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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在古代优秀廉政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艺术表现是廉政文化的载体，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以艺术表现地域廉政文化，则有强大的文化亲和力，更贴近人民的生活，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廉政文化；艺术表现；地域文化；创作实践
一、廉政文化的发展研究
（一）古代廉政文化
中国关于廉政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周代，在《周礼•天官》中记载有：“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P103）这六条考察官员的标准皆以廉字为首，然后再言善能之事，可见当时的从政者已经意识到廉洁为政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诸子百家争鸣，他们从各自的角度阐发对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如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政”、墨家的“兼爱”与“节用”、法家的“法治”。诸子百家立足于自身核心思想对廉政进行阐述，极大地丰富了廉政文化的内容，这一时期的廉政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廉政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时至汉代，统治者施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让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据正统地位。此后，儒家吸纳各家思想，不断自我完善，形成了庞大的思想体系，其中关于廉政方面的论述和典籍浩如烟海，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重视民本，勤政为民。《尚书》有云：“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P264）为政者能否体察民心顺应民意关乎着国家兴亡，也是衡量政治是否清正廉明的重要标尺。修身律己，勤俭节约。儒家历来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可见从政者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修身是一种自我约束，以节制内心的贪婪的欲望，来清除腐败滋生的根源，达到廉洁为政的目的。为政以德，刑法为辅。廉政不能完全依靠为政者自身的修养，外在的约束不可缺少，因此，儒家倡导“德主刑辅”，法家主张“以法促廉”，虽然二者在道德教化与法治刑罚何者为主导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但都肯定法治有利于保持政治廉洁。传统廉政文化虽然在思想、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建成了牢固的民族廉政心理和情结，也是我们建设当下廉政文化的思想宝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和思想为指导，总结革命经验，初步形成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和形式。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多次开展“三反”“五反”等反腐运动，为我国廉政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指明了廉政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腐败现象也迅速滋生，腐败现象能否得到遏制已经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狠抓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奠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廉政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十四大至十七大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内容。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党风廉政建设为核心，以反腐倡廉为内容的现代廉政文化，在中央纪委等六部联合下发的《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对廉政文化的性质进行定义了：“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对廉政文化在源头防腐中作用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从廉政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来论述廉政文化建设。重视中华优秀廉政传统文化的思想引导作用，扬弃的继承历史文化中的廉政价值理念和廉洁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培育廉洁理念，推进这一理念深入民心，奠定了廉政文化生长的根基，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度法规作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借鉴传统廉政文化精华，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与贪腐行为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
二、地域廉政文化与艺术表现的关系研究
以艺术表现作为廉政文化的载体，发挥艺术的教化功能，可以极大地推动地域廉政文化的发展。艺术表现与地域廉政文化都根植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从传统中汲取养分，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两者相结合能够产生强大的亲和力。
（一）艺术的教化作用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能够传达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以绘画为例，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就有关于绘画教育作用的记载，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开篇便言：“夫画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4］（P355）绘画融入了作者对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后人在观赏绘画作品时可以得到训诫，以此规范自身言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5］（P1）六籍即六经，乃是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儒家经典，张彦远将绘画的教化作用上升到与六籍同样的高度是对绘画教化作用的极大肯定。以音乐为例，荀子《乐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6］（P202）他认为音乐能够引导人心向善让社会和谐；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认为音乐是道德胚胎的源泉，强调了音乐在塑造人道德品质方面的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国际歌》那庄严、雄浑、饱含着光明和希望曲调，给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鼓舞了勇气；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激励了无数中国人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轻灵快乐的音乐使人心情舒畅，雄壮激昂的音乐能够振奋人心，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影响人的道德、精神和情绪的力量。随着社会进步，艺术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二者早已密不可分。相比于呆板的道德说教，艺术表现潜移默化式的教化显然更易于被接受，效果也更加地深远持久，所以利用艺术的教化功能推进地域廉政文化发展。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二）地域廉政文化与艺术表现相互促进
艺术表现作为载体促进了地域廉政文化的传播，丰富地域廉政文化的内容；地域廉政文化作为主题，是时代的热点，反映人民需求，为艺术表现注入活力。以艺术表现作为地域廉政文化的载体，能够唤起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感，与作品产生共鸣，达到艺术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互动的绝佳效果，而艺术作品中所传达的地域廉政文化信息也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另外，反映地域廉政文化的艺术表现经历了创作－欣赏－再创作－再欣赏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地域廉政文化的一种丰富与发展。当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因其极为丰富的内心情感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他们善于从生活中提取人民群众对于地域廉政文化的态度与心声，并融入自己的主观见解，最后以艺术表现的方式传达出来，此时的艺术作品是对地域廉政文化更深层次的解读，其思想与内容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地域廉政文化的范畴，这是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地域廉政文化随着艺术家的再创作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艺术表现以地域廉政文化为创作题材，反映出时代的主题，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反映时代主题的作品，传达出人们的心声，往往能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如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刻画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被德军轰炸后的惨状，控诉了法西斯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肥皂盒》《坎贝尔汤罐》等作品反映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中人们内心的空虚与冷漠感；又如颇受好评的影视作品《湄公河行动》，表现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敢于牺牲的中国军警形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国亡党。”［7］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拒腐防变的基础工程，受到党的重视和人民关注之热点所在，以此为艺术表现的主题，能够让艺术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一些受到新兴艺术表现方式冲击而逐渐被冷落的传统艺术也将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三、地域文化在廉政艺术创作中的实践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于廉政文化建设十分重视。各地政府积极挖掘地域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地域廉政文化建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艺术成果。中国戏曲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它扎根于民间，依据不同地域的审美趣味而衍生出数目繁多的剧种，是各地推进地域廉政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地域廉政文化与黄梅戏曲相结合创作了一系列廉政戏曲作品。戏曲《不越雷池》以成语“不越雷池”为背景，讲述安徽望江人沈镐廉洁为官的故事；另一部黄梅戏《大清名相》则以发生在安庆桐城的历史典故“六尺巷”为创作源泉，讲述清朝名臣张廷玉治家严格与邻谦让，面对贪腐却寸步不让的故事，引发观者对为官为政“让”与“不让”的深刻思考。以地方传统戏曲表现廉政的方式并非安徽省独创，还有河南省豫剧院编排的廉政豫剧《张伯行》。它将廉政文化与豫剧结合，讲述了清代被称作“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在职掌江苏巡抚期间的勤廉历史故事。再例如，海南省琼剧院的琼剧《海瑞》，就是用琼剧形式表现廉政文化。该剧以明朝时海南省清官海瑞的反贪事迹为创作题材，旨在劝诫党员干部以海瑞为榜样，为官廉洁，两袖清风。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常态化，各地剧院以本地域历史上的清官廉吏事迹为创作题材，发挥地方戏曲的教化作用，掀起了廉政戏曲创作的热潮。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所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公共艺术是大众的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它既能引起大众的参与也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许多城市开始发挥公共艺术在建设地域廉政文化工作中的优势。为方便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地域廉政文化建设中来，各地政府着手打造廉政文化主题公园，将廉政元素与公园自然景观、人文环境有机融合，让参观者沉浸于观赏时也受到廉政文化的感染和陶冶。廉政文化主题公园中有大量的公共艺术作品，为实现艺术作品与参观者的互动，这些作品常以地域文化为创作题材。例如，安徽蚌埠的张公岛廉政文化公园。公园由“勤政”“警示”“清廉”三个主题景区组成，以蚌埠市传承久远的“禹风厚德”精神为主题，以周边地域广为流传的廉政为民典故来丰富公园的内容，让廉政文化具有更深入的感染力。公园内的雕塑“大禹听五音”“三过家门而不入”传达大禹为民谋利、因公忘私的高尚品格以及听取民意、汲取民智的为政方法；“朱元璋造字倡廉”“井水论”则劝诫官员时刻保持对贪腐的警惕，清清白白为官老老实实做人。除了公园，人流众多的地铁站也为廉政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合肥作为包公故里，有着悠久的廉政文化底蕴，廉政文化与新时代地铁空间相结合，更贴近生活。合肥地铁包公园站就紧扣包公文化和廉政文化主题，创作出铜雕“包公生平故事”和装置艺术“包公脸谱”等廉政公共艺术作品。地铁站中的十组大型锻铜浮雕“包拯生平故事”，用紫铜锻造散发着材质特有的历史厚重感，巨大的尺幅更显气势恢宏，从史料中提炼出的故事真实而动人，画中的场景刻画精准人物性格鲜明，将包拯清廉刚正的一生呈现给观者。而装置艺术“包公脸谱”则选取不同地方戏曲里的包公形象，以夸张的变现，丰富的色彩引人驻足观赏，在学习包公不畏强权与贪腐势力斗争的廉政精神之时，也能获取戏曲知识，在对比中感受不同地方戏曲文化的特色。此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视觉设计紧密结合，开拓了廉政文化宣传研究的新路径。一些高校研发中心围绕地域文化艺术资源通过Flash动画的方式进行廉政文化系列动画作品的探索和制作，完成了动画片如《时苗留犊》《程先进的铜盆》等题材的创意制作，并注册登记了版权，并推广应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综上所述，廉政艺术创作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将艺术创作与地域廉政文化相结合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使廉政精神深入人心，实现从源头上拒腐防变。对于廉政文化宣传的创新性研究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闻人军，译注．周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黄怀信．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EB／OL］．
［4］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5］俞剑华．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6］安小兰，注译．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作者:何健 李顺庆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 皖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