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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移动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讨论持续升温，科技期刊的发展同样需要回应社会以及科技发展现状的要求。颇多学者、从业人员参与到对新媒体时代下科技期刊发展的讨论，笔者认为现有讨论的议题大多集中在以下四大类:第一类是对科技期刊网站建设的现状调查分析;第二类是从技术视角集中讨论期刊发展如何回应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要求;第三类是从发展的视角探讨科技期刊传统模式如何与新生元素的融合;第四类是化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或视角对科技期刊发展现状及其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建议。当我们深入展开探讨的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日渐走进我们的视野，那就是我们往往可以围绕某一个角度为科技期刊在新媒体时代更好的发展献计献策，但是很多讨论往往难以回应办刊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呈现出学术讨论一派繁荣，而期刊的转型发展却遭遇瓶颈，困难重重。这种现象也提醒我们需要对现有的讨论进行反思。笔者认为围绕新媒体时代科技期刊发展的讨论应该围绕其实质展开:即高效服务于学术共同体，让学术成果高效传播，所有技术上的改进都应该是高效服务于科技期刊内容传播的实质需求。而现有对新媒体时代下期刊转型的探讨多包涵一个假定:即当我们的技术改进了、方式优化了，科技期刊的高效传播就可以实现。这种带有极端现代主义的假定早在斯科特那里就被指出:理性的、科学的设计在实践中往往是失败的。从客观上来看这种基于假定出发的技术或工作形式发生改变之后并不一定能够有效提升学术科研成果传播的高效性。我们可以从很多经验中印证笔者的观点:当门户网站建立起来之后很多板块都未投入使用;每个用户“被”关注了众多公众号，但同时公众号里面的内容又有很高的重复度，并不具备信息传递的高效性特点;最能反映这种唯技术主义讨论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学界对于新媒体的转型已经讨论多年，现有讨论中对于问题的讨论还是层出不穷，很多问题也是反反复复拿来讨论，在实践中并没有能够很好解决。这一现状也促使我们不能够仅仅简单站在新媒体技术特点的角度，或是站在编辑技能本身上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要从科技期刊发展的整体性角度着眼去思考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实践，去实现科技期刊发展的所要实现的自身职能。我们需要尝试跳出现有的维度进行思考新媒体时代中的科技期刊为何要转型，以及要转向何处。但是单纯以编辑自身做好还是远远不够的。期刊编辑还需要回应用户、社会对于科技期刊的期待和需求。那么科技期刊工作者判定学术成果的传播是否高效?如何实现传播的高效性?本文尝试通过对一个实践问题的分析切入，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并提出一种潜在可行的思考维度，以更好的回应如何实现科技期刊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好的发展这一议题。
1从一个经验现象切入:转型中的趋同
1．1数学类期刊发展现状
本研究利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2014版)中的信息，通过百度搜索、微博搜索、电话调查等方法，调查了17家数学类中文核心期刊的网站以及新媒体建设情况。在被调查的17家数学类中文核心期刊中有15家数学核心刊拥有远程投稿、审稿系统，占数学类中文核心刊的88．2%，其中的13家期刊可以通过期刊的门户网站浏览并下载过刊全文;除了《中国科学•数学》期刊拥有微博账号(但是微博内容更新至2012年之后再无更新)，其余的期刊均没有开通微博账号;调查中17家期刊均没有微信公众号。鉴于此，我们对这些数学期刊的新媒体发展现状的关注和讨论主要围绕其门户网站展开(见表1)。在我们深入的访谈和比较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技期刊工作者在投身到新技术的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从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除了《中国科学•数学》的门户网站由《中国科学》杂志社自主设计研发之外，其余12家拥有独立网站的科技期刊的网站研发者分别属于3家公司，其中8家采用的是北京玛格泰克，3家采用的是北京勤云，1家采用的为中国知网“腾云”。无论是网站的设计、功能、结构，还是网站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模式上都保证高度的一致性。打开各个期刊网站，我们发现很多版块都是空白，或者是停更在数年之前。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这些网站都要搭建起体系完备的版块，但在实质内容方面却是有所欠缺(这个现象绝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了)。在这种趋同发展的过程中又反映了科技期刊工作者怎样得倾向?笔者认为对于趋同现象产生实质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接近现有议题中所忽视的转型实质问题，即对科技期刊在新媒体时代下传播高效性实质的讨论。
1．2关于趋同的讨论
关于趋同的讨论主要是由新制度主义的组织领域开启，其中包含强意义和弱意义两种趋同产生机制的论述。迈耶和罗恩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入手解决问题，提出组织环境的二元性，组织需要关注自身所处的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而这种制度环境中所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就是合法性问题，如果组织无法实现对这种问题的回应，组织的目标可能从发展型目标转换成生存型目标。迈耶将之称为“理性的神话”。这一研究突破了经济学对效率关注的传统，开辟了“合法性”解释路径。相比于迈耶和罗恩的“理性的神话”，迪马乔和鲍威尔更多是在弱意义上讨论了合法性机制，提出了三种制度扩散的方式———强制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后续学者也在迪马乔和鲍威尔对趋同机制研究上做了进一步的推进:霍恩斯柴尔德和曼纳在《组织间模仿的模式》中提出组织制度扩散中的三种模仿机制———基于频率的模仿、基于特征的模仿、基于结果的模仿;韩欣甲又补充一种基于地位的模仿机制。在模仿机制的研究不断推进过程中，更多结构性因素参与到制度的分析之中。在科技期刊发展领域中也不乏围绕趋同现象展开的讨论，一是沿着制度主义的框架，解释趋同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基于对现状的归纳，将趋同作为当下科技期刊发展中问题的一部分被提出。通过我们的访谈和对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认为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九十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在出版行业内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纸质期刊面临着空前挑战，一部分科技期刊率先开始从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业转型，标志性的特点就是门户网站的建设，并且有些期刊凭借其优势在业界成为成功的典范。随后，稍晚启动转型的科技期刊开始效仿并照搬成功典范的转型模式，这样就形成了科技期刊这一组织内较为严重的趋同现象。另一方面，技术趋同和硬件趋同的背后也折射出观念的趋同，编辑部自身也不清楚或者没有结合学科的特点去思考应该建设怎样的网站，呈现怎样的内容，达到怎样的目的，甚至于有一种观念，为了显示自身的严谨性和地位，别的期刊有了网站，我们也搭建一个网站，这时期刊工作者的关注点就放在所属期刊的美誉、地位之上，基于此便又有了互相的模仿。而科技期刊需要实现的促进学术成果的有效传播这一职能却被大程度弱化。
2办刊趋同:激进的保守主义
笔者并不否定科技期刊在转型过程中呈现趋同的同时也带来了科技期刊发展的诸多创新，一些快捷、高效的网络平台的搭建有助于科技期刊传播中的相关主体获取更多便捷。但在转型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个又一个的技术性目标需要去实现，实现之后发现与先前设想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实践中往往一些理想型的技术运营模式缺乏一些条件支持;又或是发现理想的技术模式实现之后，效果并不如预期。在笔者看来一些对技术的讨论并没有切中科技期刊转型的实质，反而将相关主体的注意力转移到技术本身，造成了一种仅仅是对技术本身的认同。趋同化就可以作为一味追求技术本身的体现，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所具有的服务功能则被弱化。而技术的产物同样作为一种社会的建构，在承载着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访谈中，很多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的对象表示这些技术的呈现也作为一种期刊地位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具备了一些技术才能体现自己期刊的“档次”(或者说是制度主义学者意义下的对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要求的回应)，即使一些技术在设计完成之后往往是疏于管理，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在这一逻辑之下，科技期刊的发展变成了轰轰烈烈搞形式，大大方方走过场，被认知到的实质目标变成了做好科技期刊所需的相应技术支持。笔者基于先前对科技期刊编辑的两种倾向的思考，在关注科技期刊编辑在期刊发展中的趋同现状过程中这一思考又有了新的推进。笔者曾经构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探讨新媒体时代科技期刊转型中的两种倾向，笔者将其归纳为保守化倾向和激进化倾向:保守者更多是强调坚持纸质传播时代中内容为王的科技期刊发展之道，抗拒新媒体的传播形式;而激进者则是迎合新媒体传播的特点，重塑科技期刊的传播方式。从看似对立的观点或事实中寻找共性是训练和体现学术素养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延续先前的思考并尝试发掘这两种倾向的共性，认为两种倾向之下都暗含一种保守主义:保守者固然坚守传统的传播模式，抗拒新媒体传播的“腐蚀”;而激进者在客观上表现为对新技术的迎合，抛弃先前自身的一些内核，但实质上这种逻辑之下还暗含着仅仅追求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并没有从科技期刊发展中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方面展开思考。其深层次的追求是在技术变迁的时代中固守科技期刊的生存之道而不是立足于新媒体时代下的科技期刊更好融合探寻发展之道。在笔者看来，这种积极结合新媒体的传播特点而并没有有效结合科技期刊自身特点与功能的思考和讨论在深层实质意义上也可以视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笔者暂且将其称为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可以视作我们一部分科技期刊工作者并没有从实质上搞明白科技期刊为何转型、如何转型以及转向何处。更多按照一种保守的，维系期刊生存的策略投入新媒体时代下科技期刊的发展之道中。
3回归实质:基于体验的反思之道
那么接着又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按照笔者的观点，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获知实现了科技期刊传播的高效性?笔者认为高效性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以抽象的话语难以在生活中进行测量。我们需要借用一些可操作、可观测的变量对其高效性进行衡量。在以往，我们曾经用数据的方式、技术呈现的形式来衡量其高效性。笔者认为数据更多是呈现出使用情况的变化，透过数据难以体现学术共同体与期刊的互动实践;同时，技术呈现更多是通过理性化、科学的方式站在编辑角度进行自我评价。而仅仅是站在编辑的层面之上开展一些形而上学的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难以将现实中的相关主体有机结合起来，往往是在形式上建起了新的元素，但是在实践中对一些需求难以回应，使得很多转型工作徒有其形式，而无实质的内容。在实践中，新媒体时代下的科技期刊趋同发展现状能够集中体现科技期刊的转型设想与现实需求不匹配所面临的困境。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连接期刊编辑和学术共同体的变量，在笔者看来受众体验(或者说用户体验)可以承载这一功能。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1)这一变量直接与科技期刊要服务的对象紧密相连，也为科技期刊工作者创设可观测的发展目标;2)体验往往是具有背景的①，与社会结构、学术共同体结构有着很好的整合性;3)不仅仅可以作为一个描述变量，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变量，可以通过体验来解释学术共同体对技术(社会)变迁的回应;4)可以作为一种动态的变量，回应科技期刊转型中所遇到的一些发展性的议题，进而跳出先前许多静态的讨论，以避免一种简单的极端现代主义倾向②，同时尊重学术共同体之中的“情境信息”。紧接着，笔者还要说明这种围绕学术共同体中“情境信息”的体验讨论与当下一些围绕用户体验讨论之间的差异。笔者认为他们只抓住了上述主要原因的前两点，将其作为一个描述性变量。其论述逻辑多为:用户体验很重要→某种技术可以回应这些用户体验→我们要发展这种技术。其根源还是在于讨论一种技术或者制度，其落脚点在技术而不在科技期刊传播的高效性，其容易放大技术(制度)的功效，发展出一套脱离实践的模式，这种讨论尚未脱离一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观点。这种逻辑需要进行调整为:用户体验很重要→要服务于这种体验→尝试借鉴或创设某种制度或技术→能够满足某种体验需求→实践中促生新的体验→要服务于这种体验→……。在这种逻辑之下，科技期刊为共同体所塑造，而塑造的元素又来源于学术共同体的“情境信息”。发展的需要才能被纳入到考虑之中，而且技术(制度)与体验是相互影响、互构发展，也能够避免片面的谈科技期刊工作者和学术共同体某一方决定另一方。关于基于用户体验的讨论可以连接编辑和学术共同体，体现出两者间的互动逻辑，帮助我们来观测科技期刊高效传播的实质。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唯一的维度。期刊编辑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互动是“有来有回”的过程。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更多关注“来”的过程，而对于学术共同体“回”的过程关注较少。而能够帮助理解这种来回过程的变量都有助于我们基于期刊发展的实质目标进行讨论。若仅仅简单假定某一方面的科学化、理性化成果将有助于科技期刊的发展，让学术共同体被动适应某一种技术，则有点像“削足适履”般的发展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