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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道德失范
学术道德失范也称为学术道德遗忘。其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学风不正,指学术研究中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作风和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在学术批评中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讦的庸俗作风等。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则是有意或故意违背学术界的“游戏规则”,是指一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失范,指技术层面违背规范的行为,或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而违背行为准则的做法。有学者专门研究学术道德失范问题,将这种行为归纳为五类,一是低水平重复,二是粗制滥造严重,三是泡沫学术泛滥,四是假冒伪劣横行,五是抄袭剽窃成风。还有学者将学术道德问题归纳为伪造类、剽窃类与僭誉类三大类,伪造类包括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拼凑数据,剽窃类包括部分剽窃、完全剽窃、改写式剽窃,僭誉类包括不实署名、僭越署名、荣誉舞弊等,我们从中可以感知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2.学术著作失范
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从表面上来看,是学术出版的标准化、规范化,实质上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和权威性。当前,我国学术出版失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体例、格式不完备。能做到前言(序)、后记(跋)、引文、参考文献、注释、索引等诸要素皆完整的学术著作并不普遍。其二,体例、格式不统一。不同出版单位、不同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存在着体例格式不统一的情况,即使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体例也极不统一。其三,学术引用失真、失当。能否做到合理、正确、如实的引用,反映的是学者的学术道德问题。引用失真,主要表现为虚假引用。引用失当,指的是引用的篇幅与字数超出了合理的范围。[3]
3.研究水平不高
中国奇特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职称评审体系造成了中国学术论文数量的持续走高。但与动辄以百万计的论文总数比较,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价值的论文著作少之又少,我国学术论文的影响因子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大部分学术论文来讲,阅读率、转载率、引用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之我国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往往刊发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所以,有学者直言我国的学术论文质量与庞大的数量之间存在着难堪的反比关系。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我们也有不小的差距。有统计显示,中国每年出版的大约42000种学术图书中,大约只有5500种图书会得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其中只有约1000种图书最终会被选中翻译并在西方出版。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选书原则与标准我们可以进行讨论,但他们毕竟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学术出版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当从中思考自己的差距。
4.评价体系不一
学术论文论著评价缺乏标准体系,对学术出版机构的评价也颇可商榷。目前出版社实行评级制度,业界有所谓的国家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之说,后来又出现将出版社分为优秀、良好出版社或A、B、C、D四个级别。评价期刊的办法则是看这家期刊是否进入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划分法有国家级刊物和省级刊物等,现在一般是分“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两类,在该两类法的基础上又分出权威、重要、核心。目前国内有七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凡是这些来源期刊目录里有的刊物均可认为是核心期刊。本来为学术论文设立转载率、引用率、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虽然牵强,但还是就学术论文本身的质量或影响来设计考核,现在有一部分高校或职称评审机构根据论文专著刊发的刊物级别或出版社等级来确定论文质量,这是典型的学术评价的“血统论”和“出身论”,是缺乏基本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精神的。
二、提升我国学术出版质量和水平的建议
1.坚持学术出版专业化,提升学术出版门槛
说到底,学术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很少部分人能够有兴趣和有水平参与的文化创新活动。同样,学术出版也不是所有出版社或期刊社都能参与或擅长参与的活动,更不是所有编辑都能够驾驭得了的。学术出版应设立门槛。对任何一个编辑来讲,要进入学术出版应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要求,有一定的专业修学水平,包括编辑本人的兴趣爱好、涉猎圈子、知识体系和话语系统等,就是要有专业精神和敬畏之心。对出版社而言,要进入学术出版,必须有一定的现实需要、历史积淀、学术积累、人才储备等,包括专业分工限制、学术领域的选择、人才优势的发挥、地域长项的凸显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对管理部门来讲,要提倡学术出版专业化,提升学术出版门槛,可以出台和推行严格的学术成果评价规范、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等制度性文件,来规范和引导整个学术出版行为,塑造学术出版的生态和样貌;通过选题管理严格控制学术出版的准入资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学术出版成果,在书号控制、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申报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或奖励,通过对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术著作或学术出版机构警告、通报、勒令整改、停业整顿等处罚措施,恶劣者甚至可以被勒令退出,严格实行并逐步完善学术出版机构资质的动态管理机制。[3]
2.严格学术出版规范,建立学术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我国学术出版存在着严重的量多质次、学术失范的情况,也存在着学术评价体系混乱,缺乏科学严密的学术评价体系的情况。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教育部等部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等文件,对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出版作了相应的规定与指导。一些学术出版机构,例如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也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学术著作写作与出版规范”。目前应由总局牵头,协调各方优势,综合各方意见最后形成一个权威的、综合的涵盖学术著作与学术期刊的学术出版写作与出版规范,以便全国学术出版机构参照执行。[3]建立学术评价体系的当务之急是要参照国外学术出版的普遍做法成立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学术评审专家委员会或学术顾问团,尽量多地吸收国外专家学者参与对学术成果的鉴定和评价。
3.创立学术出版品牌,设立学术出版基金
大量的中外出版实践证明,学术出版品牌是学术出版能否健康发展、能否扩大影响的关键。我国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在经营自己的学术图书上,也非常注重学术图书品牌的建设,以品牌弘扬学术,以品牌保证质量,以品牌开拓市场,以品牌求得效益。在创立学术出版品牌的过程中,许多有眼光的出版社和出版人,通过设立学术出版基金的办法来吸引著名学者加入,吸收有价值的成果,抬高学术门槛,提升品牌知名度。更多有理想、有志向的出版者往往从教育出版、大众出版的盈利中切出一块设立基金以支持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因为他们明白,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主要靠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而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它的声望,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更多还是要靠专业出版或学术出版。
4.借鉴国际学术出版经验,尝试互联背景下学术出版新机制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做法是由牛津大学校长任命19名代表组成的学术评论委员会对牛津大学出版社进行学术把关和业务管理。该委员会人员都是“在学术上有一定威望和值得尊敬”者;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委员会则由18位富有学识的,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教授组成,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由该委员会讨论批准;哈佛大学出版社是由哈佛大学校长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的一个编辑委员会来实施管理。委员从代表哈佛大学实力的各科系老师中挑选,共有20位成员。该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提出的选题。国外更多的学术期刊,则广泛采取成立专家委员会和匿名评审的模式。我们可以大胆借鉴。在出版实施环节,可以采用更加细分工作环节的编辑加工办法。如国际著名的爱思维尔出版集团按照编辑的专长、负责的流程阶段、工作年限分为出版人(Publisher)、策划编辑(AcquisitionEditor)、副编辑(AssociateEditor)、编务项目经理(EditorialProjectManager)等,以便于更好发挥专业人才的优势能力,从而创造好的效益。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我们还可以有选择性地开展国际组稿、国际评审、多媒体互动、同步出版、版权、按需印刷、开放存取等出版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