隔着“一堵墙”。在线投稿系统虽有编读互动，还可查看稿件处理进程，但因编辑无暇回复作者或读者的信息咨询，致使投稿系统中的“编读互动”形同虚设。另外，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要求1本季刊配备3个专职编辑，但很多高校学术期刊根本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人员配备的不足，导致编辑无法充分做好回复来稿、联系作者及反馈信息等工作，遑论创建微信、微博及数字网站等工作。
(四)传播方式单一，缺乏复合型编辑人才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环节主要有约稿、初审、专家评审、编辑、排版、校对、终审、定稿、印刷、出版及发行。编辑部一般在专家审稿、编排过程上下力气，对出版、发行关注度不高。近年来，高校学术期刊纸质期刊印刷发行量呈下降趋势:一般每期印刷几百至上千册，主要用于高校交流、作者赠阅。据笔者2017年对浙江高职院校学报的调查，大多数学报每期印刷量约800册，单位和读者的订阅量不到总印量的10%。高校学术期刊以纸质期刊为主，其电子期刊多以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给知网、万方等期刊数据库，且此后也鲜少关注使用和推广情况。在大数据盛行、个性化定制和高端推送不断吸引受众眼球的今天，高校学术期刊这种推广学术研究成果的做法效率极低。为此，必须开拓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引进熟悉新媒体应用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编辑人才③。由于编制紧张、工作负荷重、职业荣誉感少及部门地位不高，高校学术期刊引进复合型编辑人才并不容易。
(五)全局管理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大多隶属科研处、教务处、高等教育研究所甚至是图书馆，很多编辑部领导身兼数职，无暇关注具体事务，只求按期完成出版工作。对于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要求的独立设置编辑部、独立办公场所，很多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都没有达到。校领导对学术期刊建设的不重视，导致编辑部人手紧张、资金不足，编辑缺少主动约请专家撰稿的积极性，也无法建立自身的学术生态圈，对读者订阅情况更是漠不关心。高校学术期刊这种全局管理概念淡薄、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的现状，造成自身发展的停滞不前。
三、高校学术期刊创新管理与服务的策略
(一)树立开放办刊思想，追求办刊特色
21世纪，我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迅速崛起，其中高校的贡献突出，但高校学术期刊的专业细分程度远未达到专业期刊的标准。欧美专业期刊早已成熟，这类期刊定位精细，采用按需订购的推销方式、良性的“作编读”互动机制，出版周期也较短①。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应转变综合办刊的意识，寻找特色化、专业化的转型路径。今后，各高校间的专业竞争、特色专业错位竞争将不断加速，高校学术期刊应未雨绸缪，可结合所在高校的优势专业做好特色栏目建设，如《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民办高等教育”被打造成为教育部名栏;可结合地方文化资源与区域特点，打造地方特色栏目，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温州研究”栏目;还可考虑联合办刊之路，如《辽宁高职学报》早在1999年就实现了辽宁7个高职院校的联合办刊。鉴于学术研究的公益性、专业性，高校学术期刊应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兼顾市场竞争，充分运用融媒体传播功能，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
(二)重视学术期刊的作用，出台激励机制
高校应重新审视学术期刊的重要作用，按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要求设置独立的编辑部，配备充足的专职编辑及办公设备。同时，要提高学术期刊的地位，制定相关的规章规范，细化编辑分工。按照要求，编辑部应配备编务、技术编辑和校对编辑等专职编辑。此外，还应推广对外宣传工作，如微信公众号的推广、网络建设服务以及加强读者服务等。在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可根据编辑的专业特长实行栏目负责制。对于学术期刊获得的各种奖项，高校应按贡献给予奖励，以更好地激发编辑的创新活力，更好地推进管理制度的革新与主动服务意识的树立。
(三)加强复合型编辑的培养与引进，做好人才储备
融媒体时代要求学术期刊必须储备好人才，尤其是善于开发新媒体应用与传播的复合型、专家型编辑。学术期刊的学术性与高度的编辑规范化，要求编辑不但要拥有专业的编辑知识，而且要有学术特长及相关学术圈的人脉。复合型、专家型的编辑难求，需要学术期刊以优厚的薪酬、适宜的环境吸引人才。同时，鼓励编辑晋升职称，搭建交流平台，拓宽编辑的学术视野。另外，可通过对年轻编辑的栽培，培养出符合自身需要的复合型编辑。总之，要激励编辑与时俱进，学习新媒体技术，鼓励创新变革。
(四)推进多种媒体的融合，加快自身发展
纸质媒体因受众面广、文字性强、便于反复深度阅读，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必将长期与其他传播媒体共存、融通发展②。高校学术期刊汇集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的研究成果，通过精心编辑和出版，在学术圈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纸媒正面临着冲击与考验。目前，高校学术期刊信息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以纸质刊物传播和数据库的电子论文为主，也有部分学术期刊尝试补充多种现代传媒手段，利用“微编辑”创新出版模式，以适应现代人“碎片化”和“浅阅读”的阅读方式，如2010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推出手机移动阅读版、2011年开设微博③。高校学术期刊应积极利用自身的学术权威，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优势互补。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认为，人在媒介演化过程中进行着理性选择: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④。新媒体以其广泛性、互联性、便捷性和即时性成为时代新宠，高校学术期刊应思考如何利用多种信息媒介工具，建立更密切的读者群、作者圈，交流思想、变革传播手段和加快传播速度。
(五)利用大数据，加强出版发行投入与开发
国外大型学术出版机构不但注重与读者、作者的联系，更注重出版发行环节。出版既有纸质出版，也有数字出版，尤其是数字出版，它能根据读者需求按需下单并实行电子收费，吸引了很多广告商的广告投放⑤。国外学术机构虽然是非营利性机构，但由于聚拢人气，又采用组合经营方式，获利颇丰，其中广告与出版收入就占据了大部分。如2015年Science的主要经费来源有会员收入、出版收入、捐赠收入、资产租赁和投资，其中出版收入占总收入的50.63%(包括广告、发行和单行本印制等)①，值得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借鉴。2017年上半年，我国手机上网用户数已突破11亿，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13.6亿。在期刊电子市场上，“今日头条”利用人工智能，不但实现了个性化信息推送，还可发表言论形成二次传播;在图书电子市场上，则有亚马逊的分类按需推送。高校学术期刊应开拓多种传播渠道，搭建“作编读”互动平台，缩短出版周期，根据需要开发可视可听、形式多样、易于接受与理解的多版本学术信息载体。可尝试做多种学术推广，形成精确推送，利用QQ、微信、公众号及手机APP等新媒介，创新服务读者和出版发行工作。如《金属加工》将枯燥的学术论文转为精炼文字配植声音、图像视频等，通过微信公众号加以推送，被读者广泛接受②。该微信公众号现已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实现了广告赢利。《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的“听三联”，为因忙碌无法坐下来阅读的白领族创造更多可能的阅听机会;2019年《读者》改版细分读者，分为精华本、校园版、珍藏本、经典版、嘉兴专版及海外版等。我国书报市场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今后一段时间会逐渐向集优、重组发展。为此，高校学术期刊要以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为己任，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供人性化服务，加强出版发行，把作者、专家和读者紧密联系起来，构建自己的学术生态圈，为做大做强学术期刊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