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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一个注重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的民族，从公元七世纪吞米•桑布扎创立藏文开始，西藏拉开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序幕。到十三世纪西藏被纳入祖国的版图之后，藏族地区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热潮，作为史料之一的藏族档案信息的编纂开发工作亦蓬勃发展，如历史文献汇编《贤者喜宴》、《吐蕃档案》、《旧唐书•吐蕃传》、《元史•释老传》等。近半个世纪以来，藏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更是长盛不衰，各相关部门编纂出版的档案文献达百部以上，并积极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档案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整体上看，藏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基本属于公益性开发，比较侧重于严肃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需求，信息开发成果的受众面较小，传播范围有限，而更为亲民、更能体现档案休闲功能的旅游价值开发力度却相对比较薄弱，与西藏旅游相关的档案文化产品较少问世。早在2000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就提出了“档案信息在休闲社会中的利用”这一议题，明确了档案信息在休闲、旅游、文化等领域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旅游得到了大众的普遍青睐，特别是近些年，深层次的文化旅游方兴未艾，档案信息资源在深层次旅游中的资源效用日益显现。在当前的西藏旅游热潮中，主动开发服务于旅游需求的藏族档案信息产品，既有助于提升旅游资源的本真性，又有利于树立档案机构积极的文化形象，提高其社会知名度，确是双赢之举。
二、藏族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开发的途径与举措
1.举办档案展览，展示真实的藏族历史文化
藏族档案以独特的方式延续着藏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藏族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记录与标志，沉淀着历史文化的精华和特色。档案展览风格活泼、形式多样、图文并茂、受众体验好，是展示、传播藏族历史文化的较好形式。西藏档案部门不仅在馆内设置有固定的陈列展，通过精选的档案向人们昭示西藏与祖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还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西藏档案精品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较好地实现了档案的宣传、教育、传播功能。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成为旅游景点、名列《首都地区旅游指南》作重点介绍不同，我国尚没有将档案馆开辟为旅游景点的先例，因此设于馆内的档案陈列展会受制于场地的非公共性而大大影响了其参观者的范围，在内地城市的巡回展览虽然社会影响面大但成本也相应提高。面对蜂涌而至的外来旅游者，在西藏本地的公共场合或各大旅游景点设置档案展览既降低了成本，又不影响传播范围，利用档案信息的原始性与真实性又较好地实现了旅游者的本真性体验。因此，在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开发工作中，选择能够彰显藏族文化底蕴或与某些景点有关的主题，对馆藏相关档案进行汇总复制、设计制作，通过图文并茂的档案展览能够系统、生动、真实地展示特定主题的档案内容，还原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档案展览形式非常灵活，时间可长可短，规模可大可小，地点既可固定于城市中心的公共场所，也可以在各主要旅游景点巡回。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除了传统的实体展览外，利用网络开展网上展览能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突破时空限制，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甚至可以制作成三维立体效果，图、文、声并茂，动静结合，其形象性、生动性、体验性更佳，更易引起受众的兴趣和关注。
2.编纂档案文献，提供旅游景点背后的故事
藏族档案有着悠久的编纂历史和良好的编纂传统，积累下来数量浩繁、形式各异的档案文献为西藏政治稳定、宗教发展、学术繁荣发挥了信息辅助作用。近年来西藏旅游业的大发展又为档案编纂题材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深入挖掘馆藏档案，寻找与各旅游客体相关的档案信息，进行整理汇集或融合提炼，可形成不同体裁的档案文献，宏观的如景观简介、旅游手册、老照片集锦，微观的如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档案的汇总概括，也可与旅游部门合作为景点宣传资料加入档案元素，形式上可以是画册、书籍、小册子、折页、多媒体光盘等等，力求体裁及形式多样化，借助档案信息的原始性与可信度进一步增强旅行者对西藏旅游的本真性体验。以往的藏族档案信息编纂大多集中于政治、学术类的档案开发，而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开发属于商业性开发，面对的是对西藏历史文化了解不多的普通旅游者，他们渴望了解西藏文化但又追求阅读体验，因此在档案编纂中应特别注重档案文献形式的新颖性、内容的可读性、风格的通俗性，尽可能贴近生活，喜闻乐见。
3.制作档案复制件及延伸产品，留下西藏旅游的永久印记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往往会购买一些纪念品，作为个人收藏或馈赠亲朋。西藏旅游纪念品主要集中于药材、珠宝、工艺品等，如果将档案制作成形式各异、贴近生活并具有收藏价值的复制品及文化创意小商品，将进一步丰富赴藏旅游纪念品的种类，也为游客的藏地之旅留下永远的历史印证，同时为档案信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传播创造了可能。对档案进行的这种商业性开发在国外早已有之。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其展厅出口处设有专门的档案纪念品商店，还在其网站上开辟有在线商城，提供馆藏档案的仿真复制服务，出售相关书籍、影像制品以及根据档案制作的创意小商品，如水杯、挂饰等。国内也不乏先例，如上海市档案馆将馆藏的上海老照片印制在明信片、杯子、衣服、镜子等上面向市民及游客销售。这些都是开发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的成功尝试。藏族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其中珍贵的档案更是比比皆是，如1761年清乾隆皇帝赐给布达拉宫的御笔匾额“涌莲初地”；1951年5月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以及一些珍贵的老照片等，它们或有宣传教育意义、或有历史收藏价值，将它们制作成复制件及其它文化创意产品，或者与其它部门合作制作发行纪念邮票、明信片、纪念封等，能够固化西藏历史文化，调动旅游者对西藏和谐发展的关注、认同，强化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思想，并借助旅行者的文化桥梁作用将一这理念传播出去，可以想见其社会效益将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4.加强档案资源与旅游者的互动，提升社会档案意识
长期以来社会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关注与认知程度非常低，加之档案部门对外宣传的渠道单一而传统，社会档案意识普遍低下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近年来，依托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社交媒体十分活跃，受众范围极广，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是用来分享信息、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目前主要包括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等。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浪潮，转变传统观念，积极引进新技术是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的当务之急。对于赴藏旅游者而言，极具民族特色的异质文化激发了其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对一切与西藏相关的信息和知识都善于接纳吸收，档案部门可以借此主动开设博客、微博、微信等并对游客进行广泛宣传，利用社交媒体传播馆藏有关藏族文化、历史、宗教、景点等方面的特色档案信息，将社交媒体的人气优势与档案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利用旅游者的求知欲提升藏族档案的影响力与知名度，这将是档案工作融入社会、扩大影响力的有益尝试。
作者：鲁汉蓉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