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知识范例

0引言

CSSCI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发展的总体情况。最近10年来CSSCI期刊论文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150069篇下降到2019年的119866篇。经济管理类CSSCI期刊论文数量与之类似,从2009的48102篇下降到2019年的32397篇。在人文社科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稳步增长的今天,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我国CSSCI论文持续下降的原因本质上源于影响因子的操控行为[1]。根据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它是期刊统计年度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度的平均被引次数,如果能适当降低载文量,那么有可能会提高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操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何况一些研究表明降低载文量不一定会降低影响因子,因为载文量与影响因子无关[2-4]。此外人为降低载文量也会牺牲学术期刊的信息和知识量,不利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为了抑制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有必要设计反映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新指标。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遏制期刊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使期刊载文量与人文社科发展同步;第二,期刊信息和知识密度指标缺乏,有利于完善相关领域的评价指标,从而推进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第三,分析信息和知识密度指标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关系,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新的视角和尺度。1994年原国家科委曾经出台过期刊信息密度的考核指标,就是每个印张的论文数量,该指标应用数年后逐渐被废弃。孙景峰[5]认为采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表示信息密度并不科学。王蔚良、陈咏梅[6]指出论文的学术质量与文章长短没有必然关系。李晓红、冯保初[7]认为限制论文篇幅,影响学术论文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学术风气的成长。赵均[8]提出信息密度可以作为定性指标来进行评价,但不宜作为定量指标来使用。论文中包含的知识量测度一直是个研究难点。温有奎[9]提出知识元的概念,指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备知识表达的知识单位。传统标引使用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标引,以它为基础的信息检索系统可以提供基于主题词、关键词、作者、篇名词、文摘词等元数据的信息检索,甚至全文检索,检索结果是文献集合[10]。从这个角度,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标引,是知识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刊论文关键词能反映一定的信息和知识,目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关键词研究学术热点,Atlametal.[11]基于词频变化和机器学习自动估算关键词一定时空内研究热度的变化情况。Zhaoetal.[12]进行关键词聚类研究,根据出现年份进行关键词热点分析。Shaffer[13]抽取论文标题中的词语构建共现网络,通过聚类分析识别新兴研究前沿。余丰民、林彦汝[14]通过基于学术论文关键词词频统计方法,构建研究热点漂移程度模型。奉国和、孔泳欣[15]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词频分析方法,揭示学科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廖鹏飞,李明鑫等[16]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尝试从被常规研究所忽略的长尾关键词中探寻领域新兴前沿,提升领域前沿识别的时效性。另一方面是关于论文关键词信息与知识含量的相关研究,李秀霞、程结晶等[17]研究发现,我国情报学期刊的关键词呈典型的负幂函数分布,期刊关键词分布的负幂函数方程参数可作为其学术质量评价的指标之一。安璐、余传明[18]通过计算期刊的关键词数量与方差,指出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不仅依赖于被引频率、影响因子等,更重要的是规划、调整期刊的主题内容。马峥、俞征鹿[19]通过统计期刊文献关键词,设计了“红点指标冶,用来反映期刊内容与同领域的研究热点方向或主题的重合程度,以此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田大芳、张瑞丽等[20]以《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为例,计算两种期刊关键词相似度,发现两种期刊的相似度有一定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参考文献作为科技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含了一定量的信息和知识,是影响科技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21]。Biglu[22]通过研究SCI数据库参考文献数量对影响因子的影响,发现影响因子和参考文献数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Corbyn[23]基于Science上发表的50000篇论文研究发现,参考文献越多,论文越容易得到更多的引用。姜春林、刘学等[24]研究发现,高被引论文倾向于引用高被引文献。梁春慧、孙艳等[25]对8585篇化学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明显比一般论文多。张垒[26]对档案学期刊的研究表明,参考文献数量与论文高被引不具有相关性,但高被引论文倾向于引用影响力较高的期刊。综上研究可以看出,关于学术期刊的信息和知识量研究,原国家科委提出的每印张论文数量指标存在不少问题,事实上已经停止使用。关于学术期刊信息和知识量的相关研究,学术界研究思路主要包括关键词分析、参考文献分析等,但目前研究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研究学术热点,关于信息和知识量测度的研究比较缺乏,事实上迄今为止尚缺乏相关指标。本文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在对学术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载文量、被引刊数、参考文献、关键词等角度多方面选择评价指标,并采用TOPSIS法评价,得到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Information&KnowledgeDensityIndex,IKDI),并研究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进行相关讨论。

1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原理

1.1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设计原则

第一,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主要采用来源指标评价。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来源指标和引用指标,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标,比如作者数、地区分布数、论文篇幅、关键词、参考文献、基金论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标,如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特征因子、总被引频次等等。来源指标是引用指标的基础,从来源指标来设计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对一些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从源头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论文质量。第二,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包括更加广泛的因素。对于学术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目前还是个很大的难题,因此测度时应避免视角单一,这样可以降低测度误差,提高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的稳健性。比如应综合考虑载文量、被引刊数、中英文参考文献、国际化水平、关键词覆盖范围等等。第三,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应选用相对指标。采用相对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信息与知识测度的质量,避免单纯追求数量的现象。第四,权重稳健原则。用于测度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指标有多个,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设计尚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宜采用等权重原则进行处理,即摈弃主观评价方法,以客观评价方法进行指标体系评价。第五,避免自然权重原则。自然权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属性评价中由于标准化后指标均值不相等带来的权重偏倚现象。文献计量指标许多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自然权重问题会比较严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标准化手段,防止自然权重的带来的异常影响。

1.2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评价框架

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从信息与知识载体、信息与知识内容、信息与知识来源、信息与知识来源国际化、信息与知识影响这5个视角进行测度。信息知识载体:主要从载文量角度进行测度。在版面一定的情况下,假设质量不变,那么载文量大的期刊无疑具有更多的信息与知识含量。载文量是个双刃剑,曾经出现过一些期刊载文量人为加大导致期刊质量下降的情况,后来更多期刊片面认为降低载文量会提高影响因子,因此近年来CSSCI期刊载文量又出现普遍降低的异常现象。文献计量指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调节作用,对学术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适当干预。信息知识内容:采用篇均关键词表示。一般每个期刊都规定了关键词的数量,但有一定的弹性,总体上变化不大。关键词越多,意味着期刊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围越广,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越多。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键词的近义问题,由于中文的特点,关键词之间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不少,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第二是关键词的重复问题,如果期刊专业性较强,必然有很多关键词是重复的,篇均关键词较少。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说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关键词指标相对不占优势,但鼓励这些期刊增加关键词有利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还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的。信息来源指标:采用两个指标表示,分别是篇均中文参考文献和篇均英文参考文献。学术研究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错误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础。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这并不妨碍用参考文献数量来反映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含量。需要注意的是,从单篇论文的角度,难以采用参考文献指标来评价其信息和知识量,因为对于单篇论文个体,需要通过论文内容来对其创新进行综合判断。但从期刊评价的角度,因为期刊是若干论文的集合,所以从期刊总体信息与知识量评价的角度,用参考文献相关指标是可以的。信息知识来源国际化:用外文参考文献比表示,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国际交流也大大增强,如果一个期刊引用更多的国外文献,说明其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当然由于学科不同,期刊引用国外参考文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经济学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一般较高,中国历史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较低,但评价一般用在同一学科的不同期刊之间比较,因此这个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信息知识影响:用新扩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该指标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数除以载文量。由于每个期刊的办刊偏好、办刊特色均不一样,一个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说明该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量。这个指标是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中唯一的一个影响指标。

作为支撑知识创新和知识利用的重要传播载体，科技期刊的发展关乎国家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软实力建设。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越来越倚重科技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面临中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机遇;面向科研人员逐步由单一的信息索取向线性化、层次化、连接化的数据分析乃至向结构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知识探索利用转变的科研需求［1］;面对国外科技出版商技术日渐成熟、服务日趋完善的出版态势:中国科技期刊界亟须高度重视期刊在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使命，从根本上解决期刊的学术质量，高度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创新实现从传统出版业态向“互联网+知识服务产业”的快速转型，高度重视服务学术与期刊经营的有机结合，高度重视行业内外的有机融合、敞开胸怀、放眼未来。我国科技期刊的融合出版尚处于初级阶段，知识服务投入较低、知识产品形态和服务形式单一、知识服务收入占比偏低。针对此境况，本文通过文献检索、访谈及实地调研等方法，客观阐述中国科技期刊现有知识服务概况，并通过对其进行分类归纳、绘制思维导图，探寻当下适合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知识服务策略，期冀为国内科技出版界开展知识服务工作提供参考。

1科技期刊知识服务的概念及外延

国内学者对于知识服务有广义概念［2］。本文旨在探索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实践路径，仅限于狭义概念开展讨论:即在科技期刊业已积累的大量、可信的数字资源基础上，对这些海量知识进行筛选、加工、匹配和分发，不断将已有资源进行新的知识体系构建并提供优质服务的处理过程。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外延亦限定于:1)建立在期刊所积累的一次文献及期刊编辑、审稿者、作者的知识基础之上;2)为用户提供与期刊专业相关的信息、知识或知识产品、期刊专家给出的解决方案;3)追求期刊出版传播与知识服务的有机融合［3］。科技期刊知识服务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特性，并且这种服务还高度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的过程中充满交互性，是一种具备高附加值的服务［4］。在笔者看来，数字环境下的科技期刊知识服务概念将更多聚焦于数字传播的开放化、兼容化、共享化和社交化特点，树立以用户为核心的服务理念，转变传统出版的单向输出思维至融合出版的用户思维，利用科技期刊长期累积的专业文献数据、编辑、读者等知识服务基础，运用新型技术工具创造同一知识衍生的各类知识服务新产品、新方案，不断为用户提供简明、高效、多向互通的学习平台，并以这些创造性的劳动逐步提升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营效益。

2研究方法

有关知识服务期刊的数量能有效地反映和说明知识服务研究的分布概况。陈茫和张庆普的研究显示［5］，知识服务研究的阶段可划分为:研究初创阶段(1990—2000年)、快速成长阶段(2001—2008年)和成熟发展阶段(2009—2015年)3个阶段。笔者以“科技期刊+知识服务”为关键词，从知识服务成熟化的2009年开始，检索并学习2009—2017年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所收录文献，再延展学习相关参考文献，然后通过访谈及实地调研梳理，结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融合出版实践，从内容资源整合途径、资源表现形式、个性化服务模式、互动交流方式、信息延展服务等角度，厘清科技期刊知识服务模式的发展脉络，归纳总结出中国科技期刊知识服务的模式，初步绘制出中国科技期刊知识服务模式思维导图(图1)，以探寻数字化环境下适合于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知识服务方法和策略。

3中国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模式

数字化环境下的现行中国科技期刊知识服务模式可分为知识检索、知识发现、工具与应用、移动/社交服务以及多媒体服务等5大类型。下文将系统阐述各服务类型的特征、内容、优点及相关示例。

1.学术期刊分类

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核心期刊、中心核心期刊

2.学术期刊科目分类

社会科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

3.中国期刊方阵

“中国期刊方阵”的基本框架分为4个层面，形成宝塔形结构。第一个层面为“双效”期刊。以全国现有8135种期刊为基数，按10%—15%的比例选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1000余种期刊，作为“中国期刊方阵”的基础。通过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委评比推荐产生。第二个层面为“双百”期刊。即通过每两年一届评比产生的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每届进入全国“双百”重点期刊数量控制在200种左右。第三个层面为“双奖”期刊。是全国“双百”重点期刊基础上评选出的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的期刊。此类期刊约100种左右。第四个层面为“双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期刊。此类期刊约50种左右。建设“中国期刊方阵”的运作步骤采取分级负责的形式，各省的“双效”期刊由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按照规定比例推荐，入选期刊必须是省、部级以上优秀期刊，或有希望成为优秀期刊者。“双奖”和“双百”期刊通过评选产生。“双高”期刊由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确定，入选期刊均为国内知名品牌期刊。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建设‘中国期刊方阵’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由科技部负责组织的科技期刊的推荐评选工作已经结束。科技部于日前公布了评选结果，共评出716种科技期刊进入“中国期刊方阵”，高校期刊入选113种。其中，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双高期刊）40种，高校占7种；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提名奖期刊（双奖期刊）58种，高校占3种；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双百期刊）122种，高校占18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期刊（双效期刊）496种，高校占85种。《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入选“双效期刊”。

4.学术期刊基本知识（SCI、SSCI）

1、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检索刊物，尤其能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中以生命科学及医学、化学、物理所占比例最大,收录范围是当年国际上的重要期刊,尤其是它的引文索引表现出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和地区均以被SCI收录及引证的论文情况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2、EI(工程索引)TheEngineeringIndex，简称EI.创刊于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每月出版1期，文摘1.3万至1.4万条；每期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者单位索引。出版形式有印刷版（期刊形式）、电子版（磁带）及缩微胶片。EI选用世界上工程技术类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5个语种的3500余种期刊和1000余种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图书等出版物。年报道文献量16万余条。收录文献几乎涉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

3、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toScientific&TechnicalProceedings，简称ISTP。创刊于1978年，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该索引收录生命科学、物理与化学科学、农业、生物和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学科的会议文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其中工程技术与应用科学类文献约占35%，其他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

4、ISR（科学评论索引）IndextoScientificReviews简称ISR。创刊于1974年，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收录世界各国2700余种科技期刊及300余种专著丛刊中有价值的评述论文。高质量的评述文章能够提供本学科或某个领域的研究发展概况、研究热点、主攻方向等重要信息，是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

5、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formation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是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科学引文索引是从文献之间相互引证的关系上，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检索与查询，可以揭示已知理论和知识的应用、提高、发展和修正的过程，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定量的视角评价地区、机构、学科以及学者的科学研究水平，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CSSCI俗称“南大版核心期刊”。

6、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不定期出版，1996年出版了第二版，2000年出了2000版，2008年又推出了最新的版本。《要目总览》收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类别的中文期刊。其中对核心期刊的认定通过五项指标综合评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是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期刊，俗称“北大版核心期刊”。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内容创业风潮，知识分享产品如雨后春笋般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而出现。早在2009年，问答社区Quora即已创立;国内2011年豆丁网推出付费阅读产品;2013年逻辑思维招募付费会员;2014年微博推出文章打赏功能;2015年微信公众号开通打赏功能;2016年4月，知乎开启商业化尝试，推出付费知识直播“知乎live”;2016年6月，喜马拉雅上线付费音频《好好说话》，首日销售额破500万。经过几年的酝酿，2016年知识付费模式爆发。知识付费是指消费者通过互联网技术付费获取垂直领域的个性化信息、资源和经验等，从而达到任职提升、情感满足、阶级归属等目的的消费行为［1］。《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610亿元，同比增长205%，使用人数约3亿人［2］。知识付费成为新的风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3］。《2016—2017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将出现7大发展新趋势，其中知识付费日渐兴起［4］。知识付费的兴起，一方面是内容创业者对知识变现模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是用户对互联网信息获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出版业试水知识付费

出版业在知识付费的风口下，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许多出版业已经试水知识付费，在纸质书的基础上增收成功。2016年底，长江少儿出版社教辅图书《长江作业本》，使用RAYS线上同步配套纸质图书问题解答、拓展PDF课件、数学难点特级教师讲解视频、名师问答等，线上运营收益权在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吸引多家投资机构竞购，最终卖出688万元。外研社考研教辅类《2018王江涛考研英语满分范文背诵》一书也配套了线上服务，提供了满分范文录音;增加了王江涛帮你复习视频;你的问题我来答在线问答;王江涛帮你改作文专家审稿等线上内容，同时取得较好的收益。

2科技期刊参与知识付费

科技期刊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受众面和发行量都比较小，科研成果难以普及，但由于科技期刊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使之成为所需受众的特殊需要，同时受众比较集中，这也成了科技期刊的优势，尤其是在互联网海量信息冲击下，受众接受的信息量超出了其所需要以及所能消费、承受的信息量，以至于受众无法高效选择或有效利用信息［5］。因此，受众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是可靠而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同时受众也会倾向于从权威的内容生产者处获得信息。科技期刊依托其专业的学术平台和强大的作者队伍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知识内容，并且是经过多流程的把关后才进入发行渠道的，所以科技期刊所提供的内容，其质量、权威性和深度都是其他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所无法匹敌的［6］。科技期刊应依托纸质原生内容在数字出版中提供知识增值服务，满足受众需求，开启知识付费模式。目前，已有科技期刊试水知识服务及知识付费，例如《科技进步与对策》在知识服务方面的创新使其具备了知识付费的条件。如在纸刊的内容中增加二维码，用户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作者提供独家论文讲解，并设置主编亲自论文写作规范在线指导快问快答等问答服务。该刊使用专业的数字内容运营平台RAYS，加入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的“基于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出版融合产品交易”服务平台，为科技期刊的知识付费提供了专业的服务，只要科技期刊能设计出有新意的知识服务模式，该平台就可以让你的知识变现。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做好知识服务，其平台有其专业的技术公司来做，相信随着知识付费的发展，正如数字出版的专业数据库知网、万方一样会有更多的专业平台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同时知识服务及知识付费也将成为新的出版业态。

3科技期刊知识服务及知识付费模式

科技期刊在数字出版转型中，在知识服务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依托纸质内容的图片、视频、简短易懂的文字等模式在其微信公众号、微博、数字平台等多方面传播，在知识增值服务中也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日新月异。在当下，随着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免费的特征也逐渐削弱，期刊人应该在知识付费的风口下顺势而为，在已有的知识增值服务中设置知识付费方式，或者增加新的知识付费点。例如增加视频、动画、图片等，实现一种内容，多种载体。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期刊为了能够让受众接受，将内容改编成浅显易懂的语言并配以视频、动画、流程图、操作过程等，也可以增加问答应用，与专家、名师一对一问答。以平台为基础，使用户通过不断的体验，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消费的意愿，并在交互的用户中搜集受众需求，集中用户最需要的部分设置知识付费。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纸刊上设置二维码，将二维码作为知识服务的入口，从而打通客户渠道，不断提高用户数量，服务通过二维码直达用户，实现精准对接，为知识服务产品后续开发提供大数据支撑。对于受众来说，现在依托于微信公众号提供数字资源的方式降低了学习成本，节约了时间，因此，在知识付费时代，科技期刊要做一本新型的期刊、融合的期刊，做具有交互功能的现代期刊。

众所周知科技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是新知识的载体。知识是提升竞争优势的基本要素。一本科技期刊的知识越是丰富越是前沿，其价值也越高。科技期刊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资源，其知识分享功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科技期刊的发展。一本好的科技期刊必然会分享更多的知识。那么如何提高科技期刊的知识分享能力?科技期刊编辑如何帮助科技期刊作者更好的分享其创造的新知识?这都是科技期刊和科技期刊编辑应该更多思考的事。本研究想通过价值接收模式里的认知价值，计划行为理论里的主观规范和社会认知理论里的自我效能这几个方面来探讨科技期刊知识分享功能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对参考建议。

一、科技期刊的知识分享功能

在知识管理中，知识分享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彼此交换，讨论知识并从其他个体习得经验的一个过程。其目的是透过知识的交流来扩大知识的利用价值。知识分享行为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具有载体功能的个体，在这里就是一篇学术论文，或者说是一本科技期刊。同时科技期刊的读者(学习者)因为具备了重新架构知识的能力，所以能够把知识不断地加值，产生新的学术论文。所以不夸张的说，一本科技论文的分享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这本科技期刊的生命力。过去谈到知识分享大多以企业组织为背景，而科技期刊的知识分享行为则大不同于组织内部的知识分享，它跳出了组织学习与组织管理的框架。它更加注重科技期刊读者(也是潜在作者)本身。正因为如此，研究科技期刊知识分享功能，就应该把科技期刊的作者或者读者的知识分享行为作为研究重点。知识分享的行为除了个体因素以外，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的重要因素。在科技期刊知识分享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的关系，乃至作者与编辑、编辑与读者的关系，都是影响分享的重要因素。知识分享的媒介———科技期刊也是重要的因素。知识分享是一种知识转移的行为，如果知识分享者有意愿分享自己的知识，但却没有良好的传播媒介来传播其所具有的知识，这样知识分享就不会实现，所以一本合适的科技期刊是知识分享的良好传播媒介。由于每种科技期刊都会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就使相同领域的作者或读者能更方便快捷地通过科技期刊这一特殊的媒介进行知识交流。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心得通过学术论文与其他相同领域的作者或读者进行非面对面的交流，而具有创新、协调意识、高效率、亲和力、责任心及相对广博知识的科技期刊编辑就是这两者联姻的最好嫁娘，所以科技期刊就是这样具备与一般传统教育不同的知识传递性，一种具有知识分享功能的特殊的传播媒介。

二、价值接收模式里的认知价值

价值接受模式(Value－basedAdoptionModel)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认为使用者对于任何一项产品都会产生一个认知价值(PerceivedValue)，这认知价值可供消费者决定是否采用。该模型指出使用者对于任何一项产品的感知利益会正面影响使用者持续使用的意愿。那么科技期刊内容与科技期刊研究领域的相关性和在同种类期刊的认知价值就是作者是否愿意在该期刊中分享自己知识的一个重要原因。遵循认知价值理论，科技期刊编辑则应该较深刻地了解本刊学科的研究方向及本刊在哪一方向具备更大的优势。不断提高科技期刊本身的学术价值，是使作者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即提高使用者，包括作者和读者知识分享意愿的根本原因。

知识服务是一种提供以内容为基础的组织产出［1］。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量巨大而知识量小，更突显出知识服务的重要性。科技期刊作为自然科学科研成果的传播媒介，原有的信息服务已不能满足国家、政府、机构及科研人员对知识的需求，科技期刊应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型，更加密切关注国内外科研环境的变革、国家战略发展中心的变化以及所在行业的发展规划，通过对科技期刊资源、技术、人员等的调整与整合，发挥科技期刊的知识管理能力，提高知识服务效益，提升科技期刊在科技发展中的贡献度［2］。期刊编辑作为科技信息加工者，通过将繁杂、无序的信息转化为系统知识体系（期刊），具有提供知识服务的天然优势，应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能力，以信息管理和组织能力为基础，以信息获取和检索能力为保障，深入挖掘信息价值，通过目标明确的信息组织形成知识产品、提供知识服务，从而契合时代需求，在完善个人能力的同时促进期刊影响力和贡献度的提升。笔者结合自身所在期刊（以下简称“学报”）的工作实践，从以下3个层次论述科技期刊编辑面向知识服务的信息能力，旨在启发同行、共同进步。

1信息分析和管理能力

对海量信息的分析和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基础。信息分析指对信息高度敏感，能够准确区分、分类信息，对信息作出快速、准确的判断；信息管理指将信息分类和归纳，按照一定规则建立信息网络框架，构建知识体系，且对该体系进行动态更新。

1.1信息分析

科技期刊投稿的稿件中包含多个维度的信息，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层次和时间、地点、人员、基金等。学报编辑部在收到稿件之后，首先从以下几个维度对稿件信息进行分类：在研究对象维度，稿件研究对象的分布和出现的频度、密度，可说明哪个研究对象受到重视，为把握研究重点和热点的变迁提供参考；在研究领域维度，判断稿件在昆虫学或植保学的哪个领域开展，是昆虫生理、生态、生化、遗传、分类或者害虫控制、昆虫毒理、资源昆虫开发等；在研究层次维度，判断文章是简单现象描述、初步关联性分析、深入因果关系探讨或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理论或技术等。此外，稿件中还包括时间维度信息，如：试验的时间、试验持续的时间；位置维度信息，如试验的地理位置、作者所处的省份和区域；人员维度信息，如参与试验人员分布、研究生数量以及各级专业科研人员的分配等，以及作者中是否有合适方向和能力匹配的潜在审稿人；基金维度信息，如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行业及社会团体等项目支持。

1.2信息管理

将稿件中原始、新颖的信息构建结构化文档，根据上述1.1中分析出的特征对来稿中信息进行高度突出特征的标引，即在对来稿进行信息分类的同时完成对内容的语义化、细粒化的知识标引［3］。将这些结构化的基础性信息格式作为原生数据生成信息管理集约化平台，方便编辑部随时随地、有针对性地获取关联数据，使得编辑部不仅对信息有充分把握和敏捷反应，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扩展功能；通过与第一手信息的密切关联，把握研究领域发展的脉络，及时发现新的创新点，为知识组织提供思路。在信息系统搭建的基础上，在单维度的信息间建立起联系，形成立体、网状、互相关联的网络框架，构建知识体系，并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该体系的动态更新。同时，建立审稿人实时信息管理系统，对审稿人的基本信息如研究方向、单位、年龄、学历、学位等的掌握之后，持续追踪其研究方向、团队情况、团队核心成员情况、研究兴趣点转化等。审稿人作为科技期刊维持运营的中坚力量，代表研究领域方向最活跃的智慧力量，从信息组织角度对审稿人管理，可组织目标清晰的知识产品，或面对突发事件时可及时地沟通、联络，提出解决方案。

期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天然的知识服务者，连接着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获取，实现了知识社会化传递。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守门人”，为期刊知识服务达成提供智力支持，一直是期刊知识服务的审核者和重塑者。今天，“知识服务”作为一个专有词，成为一种商业形态，依靠市场的赋能，以知识付费为商业模式，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构成了期刊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体系。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知识付费用户规模达2.92亿人，2019年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将达3．87亿人。［1］以算法为核心的“今日头条”系，通过算法分发系统全方位辨别公众的知识偏好和知识需求，成为现代互联网知识服务的基本范式;以社群为核心的“逻辑思维”“樊登读书”等阅读学习平台，深度细分社群知识特征和知识需求，逐渐打造一个知识特征明显的内容体系;以隐性知识显性化为核心的“知乎”，基于问答的特定知识服务搭建了“知乎系”的内容格局……知识服务作为一种全新业态正深刻变革着内容产品的生成方式和运作机制。以数字出版为特征的期刊革新便是一种应对，把数字技术融入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交流和业务合作等过程中，实现网络化的编辑出版。期刊编辑如何才能把握好基于知识服务的角色定位，科学合理地设计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是期刊实现知识服务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本文认为基于知识服务的期刊编辑角色演进主要体现在期刊内容生成、期刊内容传播和期刊评价反馈三个主要向度之中。

一、服务者:辨别知识需求

基于知识服务的期刊创新发展，是“变”与“不变”的融合，既有期刊本质属性的时代坚守，也有期刊基于知识服务的认知升级和实践革新。期刊编辑的角色定位依托于期刊发展创新应时而变，服务于期刊发展，以服务者的角色参与到期刊发展之中。知识服务时代，期刊编辑的“不变”角色是服务者，这是由期刊的本质属性决定，实现社会知识的链接和聚合，并以内容的形式进行生产，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知识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全流程地重新定义了期刊编辑作为服务者的角色，客观上推动期刊编辑角色求“变”。换言之，知识服务赋予了期刊编辑全新的服务思维和服务行动，结合市场的赋能，确保“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2］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催发期刊编辑应时而变，将编辑服务行动前置，辨别知识需求，并将需求转化为期刊创新发展的知识推动力。知识服务核心的特征是基于知识需求的精准识别，帮助受众解决信息过载问题，实现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精准有效衔接。因此，期刊编辑的服务者角色适应知识服务实现转型，激发知识付费，要求期刊编辑从受众知识需求的角度审视编辑工作全流程，从知识需求的角度重新设计选题策划等编辑流程，精准对接知识需求，推动期刊创新发展。例如，《沉积学报》近年来通过新媒体社交平台，召开多期在线学术研讨会，不仅带动了期刊学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加推动了期刊学术品牌的建设。在线学术研讨会是一种以期刊为主导的新型知识服务产品模式，也是一种科技期刊的增值服务内容，对推动学科建设、提升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3］知识服务将越来越多期刊的服务属性向编辑让渡，强调编辑作为服务者能够具有充分展现服务能力的智力支持因素。有学者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界定知识服务内涵，认为知识服务提供者凭借其具有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借助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客户获取知识、提升能力、解决问题。［4］作为知识服务的服务者，期刊编辑应较好地运用社群理论、圈层理论等思维视角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力研判、分析受众的知识需要，实现期刊由聚合内容式传播到知识分发式传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引导受众愿意为知识付费，兼顾期刊的经济效益。

二、共享者:链接知识分发

现阶段，知识服务主要通过特定平台聚合知识的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共享知识，使期刊编辑把自己的专业能力融入到“用户+需求”的链接新范式中，并使其积极寻求与平台运营商、技术服务商以及自媒体个人或组织的合作，最终实现知识精准分发。期刊编辑在知识服务中具有鲜明链接知识分发共享者的角色，在“基于专业知识提供服务”和“面向知识生产过程提供服务”的思维指引下，加强内外部内容资源整合、完善知识体系、建立知识图谱，以提高优质内容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期刊知识服务效能。［5］期刊编辑要积极主动推动期刊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注重技术的灵活应用，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现逻辑，精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技术提升期刊开放服务理念，实现期刊高效精准的知识分发。具体而言，期刊编辑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推动期刊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期刊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期刊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期刊传播平台，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知识服务传播体系。同时，期刊编辑作为链接知识分发的共享者要坚持去中心化的期刊传播模式，着力打造期刊知识服务平台，连接多元主体进行知识的聚合，并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期刊知识服务新方法、新路径。期刊知识服务共享的前提是做好期刊受众的多维“画像”，获得并积累受众的信息，包括相对静态的基础信息———比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行业等等，以及相对动态的需求信息———比如职位、所在公司、工作岗位、学习轨迹、知识结构等等。在“画像”基础上，期刊编辑善于借助互联网技术，合理利用推荐算法，预测受众知识需求，精准地将期刊知识传递给用户，实现精准知识分发。期刊编辑应立足于本身的专业背景，从“为解决问题提供线索”和“为解决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程度化知识或过程”两个方面，完成精准有效的知识分发。

三、倾听者:聚合客观反馈

知识服务具有鲜明的社交属性，对期刊编辑联系服务读者、作者提出更高维度的要求。知识服务重塑期刊编辑的角色，集中体现在受众对期刊创新发展的参与，甚至成为期刊知识来源的重要渠道。基于知识服务的理念，期刊编辑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广泛的受众，而是具有特定知识的受众，是一种为受众知识迭代和认知迭代的服务，也不再简单地表现为出版或数字出版，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知识沟通。因此，期刊编辑做好倾听者，聚合受众客观反馈，推动期刊知识服务迭代升级，是期刊知识服务的内在要求。期刊编辑承担着社会责任，肩负着传播主流价值观、舆论引导和表达民意的重任，必须注意受众反馈的客观性，注重反馈的理性和建设性，绝不能单独以市场价值为标准筛选受众反馈。其一，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知识服务的倾听者，需要具有明确的倾听标准以应对海量的受众反馈，坚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倾听标准，切实将期刊编辑的职责使命转化为一种知识服务的推动力，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和提供素养结合起来。其二，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知识服务的倾听者，需要多维地选择倾听渠道，善于创新倾听方式，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在反馈形成和扩散过程中对正面反馈的推动、对负面反馈的疏导，从而做到坚持正确期刊知识服务导向，把期刊受众的知识智慧、创造勇气激发出来，有力地促进期刊知识服务能力提升。其三，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知识服务的倾听者，需要及时有效地回应受众反馈的诉求，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知识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期刊知识服务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