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问题，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随着技术创新与媒体生态变化，三年来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前行至深水区。学术期刊为了破解传统传播渠道的“中断”或“失灵”问题，几乎全部把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并尝试运作“两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高速列车，实现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聚合型的数据库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摇身一变成了竞争对手，导致孤立的纸本期刊学术传播中心的地位日趋旁落。大型期刊数据库不仅垄断了学术期刊的在线传输渠道，更为致命的是引领读者“去纸质化”的阅读方式和数据库下载论文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旧的瓶颈尚未突破，新的问题又开始缠绕，距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4．传统传播秩序危机
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书、报、刊出版发行完成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渠道，各有受众。图书以编辑出版学术著作为主，期刊以编辑发表学术论文为主，报纸以撰写学术信息为主，各司其职，按照相应体制的规章制度或业界的约定俗成规则独立地运行，从而形成了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出版发行、质量检查等一系列学术传播的基本秩序。17世纪60年代，学术期刊诞生于欧洲。“学术期刊出现以后，随着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发表平台，其展示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功能。与彼此交流相比，学者更注重如何展示他们的学术发现。”［17］学术期刊得到了学术共同体普遍的认可，因此逐渐成为学术展示、学术传播、学术交流的基本单元，扮演了比书、报更为重要的角色。近些年由于我国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出现弊端，需求过旺，导致纸本学术期刊买卖版面、平庸之作泛滥现象的出现。为了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优化学术期刊出版环境，提高学术期刊出版质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4月下发《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并先后开展了学术期刊清理和学术期刊资质认定工作。这份通知对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服务机构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其严格审核委托单位期刊出版许可证和学术出版资质，不得收录非学术期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以书号形式出版的“学术期刊”、利用境外刊号出版的“学术期刊”及其他非法学术期刊，自觉维护学术期刊出版秩序。新媒体时代所需的技术基因，几乎是所有学术期刊的先天不足。所以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必须突破软件、硬件、网络等方面的技术障碍，无论是引进技术人才自建期刊网站，还是合理搭载技术服务商构建的技术平台，都是学术期刊必须补齐的短板。然而在与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过程中，学术期刊编排那么丰富的专业语言完全被肢解了，编辑、策划、主持人语等被活生生地阉割了。学术期刊不仅把数字出版权交给合作方，而且还失去了主导地位，这种技术突变导致了传统传播秩序的危机。一是从线下到线上的挑战。学术期刊内容的传输已经从线下转到线上，转到了互联网、手机和新媒体领域。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几乎克服了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碍，包括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距离障碍，甚至文化传播意义上的语言障碍。新媒体依托在传播广度和传播速度方面的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以纸本期刊传播学术的基本路径。面对这样的强劲对手，纸本学术期刊不堪一击，必然深陷四面楚歌的危境。二是从订户到用户的挑战。互联网与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主要表现在从读纸本期刊到读数据库、论文内容表现形式与传播形式的多元化、阅读终端的多屏化与阅读时间的碎片化等方面。读者从订户到用户的转变，迫使期刊人必须强化用户意识和服务意识，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和选择。三是从期刊到论文的挑战。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的中心是学术期刊，其刊物风格、栏目特色、专题策划、编辑思想、专家主持等是确立名刊与权威的重要维度。在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基本结构和整体形象在数据库平台消失了，新媒体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解构式的传播方式，把学术传播的中心转移到单篇论文。检索题名、关键词、被引量、下载量、高被引问题、高被引作者……很多网络词汇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语，甚至成为文化现象。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高大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在波涛汹涌的网络空间，犹如一条拼命挣扎的小船，令人生出情何以堪、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学术期刊何时才能逃出苦海、到达彼岸？恐怕留给业界的时间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