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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民族文化认同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综述法、逻辑分析法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交往现状，研究发现：当今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存在着战略指向的转变、评价标准的改变和设计制度的调整等问题。在国家深化改革下，传统中华文化“文化势能”已不复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面临冷战时代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中国民族文化传播面临网络、数字等技术发展的挑战和中国文化面临创新难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中的一体和多元的关系、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新时期；城镇化；民族文化；交往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家治理、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民族繁荣的根本大事。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新时期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的深入、信息化发展的推动以及人们维权意识的提升，使得民族主义在特定的情形下其动员和整合意识不断增强，特别在一些特殊的群体里面，民族意识因为一些民族问题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一系列民族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地区更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分裂问题。稳定才能发展，稳定才能进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社会动荡中继续前进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科学的、合理的处理好民族问题。作为具有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只有大家和睦团结，才能凝聚56个民族的民心，才能实现“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中国才能大步向前和谐发展城镇化建设。民族是一群具有共同社会特征的人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人类各个利益的实际载体。[1]文化是人类共同传承、继承和发展的，每个民族有各自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能够凝聚一个民族的人心，它是民族发展的血脉，是整个民族的根。因此民族文化具有身份识别、利益调适、民族凝聚、文化发展等社会功能。作为一个民族能够凝聚在一起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一的民族文化，在城镇化大发展的今天，如何更好的在民族之间发展好文化认同，是关系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兴旺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民族文化认同的概念
民族关系是人们在交往联系、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民族性构成了民族关系的主要特征。在社会共同体里面，民族关系是涉及各个民族之间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它代表着整个社会民族之间的各个群体之间的权利，甚至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也在其中。[2]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涉及整个民族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权利、民族利益、民族发展等问题。如当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就是非常现实而棘手的民族问题。很多国家都由多个不同的民族构成，当然，不排除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民族关系是当今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社会客观现象。我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以汉族为主，但是其它少数民族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处理好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的稳定、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安定、祖国的繁荣。同志明确指出“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3]因此，民族关系涉及到民族内部个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内部、对其他民族的态度、观念和认知，甚至对本民族的发展、内部社会的稳定和谐，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而民族关系主要依靠民族文化认同来实现的。民族文化以情感、价值、规范、思维、目标为导向，深入民族生存的客观实际，展现民族发展的血脉与传承，同时还推动着民族这一特定的群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关于文化认同有众多的学者进行研究。《教育大辞典》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两种文化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的文化的认同；另一种指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认同。”[4]杨知勇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这种自我意识源于行为模式的共同趋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通过时间的积淀凝聚成一种民族内部特殊的心理状态，于是就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5]梳理国内众多学者的民族文化认同，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下位概念。诸如我国学者郑晓云提出，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民族，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共同体，是某个族体的认同依据。这个共同体文化的认同就是民族文化认同。[6]第二，民族文化认同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正是它们经历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共同铸造了当代中国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如同郝亚明所指出的那样：“强化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对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就有重要的意义。”[7]第三，民族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文化是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本，民族文化认同其发源、产生、形成和发展，不仅和民族自身有关，同时还和国家政治紧密相连。学者胡惠林提出：“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实现，最终是通过全体公民的集体努力和不同民族之间广泛的文化认同达到的。”[8]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1]这里的民族文化认同不仅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还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是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只有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才能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积极的正向功能，即民族关系能够产生的积极效果。例如民族关系对民族内部成员个体具备激发认知和教育的功能，对民族自身有完善民族结构、调节民族关系和推动民族发展的功能，对民族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整合功能；矛盾的民族关系有消极的负功能，即指民族关系能够产生的消极效果，例如民族关系对民族个体有封闭隔离的功能，对民族内部结构和民族关系有损毁的功能，对民族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破坏作用等等。
二、新时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民族文化交往的问题
从2012年开始，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9]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深化，中国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提升。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明确要求提升国家城镇化质量，并且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家产业布局等密切联系，与国家的资源、土地和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相互依托，坚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全面的、多方位的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城镇化建设中，走出适合自己的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集约、智能、绿色、环保、低碳型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建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也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在民族文化认同上，大家应该认识到它是关系城镇化建设、国家稳定、民族融合的关键核心问题。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为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要求：第一，战略指向的改变。过去有数量导向城镇化模式转向今后的质量导向模式。不再强调过去的数量建设，而是提倡质量建设。由过去的城市为主模式转变为以人为主的城镇化建设。第二，评价标准的改变。过去一味的以人口和城镇数量的增加为主，从而忽视了居民的生活机构、社会意识、城镇文化等人文发展。新型的评价标准重视整个城镇建设的格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协调、城镇居民生活条件的提高、城镇空间结构的调整等。主要是以强化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为主。第三，设计制度的调整。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强调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众多方面，能够给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10]当前，我国建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过去的社会矛盾“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的矛盾，面对新的机遇，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在民族文化交往中，民族文化认同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城镇化大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文化势能”已经不存在。众所周知，千年中华文化曾经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四大古文化只有中华文化得以延续流传。然而，面对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20世纪西方的科技进步，根植于农耕文明下的中华文化已经在20世纪“五四”运动中，发生了“创造性转换”。[11]这种“创造性转换”使得我们本土的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强势挤压，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美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标杆的美国尽管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国家”，并没有形成源自其“本土文化”的传统，而是一个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基因加上其对土著文化的压制后形成的。从文化历史发展来讲，它是一个年轻人，充满了活力和能量，但是缺少了文化深度和内涵。然而中华文化随着清末民族国家的没落，尽管有着很高的含金量和深度的中华文化，仍抵挡不住以西方美国文化为主的文化侵略。其次，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面临冷战时代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民族主义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以及该民族国家人民的文化认同问题。它强调“历史”概念以及文化个性，侧重于“集体理性”。特别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美苏冷战的结束，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新旧国家秩序的激烈动荡，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纷纷抬头，甚至和国内外一些宗教极端势力结合起来，对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国就存在着最为典型的“藏独”“东突”等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分裂势力，它们所宣扬的内容和我们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相违背，严重威胁到我们各民族的利益和全体国家利益，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安全乃至整个国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再次，中国民族文化传播面临网络、数字等技术发展的挑战。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需要通过相关的渠道来进行。当前，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已经对全球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通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使得异地文化的交流更加的直接和便捷。网络技术起源自美国，自从计算机发明的那天开始，网络就开始成为改变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网络的发展使得西方的全球化模式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开来，特别是美式文化中带有的意识形态和色彩。在文化扩张中，英语的使用率是最高。全世界80%的电子信息都是使用英语储存的，互联网80%以上的内容也是用英语来表达的。[11]网络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它能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能够形成一个国家安全的“无形的疆域”。“由于网络空间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构想世界和设计活动室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概念框架内语言障碍将消除，因此，谁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的优势和信息优势，谁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和实现它的利益。”[8]因此，可以说，谁拥有网络控制权就能控制一切，而谁失去网络控制权就可能失去国家安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等，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意义上的侵略和扩张。最后，中国文化面临创新难的问题。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力所处的比较优势或劣势的波动和变化取决于文化创新力和传播力。文化创新力是文化力发展的中心环节核心要素，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力的发展情况最终决定着该民族文化力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的融合经历了“文明的同化”和“民族的融合”。中原文化不可否认地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但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积极影响。从外来物品，诸如乐器、音乐、服饰、家具、果菜、文学、医学、艺术等，甚至宗教的输入诸如魏晋南北朝和辽金时代的佛教，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元代的喇嘛教，甚至唐代以后的袄教、景教、摩尼教、回教等，无不依赖少数民族的推动而流行。中国佛教的产生、按摩等医术、建筑、佛雕、佛绘等都和佛教有着密切而深远的关系。清末以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文化创新能力大打折扣。尽管1949年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期。但是，自那个时期，我国的学术前沿就是学习和传播西方的学术话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被称为创新的部分，几乎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式、手法的袭用，从意识流、朦胧诗到泛性论表现和叙述主体的介入，无不如此。”[12]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泛滥使用，表现出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这种僵化的思想弱化了中国文化原创能力，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失去了其应有的动力。[13]面对以上中国民族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民族文化交流进行反思。
三、新时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民族文化交往的反思
学者费孝通指出，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统一体。因此，中国的56个民族是这个多元一体文化统一体的基础，它们都有自己的族群认同，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也就是“族群内文化认同———族际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14]它们的关系是从小到大的关系，即“族群内文化认同<族际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也就是说，族群内部文化认同和族际之间文化认同都是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之下，这里面包括语言认同、身份认同、习俗认同、族际交往、族际通婚、价值认同、文化产物六个方面。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分裂主义。也就是说，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一体多元的关系。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文化特征，各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存在着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我们在处理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中的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我们的56个民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提供了精彩丰富、炫丽无比的文化源泉。56个民族，它们在不断的进行着竞争、借鉴、学习、融合、发展，它们互为动力，互相比较，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支持、尊重、包容、保护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它们在历史的今天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繁荣。这不仅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有助于避免少数民族文化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我国地形复杂，人口众多，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优势，我们应该发挥好这一优势和传统。不仅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做到包容和尊重，还要加强凝聚力宣传，要使得广大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进行整合，都统一到国家文化认同这一大的认识观下。如果只讲各自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不见中华文化，是不利于国家文化认同的，不利于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利于文化认同的建构。面对新时期我国文化领域的新形势，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我们各个民族人民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联系我们56个民族的思想纽带。在发展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强调一体化，就是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每个民族个体的信念和行为，增强个体的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意识。第二，我们要合理的处理好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有机的组合，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本质的反映。应该说，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就是由56个民族文化构成，也是建立在这56个民族文化之上的。诸如龙图腾，基本上大多数的民族都有龙崇拜的现象。同时，中华文明又通过56个民族文化特征来反映和体现。我们既不能片面的把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也不能把中华文化看成是各个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我们要在城镇化建设中，不断的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让各民族的人民都能体会到本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同质性，要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的建设。要把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特征、优点等提炼出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使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第三，正确处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国家大事，在祀在戎”。宗教的产生和人类的产生有十分深远的关系。宗教信仰是信徒们对其所信仰对象的崇拜，同时还产生坚定的信念。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它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产物。正如道教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土信仰，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同时也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世界几大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是以宣扬和平、善良、博爱等为核心教义。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是有利于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认同的。但是，随着整个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极端宗教势力，他们不仅反对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而且还经常做出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因此，我们要积极地摒弃极端宗教，使得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高度的和谐统一，坚定的、无条件的依法打击极端宗教势力，揭露其反动的、无人性的极端行为和荒谬思想，使得各民族能够及时看清他们的真实目的。第四，正确处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其文化内容在有的方面更加丰富。文化的保护并不是文化封闭，而是在保护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是现代文化的源泉。正如所言“中华传统文化时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的发扬，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不仅能够促进人们生活美好、促进民族凝聚、促进国家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们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
四、小结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文明的精髓、精神的承载、社会的缩影、民族的标识、生活的反映、国家的展示以及个体成员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的承认、认可、接纳和赞同，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觉。我们必须在提高中华民族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共识，始终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积极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转化，努力改革并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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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娜 聂丽清 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体育教学部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