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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它以新安理学为哲理基础。徽州廉政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突出的道德属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形成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因受理学的影响，徽州廉政文化具有严苛性、系统性、宗法性。另外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具体体现在它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廉政文化的平民化日常化、注重廉政建设形式的多样化。
关键词:徽州廉政文化;新安理学;实用性
新安理学是在古徽州地区产生，以弘扬儒学理念、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一个理学派别。因古徽州原名新安，故名“新安理学”。它始于南宋，传于元朝，盛于明朝，衰于清末。［1］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的底色，是徽州文化的灵魂。同样新安理学也成为徽州廉政文化的指导思想，在其影响下徽州廉政文化主张修身是齐家之本，齐家又是治国之本，必须加强官吏自我约束和管理。徽州廉政文化在理学的长期浸染下，形成了独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廉政风尚。徽州廉政文化中洁身自律以养廉、举贤与能以防腐、重典肃贪以扬廉、爱民仁政以固本的思想，对徽州大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清正廉洁风尚的教育下，徽州涌现了一大批清官廉吏，他们以自身的廉洁修养和廉政实践，为徽州廉政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徽州廉政文化的内涵及历史发展脉络
(一)徽州廉政文化的内涵
徽州廉政文化主要是指在古徽州地区社会形成的，与廉政相关的知识、信仰、规范要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的总和。徽州廉政文化以廉洁从政为核心，内容丰富多彩。这种文化始终强调廉洁自律，它展示了一种信念，显现了一种精神，表达了一种态度。徽州廉政文化以新安理学为基础，以独特的廉政理论为引导，以丰富的廉政表现形式为载体。它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总之，徽州廉政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1．徽州廉政文化历史悠久
徽州处于“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地理环境中，徽州文化历经了原始文化、山越文化、中原文化的演变发展，中间也有多次的交融组合。徽州廉政文化就在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人文环境中生成。徽州自南宋以来就被称为“程朱阙里”，并产生了新安理学。徽州地区受理学影响很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徽州社会自古以来重视廉政风尚，强调廉洁思想。古徽州人一直信奉“学而以为官为上、仕而以勤廉为荣”，以此来激励自己、警示自己，并用此作为建功立事、光宗耀祖的行为规则。在历史发展中，徽州出现了一大批清正廉明、大公无私、奉公守法的廉洁人士。他们或以人为本、箕风毕雨;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或持正不阿、直抒己见;或毁家纾难、光明正大;或勤勉慎独，凛然正气;或激浊扬清、除暴安良。他们遍布不同层次，涉及了不同地域，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清、慎、勤”这三个字的精髓。
2．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对廉政的思索和追求，徽州廉政文化把优秀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合理的统一起来。徽州廉政文化不断展现着有关廉政的理念、思想、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准则规范等等，徽州廉政文化又利用各种形式，来传播水火无交、名堂正道、发愤图强、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徽州廉政文化中的这种思想觉悟和严苛制度，一定程度上对维护民众利益，缓解社会矛盾有积极作用。廉政文化已经渗透到民间，成为徽州社会的行为规范，它滋润着徽州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在徽州，廉政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一种文化自觉。时至今日，徽州廉政文化的一些内容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徽州廉政文化具有突出的道德属性
廉政，是一种品德，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理念。道德可以提高大众的思想觉悟，可以规范社会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徽州廉政文化就非常注重与道德的结合。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儒家学说为从政者树立了道德规范。朱熹从新安理学角度对“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进行解释，强调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朱子大力倡导发扬个人的仁爱之德，这些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民众的人生追求，造就大批有志之士。徽州廉政文化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道德修养和品格操守的，它强调奉公守法、刚正不阿的道德情操，强调正确处理好公与私、道德和利益的关系。这些内容无不体现着徽州廉政文化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品性的角度进行有效的规范，能让民众思想境界得以提高、价值理念得以引导、行事准则得以约束。在道德观念的约束下，徽州地区涌现的大批清官廉吏，他们奉公守法、清正廉明，为政治昌明奋斗一生，力求河清海晏。
(二)徽州廉政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徽州廉政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与新安理学相互交织的，在新安理学的主导下，徽州廉政文化逐渐完善并达到鼎盛。
1．形成时期
严格的说徽州廉政文化是在新安理学影响下逐渐发展形成的，新安理学的初创和形成时期实在两宋，徽州是新安理学的发源之处。学宗朱熹、发扬光大朱子理学是当时新安地区的普遍学风。特别是南宋后期的新安理学家致力于阐述“朱子之学”的精髓，研究性命义理之学，他们继承和弘扬朱子理学，主张积极入世，捍卫儒学正统地位。此时期的理学家对吏治、狱治、军事、财政、农业、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深入的思考，对当时的徽州的政治现实和贫困潦倒的民生都非常关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徽州廉政文化初步形成。
2．过渡与发展时期
徽州廉政文化的过渡发展时期是在元代。元代在官办儒学和后期恢复的科举的影响下，理学正式上升为官学。即使在当时朱子理学处于晦暗难明时刻，元代的新安理学家们仍致力深究朱学宗旨，维护其纯洁性。元代只是新安理学发展的过渡阶段，是为其在明清的发展做铺垫。元代的新安理学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推动朱学发展，将学术应用于社会实践，这一结果就是促进了徽州廉政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徽州地区高度重视理学教育，关注道德实践，努力探索廉政建设的途径和形式。
3．鼎盛时期
徽州廉政文化随着新安理学的繁荣而鼎盛。明清新安理学家在元学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创新发展，注重实用。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清朝《圣祖皇帝康熙遗训》都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廉政建设的，这其实都受到了当时新安理学影响。明清之交，以新安理学为核心的徽州廉政文化大致完善了对“理、义、道”的阐述，这对徽州廉政文化理性思维的建构提供了很大的帮助。［3］这一时期，徽州地区因为受理学影响深远，廉政思想深入人心，被老百姓普遍接受，廉政成为社会风尚。徽州社会因重视廉政教育和廉政建设，基本形成了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二、徽州廉政文化的理学因素
历史上的徽州地区，或生于斯或布政于斯的清官廉吏不胜枚举。这和徽州山清水秀、钟灵毓秀的“廉泉”哺育有很大关系，也和徽州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有关。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学的影响下，特点突出，充满了理学因素。
(一)徽州廉政文化具有严苛性
1．理学基调
徽州是“程朱阙里”，对理学是“恪守不离”。在理学的影响下，倡导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因此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的风气。徽州地区大量书院、学堂的开办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贤才辈出局面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大多新安学者著书立说，注释经书，阐明经义，倡导“天理为义，人欲为利”。他们恪守其义利之说，提倡人与人之间在立身处世方面应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理学家的道德讲说与廉政文化密切关联，长期影响着徽州人的廉政观念。新安理学强调“灭人欲，存天理”，《朱子语录》中朱熹说“一日三餐，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妇之道，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这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解释，即要保持公正之心，心存良知，保持自身修养，强化品德。这些理念成为徽州廉政文化的底蕴。［4］新安理学是徽州社会、徽州廉政文化的伦理道德支柱，新安理学的思想渗入到徽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徽州廉政文化无时无刻不闪现着理学光辉。
2．尊礼重礼
安理学影响下，徽州廉政文化形成了尊礼重礼的严谨体系，这也促使徽州社会形成了严苛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这种严苛的尊礼重礼的道德规范可以维护徽州社会的稳定发展，调节社会矛盾，促进政治清正廉明。朱熹将四书中的“天”“天命”诠释为“理”“天理”，把神秘的“天”“天命”转变为更具有哲学理论色彩的“理”“天理”，并把“天理”规定为宇宙万物统一的最高的本体。同时，“理”不局限于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具体的，“理”就是“礼文”，使人有规矩，有礼仪，都是“理”的体现。这最终促使“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世俗化的现实社会得以确认。在古徽州，《朱子家礼》已成为检验百姓生活状态，规范百姓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的一部“庶民之礼”，这也顺应了官僚士大夫化民成俗的追求。“不学礼无以立”①，“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②”这是徽州社会的共识。徽州廉政文化一直强调以礼治国、以礼立身，整个社会要约之以礼、行之以礼，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尊崇礼、安于礼、行依礼的社会。
(二)徽州廉政文化具有系统性
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和廉政个人品德建设等三个方面构成了徽州廉政文化建设的体系。这个体系有效构建了一个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廉政文化体系。三个层面互相兼容、相互促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徽州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政治清明，促进了徽州廉政文化的繁荣。徽州的廉政制度建设运用的是特色的权利制衡理论。在历史悠久的徽州封建社会中，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忌讳过于集中的。因此分散权利，对于官吏的各种权利进行限定分工，权利制衡。这种思想和做法在徽州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相对完善的监察制度也促进了徽州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在徽州社会，有着特殊的选贤用人的标准和体系。在官员选拔时重视德行操守，新安理学所主张的“孝梯廉让”、“清廉守节”等理念成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徽州的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在新安理学的影响下，对廉政更为重视。对廉洁进行表彰，对贪腐予以惩戒，大力促进了徽州社会清正廉洁社会风气的形成。［6］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思想影响下，徽州廉政文化将孝悌的家庭观念和清廉的政治观念结合起来，推动了廉政文化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形成了有效的舆论宣传和监督。这种舆论宣传和监督主要表现在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不满、痛恨和对廉洁自律官员的赞美和歌颂。同时徽州廉政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廉政思想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徽州社会的廉洁氛围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7］徽州社会始终重视个人品德的建设。徽州百姓世受清廉思想的浸润，新安理学强调“德行”，强调为政者对自身的约束和道德修养，强调若想为官清廉，必“以德为先”，以“德”化民，做到“德”“礼”“政”“刑”相辅相成。
(三)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宗法性
古徽州自古以来聚族而居，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长期存在，宗法关系支撑着徽州稳定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在徽州宗族组织作为保甲组织的重要补充，起着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的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社会运转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成功实施了对徽州社会的有序管控。具体而言，徽州宗族和祠堂是徽州社会最强大的掌控力量。理学提倡和精心打造的宗法制，主旨是将理学的教化面向基层，使其平民化、实践化，最终实现稳定社会，纯正民风的目的。徽州宗族和祠堂尊奉程朱理学，在宗族组织的倡导下，徽州百姓自觉做到了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忠君爱国，实现了为官做事都要强调以民为本。徽州地区涌现出的大批清官廉吏，最终会被徽州宗族供奉在祠堂，供人祭拜;如若出现贪官污吏，徽州宗族祠堂便会将其除名，赶出宗族。在徽州宗族和祠堂强大的掌控力量下，徽州廉政风气的日益浓郁，在廉政的思想浇灌下，徽州百姓格外注重名节，清正廉明成为常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徽州廉政文化的实用性
(一)经世致用
朱子一直强调经世致用，后世有些理学家却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日渐式微。清末“经世致用”又被重提。但徽州地区“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思想也在深刻影响着徽州的廉政文化。清代廉吏徽州婺源人齐彦槐为官期间，除了轻徭赋，废严刑、办教育之外，还精研技艺以解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不仅精心制造了“浑天仪”和“中星仪”，而且还制造了“龙尾车”和“恒升车”这两种水车，提高抗旱排涝能力。大灾之年，他还独创“图赈法”救助灾民。明代廉吏绩溪人胡光，在任上针对都江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堤坝被毁，勇于担当责任，亲自主持，改进施工技术，设法提高功效。明代广东人何歆在弘治十六年出任徽州知府，到任后发觉徽州民宅多为砖木结构，且蔓延连绵，有很多的火灾隐患，于是他反复斟酌，最后下令修砌“封火墙”，这一措施造福了百姓，使当地安全状况大为改善。古徽州的廉政建设注重从实处着手，最终实现廉政效果看得到，摸得着，又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二)平民化日常化
在新安理学影响下的徽州廉政文化关注现实，主张经世致用，徽州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将廉政思想运用于实际，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廉政思想不仅属于官僚、知识精英阶层，而且也有庶民百姓的受众。只有通过世俗化之路，将廉政思想真正植入草根民间，得到百姓认同，并化为百姓所用，才算完成廉政精神的切实传承。注重教育是其实践性的表现之一，徽州廉政文化倡导以启蒙之教对接《大学》之道，广兴教育，培养圣贤品格。其覆盖面非常广泛，从义理到修身、从为学到为人等不一而足。另外它还倡导士人以理修己，示范庶民，将廉洁自律等廉政思想，下移到社会中下层。徽州廉政文化还包括五伦、修身、处世、接物等伦理要义，这是廉政文化走向平民化日常化的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徽州百姓“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努力去做清清白白之人。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学的影响下，非常重视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廉政思想落实在平民生活之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庶民的廉政精神。至此，廉政文化不再是遥不可及、与己无关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常用之道。
(三)形式多样化
徽州廉政文化有突出的亲和力、渗透力和巨大的感染力，这得益于其丰富的表现形态。徽州廉政文化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它能够渗入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达到影响广泛，深入人心的效果。［8］明代廉吏黟县胡寿安在任期间勤政尽职，清廉自持，任满离职时，赋诗一首“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当鉴我，去时还似来时贫。”此诗在当地广为流传。徽州人陶行知是徽州廉政文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有几首小诗，都体现了浓浓的廉政思想。如《一文钱》:“公家一文钱，百姓一身汗。将汗来比钱，花钱容易流汗难。”此外还有一首著名廉政诗“万分廉洁，不过小善。一念贪污，即为大恶”。这些诗歌通俗易懂，至今在徽州地区广为流传，引导着社会风气。徽州地区楹联文化丰富，很多地方的楹联都体现了浓厚的廉政思想。最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徽州廉政楹联辑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一百余副遗存至今、散见各地的徽州廉政楹联，如:“清白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五任为官风两袖，一家长日粥三餐”“慎思明辨识大义杜渐防微避小眚”等等。这些熠熠生辉、令人警省的廉政楹联，范围广泛，影响深远，蕴含着徽州廉政文化的智慧，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徽州地区也存在大量的廉政民谣，如民谣《城里有官府》:“城里有官府，乡下有山坞。城里有铁索狞狞，乡下有红藤葛藤。鱼为贪食钩上死，官为受贿误终身。谁说老天不容人，事物成败全在人。”①这些民谣通俗易懂，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让廉政文化浸润百姓心田。除了廉政诗歌、廉政楹联、廉政民谣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之外，徽州地区至今还留存一些“戒石碑”，上刻“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等内容。此外徽州地区还广泛流传一些有关廉政文化的民间故事如《三戒碑》等等。
四、结语
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廉政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不同，但其初衷都有相通之处［9］。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学的影响下，独具特色，自成系统。它以独特的魅力和力量去感化民众，使人们在不自觉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并用这种文化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最终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同时，它也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从而使反腐倡廉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以廉为美成为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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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辉 陈志华 单位:黄山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