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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廉政文化。清廉被认为是从政的最高境界，廉则正，廉则明，廉生威，廉政才能勤政。对官员个人来说，要做到清廉，必须以俭养德，必须有正确的义利观，必须做到慎独慎微。但廉政只靠个人修养自律还不够，旌廉应该和惩贪结合起来。古代廉政文化中有很多可资借鉴的思想成分。
关键词：
廉政文化；思想价值；反腐倡廉
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形成了淡泊明志、廉洁奉公、刚正无私等廉政理念。在传统文化中，廉被认为是官德的基本规范，清廉被认为是从政的最高境界，廉甚至被提升到立国之维和为政之本的高度。传统廉政文化认为，廉则正，廉则明，廉生威，廉政才能勤政，唯俭可以养廉，正确的义利观是廉政的思想基础，廉政应该将自律和他律、旌廉和惩贪结合起来。这些廉政思想中有很多可资借鉴的成分，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一、廉为政本：廉政的内涵和意义
在传统文化中，廉是中国传统官德的一个基本规范，清廉又被认为是从政为官者追求的一种境界。清者，不浊也，清白而高洁；廉者，不贪也，寡欲清心。廉为国之本，清为政之根。早在上古时代，廉洁就被提升到立国之维和为政之本的高度。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把“廉”奉为国家的“四维”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周礼》中有所谓“六廉”，“六廉”的核心是清廉或廉洁。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不少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宋人吕本中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清慎勤”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清”，官若不清，即使有再多的优点，也不是好官。“清”就是不贪，清廉是起码的为官道德。清初学者顾炎武引《新五代史．冯道传论》说明廉耻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清代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出了“八本”之说，其中一本是“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古代清官自然有其局限性，但古代“崇廉鄙贪”的思想意义和政治价值不能低估，“清慎勤”的为官箴言是古人留给今人的宝贵政治遗产。“唯俭可以养廉”，要想廉，必须俭。清代张圻在《答周仲和书》中说：“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俭为廉之本，奢为贪之源，戒贪必先戒奢，守廉必须俭约。节俭之风就最有效的“防腐剂”。生活俭朴，不追求奢华，不为物欲所趋使，在外界物质引诱面前就会保持平静的心态，就会廉洁清正。习惯于朴素节俭的生活，心思才能集中到事业上。作为官员，如果不注重节俭，喜欢吃喝玩乐，凡事铺张浪费，就会妄取于人，巧取豪夺，最终滑向腐败的污水泥潭。生活腐化就会玩物丧志，不可能有真正的作为。北宋司马光训诫儿子司马康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以“俭素为美”还是以“奢靡为荣”，反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另一个方面说，廉政必先齐家，防腐廉政的堤坝必须从自家的院内筑起，而俭是持家的法宝，俭则百善汇聚。南朝的徐勉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一官一吏勤俭持家，家庭富足，生活美满；一国之君勤俭持家，国家昌盛，江山稳固。“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坚忍贪欲，坚守清廉，两袖清风，始能正气凛然，令人敬畏。廉洁是公正的基础，无欲无私才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刚正执法，不徇私情。人有贪心，则心有私欲，做事就不能坚持公道，就会因私废公。如不能洁身自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节操失守，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挺不直腰杆。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治廉。三国时的诸葛亮说：“赏以兴功，罚以禁奸。”对下属进行赏罚，就要让下属信服，要有领导的威严，而威严来自于自己的廉洁公正。明代的曹端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廉是一身正气，领导清廉无私，威严自生，吏不敢慢。领导的清廉也会对下属的贪污腐败具有一定震慑作用。廉政的最终目的是勤政，勤政的根本是为百姓造福。古代民本思想中所包含的施行仁政、顺应民心、勤政爱民等内容渗透到政治文化之中，成为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勤政、廉政、能政三者紧密联系，廉政是前提，勤政是保证，能政是关键。只有廉政才能勤政，没有廉政，总想着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不可能克己奉公，也就谈不上勤政。离开了勤政、廉政，就没有能政可言。庸与贪常常紧密联系，贪官常因利益纠葛而变庸，也就是所谓的利令智昏。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有高远的志向，有正确的人生目标，才能自觉地抗御腐败诱惑，才能廉洁奉公，勤政为国为民。
二、义利之辨：廉政的思想基础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利观是廉政建设的重要课题。先秦时期的儒家和墨家都重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宋代陆九渊讲到《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认为从政者必须深自反省，端正做官动机，做到“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对利的追求，要以“义”为准绳加以节制，要“见利思义”，非义不取。墨子把义视为“天下之良宝”（《墨子•耕柱》），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表明中国古代先哲重视道义，尤其重视“天下之利”的思想传统。孔子赞扬“博施于民而济于众”（《论语•雍也》）的圣人，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墨子•兼爱下》），荀子主张“兴天下同利”（《荀子•王霸》）。《论语•宪问》中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见利思义并不是一味反对利，而是指见到利应该想一想符不符合道义，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不应据为己有，先义后利，亦即孔子说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每个人都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为了利益牺牲原则，不能为了富贵突破底线。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是衡量人品高下的重要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许多仁人志士，在利益诱惑甚至生死面前，坚持以义为重，勇于舍个人之小利，求人生之大义，有的乃至舍生取义，留下许多佳话。义利之辨是廉政的思想基础。义利观混乱是古代很多官员底线失守、贪腐堕落的根本原因。义利观发生扭曲，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把权力当成敛财捞钱的工具，贪得无厌。只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摆正义与利的关系，才能抵御私利的诱惑，才能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胸襟，才能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勇气，在大义与私利的矛盾面前，始终遵循义在利先的理念，将有利民族国家的大义放在首位。官员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重利不足以变其心”。
三、自律与他律：廉政的道德根本和制度保障
建设廉洁政治，需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而自律更为重要。苏轼在《范增论》中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要做到清廉，就必须抑制人性与生俱来的各种欲望，这种非凡的自控力来源于自我修养。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礼记》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也就是自律。君子处世，所慎在独。《淮南子》中说道：“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东汉时的杨震深夜拒贿时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慎独”是不自欺，亦不欺人。北宋王安石在《知人》中说：“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非终然也。”为官从政更应该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有无监督一个样，任何时候都要堂堂正正做人，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私欲。廉洁自律是为官的一种境界。明代薛瑄将廉者分为三等：“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薛瑄所说的上等“见理明而不妄取”也就是廉洁自律。廉洁自律的关键是慎微，要从细节入手，防微杜渐。祸自微而成，不注意小事小节，终累大德。韩非在《韩非子》中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大多数贪腐官员都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开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官员要慎独慎微，要“吾日三省吾身”，要防微杜渐。廉政建设只靠个人修养廉德还不够，治贪才能保证廉洁，惩贪应该和旌廉结合起来。北宋时的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贪污腐败是寄生在政体上的致命毒瘤。贪官污吏或侵占挪用，或行贿受贿，他们的贪腐行为导致财政亏空枯竭。贪官污吏必然执法不公，有法不依，违法不纠，肆意枉法犯赃，导致法制废弛。许多官吏的各种贪污受贿行为引起整个吏治败坏，造成社会种种不公，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机关行政职能的正常行使，贪官污吏屈法滥刑，老百姓受到压迫损害，使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直接威胁到政治的稳定。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秦汉以后逐渐丰富，随着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向制度层面转化，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系统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这一体制包括官吏的选拔、任用、考察、监督，还包括法规的制定完善。特别是监察机构的独立化、专门化，监察条规的完善，监察官员的慎用与重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止了官吏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历朝历代几乎都是在王朝初年狠抓反腐，王朝中叶反腐变得有名无实，到王朝末年贪腐成风，直至王朝灭亡，成了历史轮回。这说明了古代反腐败并不成功。古代的反腐败本质上是一种以皇权为核心，实行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开展的反腐败，严刑反腐虽然一时取得成效，最终都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死胡同。制度反腐才是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方式。就拿明代来说，明太祖时期以最严酷的刑罚惩治贪腐，制定了最严厉最严密的反贪法规，但明代中期之后，吏治腐败之风日炽，到了明末越发不可收拾，归根结底是由于反腐没有制度化。贪官污吏是国之害、民之贼，反腐不能手软。惩治腐败不仅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更要标本兼治，既要惩贪、除贪，更要防贪、禁贪，要严查腐败案件，形成震慑力，让腐败分子收手收敛，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要通过制度的深化、细化和改革，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监督、预防和惩治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建立严密完备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治贪的根本是选官用人，防止贪赃枉法之徒进入官吏队伍。法律是整治贪腐的重要工具，立法行法是整顿吏治、遏制腐败的必要手段。还必须大力推行监察制度，只有实行严密的监察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及时发现、制止贪腐行为的发生。进行反腐倡廉建设，除了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外，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也很重要，而传统廉政文化中有很多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经验，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可以从传统廉政文化思想中汲取和借鉴一些有益的成分，揭示古代廉政理念的文化意义，将古代文化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赋予传统廉政文化新的意义。学习借鉴古代廉政文化思想，对提高廉洁从政意识，营造崇廉尚廉的社会风尚，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文静 单位：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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