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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对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规范化和多元化翻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其翻译理念的指导下，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翻译应以文化为基本单位，综合采用注释法和图像法等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文化功能的等值交换，应灵活应用增译减译法或者改译法等策略，同时应尽可能地发挥译者主体性，使译文适应不同时期和读者的需求，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文化翻译观；翻译策略；文化内涵；广西少数民族
引言
民族传统服饰之于民族文化，正如当地方言、民族建筑和音乐等方面一样，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步伐的稳步推进，我国的传统服饰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正逐渐被当今社会的现代时装所取代，而各地区人们的服装样式、布料和剪裁越发趋于雷同，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服饰文化多样性与服饰肌理特异性的重要之处。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世居的少数民族多达11个，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以其绚丽多彩的图案纹理和独特精湛的工艺特色向世人展示着广西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并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维持我国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与多元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区域，随着其与东南亚国家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推广宣传本地民族特色文化与加大传统服饰文化的输出是形势与时代的需要。但目前广西民族服饰处于濒临消亡的困境，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翻译外宣状况也不容乐观。国内学术界针对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翻译的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专著则基本为零，能被查询到的译文资料大多散落在旅游指南或者外宣网站上，且翻译质量存在着诸多毛病，令人忧虑。因此，本文将对广西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展开译介研究，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指导，探讨发掘适用于旅游推广、经贸交流和学术研究的翻译策略，以利于充分展示其全方位的魅力，为扩大广西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度，维护我国服饰文化多元化面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文化翻译观及其研究概述
在传统的国内外翻译学界中，翻译的主体向来以语言本身为对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出现了第一次“翻译的文化转向”[1]，给翻译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开拓了新的方向。苏珊·巴斯奈特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系统阐述了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涵：（1）翻译研究不能停留在语言层面，而应以文化为基本的翻译单位；（2）译应该是一种“交流的行为，包括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3）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应寻求该文本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功能等值；（4）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的原则和规范可以有所不同，以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需要。[2]由于文化翻译流派所倡导的翻译观念及原则与传统的语言翻译研究有所出入，目前文化翻译理念在国内多应用于文学翻译。也有部分学者将之用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翻译实践当中，但文章数量较少，知网可搜索到的相关主题论文数量不足十篇。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引秀和郭粉绒的文章《“文化翻译”观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他们在文中对如何将文化翻译观应用到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做了有益的探讨并分别结合案例进行了分析评论。而其他研究者则有的运用文化翻译观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负载词英译展开了研究，有的探讨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少数民族故事或者意象翻译策略，还有的则研究文化翻译观照下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英译。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指导，探讨适宜于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英译原则与策略，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及可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促进其传播发展，扩大其影响力的积极效果。
二、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翻译
基于巴斯奈特对文化翻译观所做出的解读，将之运用在指导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英译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翻译应该以文化为基本单位，注重文化内部和之间的交流。巴斯奈特所倡导的文化翻译观在本质上突破了传统中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翻译标准，不再局限于单纯地追求文字层面的对等，而以实现文化交际为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而少数民族的文化又尤为独特，许多词汇在发音或词义中自成一格。在翻译中，若译者只关注字面上的对等转换，则容易导致译文艰涩难懂，并有损于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展示与传播。基于此，将文化翻译观引入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译介中不失为一种较妥当的方法。广西的少数民族多达11个，其涉及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英译过程兼有文化负载词众多和生僻晦涩的特征。因此，在处理此类词汇的翻译过程中，应该采取的原则为尽可能在保留源语文化特性的前提下，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与此原则对应的翻译策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这个大方向的指引下，具体的翻译方法可以细化为注释法（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图像法和省略法。例如，广西瑶族妇女服饰中的“裙把”，是龙胜地区红瑶女性系在百褶裙上的腰带。“裙把”由“各色丝线制成，每把12根，每根粗如筷子，长44厘米”[3]，用以纪念曾救助过在海上遇难的瑶族先民的神犬盘瓠。“裙把”这个词在英文中找不到直接对应的表达，属于文化空缺词（或称文化负载词）。如果将之直译或音译为“qunba”，必定会让读者不知所云，无法达到文化交流的初衷。如果取之“裙腰带”的词义将之异译为“dressbelt”或者“waisttie”，读者虽可以读懂，但其所蕴含的文化色彩却荡然无存了。因此，遵循以文化为翻译基本单位的原则，此词应该考虑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为妥。我们可将之改为“qunba，akindofwaisttiemadeof12stringsofcolorfulsilkthreadtocommemoratePanhu，whoisaDogofGodandusedtosavetheancestorofYaominority.”这个版本的译文，虽字数上略显冗长，可是既能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词的意思，又体现了瑶族千年文化历史的绵延和传承，彰显了服饰这一“无字的史书”的独特魅力。再如，居住在柳州融水和三江地区的苗族女性在节日庆典跳芦笙舞时会穿上一种名为“百鸟衣”的服装。此种服饰通身上下都饰以白色的羽毛和彩色珠串，搭配衣物上精致鲜艳的五彩刺绣，在舞动时斑斓灵动，仿佛鸟儿们在迎风跳跃。苗族人民用此衣此舞祭奠和缅怀他们的始祖脊宇鸟。据苗族神话中所传，正是上古时期的脊宇鸟孵化出了自然界的万物，包括苗族先祖在内的人类。在一些文章中，惯于将“百鸟衣”英译为“hundred-birdcoatofMiaoethnicgroup”[4]，这一版本的译文无疑很好地实现了文字层面的对等，却也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为了将苗族人民这一宝贵的服饰文化展示出来，可以采用注释法改译如下：hundred-birdcoat，atypeofpreciousfinerydecoratedwithbird’swhitefeathersinmemoryofMiaoethnicgroup’sancestor——JiyuBird.这样既能解释清楚，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苗族服饰的文化精髓。
（二）翻译应该是动态的文化功能等值的转换过程。在文化翻译观中，翻译所要达到和追求的效果应该是实现文化功能的对等交流。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众多的特色表达，在英文中难以找到贴切或者适合的译文版本，无法生搬硬套。因此，译者需在熟悉两地文化的前提下采用增译、减译甚至改写的方法，寻觅与译入语文化相通的词汇，从而达到源语和译入语在文化上对等平衡的效果。例如，玉时阶在《瑶族服饰》中提到过瑶族青年之间的信物“花包”并描绘如下：“花包是滇桂边界瑶族民间的传统吉祥物，多以色布做底，布上绣有各种精美图案纹样，缝成方形布袋，内装薏米等物，四角缀花穗，是瑶族男女青年的定情信物。”[3]据此来看，“花包”的译文如若直白译为“flowerbag”或者”weddingbag”，西方读者也可以读懂，只是缺少了此物所寄托的人情风俗，略为寡淡平庸，也无法达到文化的交融。如果译者充分了解花包所体现的文化内核，应将其特殊的“定情”功能传译出来，加深读者对这种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修改后的译文可改写为如下：embroideredbagofaffection（amongYao’syoungpeople）.这样读者不仅可以明白花包的材质和使用人群，也能清楚它的文化功能乃是用于“传情”，更有效地凸显了译文在文化上的对等。再如，广西那坡彝族在祭祀先祖等重大仪式中，一些族里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者会身穿多件“贯头衣”以示庄重和美。这种服饰多为圆领及膝的蜡染套头长衫，数量稀少，造型奇特。常见的“贯头衣”英文版本多采用异化手法，直接音译为“GuantouYi”或者”GuantouClothes”，此种译法虽然保留了少数民族服饰原汁原味的称呼，但对于读者而言未免太过于生僻难懂，也违背了文化交流的初衷。而通过研究此种服饰的款式版型，在英文里与之最为接近的表达应为“pullover”，意指套头衫。除此以外，还需要增添补译一些“贯头衣”的特殊之处及其文化功能。综上所述，可供参考的另一版本译文如下：batiklongpulloverforworshipceremony，既照顾了语义的准确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其所蕴含的文化精髓，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当然，此词还可以用注释法或图像传译法进行翻译，具体方法可参看文中第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三）翻译的原则和规范应该随着不同时期、不同群体需求而变化。语言是活的文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依附于语言的翻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不同的表达，为不同的群体所接纳。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要求译者尽可能地发挥其主体性，综合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在实现文化等值的前提下，寻找最适合当下语境和读者习惯的译文版本。例如，广西隆林地区壮族女性的服饰中留存着一种蔚为独特的穿衣风格，喜将上衣、百褶裙和长裤进行叠穿。刘红晓在《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中描述这种服饰如下：“服装整体分为三层，短衣及臀、裙子及膝、长裤过脚，犹如层楼叠起、错落有致，被当地人称为‘三层楼’式服装，基本分为黑、白、蓝三色。”[5]文中出现的“三层楼”服饰在英译过程中若直译为“three-floorcostumes”，则难免让读者无从理解，因为英语文化中的floor是建筑领域的词汇，无法和costume产生交集，不存在这种比喻搭配。因此，不妨将中文里的“层楼”的概念改译为服饰领域内的词汇layer并稍加解释如下：“three-layercostumesbymixingandmatchingtop、pleatedskirtandtrousersinsomeZhuangethnicgroupregions.“layer”这个词不仅有“层”的含义，也蕴含了”叠穿”的概念，比按照字面意思直译的floor一词更为恰当形象，同时也实现了文化功能上的对等转换。另外，动词mixandmatch是近年在西方时尚领域才开始流行的词汇，意指“混搭叠穿”，使用此词不仅贴合词义，也让译文与时俱进，更易于为西方年轻读者所接受，可以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化传播的受众面。
三、结语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主张翻译应以文化为基本单位，突出文化功能的对等交换并要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综合运用注释法、图像法、增译减译法甚至改译法，使译文适应当代读者群体的需求，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主旨。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在新时代中正面临逐渐消亡的境地，需要大力加强对其的保护与传播。因此，在将其付诸英译实践时，应以文化传承与保留为首要考量的因素，以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指导，真正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珍贵的服饰文化为世人所认识了解。
作者:甘菲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