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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学间发生影响的媒介方式之一。新媒体时代，渠道对受众的可触达性宰治了受众的意义空间和文化取向，新媒体时代下的翻译工作，亦需要使文学文本化归到其作为媒介载体的本质。因此，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过程不仅要遵循翻译理论与翻译艺术的一般规律，同时要将富有传播力的翻译内容寓于媒介载体之上，体现典籍译介的力量，实现提升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效果的宏大旨归。文章阐述新媒体时代下民族典籍翻译的意义与时代使命，并探讨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目前的媒介环境与生态所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现状，提出提升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工作质量的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典籍翻译；传播效果
自古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精粹以文本的形式传承下来，并沉淀为经典，历久弥新，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同时，这些记载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伦理价值、生活风貌的典籍，也被我国译者或外国译者有目的、有意识地予以择选且进一步展开跨文化诠解，成为了率先“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实践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在当前新时代使命下，产生和暴露出的问题成为了民族学、社会学、翻译学研究的显题。
一、新媒体时代下民族典籍翻译的意义
随着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工作不仅只是翻译的“匠术”，而是逐步升格为带有媒介学与比较文化背景的译介行为。由此，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行为囊括了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比较文学的视角，[1]并且涵盖少数民族观察自我的民族志视角。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我国在新时代下的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我国在当前新形势下的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强调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因此，将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推介至全国乃至世界，不仅成为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典籍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同时亦成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必要通衢。那么，在国家大力提倡树立文化自信，将文化体制改革纳入顶层设计的今天，将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工作发展改革提上日程，意义何在？而在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时代使命呢？
（一）承担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保护功能
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少数民族典籍及其译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抢夺受众注意力的竞争中，并同其他种类的媒介产品同台竞技。在这一前提下，如何实现我国少数民族典籍从珍贵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载体向具有传播力的文化产品的转型，成为了翻译业者和学者必须重视的问题。当前媒介生态的包容性和选择性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一方面，摩尔定律下的媒介生态使海量的数据能够低成本存盘，系统性地整理并存储原生态文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媒介市场的长尾化又使得大量媒介产品汇聚在市场中，参与受众注意力的角力与争夺，使信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新变化要求翻译业者和学者在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时，首先要关注源文本的选择。在选择文本时，将文本选择自觉上升到建立和形成民族志基础的高度上，整理具有民族风格的口传资料和原始文献。此外，要将文献整理工作和文献翻译工作系统化，提升文献保存和检索的工作效率，并使后来者在寻找翻译源本时有据可查。这样，通过抓住和利用信息时代媒介产品储量大、易保存的便利特点，翻译业界人士主动参与到少数民族典籍的整理和挖掘中来，通过对少数民族原生态典籍的抢救性保护和整理，从而逐步摆脱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困境。其次，在源文本向原文本这一语内转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典籍译者需要尽最大可能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准确表达少数民族典籍源文本的思想内涵，借助民族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多学科知识储备综合、优选源文本，并依托文本少数民族当地的风物人情、伦理习俗等深度诠释少数民族典籍。最后，在少数民族典籍源文本“走出去”的这一语际转化的过程中，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主动选择符合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具有独特少数民族风情与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进行译介。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汉文典籍而言，目前被国内外译介者介绍出去的少数民族典籍佳作只是其中极小部分。现实的少数民族典籍译介情况是，除了数量、影响力极为有限之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典籍由外国译者翻译，因此，许多少数民族典籍的完整性很难得到保证。诸如，亚瑟•韦利（ArthurWaley）的《蒙古秘史》译本，就删掉了98节，占到了全本几乎35％的比例，而这种译者在将少数民族典籍介绍出去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删改的案例比比皆是。长远看来，这样极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的保存和整理工作。
（二）形塑少数民族价值观的启迪功能
少数民族典籍作为记录和反映少数民族人民历史文化、生活风貌、语言形制与意识形态等内容的重要文献，相较于其他文艺形式，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所思所感。作为传世经典，少数民族典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使命，而且最直接、最深刻地影响和形塑少数民族人民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少数民族典籍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习俗在纸面上的延续，是少数民族人民血脉与文明的纽带。保护、整理和译介少数民族典籍，能够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加丰厚，让少数民族加深对自身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体认。
（三）实现边缘超车的文化战略功能
随着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媒介不仅能够突破时间的界限，将远古的讯息传递到未来，亦能打破空间的桎梏，将世界连结起来。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使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变得多余。[3]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典籍亦卷入所有国别、民族文化产品的同台竞技。而少数民族文化又由于其异域性、小众性形成了其独特的吸引力。许多泛娱乐化的媒介产品均意识并重视到了这点，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象征深邃、神秘、纯净的文化符号寓于文化传播中，因此，我们可凭借世界人民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和喜爱，将我国少数民族典籍译本推广出去，使少数民族话语真正参与到世界文学文化的叙事中来。
二、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及其影响问题研究
由于典籍阅读是一种深度思维活动，它的思辨性较强，娱乐性较弱。因此需要极强的目的性以达成典籍阅读行为的实现。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典籍与少数民族音乐等其他文艺形式不同，要通过实现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来推进民族典籍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传播，在目前浅表化和娱乐化的媒介环境中犹如逆水行舟。这使得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一些重要和典型问题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译者及其团队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实现者，他们水平与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成果的实现质量。[4]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现存典籍大多经历了少数民族世代的修改和增补，不少都是鸿篇累牍的“大部头”，因此对译者驾驭文本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不仅要求译者兼有民族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的相关知识，还要在翻译上最大程度地做到“信、达、雅”，也就是既让译本便于通读，易于理解，又要保持其原有的少数民族风情和民族特色。此外，由于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的专业性和高要求，又需要译者能够潜心翻译，克服时间与琐事的压力，对源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我国从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基本上都是各民族高校的专业研究团队，包括中央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百色学院、及河北师范大学。[5]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专业人员虽整体水平较高，但数量稀缺，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团队化、流程化运营模式。同时，由于媒介生态的变化，凭借对翻译工作热忱而深耕于翻译领域的高水平民间译者，多加入了各类泛娱乐化的影视作品字幕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难以吸收到更多的优秀人才。这使得翻译团队组织的增加、成员的补充难有实质性的进展。此外，尽管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问题在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但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团队的储备建设并不完善。相比于其他翻译工作，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几乎是籍籍无名，付出多回报少，因此，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人员一直在断代的边缘徘徊，推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团队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二）理论建构
在面对当前新常态下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实践问题时，我们需要相关理论的构建与指导。但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起步迟，在尚未形成体系时又遭逢媒介环境的巨大演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工作似乎难免边缘化。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属于民族学和翻译学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区域。一方面，就民族学研究而言，民族史、民族志和民族政策研究是民族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民族典籍囊括在民族史和民族志下，属于少数民族文化文本细分小项研究，切口较小，研究难度高，少有学者涉及这个领域；另一方面，就翻译学研究而言，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是翻译学的三大分支，而民族典籍翻译又多作为边缘领域，参与到翻译批评的汉籍外译的片面性等问题讨论中来。由此看来，少数民族典籍理论构建的重大缺口有二：一是如何界定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具体的学科分类与研究指标，是否能够建设一套横跨民族学和翻译学两个大类的研究框架；二是如何使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理论构建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这是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者和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传播效果提升策略
提升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传播效果，仍要从关注当前时代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问题与现状入手，进行针对性调整。思路主要有三：一是对准本文中所提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击穿，实现翻译团队人才培养的体系化，并在此基础上深研理论；二是提升少数民族典籍的大众性；三是桥接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生态特点，勾连需求与产出，使对少数民族典籍译本的需求成为倒逼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质量和效率提升的机制，并将现代传播技术应用到提升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中来。
（一）建设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团队人才培养机制
少数民族典籍的挖掘、梳理和翻译紧紧依靠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近年来，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和各类研究项目不同程度对少数民族大类研究进行了倾斜，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并保护其多样性，但少数民族大类研究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存在专业人才缺乏的普遍问题，基于这样的情况，应加强对民族学和翻译学交叉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相关学科建设，为相关人才培养铺路，如提供相关人才实地调研、采风和出国学习的机会等。
（二）提升少数民族典籍的大众性和亲和性
应使少数民族典籍走入学龄人视野中，让他们了解并热爱少数民族典籍，增强少数民族典籍的知晓度和美誉度，实现人民大众对少数民族典籍自下而上的热忱。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称为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并作为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案例写入高中人教版政治教材，但此一引介仅在课本中一言带过。[6]此外，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亦有待少数民族文化成果实例的支撑。若在合适的时间将这类彰显文学性的少数民族典籍收录入中、英文教材，就能在学龄人心中种下少数民族文化的种子。
（三）提升对少数民族典籍译本的需求
如若不能充分满足少数民族典籍译介的刚性需求，就无法提升少数民族典籍译介工作者的参与热情，而最终就会影响少数民族典籍译介的产出效果。要重视当前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生态特点，通过建立少数民族典籍译本评奖和论坛等形式并投放到豆瓣、亚马逊等各个书单精选部门，实现提升少数民族典籍译本的触达率，并通过多样化的媒体手段对少数民族典籍译本进行包装，提升其需求，以需求促产出。四、结语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不仅事关少数民族自身的话语构建，更是国家顶层设计和对外话语建设的重要部分，其涉及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是广大译者的一项神圣使命。鉴于此，必须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工作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问题，并通过战胜这些挑战，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历久弥新，展现出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陈德用,张瑞娥.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体系的多维建构[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4)：54.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10.
[3](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1911-1980），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薛婷.我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困境破局[J].贵州民族研究，2015，(10):132.
[5]崔颖.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现状与发展策略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1).
[6]高俊丽.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问题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9).
作者:吕芳 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