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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定义文化的方式是地方和民族。就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文化的含义一直都是与一个固定的地方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一种文化’的概念含蓄的把意义建构与特殊性及地点连接起来”。[5]与此同时，社会还“利用讲家史、神话、传说、唱歌等形式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社会经济具有自足性，加之交通、通讯的落后，使得社会流动性差，民族交往极其有限，各民族不得不在封闭的环境下通过缓慢的历史积累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一方面使这一民族文化成为一个完整协调的整体，另一方面使得该文化与地方和民族形成稳定的联系，并通过历史的传承得以延续。而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通过对社会体系的扩展，互动过程的加剧改变了这一切。进入现代之后，由于经济的一体化，交通、通讯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开放，社会过程加剧，流动性空前增加。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所包含的不同社会首次有了不容忽视的、迅速的、显而易见的相互作用”。[7]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强化。“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8]自然地理、历史———这些过去对文化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减弱了，曾经界限分明、主要由地方性和民族性主导的文化概念面临社会过程的挑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越来越难以在一个单一的环境中依赖民族的自身传统来实现，而是愈来愈多的受制于横向社会结构的影响。由此改变了我们定义文化的方式，文化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界限被打破，过去长期主导着文化形成的历史传统被社会过程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及其过程愈来愈占据中心地位，并逐渐成为构建民族文化的主导因素。这一过程“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与我们的文化实践、体验和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9]尤其，随着社会关系的扩展和对社会群体多样性的认识，单数的文化概念代之以复数的文化，[10]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出现断裂，过去作为统一协调整体的民族文化不复存在。虽然，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影响一直都在进行，文化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各民族不断交往融合的历史，很难说哪一种文化就是纯粹的、民族的，因为各民族文化总是不同程度的包含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因子。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具有“‘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特点，即从时间上说，它是一种将自身历史上的种种特质整合到当下状态中，成为其文化现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从空间上说，它又是一种将异于自身周围地区的特质文化整合到自身中来，成为其文化现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11]但从没有一个时代像全球化的今天这样，使民族的文化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影响和主导，以致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一、文化影响具有单向渗透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接触、影响一直都在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对等的。在社会延伸、互动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理论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对方，但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经济、政治是高度融合的，文化上的优势离不开经济、政治上的优势，这使得理论上应该双向、平等的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输出。由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对等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影响方向上的单向性；二是影响方式上的自然渗透性。
（一）文化影响方向上的单向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充满了结构性差异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里进行的，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差异。用多林•马西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权力几何学”，在这一架构中，“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掌管着它；有些人开始了流动与运动，而其他人则没有；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受益更多；有些人更实在的受到了他的限制”。[12]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一些民族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媒介力量遨游在网络世界的时候，另一些民族却不得不为生存奔波；当那些具有优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成员跨越空间将自身的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狭小空间中解脱出来时，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成员则日益局限于他们生活的地方性文化环境中；当富裕的人们可以自由游走于世界、到处去看时，大量的人们受制于他们的阶级与性别地位被“留在了他们原来的地方”，[13]只能被看。这一不对等的结构，使得全球化变成了单向的“化”与被“化”的关系，由此决定了文化影响的不对等性和单向性。尤其是随着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的融合和一体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几乎总是运用它的经济、政治和技术优势向其他社会推进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14]当今的全球化见证了这一被少数强势力量主导的过程，一些在经济、政治、技术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力量，已建立起了文化霸权，掌控着着全球化的话语权，他们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被上升到了具有普适性的高度，并被视为全球经验四处扩散，就如考林•海和马修•华生所指出的：“虽然世界也许确实全球化了，但是某些人的经验显然比其他人的更加全球化”[15]。当那些居于经济、政治、技术力量中心的民族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全球化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民族往往因为经济落后和生存的原因无可选择的被置于外来文化模式的影响之中，因为“生计层次根本不容许他们拥有任何一丁点、最微量的文化权利，因为贫穷已经是最具强制性的力量，他们只能先求生存。[16]这在现代旅游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旅游从来都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社会行为，与民族旅游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不变主题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利用民族文化特色实现民族社会的富裕目的，其一以贯之的模式是将那些能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进行展演、销售。在这里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同时得以展现，一方面，民族文化特质———从民间风俗到节庆仪式被当成商品包装向游客展演，一些与民族社会的重大事件、历史经历有关的地方节庆、甚至过去被视为神圣的仪式变成了观赏性的，甚至被娱乐化。另一方面，那些传统的未被现代污染的民族设施和地方被要求完整的保存下来，以满足跨文化旅游中外来者田园牧歌式的体验。经由这一过程，原本充满活力的文化与民族及其历史之间的联系被消解，文化的内涵被抽走，只留下外壳。就连时下流行的那些一向被认为最能代表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文化，也越来越远离其主体，既与这些民族文化的历史本相缺乏联系，也与文化的拥有者的主体需要无关，而是蜕变为满足那些厌倦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优势群体对异文化好奇的工具。而其过程，正如有研究表明的那样，是受制于外部那些拥有权力的优势群体，是被“原生态”化的。[17]可见，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尤其是弱势的民族文化，已经失去了意义和相互联系。一些文化特征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的濡化过程，而是成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其他功利性目标的手段，指涉民族差异的文化特征正在趋于表面化。[18]这样，旅游在给不同民族的交流提供机会的同时，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影响和涵化。
（二）文化影响方式上的自然渗透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消费社会里，通过被大众媒介主导的消费主义实施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个时代，消费代替生产成为社会运行的中心。消费不仅上升为经济领域的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关键，而且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关键。作为人类经历的核心部分，消费一方面植根于经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地位及其文化。消费社会是通过培养人们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维持的，这孕育了其主导文化—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关注人们的消费欲望，随时准备予以点燃。它不断向人们暗示，拥有了某种商品，就拥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和人生价值，因为这种商品就是意义和价值的化身；而如果错失，就将面对生活的遗憾。[19]在这个社会里，不仅要确保人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消费中去，而且什么都可以出售，不仅所有的商品都是符号，符号都是商品。[20]对于消费社会，所有的消费活动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象征的，符号价值甚至比它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还要重要。人们消费的某一物品，不仅具有与物质相关的有用性，更显示着我们的偏好与价值，以及我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和文化。消费社会的运行，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媒是关键的一环，它凭借其对话语权的垄断和专业化的舆论技术，既促销商品，也培植与之相关的文化。大众媒介利用舆论和广告，在推销商品的同时，连同与之相关的态度和价值也一起打包出售。这是一种被斯克莱尔称之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生产者在提供商品的同时，也提供了创造与维持商品需求的价值与态度。[21]因此，优势群体不仅控制着人们的物质消费，而且控制着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曼与麦克切斯尼声称跨国传媒的权利“不仅仅是经济式的和政治式的，而且延伸到了一些基本的设定和思维方式之中。”[22]这正是他们将其《全球传媒》副标题定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的原因。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里通过大众传媒及其主导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实施的，使得人们身不由己地进入到了消费主义社会的运转之中，并以一种几近自然的方式置于被影响的过程之中，对象往往不是被改变，而是自愿的、积极的追求，主流群体的产品、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被当做先进的生活方式被追求甚至崇拜。这使得过去文化交流影响中的冲突不存在了。人们被同化了，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娱乐为表征的文化工业的作用下，面对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侵袭，人们乐在其中。[23]与以往强制性改变导致的依从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变迁大多是主动的，民族自身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过程。针对这一现象，有研究者提出了文化稀释的概念，并指出：“稀释是完全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强制性同化的情况下，通过现代社会的正常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在不知不觉间被稀释。对于各民族文化来说，这一过程并不是被动的，他们自己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24]由于民族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并非是强制的依从，具有内化的特征，从而变化得也最深、最彻底。
二、民族文化呈现出日益式微的态势
由于全球化是在一个经济、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背景下进行的，加之影响是单向渗透性的，使得民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民族性弱化，同质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显性的物质、行为方面，也深入到了内隐的价值观念。就外显的物质、行为来看，最明显的莫过于民族服饰与语言。服饰和语言过去曾被认为是最能反映浓郁的民族特色的，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今共同面临着同质化的倾向。一方面，许多民族服饰在外观上已经看不到多少民族特色了；另一方面，仅有的民族特色在淡化。就地域而言，民族服饰保留的范围越来越小，除民族聚居区、偏远山区外，很少有保留；从时间维度来看，许多民族服饰已缩减为节日或礼仪性的盛装，只有在节日或婚丧嫁娶时才隆重的穿戴，平时的生活装已主流社会化。[25]从社会层面来看，除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穿得时间多一些，青年、中年男性只有过节和特殊的场合才穿。[26]不仅民族服饰与民族生活已渐行渐远，愈来愈不能体现民族特色，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语言亦同样如此。众所周知，语言在所有的民族文化因子中是最重要的，它集表达和交流工具于一身，是知识、经验的载体和文化传承的工具。在本质上它表征民族与自身、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在民族语言中蕴含着民族群体对自身境况与世界的阐释，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经验，更是民族发展的依据。但在世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族群的成员正在加快丢弃本民族语言的步伐，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27]相关的研究表明，1万年前，世界人口约有100万，存在着大约1.5万种语言，今天的现实则是，全世界人口增长到了60亿，语言种类只留下了7000多种，不仅如此，语言学家预计，未来一个世纪内，还将会有2300多种语言的消失。[28]在大量的民族语言消失的同时，一些强势社会群体的语言文字的使用表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英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强势地位，使英语开始取代其它的语言，成为全球化的语言，“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科学家使用英语写作，全球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而）全球电子恢复制度中的信息，80%是用英语存储的”。[29]在商业、传媒、科学这些主导现代社会的领域中英语无处不在。在服饰、语言等显性文化趋同的同时，价值观念也在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理性化—这一随着现代化在特定地方形成的价值观迅速地席卷全球，人们正在成为具有计算性格的人，理性代替情感成为行动的主要逻辑，经济目的成为从生产到社会交往的重要动机，物质领域如此，就连那些过去一向认为神圣的精神领域，也在逐渐的世俗化。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现代化的城市，也发生在那些偏远的最传统的乡村社会。所以，全球化最终创造了全球产品和同质文化。它正在将独特的地方文化置于危险之中，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民族特征被消灭，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地方发展起来的文化，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到文化审美面临着同质化的危险，“各民族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表现为共同的语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共同爱好的事物，共同的生活习惯等等”。[30]全球化的威力如此巨大，民族文化元素到处都在淡出民族社会的日常生活，完整的民族文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已很难再见到。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当被问及自己民族与其他民族有无不同这一问题时，多数民族成员都会说“不同”，但当问起有什么不同时，往往很难具体说出。[31]全球化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世界，“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2]在互动频繁竞争加剧的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33]当此之际，保持怎样的民族文化自觉，学会在一个广阔的全球化世界体系里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定位，既不囿于民族局限盲目排外，又不失去文化权利，成为各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既是因为文化作为民族的重要属性，在表征民族特性、实现社会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民族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路宪民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