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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美国外交理念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学术成果。其中，既有聚焦个别总统或党派的研究，如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奥巴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共和党的外交理念等，①也有对特定时期特定政策的集中讨论，如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援助政策等。②这些研究的特点是时段短、主题专，容易形成扎实的学术成果。同时，学术界也有较为宏观的研究，它们主要围绕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孤立主义等外交理念展开学理探讨。③但是，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超越具体的总统、党派，甚至是某一种外交理念的分析则少之又少，而这种研究恰恰有助于我们观察外交理念的宏观趋势和战略格局。遗憾的是，对于冷战时期的“自由外交”，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外交”，尤其是从“自由外交”到“民主外交”的转向及其动因，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质是外交理念的差异。那么，美国的外交理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于此，本文试图就冷战以来美国的外交理念转变进行宏观分析，并给出一些底层逻辑。
一、冷战时期的“自由外交”
1.1历史发展
冷战时期，自由是美国外交理念的核心。自由理念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在二战期间就成为美国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反抗法西斯政权的旗帜。二战结束后，美国延续了“自由”的口号和旗帜，并将其运用到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之中。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自由世界”（FreeWorld）自居，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较量。同时，美国也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采取经济援助、文化宣传、宗教运动等多种策略向世界传播自由价值，以实现巩固资本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夺取世界霸权的目的。
美国的“自由外交”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由理念在美国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传播自由”也被美国人视为使命。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DeniseBostdorff）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一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①早在1789年，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发表就职演讲时就宣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②也因此，约翰·斯帕尼尔（JohnSpanier）对美国的外交作出评价：“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③
早在二战期间，自由在美国的外交话语中就占据着显要位置。这一时期，“自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口号和旗帜。面对法西斯国家的入侵，美国亟需找到共同的口号，联合反法西斯国家对抗法西斯政权。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T.Rodgers）评论道：“欧洲的崩溃让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再次争相寻找更宏大的措辞。战争对语言提出需求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对政治基本原则的重申。”为号召全世界反抗法西斯政权，美国再次重申了自由的政治原则。1941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了“四大自由”言论，他不仅通过十几个流亡委员会为“自由欧洲”发言，还将战时联盟称为“热爱自由的国家”，同时，罗斯福还提出了对战后“自由世界”的承诺。二战结束后，美国同样将自由的反法西斯言论运用到新的斗争之中，将美国的事业美化为“推动自由的事业”，将自己的阵营美化为“自由世界”，并将社会主义阵营丑化为“不自由”甚至是“奴役”的世界。
冷战时期，自由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指出，自由是战后美国政治的关键词，冷战和民权运动都是围绕这个词展开的。④自由价值的输出是服务于美苏争霸的。美苏之间的对抗不仅涵盖了经济、军事层面，也涵盖了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直接涉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既关系到了两大阵营的发展，也关系到了冷战的成败。因此，美苏双方都希望否定对方的政治合法性，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其中，美国就将公共外交视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武器。美国学者斯科特·卢卡斯（ScottLucas）也将冷战视为一场以宣传和心理战为形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并将美国对苏联的对抗称为“自由之战”（Free⁃dom’sWar），他指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自由之战”中，不仅美国政府机构，私人组织也参与其中，共同发起对苏联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①
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美国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并以引领“自由世界”为使命。作为新的军事同盟的领袖，美国正是在与社会主义阵营斗争时才开始自称“自由世界”的领导者。1950年以来，这一理念逐渐具体化，至少在苏联解体前，“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始终是美国外交话语的核心。实际上，这里的“自由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反共产主义集团的隐喻，“在杜鲁门政府的官方话语以及许多大众媒体中，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新的奴役。”②直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依然使用“自由的西方”和“受奴役的东方”的话语，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将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武装起来推翻亲苏政府的群体统统囊括进‘自由战士’的范围。”③
1.2外交策略
冷战时期，美国“自由外交”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经济援助、文化宣传和宗教运动。
（1）经济援助。经济援助可以用以巩固西方“自由阵营”。尤其在二战结束后，“自由世界”深受战争创伤，经济、社会百废待兴，这对经济和资源提出了较高需求。为此，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援助政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他声称：“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减轻剂。任何愿意帮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力图阻挠其他国家复兴的政府就不可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④通过“马歇尔计划”，西欧各国共获得美国援助131.5亿美元，这些援助包含了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
经济援助还可以用以拉拢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务卿任命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解放”政策：“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应该有自由的人民，从我们自己自私的立场看，他们也应该有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成为侵略独裁政治的工具的话，他们最后将被熔化成为一个对我们自己以至整个自由世界极其危险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1956年，杜勒斯在“争取和平的任务”演说中进一步指出：“被奴役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我们不是他们忠诚的朋友……他们必定知道，要度过这一时期的困难，他们可以依靠我们丰富的资源。”在这里，经济援助就成为美国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渗透的工具。
（2）文化宣传。早在冷战之初，杜鲁门总统就签署了《史密斯—蒙特法案》，使对外宣传工作合法化。在谈及对外宣传工作时，杜鲁门总统指出：“我们必须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真实的形象，并非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联合自由世界的人民通过持续的、强化的计划促进自由的事业、反抗奴役的宣传。”①为此，1953年，美国新闻署（USIA）成立并全面领导对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美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政治自由”的国家，并致力将自由塑造成普遍价值，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打造成世界各国的典范，以占领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的高地。截至1960年，美国新闻署在世界上85个国家设立了202个新闻处，雇佣万余名成员为其工作，新闻署节目输出至47个国家。1978年，卡特总统还对新闻署进行重组，将新闻署和文化与教育事业局合并为美国国际交流署，确保其在传播美国观念方面发挥作用。
在文化宣传的过程中，美国依托当时的通讯技术，不遗余力地建构和宣传所谓的“自由世界”。其中，美国政府和私人组织先后建立了“美国之音”（theVoiceofAmerica）、“自由欧洲广播电台”（RadioFreeEurope）和“自由广播电台”（RadioLibert）等一系列电台。其中，“美国之音”创立的时间最早，成立于1942年，并且在二战期间主要针对敌对国家和敌占区进行广播宣传。冷战时期，“美国之音”一度成为美国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与“美国之音”不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是直接针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的。1949年12月，“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创立，其创建的最初目的就是对中欧和东欧的六个共产主义主导的卫星国进行宣传。在之后的发展中，它逐渐创建了由“自由捷克斯洛伐克之声”“自由匈牙利之声”等五个电台组成的广播网络，并每周广播近3000小时。与“美国之音”不同的是，“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不是以政府或美国人民的名义，而是以“流亡者”的名义发声。②但是，它也会接受美国官方的援助：1950年至1973年，美国中情局就不断向“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提供秘密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共占其总资金来源的约90%。“自由广播电台”的前身是1952年创建的“解放电台”。它于1959年5月更名，并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共同在欧洲、亚洲、中东等地，以28种语言每周广播超过1000小时。冷战时期，上述广播电台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广播对象，不断对外传播自由价值。
美国还利用当时的影视技术，通过影视作品对外传播自由价值。冷战时期美国的影视作品充斥着自由的价值理念。基于对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影视作品的比较研究，布林·厄普顿（BrynUpton）发现，冷战时期的影视作品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194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冷战对美国文化的发展起着最具决定性的作用，其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流行文化，并且体现在影视及其他娱乐作品之中，而“电影作为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之一，是赢得美国公众人心的战斗的中心”，因此，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③同时，影视作品也是塑造世界公众对美国舆论的强有力工具，凭借影视作品，美国可以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并借此巩固对“自由世界”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对其“自由世界”领袖身份和意识形态的支持。④作为意识形态对抗和宣传的工具，美国的影视既用以讽刺共产主义政权的“强制性”，也用以宣传美国社会的“自由”。
（3）宗教运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将宗教与自由理念联系，出台了一系列宗教复兴政策。这是因为，美国领导人认为这场冲突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和共产主义无神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以信仰对抗信仰，试图利用宗教信仰和制度击败苏联。⑤在他们看来，世俗制度已经不足以满足冷战的需要，因此，他们建立了“精神—工业联合体”（Spiritual⁃industrialComplex），重新赋予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同时，他们还与社会组织联合发起宗教运动，借此影响社会公众的思想。1950年，德国美占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D.Clay）将军就领导了“自由十字军东征”（theCrusadeforFreedom）运动，联合美国政要、媒体巨头等援助“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打造“自由钟”，凭借宗教活动传播自由和自治的理念。①该运动受到了美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给“自由十字军东征”运动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自由十字军东征运动是美国为人类自由作出的历史性的强有力支持的一部分。它的使命是双重的。它提醒我们，那些不能容忍自由的政治制度对个人施加了令人窒息的限制。通过对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支持，它有助于向卫星国的人民保证，他们对真相和正义的渴望在我们的土地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持。”②
总而言之，自由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阶段美国没有对外输出民主价值。实际上，自由和民主始终都是美国外交和对外输出的重要价值和理念。冷战初期，美国就曾对日本和德国西占区进行了“民主输出”，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嫁接到这两个国家，同时，美国还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干涉，试图壮大西方“民主阵营”。只是在冷战阶段，自由理念在美国外交的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更核心的位置。直到冷战结束后，民主才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二、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外交”
2.1历史发展
冷战结束后，民主逐渐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实际上，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不愿意将“民主”作为自己的旗帜。这是因为，在接受民主的过程中，美国存在将人民民主置换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③这一点饱受西方学者诟病。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才将民主奉为外交的核心理念，并逐渐形成了“民主外交”的模式。针对这一现象，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也作出总结：“一直到冷战结束……传播自由民主总是居于次要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理念开始转变，并试图“建立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④
美国“自由外交”转向“民主外交”的标志是“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提出。1994年，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总统以“参与和扩展”战略取代“超越遏制”战略，并以“民主扩展”概念阐释其外交政策议程。其中，克林顿总统还明确了“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外交目标：“我们加强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和促进民主的目标是相互支持的……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威胁我们的利益，并且更有可能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并促进可持续发展。”⑤此后，民主一度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并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等目标。需要强调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民主外交”战略有所收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民主的对外输出。特朗普政府依然强调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同时试图通过军事膨胀加强对海外国家的干预。只是相对于经济发展、疫情危机等问题，“民主输出”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伴随拜登总统入主白宫，民主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尤其在2021年，拜登总统召开“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将世界划分为“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并且提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再次将美国的“民主外交”推向高潮。现如今，民主已然成为美国外交最核心的关键词。
美国“民主外交”的主要目标可以被概括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利益，巩固世界霸权。自克林顿总统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将“民主扩展”视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增强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例如，小布什总统就明确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化中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世界的暴政。”①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就已经开始强调：“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国防和外交必不可少。但坦率地说……这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运用发展和民主这两个我们集体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②同时，这些总统还认为民主有利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利益。奥巴马总统就曾坦言道：“美国支持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因为尊重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更加公正、爱好和平且合法。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在国外成功营造了一个支持美国国家利益的环境。”③此外，他们还将“推广民主”视为增强美国领导力的重要手段。奥巴马总统就曾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表示，美国在国内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在国外推广普世价值观，支持“新兴民主国家”，是为了“有效领导一个正在经历重大政治变革的世界”。④拜登总统也曾发表题为《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强调“我们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加强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民主国家联盟”，从而“保护美国的经济未来，并让美国再次引领世界。”⑤
2.2外交策略
后冷战时代，美国“民主外交”的策略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经济援助与制裁、文化宣传、政治渗透以及军事干涉。
（1）经济援助与制裁。早在冷战时期，经济援助与制裁就与文化宣传等策略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⑥然而，该阶段的经济援助并没有明确以“促进民主”为目标，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各个机构才将民主作为经济援助的重要目的。⑦例如，肯尼迪总统曾于1961年创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但其主要目的是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势力的扩张，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直到1983年，里根总统创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促进民主”才成为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目标。但此时，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预算有限，同时也缺少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因此，就整个美国经济援助政策而言，“促进民主”并不是主要目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目标发生变化，经济援助与制裁等外交政策也随之调整。这一时期，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DRL）等将“促进民主”作为经济援助和制裁的重要目的。其中，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就起草《和平、繁荣与民主法案》，将“促进民主”作为援助政策的核心目标，并强调对外援助政策要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发展、构建民主、维护世界和平、提升美国外交等。⑧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也联合制定战略计划，将“促进民主与善治”作为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①作为半官方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更是成为美国“民主援助”的专门机构，通过资助目标国非政府组织等方式煽动“民主运动”，颠覆目标国政权。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也成为美国“民主援助”的重要机构。近年来，它还推出一系列资助项目，对发展中国家内政加以干涉，并且输出美式民主，这些项目主要包括“支持苏丹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支持越南工人的结社自由”“支持叙利亚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支持肯尼亚的和平选举”等。现如今，经济制裁也成为美国“民主外交”的重要策略。例如，2021年，对于未能实施选举改革的尼加拉瓜共和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宣布制裁该国的奥尔特加政权，并声称：“美国将继续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所有外交和经济工具来支持尼加拉瓜人民进一步呼吁自由和问责制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②
（2）文化宣传。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延续冷战时期文化宣传的经验，继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但是，与冷战时期的自由理念不同，这一时期主要宣扬的是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苏联的解体使美国人意识到，媒体广播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③此后，美国在已有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等基础上，先后于1990年和1996年增设了“马蒂电视台”（TVMartí）、“自由亚洲电台”（RadioFreeAsia）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意识形态输出。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每年发布的人权报告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对其进行民主价值观的渗透。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奉行“巧实力”（SmartPower）外交战略，美国更是强化了文化宣传的策略。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美国文化宣传的工具也进一步升级。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互联网自由”概念，试图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加强对外的文化输出和舆论引导。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总统也将“民主输出”的方案具体化为：与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多边论坛合作，建立一个行动者联盟，促进普遍价值观，如加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人权监测；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在全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推动民主政治运动，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等。④
（3）政治渗透。冷战结束后，美国经常利用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同时，美国还结合“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北约东扩”等策略，不断在东欧、中东、北非等地策划“颜色革命”。2003年，美国在格鲁吉亚组织策划“玫瑰革命”，将威胁美国能源利益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赶下台，帮助亲美的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掌握政权。2004年，美国还策动乌克兰“橙色革命”，以选举舞弊为由，在乌克兰煽动群众运动，最终也将亲北约的维克托·尤先科送上了总统宝座。此后，美国以“促进民主”为名，陆续煽动了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价值和制度。然而，这些价值和制度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自由和公平的民主，⑤而是带来了一系列有选举而无民主的“竞争性独裁政权”（CompetitiveAuthoritarianRegime）：在这些国家，虽然存在竞争和选举的民主机制，但政治腐败、操纵选举甚至是政治监禁、暗杀等问题屡见不鲜。⑥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停止对他国的政治渗透。2010年，奥巴马总统依然强调要向“新兴民主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与“非民主政权”进行有原则的接触，尊重并支持世界上的“和平民主运动”，支持合法选举产生的和平政府，支持“新兴民主国家”的领导者等。①同时，他还强调美国将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文化等手段支持“新兴民主国家”，支持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和青年领袖。②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民主项目”，如“加强乌克兰的公民社会”“加强泰国的民主与人权”“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和平选举”等。③
（4）军事干涉。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对外推行军事干涉，并将它与人权、民主等目标紧密结合。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在朝鲜、南斯拉夫、海地、伊拉克、阿富汗等地进行了强势的军事干涉。小布什政府时期，“9·11”事件使美国极大地增强了军事干涉策略，并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议题。此后，“在涉及美国安全利益的公共外交中，反恐战争已经成为一场对抗反美主义的全面公共外交运动”，“反恐战争”也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措辞，用以传播国家的价值理念，并区分自己和敌人，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增进团结和力量。④这一时期，小布什总统将“先发制人”战略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保卫国家、对抗敌人是联邦政府的首要和基本的责任。今天，这一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恐怖分子有组织地渗透到开放的社会，用现代技术的力量对付我们……出于常识和自卫的考虑，美国将在这些新出现的威胁完全形成之前采取行动”。⑤同时，他还要求“民主国家”联合打击恐怖分子，并要求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和平与繁荣议程上广泛合作。⑥2001年和2003年，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以武力输出民主”的策略推向高峰。
总而言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自由外交”开始转向“民主外交”，并不断对世界各国进行民主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输出。这也体现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属性。扩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天然属性和倾向，它体现在经济层面是殖民掠夺，体现在军事层面是侵略战争，而体现在文化和政治层面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输出。从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到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和“颜色革命”，从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外交战略到拜登政府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民主已经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关键词。从外交策略的角度来看，美国“民主外交”的策略日益多样化，其中包括经济援助与制裁，如成立国家民主基金会和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等；文化宣传，利用发达的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宣扬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军事干涉，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政治渗透，如“颜色革命”等。
三、美国外交理念转向的动因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理念从自由转向民主。自由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早在二战时期，美国参战的口号就是“实现自由”，而非“捍卫文明或民主”。冷战时期，“自由”的口号自然而然地被全面地应用到新的斗争中。通过杜鲁门、杜勒斯、肯尼迪以及里根在冷战时期的宣言，“自由世界”的短语以非凡的连续性进入了冷战时代。⑦尽管在冷战时期，民主也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但相比之下，自由占据着更显要的位置。直至冷战结束后，伴随“民主扩展”战略的出台，民主才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外交理念出现这样的转向呢？
3.1世界格局的变化
美国外交理念的转向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从争夺世界霸权变成巩固世界霸权。随着中美关系格局的变化，美国强化了民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①由此，争夺第三世界也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不同。以“自由”的名义，更能争取与欧洲国家的结盟，相比之下，以“民主”的名义，更能吸引发展中国家。
因此，冷战时期的美国更加强调阵营的对立，注重维护“自由世界”联盟，并且试图通过“遏制”战略限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是唯一的大国，这意味着它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全世界开展社会工程，从而根据美国的意向塑造世界。”②于是，美国外交的重点从遏制苏联的扩张转移到了建立并维持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创建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为此，美国不仅需要对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输出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自此，美国开始在欧洲地区强化北约职能、推进“北约东扩”，在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试图向全世界输出美式民主，在全球实现“美国主义”。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苏联的威胁虽然不复存在，但美国面对的威胁更加模糊且泛化。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也日益突出。面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不断巩固“参与和扩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且致力通过“民主外交”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克林顿总统就将“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促进民主”视为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其中，就国家安全而言，美国人普遍认为，民主可以创造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就曾评论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同时它又处于和平状态，因此，美国人自然而然地“把民主、和平行为和和平动机看作同义词”，而不问“这种自然状态的和平是不是由于其他力量造成的。”③就经济发展而言，随着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决策者也将“民主世界”视为是有利于实现美国经济利益的国际环境。④这是因为，在输出民主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借此在世界各地建立美式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制度，同时，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经济贸易的规则也是由美国主导的，而这些制度和规则最有利于美国垄断资本的渗透和扩张。
3.2“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现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使民主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当代世界，民主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⑤尤其在冷战结束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在全球产生了重要影响，民主价值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和趋势。“追求民主的运动看来已几乎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并将勇往直前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⑥也因此，相比自由话语，民主话语的号召力更强，更能够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新保守派的重要成员乔舒亚·穆拉夫切克（JoshuaMuravchik）就曾指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继续推广民主”，第一个原因就是“民主能够唤起人类的同情与共鸣”“民主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幸福，但是它承诺给予每个人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①基于此，美国专注于民主话语体系的建设，试图垄断国际社会的民主话语权，并且将民主作为对外干涉的新的依据。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学术界也掀起了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热潮。期间，一大批学者开始论证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将民主奉为普世价值，这也为美国的“民主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曼瑟·奥尔森（MancurOlson）指出，民主制度会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也强调，“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也系统地讨论了民主的优点：民主有助于避免独裁者残酷和邪恶的统治、保障公民拥有一系列基本权利、确保公民拥有更广泛的个人自由、更加充分地促进人类发展、促进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实现繁荣等，相比之下，非民主体制是无法实现这些的。②基于此，美国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McFaul）进一步论证了美国“民主外交”的合理性：“民主作为一种国际规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而民主本身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制度。民主在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宗教和每个地区的人民中也有着几乎无处不在的吸引力……促进民主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目标，已日益被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接受。”③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曾评论道，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以及苏联的解体“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④正是在此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而这最后的历史就是“自由民主”的历史。⑤与此同时，“民主和平论”也在西方学术界异军突起。该理论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但在民主政体尚未广泛建立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至20世纪60—70年代，迪恩·巴斯特（DeanBabst）、梅尔文·斯莫尔（MelvinSmall）和大卫·辛格（DavidSinger）等学者才围绕“民主和平论”展开研究，并提出“民主国家互不开战”⑥的观点。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以及苏联的解体再次激起了学者们对“民主和平论”的普遍关注。一时间，诸如“民主国家不会彼此发生战争”⑦的论断不绝于耳，更有学者直接将“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视为国际关系的经验定律之一。⑧
“民主和平论”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也在冷战后到达顶峰，它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认可，并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助理国务卿莫顿·霍尔珀林（MortonHalperin）就曾提出：“美国应当领导推进民主的潮流。民主政府更加和平，不愿意挑起战争或煽动暴力。宪政民主国家几乎不可能与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开战……因此，当一个民族试图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宪政民主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协助，而且应该保证这一结果……确保宪政民主的成功。”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外交”也被美国政府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正如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的：“推进民主不仅出于我们的理想，更是出于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庞大，我们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境况就会越好。民主国家创造了自由市场，提供了经济机会，创造了更多可靠的贸易伙伴，而且几乎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民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在世界上越深入人心……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越繁荣。”②
3.3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
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也为“民主外交”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保守主义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独特的右翼力量。与关注美国社会秩序和政府职能的“新右翼”以及关注美国价值信仰和道德秩序的“新宗教右翼”不同，新保守主义更加关注美国传统价值理念和世界霸权等问题。③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由于没有正式的组织，也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它在最初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场运动。④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传播民主价值观为美国人创造更加安全的世界。同时，它本质上又是“强硬的威尔逊主义”，它认为，美国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捍卫其理想和利益，这不仅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因为“自由民主”的传播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反人道主义的罪行不可避免地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⑤也因此，米尔斯海默将新保守主义形容为“带有獠牙的威尔逊主义”。⑥
新保守主义极力主张向世界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并致力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民主革命”。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民主是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他们也相信“民主和平论”，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创建一个完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就不会有战争，就可以实现“历史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愈发起劲地在世界范围内鼓吹和兜售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试图用美国民主观改造和重塑世界秩序。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最活跃且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力量。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民主也愈发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价值。1994年，伴随保守主义分子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再度上升，并且促使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单边主义的“民主外交”。“9·11”事件以后，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达到顶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及的“美国领导”“促进民主”“先发制人战争”等都是新保守主义倡导的政策。也因此，福山将“9·11”恐怖袭击到入侵伊拉克的这段时间称为“新保守主义时刻”。⑦
结语
冷战的结束是美国外交理念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冷战前后，美国分别形成了“自由外交”和“民主外交”的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别如表1所示。其中，“自由外交”的话语核心是“自由世界”“自由的西方”，该话语根植于美国特殊的传统观和使命观，并在二战前后的公共外交中呈现出历史延续性。早在二战时期，美国就将“自由”作为团结反法西斯国家、对抗法西斯政权的旗帜。二战结束后，美国将“自由”的反法西斯言论运用到新的斗争中，将其事业美化为“推动自由的事业”，将其阵营美化为“自由世界”，并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利用经济援助、文化宣传、宗教运动等策略传播自由价值，以实现巩固资本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夺取世界霸权的目的。尽管自由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阶段美国没有对外输出民主价值。
作者：佟德志 林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