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文化符号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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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文化符号建构

【摘要】

文化产业是一种包含多种要素的经济文化活动。它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意义和内涵,可以提供理解文化产业的新思路。本文以四川凉山彝族漆器为例,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中蕴含的文化与象征符号、消费与文化的再生产、文化生产方式及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

文化产业;彝族漆器;符号与象征;文化人类学;文化再生产

作为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产物,文化产业是当代社会的朝阳产业,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其现实意义至关重大。文化产业有着其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并且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态结构以及文化面貌。研究文化产业,就有必要考量其蕴含的各种要素。文化产业是一种包含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要素的经济文化活动,并且深深嵌入于人类社会之中〔1〕,因此其机制十分复杂。文化产业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从其经济层面来说,其产业性特点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传统经济结构来说有重要意义。目前基于经济视角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数量庞大,固然这是十分必要而且有重要学术价值。然而从文化层面来说,文化产业所蕴含的文化属性、民族属性、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文化是民族乃至国家的灵魂,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以其非经济因素角度去考量文化产业、分析其意义和内涵,就会给我们理解和研究文化产业提供重要的新的视角。本文将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为分析对象,以四川凉山彝族漆器为例,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中具有内生互动性入手,分析其文化建构和现代意义。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彝族漆器:象征与建构

凉山彝族的传统漆器手工艺在中国少数民族漆艺文化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2008年6月,“彝族漆器髹饰技艺”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2〕漆器广泛应用于凉山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他们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漆器和制造、外观、用途和行成与彝族人的生活习俗、文化心理、宗教信仰、地缘因素等密切相关。《彝族史稿》中记载了彝族最初发源于我国西北部,后南迁到四川凉山地区。凉山的地理环境多为山地,因此彝族的祖先为适应游牧生活,需要大量使用不易破碎的漆器作为生活及生产用具。通过就地取材,用动物及其他野兽的皮、角、蹄等作为漆器的胎质,制成各种生活中所需要的餐具、酒具、兵器、法具、马器、毕摩等20余种。彝族漆器选材严格,造型朴素大方,样式繁多。图案和造型的设计蕴含着彝族文化,融合了长期以来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崇仰意识,从漆器可以找寻到丰富的彝人生命体验和情感表达的符号,比如“三色崇尚”和“图腾崇拜”。彝族漆器色彩有红、黑、黄三色,带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漆器一般以黑色为底,再彩绘红、黄两色,彝人喜爱红色,它象征勇敢、热情,黑色表示尊贵、庄重;黄色代表美丽、光明。而在造型上,这些漆器直接取材于动物,比如野猪蹄杯、牛角杯、鹰爪杯和雁爪杯等等,古朴自然,栩栩如生,充满了原始的力量。这些动物为彝人所敬畏,借用它们的角、爪做酒杯,是彰显自身力量与身份的一种表达,体现了图腾崇拜的内涵。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彝族人关于图腾崇拜的证据:彝族史诗《勒俄特衣》有“雪源十二支”,分别为蛙、蛇、鹰、熊、猴、人、茅草、柏杨树、杉树、水劲草、水灯草、勒洪藤。前六者为动物,后六者为植物,应该是图腾标记。在彝族人的信仰系统中,神灵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因此日月星辰、山川水火、天地生灵都可以被崇拜。其中,以对虎的崇拜最具代表性。虎在彝语中被称为“罗”,而彝族人自称“罗罗”,意为虎的子孙。而彝族的“巫术说”更是认为彝族人是由虎变化而来,因此他们死后,经过火葬,灵魂就会还原成为虎的形态。因此在彝族文化中,虎的图案还有护佑的含义。彝族漆器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也是极富特色的工艺品,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阿火且且是彝族漆器的鼻祖,在彝族众多的诗歌、史书和经书等艺术作品之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在这些作品中,阿火且且与格莫阿尔、支格阿龙、普莫尼衣等远古神话人物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漆器的久远历史以及它在彝族文化中的卓越地位。红、黄、黑三色的彩绘漆器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这些造型古朴却又精美的艺术作品,构成了彝族器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成为藏羌彝文化走廊中璀璨的明珠之一。因此,彝族漆器是彝族人民生活实践的展现,并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形态在该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建构起来,它既是彝族人重要的生活工具与生活方式,更是彝族情感交流的媒介和凝聚的象征。作为文化系统下的有机体,彝族漆器不仅仅是具有实用功能的用具,同时它们成为工艺品,成为代表彝族的符号,其传递和代表的符号、价值、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等内容显示了文化产业其实质与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漆器逐渐成为凉山彝族最直观和显性的文化特点和象征符号,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扬的力度。进入本世纪后,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日益被发现、被重视,同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弘扬。凉山彝族地区同样存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重视、保护传统文化的力量。彝族漆器从中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与当地文化自觉意识不断高涨中受益,相继成为省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象征意义和符号功能进一步被建构、展现。政府主导的文化保护有意识的在多方面、多层次展开,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注意到让彝族文化的特点在各个方面有意识的被彰显,彝族文化的符号在凉山地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随着对外联系和交往不断深化,汉族和其他民族对于彝族的印象和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而漆器作为有着重要冲击力和代表性的彝族文化符号不断彰显,从而从事实上参与了外部世界对彝族观念的形塑过程。用局部的符号指代整体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常见做法,比如中国的国名来源于瓷器就是这个过程的生动体现,同样,与外部世界交流和互动时,作为直观符号,漆器在对于彝族的代表在互动中不断清晰,不断被塑造,不断被默认和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漆器正在形成彝族对内自我认同和区分对外民族的标识。凉山州喜德县被称为“彝族漆器之乡”,凉山的彝族漆器工艺能够形成统一流程、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当属喜德县。喜德在彝语中被称为“夕夺达拉”,意为制造铠甲的地方,然而其实是彝族漆器的发源地。进入喜德县的时候,从沿途房屋墙壁上的艳丽而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的绘饰就可以看出这里的与众不同。县城内包括县政府、学校、民族文化中心等很多单位的墙壁上均有漆器图案,餐厅、酒店里可以发现更多漆器元素和图案。漆器图案在文化活动中也十分常见,彝族火把节开幕式的舞台背景就包含着的大量漆器元素。2013年,成都举办第四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凉山州展馆的门口,也摆放了有浓厚彝族文化特色的漆器造型。在大力倡导开发、挖掘、整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今天,彝族漆器文化在喜德越来越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喜德县委、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一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挖掘、整理了喜德彝族漆器世家史料《凉山彝族吉伍工艺世家》,保存了古代铠甲、民间制作刀具等实物,有了可供传承的民族民间文化成果,并对彝族民间艺术作了进一步的有效抢救、整理、保护、发掘、研究和传承工作。喜德县是仅次于西昌的漆器生产和销售市场,一共有13家漆器生产销售的店铺。在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以及制作漆器原材料越来越少的今天,彝族漆器的使用价值和旅游价值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作为凉山州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项目,彝族漆器发展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也面临非常艰难的问题和困境。比如如何在彝族漆器产业的发展中,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创新与传承并举,不断壮大规模、提高品质?如何壮大彝族漆器研发队伍、建立和完善完整的传承人培养机制?喜德县政府扶持成立的彝族漆器经济公司是否可以担负这样的责任?当地政府的思路是要加大宣传和传媒力度,将彝族漆器的发展与旅游文化挂钩,将彝族漆器作成一个旅游品牌,不仅要使彝族漆器制品成为彝族地区旅游的首要旅游纪念品和工艺品,更需要将彝族漆器制作流程本身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旅游项目,在喜德县进一步打造漆器园区,并结合当地的民族风情,打造成品牌的旅游景点,吸引游客。

二、文化产业中的彝族漆器:消费与文化的再生产

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下,在政策引导和当地文化自觉的影响下,彝族漆器的消费渠道和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发生变化。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缩影,作为传统社会习俗的漆器消费和使用与以前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漆器一开始是作为生活用品而存在的,由于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漆器的实用功能被取代,但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漆器由于其观赏价值和鲜明特色在工艺品市场上大受欢迎,其相关产品远销海内外。目前,彝族漆器的消费群体主要有凉山彝族、彝族餐馆、本地及外地的汉族游客、外国游客、文化研究专家等。凉山彝族的消费者包含了各个群体,他们主要消费漆器的餐具和酒具。在实际购买中,彝族消费者是漆器消费群体最“专业”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各种色差和图案的意义,也能分辨不同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材料。他们对于材料的选取更加严谨、细致,并且会从长久使用的角度考虑。购买这些餐具和酒具,除了彝族消费者自己使用以外,还有的是用来待客——一般是招待汉族和外地客人。笔者同喜德县中一些彝族人交流,得知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购买漆器其实不一定是自己每天使用(笔者有彝族朋友在喜德县政府部门上班,每天带的饭盒也是现代工业化的成果——混合材料制成的多用碗),但是他们购买一定数量的漆器餐具会在招待汉族朋友时被频繁使用。笔者到喜德一个彝族朋友家里做客,注意到他将漆器从碗柜中拿出来,认真烫洗,原来他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过这些漆器餐具,然后由于我这个汉族客人的到来,他一定坚持要用漆器餐具请我吃彝族风味的砣砣鸡等彝族风味。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彝族朋友向我介绍了很多漆器的知识以及一些图案的传说,通过吃饭这个仪礼性的行为,完成了他对于自我彝族身份的彰显和强化。而他自己和家人平常使用的餐具也是常见的汉族人使用的瓷器为主,但对于客人却坚持让客人使用漆器餐具。通过“客人使用”、“对外使用”,完成了漆器餐具对于彝族民族身份不可或缺的认同构成。其次的消费群体是彝族餐馆。随着州府西昌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以及火把节文化旅游的日益火爆,彝族风味的餐厅在全凉山州都不断增加。不仅在凉山州,甚至成都市的彝族餐厅也逐渐增加,比如位于成都繁华地段的川边野情彝族餐馆、锦江区的彝族饭店、江安中路的大凉山彝家风味等。而在西昌市内,彝族餐馆更是多达几十家。除了卖彝族食品之外,这些餐馆更是采用了浓郁彝族特色的装修风格,包括桌椅、餐具和装饰品等等。尤其是餐具,因其标志性被广泛使用。有报道称这些餐馆中的漆器化学含量重,有的甚至不是彝族人自己食用会选用的“土漆漆”,而是化学漆,但是作为文化符号,这些餐具仍然是标志性的物品。接下来的消费群体是本地及外地的汉族游客、外国客人以及一部分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汉族游客来说,尤其是外省汉族游客来说,彝族文化是很陌生的,有强烈的神秘感。而彝族漆器正好将彝族文化的特征和内涵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在这种展现和汉族客人的购买过程中,漆器再次完成了其作为彝族文化符号和特征来强化汉人印象以及区分汉人和彝人的功能。彝族漆器的丰富和多彩,让汉族游客短时间内就可以领略到与汉族文化差异很大的彝族文化,因此汉族游客不少人会在旅游中或结束之际购买一些漆器产品带回家乡,或拍照在微信朋友圈上以及微博上展示,以标识自己曾接触过彝文化,漆器在消费过程中被建构为外部汉人与当地彝族互动的文化媒介。汉族游客买回漆器后,主要都不会实际使用,而仅是作为观赏品,或摆放,或赠送。汉族游客中有人对彝族漆器高度评价,但也有人反应一般,但无论如何,彝族漆器作为文化符号都较深入的嵌入到汉族对于彝族的认识和理解之中。外国客人来彝族地区旅游的人次逐年递增,不少外国游客对于彝族漆器感到惊奇,也许是由于文化距离更加遥远,彝族漆器的图腾和神秘感显然对外国客人有着更深的吸引力,漆器所蕴含的文化符号特征对于外国游客的视觉冲击似乎更为强烈。笔者在喜德县遇到过来自云南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其中有一位已经购买漆器很多次,他们之中有把漆器作为研究彝族艺术品的工具,也有把其作为研究和观察彝族社会的窗口。总体看来,彝族漆器达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也有各自的地域特色。近些年来,彝族漆器不断改进传统工艺,不仅开发出了新的造型和色彩纹饰,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产业链条。在大小凉山地区,漆器制造从家庭作坊转化成为规模性的工业生产,消费市场也由本族内部逐步拓展到了国内乃至海外市场。以礼品和工艺品为主的漆器消费,也使得漆器的功能从实用性转变为符号性,更加突出了其文化意味。

三、文化产业与彝族漆器的现代意义:展现与功能

曾经鲜为人知的彝族漆器,在文化产业的脉络下,不断进入彝族之外的世界,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都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首先,作为一种产业,彝族漆器为当地带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经济功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功能,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彝族漆器的产业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动力和支持。漆器工厂的建立、喜德的一些漆匠靠生产漆器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从而为就业市场开辟了新的空间,增加了就业率。比如喜德县政府扶持下的犇驰彝族漆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注册资本200万。公司自成立即以传承彝族漆器传统文化为根本使命,以“传承我创意(Inheritance&Creation)”为口号,将传统与现代生活及审美需求有机结合,着力打造为集彝族漆器及相关工艺美术品的研发、生产、展示和工业观光旅游、教学实训、传承保护和文化研究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力求成为一流的彝族漆艺文化产业基地。犇驰漆器在对传统材料和工艺进行深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目前已开发出大摆件系列、高档酒具和餐具系列、手镯系列、花瓶系列、挂盘及迷你旅游纪念品等产品。另外,来自于四川美院、川音美院、阳江漆艺大师、西昌学院等漆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专家教授为其提供专家团意见和指导,其产品已代表喜德县参加了2012年西博会和凉山州60周年庆。该项目投资预算总额约为2800万元,资金筹集来源包括企业自筹资金、固定资产租赁形式、财政贴息贷款、政府扶持启动资金等同时该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该产业园区可解决100人左右当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起到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成为传承保护、宣传推广非遗及彝族文化的坚实平台;成为民族工艺美术品产业化的示范基地及文化产业与种植业、制造业、旅游业有机结合的示范点。其次,作为文化产业的彝族漆器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的发展和壮大极大地坚定了彝人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促进了彝族文化的稳固。传统的彝族社区仍然沿袭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在外来文化和经济冲击的现代语境下,不少彝族村落陷入贫困,传统模式的发展已经遭遇瓶颈。不少年轻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失去兴趣,不再穿民族服装,也不再讲民族语言,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在经济社会中失落,其展现方式越来越仅仅体现在“表演”层面之上,文化之根越来越远离。而漆器的发展和产业化,激活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主流社会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使得彝人有意识的保护自己的文化。在文化产业的游戏规则下,彝人通过彝族漆器向外部社会递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文化名片,宣告了彝人在现代意义语境之下的文化主张和文化独特性的平等诉求。由于客观发展的不平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框架中,中心国家(民族)、半边缘国家(民族)以及边缘国家(民族)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确是实际存在,边缘社区总是处于哑然的状态,然而通过彝族漆器在文化产业中的崭露头角,彝族话语在被主流社会消费的同时得到了展现,其蕴含的民族精神理念和实践逐渐被外部所知,在文化多样化的世界实践中被认知到时彝族文化自觉的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它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四、思考

原本是生活用品的彝族漆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扬,逐渐成为彝族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之一,彰显了彝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文化产业的发展会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巨大影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带动作用,这一作用在国家实施文化产业战略后日益凸显。就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来看,少数民族文化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民族文化产业是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原本文化生态的破坏。产业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创新,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缺失,正如普拉特纳所指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可以从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但这也就意味着对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的忽视。”〔3〕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化在汉化、国际化双重挑战下,其本身就比较脆弱和原始质朴的存在方式日渐模糊,其文化蕴含的少数民族要素相对处于“少数”或“边缘”,其文化内核比较脆弱,文化基因比较“弱势”,非常容易被汉文化、西方文化所解构,或仅仅成为停留于表面的、猎奇体验层次的线索性文明——因为在汉文化及西方文化的视野里,少数民族的文化本身就被习惯性地标签为“落后的”、“稀奇的”、“神秘的”、“未开化的”等定义,而前者却一直在塑造者国内乃至国际上的文化“标准”,因此如何在开发和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批判性和警惕,如何防止少数民族文化在开发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反而大量流失其固有本质元素,避免其越开发越流失,越市场越同质化乃至最后成为不伦不类的仿佛“西式中餐”那样的组合,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失衡不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是巨大的损害,同样从长远来讲,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更加剧人类社会单一化、同质化的发展倾向,使得多种文化不断像其他地球上的物种一样消失,让人类社会充满终极遗憾。当然,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变性也是需要重视的,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规律。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会有自身的变异、演化和发展。一味的封闭式的复古不是保护的目的,同时还可能会影响其健康的传承和发展。如果发展停滞,文化的流变性成为死水,那么该文化的生命力也会消逝,从而保护也失去了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可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其具备足够的“免疫力”和旺盛的竞争力与生命力,扩大其影响力和号召力,被更多的人理解,甚至可以与其他文化良性互动,互相影响,而不再只是猎奇平台上的被观赏的奇闻异事,从而真正的达到可持续、可发展、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比如彝族漆器,彝族文化在先之后才有产业。忽略了其作为精神价值产品的特殊性的文化产业将会文化产品的内在审美、承载意义上表达不完整。彝族漆器中所蕴含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高和凸显其作为商品的外在价值和意义。总之,在产业大潮中,民族特色文化最终会走向哪里,如何在创新和传承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恐怕是所有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资本已经全面渗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之中,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能否在组成文化产品内核的同时与商业资本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将会比纯粹计算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去获利多少而更具重大意义。因此,在民族平等政治符号意义和多元化世界文化被广泛呼吁、人类文化多样性被作为事实而广泛承认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对其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产业之中的发展所寄予的厚望,除了经济价值的在消费主义层面的实现之外,不论在理论层面抑或实践层面,都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呼唤。

作者:秦博 单位: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党校科研处

【参考文献】

〔1〕波兰尼,冯钢等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0.

〔2〕张建世,杨正文,杨嘉铭.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资源保护研究•第二章[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