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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锐藏族服饰文化受到了汉族、蒙古族和土族等相邻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具有多民族服饰文化因素。华锐藏族服饰的这种多民族特性，与其居住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息息相关。各民族在迁徙流动中的频繁接触，必然导致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文化方面的交流。这种服饰文化的多民族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的一个微观面相。
关键词：华锐藏族；服饰文化；交融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各民族地方政权争夺的军事要塞，同时也是各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吐谷浑、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汉、回鹘、党项、蒙古、羯、氐、羌、藏等众多民族都曾在这里活动过。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农耕文化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居住、迁徙和流动，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孕育出该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服饰文化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本文以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华锐藏族的服饰文化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情况。广义的华锐地域范围泛指今青海省湟水以北的乐都、互助、大通、门源4地藏区，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域区、马蹄区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以及武威、永登、古浪等县的边缘地带；狭义的华锐系指今天祝藏族自治县（本文所指华锐藏族是天祝县藏族）。自夏商周开始，多种民族先后在这里交错杂居，直至唐时期，吐蕃灭吐谷浑，占领青海大部分地方，华锐藏区正式纳入吐蕃王朝的版图。吐蕃为了维护新统治地区的稳定，在当地留驻了大量的军队，吐蕃军旅与小月氏、羌、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形成了今天华锐藏族的雏形。服饰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某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对社会及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体现了人们对生产方式变化的适应。自从藏族进入华西走廊后，河西走廊多民族迁徙流动引起的文化交流交融就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了影响，在华锐藏族服饰文化方面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1古代华锐藏族服饰中吐谷浑服饰元素
吐蕃后期，吐蕃势力进入今青海、甘肃，逐步占据了原吐谷浑故地，而除了少部分被迫不断东迁外，大部分吐谷浑部落接受了吐蕃的统治。[1]藏族部落和吐谷浑部落的长期共处，必然引起彼此文化方面的交流，其中服饰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便不可避免。关于吐谷浑服饰的描述，《魏书·吐谷浑传》中有如下记载：“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暮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多以为贵。”[2]在清前期的《皇清职贡图》中，关于华锐藏族服饰有如下描述：1.“男子皮毛褐衣，女披发约帛，缀砗磲银花为饰，衣以五色褐布缘之”；2.“番民毡帽红缨，衣长领褐衣”“女盘髻戴红毡尖顶帽，缀以砗磲后插金银凤钗，衣裙类，民妇而足履革靴，亦有披发，长衣者”。①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华锐藏族妇女的服饰和吐谷浑妇女服饰有着相似之处。因为《魏书》记载在前，《皇清职贡图》的记载则晚于《魏书》千余年。由此可以断定，华锐藏族迁入河西走廊后借鉴吸收了吐谷浑的服饰文化，并长期沿用。
2华锐藏族服饰中的汉族服饰元素
从古至今，中原汉地与藏族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到吐蕃与中原汉地之间大规模的茶马贸易，这些都充分表现出藏汉人民间的深厚友谊，两个民族在服饰间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文成公主从汉地远嫁吐蕃，在她的推动下，吐蕃的纺织业发展为一项独立的手工业门类，有专门的纺织工匠。[3]河西走廊很早就有汉族人民生活，华锐藏族进入河西走廊后与汉族直接接触，二者进行包括服饰在内的文化交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近代社会这种服饰文化上的交流更加深刻。例如，由于华锐藏区属于大陆性气候，温差很大，夏季七八月气温高时，皮毛制成的帽子太厚，但由于强烈的紫外线不穿戴帽子会伤害头皮，所以华锐藏族在民国时期开始佩戴礼帽，到如今仍十分流行并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帽子华锐藏族亲切地称它为“嘉拿乃玉”，据说这种帽子是从汉地传到今华锐藏区的，所以人们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嘉”在藏语中是汉族的意思）。又如华锐藏族服饰的饰品上清晰地镌刻着汉地传说中八仙所持的法器、双狮舞绣球、云子等图案，这些都充分表明汉藏文化在这一区域的深刻交融。今天的华锐藏区身处汉族文化的包围之中，汉族文化对华锐藏族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西装等各种内地流行的便装已成为华锐藏族最普遍的服饰。
3华锐藏族服饰中蒙古族服饰元素
1237年蒙古阔端王统军北上、驻兵凉州。为实现统一西藏的宏伟目标，阔端邀请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嘎坚赞前往凉州。萨班不顾64岁高龄，带领两侄子长途跋涉前往凉州，1247年正式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晤”。从这时起华锐地区藏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开始了直接的交流触碰。如《安多政教史》中这样记载：扎提才秀盘是西藏的万户，其后裔中曾出雷幸本翁玛的苯教得道者，他带领许多百姓，来到多麦东北部，定居于岩山重重，森林茂密的地区。后因治疗玛沁山神的坐骑而赐予了占卜物，并与玛沁山神的女儿成家，生下8个孩子，称为“智擦嘉”。因其占卜很灵，蒙古王请他去占卜吉凶，大臣伊古照洛的女儿与其大儿子结为夫妻，生育3个儿子，大儿子在帽子上装了红缨，穿戴蒙古族服装，因此以“夏玛”（藏语意为红帽）为名。于是这一地区也被称为夏玛。[4]由此可见，今天的天祝县毛毛山以北、武威以南的地方生活的藏族曾被称为“夏玛”部落。这一说法虽夹杂着一些神话传说，并且将服饰影响的范围也仅限于上层统治者，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华锐藏族服饰受蒙古族服饰影响的事实。又如“索夏”帽，原为蒙古士兵所戴，17世纪传入西藏，今天很多地方举行的活动中仍能见到这种围穗式的红缨蒙古帽，[5]这种红缨帽在华锐藏族服饰中亦能找到踪迹。华锐藏族妇女的发式与发饰明显有别于其他藏区。一般安多地区的藏族妇女将头发梳成小辫披在背后并缀以装饰，而华锐藏族妇女将头发分成两半，梳小辫垂于胸前，装入发套。从地域上看，华锐藏区没有明显与其他藏区分割开来，语言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分析元以前居住在华锐地区的民族也很难寻觅到相同样式的发饰。这种发饰刚好与曾生活于甘青一带的蒙古族发饰有着相似之处，由此推测这是受到蒙古族发饰影响的结果。蒙古族妇女非常注重头饰，因为长时间的劳作和不能经常洗头，因此她们为自己的头发制作了一个具有保护作用和审美功能的发套[6]。如和硕特妇女的头饰，整体由一对黑色发套，一个银钗、两颗珊瑚和头顶的吉祥座共同组成；土尔扈特已婚妇女梳两条辫子并塞入发套中，发套上镶嵌三角银饰边[7]。元以来，华锐地区的藏族和蒙古族长期共同生活，华锐藏族服饰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蒙古族妇女的发饰特点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4华锐藏族服饰中的土族服饰元素
历史上藏族与土族之间有过很长时间的交往，两个民族相互间在文化上有着很深的影响。在两个民族的交往接触中，民族间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是必然的，在如今的华锐藏族服饰中就能找到不少的相同点。例如，土族和藏族都有崇尚白色的习俗，土族语中把白称为“察汗”,所以土族的尚白意识体现在服饰上,有察汗毡帽、察汗木尔格迭(白褐衫)等，白褐衫（藏语称“拉尕尔”）是华锐藏族最古老的袍服之一，多在夏天穿用。另外，刺绣是土族服饰文化中一块绚丽的瑰宝，土族姑娘多心灵手巧，“一看针线，二看茶饭”，如果针线不精、茶饭不通，则会被人耻笑。据考古发现，土族刺绣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出的土族先祖吐谷浑墓葬中就有类似盘绣的刺绣品。由此可知，在公元4世纪时，土族的盘绣工艺已经发轫。[8]如今的华锐藏族服饰中大量地运用了刺绣技术，无论是美丽的发饰还是华丽的背饰都少不了刺绣艺术的装点。精美的刺绣是华锐藏族服饰独特而不可缺少的部分，显然这是借鉴土族服饰文化并自我发展的结果。
5华锐藏族服饰民族融合性特征形成原因分析
河西走廊南北将近一半的地方，都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形如走廊，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这里本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但由于祁连山脉雪水的滋润，牧草生长条件仍然十分优越，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天然牧场，历朝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都将这片地区视为珍宝。河西走廊也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丝路西去的咽喉，又因诸多天然山脉的阻隔，成为古代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之所。河西走廊夹处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东西连接中原汉地与西域边陲，地域上的相邻使河西走廊文化对不同质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到底存在过多少民族，现在已无法说清，其民族变迁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很多时候，这一地区的民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与驱逐，实际上更是一种交流交融。如月氏大部远走中亚阿姆河流域，“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9]，经过与羌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终“被服颇与羌同”[10]。蒙元时代，河西走廊进入了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重要时期，河西历史上曾经活跃的各个民族名称至此从历史书籍中消失[11]。纵观河西历史，民族的交替与迁徙更多地表现为民族之间的统治与同化，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文化在与河西走廊原有地域文化进行不同程度地整合，在改变河西走廊文化面貌及文化结构的同时，也使河西文化与邻近区域文化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
作者:安灵芝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