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范例

一、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一、企业民族文化责任

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经济利益之实，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业的真实写照。虽然单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之目的来开发民族旅游的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护民族文化的名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却无疑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使民族文化在社区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转瞬成为经济理性的工具，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深深地伤害了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这种伤害显然违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持守的底线伦理原则，即不伤害。“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当且仅当该行为准则可无条件普遍化。照此，伤害他人的身体和精神从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为，就不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准则。因为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普遍化的准则，就等于允许别人去伤害他自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不伤害伦理原则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样脆弱，甚至更为脆弱。而由人所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冲击和面临伤害时，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民族旅游企业对社区居民民族情感的伤害属于精神的伤害，虽然不像经济利益等物质层面的伤害那样显见，但这种伤害更深入，更具杀伤力。民族旅游企业到民族社区开发旅游项目，虽然会对民族文化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企业至少应确保其自身的开发行为不会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伤害，这也是保护民族文化责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连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达到，企业所谓民族文化责任便是欺世的空谈。保护总是包含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责任之意味，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重了强势群体的责任负担。在民族旅游中，企业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而民族社区则处于弱势地位。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就凸显了强势对弱势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因为强势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更显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强势与弱势又总是相对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岂不也是弱势?所以，不伤害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所有群体、所有民族的。其实，强势与弱势本身可视为被一些所谓“睿智”的人们制造出来的“事实”，并在此“事实”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推论:民族之间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强势“应该”帮助和保护弱势，等等。照此推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汉文化在美国人的眼中同样也是需要保护。“正如我们很少听见少数民族对汉族说要保护好汉族的文化，但却可以听到美国一些学者在中国的讲坛上大发宏论说要‘保护好汉文化’一样，这和我们冠冕堂皇地对少数民族说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的言论是同出一辙的。”如果按照“强－弱”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汉文化应欣然接受美国的保护，犹如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应欣然接受汉族的保护一样。但显然，这样的“宏论”是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面前“强势”的汉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汉族深感“受伤”。如果“强－弱”的对比是一个事实的话，也应更多地被理解为或被看成是经济方面的差距，而这一差距与文化无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并无强弱优劣之分，无法也无需做出这样的区分。因此，对任何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应该是对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谓强势对弱势的保护，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业对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方面首先应明确的价值观念，因为那种以“强—弱”思维为模板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已经造成了，如不加以纠正，还将继续造成对所谓弱势的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民族情感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是应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首先应摒弃传统的所谓强势对弱势的居高临下般姿态的保护的误导性价值观念。这种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不应有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潜在着对民族文化伤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对民族情感的伤害。摒弃这种误导性价值观念之后，民族旅游企业将会发现，其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实在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为它所保护的民族文化与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应受尊重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根据利益相关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民族文化旅游企业的文化保护责任的对象分为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两类:(1)直接对象:少数民族。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是其传统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与所有者。(2)间接对象:人类社会。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既是对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该少数民族负责，更是对由具有差异性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所构成的人类社会负责，其伦理价值无疑远远超过因为保护民族文化给企业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伦理价值不是用经济价值能够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责任

政府应在民族旅游中对民族文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通过丰富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严密推理推导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关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搪塞推脱之辞。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责任，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开发民族旅游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优质的脱贫致富资源。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这一能够造福当地民族社区居民的宝贵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对其为官一方的负责，也是对这一方所孕育和蕴涵的丰富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负责，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当下负责，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但政府毕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相关利益同样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对于民族旅游者来说，他们到民族旅游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到民族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区居民为其提供不同于其惯常地的“文化风光”，而不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的“千游一面”。对于当地民族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旅游将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过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现出来，在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同时，也收获只属于他们的那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政绩指标。如果关系协调，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均可从民族旅游中有所获益。政府究竟应在民族旅游作为商品消费的活动与文化体验的活动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对二者的兼顾，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鉴于政府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发挥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可被视为政府不容推诿的道德责任。民族文化攸关民族旅游发展能否持续有力，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见政府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之重大，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顺应需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机遇，既促进民族旅游经济的增长，又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与变迁，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从而为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满意答卷。“在对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对如何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意愿，特别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特色，让各民族自己决定文化保护、传习和发展的路该怎么走。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发展的需要。”毕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主体，民族文化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他们有权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自我意识和自足特色选择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护、传习和发展。这样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一旦被剥夺，就意味着不能自主，而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实亡的。对于政府来说，将选择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的决定权交给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们做出决定是明智的，而这样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现，也是政府对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并不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一种所谓‘微观伦理’的问题，而是指政府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尊重准则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内涵，而是社会公民不被政治机构所侮辱的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这种保障得以机制化。”显然，这里的尊重，含有对政府为实现公民道义上的权利而提供机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成员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首先是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所谓被侮辱，通常是指处于弱势地位者在面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无端或无理侵犯时的无可奈何和无力反抗的一种状态。具体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对其做出干预，而处于弱势的被干预民族则显然是既无可奈何又无力反抗的。但这样的干预对该民族来说即意味着侮辱。政府首先应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否则其合法性就应受到质疑，因为一个对其所治下的民族进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政府应通过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义上的选择权提供机制化的保障，来体现政府对处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责任，正是在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极责任与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的践履中得以实现的。

三、社区民族文化责任

如果说旅游企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更多地表现在保护的层面的话，那么，民族旅游社区所应该和必须承担的民族文化责任则除了保护之外，还有传承和发展。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社区居民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意识是自内而外的，而非某种外部力量的强加和迫使。“旅游是能促使社区居民直接认识到自身文化价值的工具，能够增强社区内部的族群文化保护意识，这种由内而外的保护才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旅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起到激发和调动作用，不仅因为旅游可以使社区居民直观地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经济方面的工具价值，而且对于社区居民来说，保护民族文化犹如保护民族和族群的存在一样，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这种动力是不假外求的，是自然而然的，又是蕴藏着无尽的潜能的。民族旅游是以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的民族社区为基础和依托的，这也是民族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如果没有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甚至核心的吸引物，而仅靠景区静态的民族文化展示和讲解员背得滚瓜烂熟的民族文化解说词，很难想象这样的民族旅游地对旅游者有多大的吸引力。“从旅游供给的角度来看，文化传统是接待地发展旅游的基本财富，强调和维护本土文化的传统性实质上等于强调和维护接待地的旅游吸引力。”要想保持民族旅游地对旅游者的持久吸引力，就必须切实保护和维护民族旅游地社区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对旅游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对其本民族成员更具有内在的恒久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以一种无形而无穷的力量将民族成员紧密地聚合统摄于一体，民族文化的历史越悠久，内容越丰富，表现形态越多样，在此基础上所开发的民族旅游就越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吸引力。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代代相传、世世沿袭的影响力甚至堪比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的力量。如果没有底蕴丰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来投资者断不会到民族社区开发民族旅游。民族社区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却有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虽然经济与文化是两种属性不同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不具有可比性，但民族旅游将二者奇妙而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民族传统文化确实为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开发者带来了经济上看得见的“善”，从而打通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那层“阻隔”，也使民族社区居民更加珍惜和珍视自己祖祖辈辈用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并承继延续至今的民族文化，并将保护民族文化看成自己分内之事，把这份责任看成是当然之责。社区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是伴随着一种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的，他们将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视为神圣的职责。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和日益深入的发展，由于景区本身容纳和吸纳当地居民就业的规模和能力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区的一部分年轻人就开始走出社区，外出打工或另谋职业，这无疑给民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危机。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不是因为发展民族旅游，也不是来自市场经济，而是来自民族自身。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自身的传承，是民族前辈往下的传授，民族后辈向上的继承。”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是民族自身的危机，如果因为民族旅游的开发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而造成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只能说明该民族文化本来就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民族旅游和市场经济这样的外部因素就可能自行消亡。民族文化之传承是持续的接力，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之上传下承的过程，绝不会因为民族旅游的不速而至或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动而嘎然中断。民族社区既承担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又肩负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在民族旅游中，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在与异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往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既得到了传承，也得到了发展。“事实上，民族文化是一种持续建构，民族文化并非某种自我规定，它取决于与异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发生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现代语境下，任何文化为了更新自己或影响其他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些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特质———民族性的去除，而是表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导致的一些自身东西的失去，可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或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新陈代谢的自然结果。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常态。对于民族文化弥足珍贵的东西，就是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更何况在现代语境下，保守封闭已无可能。保守封闭状态下的对民族文化的“不舍”不但不能有所得，而且还会失去更多。在民族旅游这一特定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场域中，民族社区承担着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责任。民族社区与民族文化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社区民族文化责任必然是当仁不让的和完全“强制”的。企业一般不会对社区提出这种强烈的要求，而政府即使提出一些要求，通常也是以倡导性的表述或“软约束”的形式出现。因此，这是民族社区的一种自我强制和自我设定的义务，每个社区居民都成为自我设定的义务主体。虽然在民族旅游的开发与发展过程中，由于每个社区居民所参与的具体工作和所面对的具体对象有所不同，从而产生民族文化责任实践中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可以肯定的是，社区民族文化责任的实践效果绝非民族旅游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比拟。

作者：冯庆旭 单位：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1“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现实表现———形式与实质脱节

不仅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时面对逐日增加的世界一体化程度，人们愈加需要形成正确的文化批判意识，正如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国家课程，凭借课本知识传授，由于升学压力，教师偏重升学所需技巧知识，忽视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结果导致学生中难免出现盲目相信课本权威或是缺乏兴趣者。为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特引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活动形式。但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多侧重传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诸如舞蹈、手工等，而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认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为感悟民族文化价值精髓途径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殷海光指出:“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真正促进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形式与实质的深度统一。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核心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一、民族文化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旅游是文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对一个地方来说，旅游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事业，它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性质，因此，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成为现代旅游业越来越重视的资源。首先，借民族风情搭建旅游文化平台。在国内旅游文化建设格局中，云南素以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中独具特色。罗平旅游文化建设要走出省内，也需要借助民族风情，“以美丽的自然环境为载体;以独特的民俗民趣为形态;以鲜明的民族气质为核心;以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为见证。”展示自己独到的区域民族特色，吸引省内外游客。所以，通过开发民族民俗、节庆文化等资源，如西双版纳傣家泼水节那样，可以打造精品旅游文化平台，以带动整个区域旅游文化的建设，其次，以民族文化形成旅游文化品牌。民族地区各民族有着自己丰富的民俗风情，在区域差异性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情韵，以丰富多姿的风俗民情与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从而形成旅游文化品牌。如昆明的民族村、楚雄的彝人古镇，以及云南印象、丽水金沙等，都是通过民族文化独特性而打造的旅游文化品牌，在旅游事业中形成影响力。再次，以民族旅游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中体现着本民族的特色服饰、饮食、生产工艺用品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元素，为开发旅游商品提供了文化内涵，是形成旅游产业链的源泉。民族旅游商品不仅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还能将民族文化元素借助旅游商品得以保存，这种民族文化含量越高，旅游产品越具有吸引力，越能使其产业链增值，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加明显。随着互联网发展，以及人们出行方式多样化，那种以“看”的旅游资源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旅游的需求目的。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自然、人文景观观赏，逐渐向文化体验转型。因此，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转化为旅游资源，人们不是能够通过“看”就能感受其魅力的，只有亲自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民族文化的旅游，既能满足人 们旅游中新奇的体验，又能展示民族文化风貌，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了解，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罗平旅游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文化资源

罗平境内，居住着占总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数民族，相对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区，罗平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太强的优势，但在滇东依然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罗平各民族服饰、节庆活动、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

1.多样化的民族节庆活动文化。

节庆活动是每个民族的民俗与文化集中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区域和人文特色。罗平除了汉族传统节日外，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文化。如布依族的对歌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祭山节，苗族的踩山花节等，无不体现着群体的参与性，又呈现着差异性，以及狂欢性，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因此，“节庆的组合与协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开发民俗节庆旅游，不但能丰富区域旅游资源，还能从文化内涵上传播当地形象。

2.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一、西双版纳傣族园概况

为了响应云南省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战略思想，以及在西双版纳大力发展地方民族文化的措施下，傣族园开始建设并以1999年开门迎客。现已建成了旅游景区大门楼、迎宾广场、村寨旅游线路、江边活动区、旅游购物区、烧烤场、泼水广场、大型露天剧场等设施。傣族园首创“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从建园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按照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思路，傣族园公司征用村民的土地租金一年一付，不买断，这使村民与公司之间保持长期的利益关系。其中公司462名员工中，70％以上是村寨的村民，近两年来，五个村寨还各有侧重地开展织锦、傣族首饰加工、制陶、榨糖等民族手工艺制作活动，开发旅游纪念品，既增加了景区的民族文化元素，又增加了游览项目。村民广泛参与的赶摆、放高升、坐傣王轿、祝酒歌宴、泼水狂欢等活动，让傣族的传统节日成为景区的重要内容。

二、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文化移植现象

西双版纳傣族园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和发展，已极大改变了傣家人的生存生活面貌，同时傣族园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傣家人传统的民族风貌。在这变化的过程中，文化移植现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移植的结果是傣族园里有“欣欣向荣、红红火火”的傣族文化，同时也有很多传统的民族文化如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节日、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风俗、民族宗教、民族手工制作等失去了原生态特色的民族元素，民族性及内涵性逐渐丧失，到处充斥着现代性的衍生态。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参见下表)，目前傣族园内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大都是人为刻意打造出来的，在商业旅游开发后很多已经不具备传统傣族的文化元素。傣族园的文化移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族舞蹈

民族舞蹈是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是傣族园里的一道风景线。傣族园在开放初期就组织了民族舞蹈表演队，并请专业人士对其进行指导，还派人到傣族艺术培训中心及傣族传统舞蹈保存比较完整的村寨学习。在调查关于傣族民间舞蹈中，傣族园里的受访者有98%对傣族舞蹈或多或少的了解。可见，“文化移植”使得傣族园里的村民对傣族舞蹈的认知度总体较高。然而，如表1所示，村民对傣族舞蹈形式在认知上却存在较大差异。村民对于具有傣族典型特色的孔雀舞、象脚鼓舞和跳摆认知程度较高，而对其他傣族舞蹈的形式则认知度较低。

（二）民族节日

一、孔雀舞的起源

傣族人对孔雀的崇尚与喜爱由来已久，视孔雀为吉祥幸福、美丽善良和智慧的化身，孔雀舞历史悠久，在傣族甚至全国都深具广泛的群众性。关于孔雀舞的美丽传说，一千多年前的傣族民间就流传着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了。传说中，孔雀并没有一身华丽的羽毛，尾羽上也没有漂亮的圆眼，但因其温顺驯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在“摆帕拉”这个小乘教的宗教节日庆典上，佛祖为普渡众生而下凡说法，被信徒纷纷围住。在遥远的天柱山上，栖息着一只雄孔雀，得知佛祖下凡后匆忙赶往寺庙，但因人多而不能靠近，在外围急得打转。佛祖觉察到孔雀的虔诚，投出佛光一束，去照耀孔雀，因孔雀正打转奔跑，这束佛光只照到孔雀的尾部，霎时间，雄孔雀的尾部变得五光十色，缀满了美丽的圆眼图案。自傣族民族文化在孔雀舞中的艺术体现此后，每当“摆帕拉”节来临，雄孔雀都会从天柱山赶来，以其美丽的翎羽和优美的舞姿，为佛祖献上一支孔雀舞，也向人们展示佛祖恩赐的异彩。此后，为了祈福吉祥和赕佛，人们都会在年节及庆典的日子跳起孔雀舞，来表达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傣族宗教节日一定有传统孔雀舞表演的由来。另据相传，一千多年前，召麻栗杰曾做为傣族人的首领，颇好舞蹈，尤爱模仿孔雀而舞，其舞姿优雅清逸、含蓄灵动，深得傣族人民的喜爱，并纷纷跟从，经数代傣族民间艺人的不断改进成型，流传中经发展和演变，形成今日的孔雀舞。据记载，孔雀舞最早出现在明朝，《南诏野史》曾以“婚取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为记载。傣族民间俗称传统的孔雀舞为“嘎楠洛”，曾经都是男性来表演，他们带上假面具和金盔，穿着有孔雀羽翼的架子，在鋩、镲以及象脚鼓的伴奏下载歌载舞。男性的舞姿虽显挺拔和刚健，但仍丰富多变、形象生动。深具寓意的手部造型及转动和跳跃的舞姿，同优美的躯体造型“三道弯”配合起来，传神地演绎孔雀漫步森林、追逐嬉戏、饮泉戏水等情景。观者沉醉其造型和舞姿的优美流畅当中，往往忽略了舞者的性别，但传统孔雀舞缺少的阴柔美仍是存在的。

二、孔雀舞的动律之美

极具东方韵味的傣族舞蹈，民族风格浓厚而神秘，民族文化色彩深厚，文化品位极高。舞蹈风格平和含蓄、隽永而恬静，演绎中透出傣族钟灵毓秀、自然朴拙、山水秀美的人文风貌。孔雀舞表演时，舞者使身体各部位关节尽可能弯曲，使体态呈现多曲线的“S”造型，婀娜多姿，十分秀美。而孔雀舞造型中膝部柔韧起伏的丰富动感，也体现着孔雀舞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造型之美，也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共同特征。无论动作如何变化，膝部一直保持着起伏状态，并随着角色情感变化而发生改变，充满韧性。孔雀舞在这种优美的动律之中显得优美自在。令观者感知到傣族人自然朴实、祥和宁静的生活，体味傣族山河秀美的自然风貌，感受到傣族人民追求美、追求幸福祥和的生活态度。孔雀舞表演中，头部及手部、脚部都极具表现力，半蹲的下身配合膝部动感柔美的动作起伏，手臂和身体形成三道弯的丰富造型。基本舞步是双手叉与腰间，半蹲双腿，上半身倾向一旁，跃动时讲究轻和稳。在表演时，小腿运用灵活、步伐丰富，而上身及手部的舞姿也极为独特，尤其是手式的变化，在姿态和动作一样的舞姿中，手式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舞蹈含义和形象。动态舞姿中，表演者多以半蹲的姿态，在均匀有致的节奏变化中，以膝盖部位的伸屈，来带动身体左右轻摇摆动和上下的颠动，跺或踏的舞步看似有力，却是重抬轻放，使全脚平稳落地，这都是孔雀舞动律最基本的特征。在这均匀柔美的动律之中，孔雀的舞姿柔美轻盈、飘逸灵动，表达了傣族人民对生活的创造与感悟。在镲、鋩及象脚鼓等乐器击打出的和谐伴奏中，这些以优美舞姿展现的动态形象，仿佛溪泉淙淙，令人赏心悦目。象脚鼓鼓点紧凑有致，鼓声配合着舞者的动作变化，节拍鲜明，动律优美。在绵延平稳的鼓乐声中，配以孔雀舞均匀优美的动律，展现出傣族人古老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热烈浓郁的风情。韵律十足的动态舞蹈刚柔相济，加之静态舞蹈的雕塑感，使孔雀舞拥有了动静相宜的优美造型和悦动感。可以说，孔雀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傣族的民族文化、人文环境及宗教信仰，在中国的民族舞蹈中，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和审美价值。

三、个性鲜明的舞姿意境美

1孔雀舞舞姿造型意境美

孔雀舞中的“三道弯”和“一边顺”舞姿造型是孔雀舞最具代表性的舞蹈造型。傣族曾做为古时百越人分支滇越的后裔，而“三道弯”源自古时百越人对水和蛇、鸟等图腾的崇拜。以蛇的行动为实例：当蛇在前行中左右蠕动时，形成独特的“S”造型的曲线，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傣族传统民间舞蹈中独特的“三道弯”基本造型，因其独特的舞姿造型和动作而保持至今。在如今的软舞（嘎温）的舞蹈中，仍可见传统舞蹈的一丝踪迹。与传统孔雀舞相比较，经过现代改编创新的孔雀舞，表演时演员卸掉了面具，在手、眼、身法上加强了配合。这种鲜明独特的曲线特征模仿，也同灵动的小乘佛教的教义产生吻合，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傣族舞蹈鲜明独特的风格特点。“一边顺”的优美则是源自高原的生活劳作，融合两者体态的舞蹈造型是傣族舞蹈独有的特色。在傣族秋收后的扬场中，是没有风车使用的，人们手持两把宽大的竹篾扇子，以扇风的方式来筛选稻谷，此种筛稻谷法就成了后来别致独特的“一顺边”舞蹈动态。当人们将右手的篾扇高高举起，同时，高高抬起右脚并弯曲，随之，脚和手同时朝下猛力去扇风，此时身体调整方向，由右侧至左转动。而以左手来扇风的时侯，转动和姿态和右手是一致的，皆是手脚由一侧同出。作为孔雀舞中的“一边顺”造型，和傣族人民在生活劳动中产生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该舞蹈造型作为高原舞蹈的特有形态和动律，与高原民族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但“三道弯”和“一顺边”在傣族民间舞蹈中融和后，它的独特风格，也在傣族本就具备的形态与安详的动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独特舞蹈的动态和审美情趣，成为傣族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传统艺术元素

传统文化艺术是拥有蕴涵富足的宝藏，它所蕴含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审美角度、立异精神和艺术作品都对现代海报设计有着深刻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中国富含深厚的文化特性决定了现代海报设计独特的东方文化韵味，也形成了大量具备东方神韵的海报设计元素，这些元素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渗透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元素运用在旅游海报设计中就可以被更多的人所认可，由于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区域里，这些具有深刻涵义的传统文化也只是自己本民族的人们才能理解读懂。在现代旅游海报设计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浓浓的传统中国味。如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对中国红的喜爱、对祥云、龙图腾的认可等等。优秀的传统艺术丰富我们视觉艺术语言，是我们探索和发现新的视觉语言、创新视觉文化的源头。首先，确定“天人合一”的审美标准。“天人合一”思想在自然观上强调的“浑然天成”“物我为一”。这样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世界观造就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统一性、辩证性、因果循环的整体思维方式，强调事物各方面辩证统一和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观念。将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艺术创作当中，则形成了中国当下特有的审美习惯和美学标准。同样，“天人合一”的抽象观念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哲学的理念中，也渗透到我国古代旅游文化观念中，强调在旅游过程当中不光注重山水的自然特征，更多在意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境界。晋代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反映出来的归依自然、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旅游海报设计要根植于传统艺术精华的土壤中，把设计思维糅合到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观、哲学、思维方式中，取得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其次，追求“发于天然”的艺术造诣。唐代张璪则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在把绘画艺术融入自然中，以自然为师，结合创作者心理情感，并将情感与写实融合在一起，两者交融呈现出最好的作品。这种追求“发于天然”的艺术精神反映在旅游海报设计中，则更多的是强调人们通过海报视觉符号而达到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感受和体验，缩短游客和旅游地之间的空间和心理距离。再次，符合“美善统一”的价值规范。“美”与“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因此产生的传统审美形态就必定带着极高的道德意识。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不但是视觉刺激的产物，也是社会价值规范的产物，包涵了人对自然生命欲求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松竹梅象征友请与坚贞，大象宝瓶象征太平吉祥，石榴桂圆象征多子多福，仙鹤青松象征延年益寿等等，它都表达了人们求美求善的和谐愿望。因此，旅游海报设计不仅要表现旅游景区美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且不能脱离人们的审美标准和道德规范。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君子比德”之说就是寓道德修养于旅游审美活动的突出表现，对旅游者的道德感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宗教文化元素

“宗教情感与艺术的审美情感存在一定的差别，宗教中的如痴如狂的崇拜、义无返顾的献身、惊心动魄的自残行为，往往是与个人的生活目的、人生的价值等道德观念直接相联，而艺术审美情感与道德观念的联系则是间接的。审美活动本身只诉诸人的感情，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和认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与艺术两种思惟方式在运用想象和幻想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异曲同工，相互共存，异同结合，使它们在对世界的认知和反映中，形成了相互浸透、相互交融的现象，使宗教中融入了艺术元素，艺术中渗透着宗教因素。同时，宗教与艺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本领与方法又是同根共源，相辅相成，都运用了丰富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而民间传说，图腾符号，原始歌舞、艺术与仪式等宗教活动同样使用了丰富的想象，并且最大程度的利用与发展了这种想象。丰富的联想和幻想，既是艺术思维的首要特征，也是宗教活动的主要方法。在现代社会当中，当宗教与旅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时，旅游成了宗教传播、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宗教则成了旅游活动的重要动力和目的，宗教蕴涵富足的旅游资源，旅游则增进这一资源价值的完成，将其转变为现实的旅游产品。在漫漫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宗教造就了绚烂的精神文化和光鲜的物质文明，开辟了丰富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许多宗教文化的景区已成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优秀宗教文化资源与文明旅游行为充分结合，更好地宏扬传统宗教文化的精髓，尽显宗教规范人道德、净化人心灵、升华人境界的积极作用，更好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宗教文化元素在现代旅游设计中的运用，首先要建立在对宗教理解的基础之上，而绝非的轻易挪用对某个图形符号。只有宗教思想与旅游海报设计语言完美结合，精确传达设计理念，才是宗教文化与旅游广告互动关系的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宗教思想的逐步认识，使得宗教信仰中图腾符号的利用价值得到不断延展，虽然图腾的原始意义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但体现宗教意义的图腾符号或宗教传说也已成为某个宗教旅游的象征或标识，给现代旅游海报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如中国联通标志，选用的是源于佛教八宝题材的“盘长”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通过其文化的气息与亲和力来传递企业的精神理念。

三、民俗民风元素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目的也向文化旅游发展，以展示民族地区风貌、弘扬民族文化的民族区域旅游愈来愈受到大家重视，地位日趋提升。一些具有民俗文化特点的旅游区将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吸收并加以发展利用，开拓了通过旅游发展，开发宣传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通道。通过旅游开发，政府大力加强对当地民俗文化宣传的扶持，加强对旅游目的地的重视和保护，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在资金和管理上的投入，将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如屈原故乡每一年端午节前后举办赛龙舟活动，已成为三峡地区主要的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并利用这一特殊性主题开拓其它更多的旅游活动。现在对旅游地的欣赏更多的人已经开始转向民俗文化的审美。春节期间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农村，关注那里的腰鼓、社火、庙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因为生存讲条件、历史境遇的差异，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民风，这是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一笔具有极高价值的民族旅游资源。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文化、民间传统、古老风俗的情景再现，更加迎合和丰富生活在现代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人们的求新、求知、求同、寻根等心理满足感。民风民俗指那些突出表现每个民族特点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地方性特征的因素，从服饰、饮食、礼仪、节庆活动、婚丧嫁娶、文体娱乐、乡土工艺，到需要细心观察、深入体会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等。在相应的旅游广告中应突出民俗文化元素，如刺绣、剪纸、年画等都是带有民俗特色的民间装饰风格的饰物，了解各个装饰饰物的特点、风格、寓意，就可采用其特征进行艺术提炼。以现代的审美意趣对已有造型和文化元素加以提取、改造和运用，使作品保存了传统艺术的神韵，带有鲜明地域特征，同时也更富有时代特色。面对日趋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旅游即将进入销售导向的营销主导时期，旅游海报在广告宣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把旅游海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营销工具，进行系统的营销规划和运作，抓住民族文化传统视觉符号所蕴含的精神方式与审美内涵，汲取外来优秀的思想意识、方法手段，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创作一批既具有民族化特色，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旅游海报，不断推进民族地区旅游广告产业化进程，全面带动我国内陆开放的生动局面。

作者：张莉 单位：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一、加拿大获奖动画短片中的文化融合

如今，人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有许多时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许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针对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响，促使其国家文化当中含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多元文化结构。加拿大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曾经受到英国教科书式培养模式的影响，加之其与北美大陆相邻，因此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较大，长此以往，导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国家长姿态以及美国平等主义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现出选择吸取两国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英国的温文尔雅却没有刻板严谨，有美国的包容大度却没有放荡不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渐增加，其迅速接纳和融合了各国的文化特点，并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状况。分析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1985年获奖作品《猜谜游戏》（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导演约翰•明尼斯通过动画短片呈现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过《猜谜游戏》（Charade）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内容，营造出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适宜的戏剧表演舞台，其中的三位猜谜者如同普通观众一般，好似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一样坐于台下，而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出题者，其行为动作均表现出“卓别林”式极度夸张、幽默以及无厘头的表演风格特点。而弗莱克•罗夫茨的动画短片作品风格则与约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调，体现的主题也大都悲观晦涩，其原因与导演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在弗莱克•罗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经在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过着充满危机和无奈的生活。其作品《苍蝇》（The　Fly）以一只苍蝇的独特主观视角观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无奈生活状态，即使人们再低调做事安分守己，也不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发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罗斯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正因这种“高度重视”，使得匈牙利更加无法主宰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弗莱克•罗夫茨以一只苍蝇的命运侧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那就是危机四伏，面对现实无法改变而只能哀叹无奈。

二、美国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幽默风格

动画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这一词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风格相对直白夸张，对比里透露着讽刺意味，苦闷里渗透有乐观精神，其与美国开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关联。陈清在《影视动画艺术》一书中提出：美国动画作品喜欢通过幽默的形式承载美国开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大团圆式圆满收场，极少有悲剧性动画作品。美国动画作品中的幽默风格更多以对视觉、听觉等感官娱乐的直接刺激加以实现完成。1984年，在第56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评选中，美国的《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获奖，其也是美国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使用时任美国纽约市长之形象，动画作品的内容则直接表达了大都市社会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宁可“头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奋斗开创一番业绩的实际情况。该现实在让人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希望和憧憬，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人们仍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国式幽默风格营造出别样的氛围形态，让观众的内心深处挣扎在矛盾之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过程中却会荆棘丛生。该动画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极其强烈的共鸣与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国纽约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眼前所面临的磨难与坎坷，也会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然而该动画作品里却充满了美国式幽默所蕴含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在追求成功时充满了动力，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满怀信心与勇气。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忧郁氛围里的美国式幽默更能引人入胜，动画短片在让观赏者感到无助和无力的同时，又以幽默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调侃以及缓解的作用。

三、欧洲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古典传承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可以说欧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在欧洲动画领域，专家学者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动画所能蕴含的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从而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动画艺术和现实的间离效果，从而让动画作品能够代表人类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欧洲艺术自古以来都是古典与优雅并存，凄美与浪漫同在。第59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希腊悲剧》（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满欧洲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尔•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导演以“希腊悲剧”直观地表现作品主题，使该动画短片的悲剧情怀显而易见地加以体现。该动画作品表面上看画面比较随意，并且夸张搞笑，然而实际上所有画面都渗透着悲凉的意味，这部看上去荒诞幽默的动画短片，却有着深远而沉重的主体思想，从而形成了反差强烈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句对话没有，只是通过三位女神的行为向人们讲述酿成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悲剧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动，而并非借助叙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阶段能够坚守责任，随后却放弃了历史去追求自由，通过这些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里蕴含的悲剧色彩。此外，《希腊悲剧》里展示的宿命论还完善传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特点，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对袭来的斧头这一外界不可抗力时，选择无奈地顺应命运安排，观众在宿命面前通常会同情三位女神应该放弃遗迹而去追求自由，无论三位女神是否选择抗争，观众都能体验到历史终将消失的遗憾和悲凉。

四、东方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含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