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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地大物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我国古代的整体发展来看，矛盾与斗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更多的都是围绕话语权所展开，因此话语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儒家文化的话语权作为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话语权概念以及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儒家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加以阐述。
关键词：儒家话语权；中国古代文学史；影响分析
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质是一部话语权的斗争史，其所体现出的是政治方面斗争，因此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话语权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还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社会要素。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史，儒家话语权对其的影响毋庸置疑，甚至能够影响到现代文学，因此对二者之间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一、话语权概念分析
话语权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是说话的权利，即舆论的控制权，一般情况下，能够掌握话语权则能够对社会舆论走向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当代社会中，话语权通常被掌握在媒体控制者手中，对媒体和经济实体进行操控，常常掺杂一些个人的主观想法和得失进行舆论传播，利用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进而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行为，主要体现出的是高层言论。在我国的古代，主要侧重于对诗学、文学以及修辞学的研究，利用思想进行话语的创新，因此要想拥有话语权则必须具备三种条件。首先，实力。没有实力的支持话语权也将成为泡影。例如我国在鸦片战争时期，被西方列强欺压和掠夺，民族尊严尚且不保更不用说话语权。现如今，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在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自然拥有话语权。第二，团队能力。话语权的拥有不能单纯的依靠个人力量，要树立团队意识，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才能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第三，平台。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引导社会舆论，使话语权得到充分发挥。例如，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平台，使话语权的影响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1]。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创立，属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在先秦时期，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但是都没有得到重用，并且在秦始皇时期还经受过“焚书坑儒”的重创。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护政权，巩固其专政统治，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儒家学说便从此开始得到鼎盛发展。儒家学说受到周礼等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出的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几千年来，我国人们受到《四书》《五经》的影响根深蒂固，例如忠孝思想、责任思想等皆起源于儒家学说。在儒家的学说说主张以孔子为师，借助《四书》《五经》等文学著作，宣传仁与礼，侧重于人们之间的伦理道德，讲究仁而有序、仁爱待人、重义轻利等思想[2]。
三、儒家话语权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
通过对儒家思想特征的阐述能够将儒家思想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事实上，儒家思想的存在意义是希望能够被应用到治国大策之中，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质方面就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在儒家思想中，主要主张的是忠君思想，要对君主予以绝对的服从，这同样也是古代封建专制的重要体现。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能够看出，在诸子百家中的学说和思想都是希望为君主提供服务，能够被应用到国家的治理当中，例如法家提出的依法治国，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等等，这些不同的学说和思想出现在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相同的目的，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话语权方面的争夺，事实证明，的确是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将会引导社会舆论，将自己的治国思想付诸于实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其实质上是一部话语权的争夺史。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得以重用，并且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将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被确定，儒家的话语权自然有所提升，在很多方面上体现出较强的权威性。汉朝时期，儒家思想被推上发展的巅峰，居于统治地位，充分具备上述三种发声条件，也自然拥有较高的话语权。此外，古代文学还具备较强的政治教化功能，这同时也是其职责所在，更是古今中外的文化通则，是文学存在的根本使命，统治者能够深刻清醒的理解到，要想维护政权，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能够得以长久延续，必须对国民思想进行统一，而事实此举的主要措施便是依靠教育。因此，秦始皇所实施的“焚书坑儒”举措就是要打破儒家思想对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如果不将儒家思想彻底消除，则难以在思想方面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思想又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因此才会采用此种极端的形式进行思想上的毁灭，但这也能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3]。从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中能够看出，在基本属性方面并不单纯的包括简单的审美，还具有政治教化以及借文言志的内容，这种正统的儒家学说就是对儒家话语权的有力维护，保障其权威性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由于儒家思想对后世也充满教育意义和积极影响，被广为继承和传扬，因此对儒家话语权的维护才显得十分重要。司马迁在此方面就坚定不移的支持着儒家话语权的立场，他的著作《史记》便是在儒家话语权的影响下进行编写的，因此司马迁对墨家思想持有反对和抵触的心理，而更加尊崇儒家思想和文化，这同样也体现出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司马迁对墨家思想的抵触一方面体现在其提出的“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中，其中的“节葬”与儒家思想中的“厚葬”和“礼乐”产生了冲突和矛盾，而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将“礼乐”视为是大宗，如若将墨家的思想记录《史记》当中，则会触动朝廷官员利益，引起对其的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墨家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其所提出的“兼爱”思想也与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相对立，这种为平民阶层、小生产者争取话语权的行为，明显与儒家思想中的“上昭下遵”的专制制度相砥砺，因此其没有出现在《史记》的记载当中。此外，在当时的汉朝，朝廷官员基本为儒生，儒家思想也属于政治主流，因此其话语权地位自然也是不可撼动的。而墨家思想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这将对当时的贵族利益产生了触犯和削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攻击，司马迁又受儒家思想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在思想意识方面对其影响根深蒂固，将毫无疑问的反对墨家文化，支持儒家思想。经过大量历史实践的研究结果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继承和传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话语权的传承，而儒家思想能够符合当时汉朝的政治背景，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和政权的巩固提供较大的便利，因此在当时更加受到推崇和重用，这也同样充分体现出了古代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以及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争论与传承，其根本上都是围绕着话语权展开的，而话语权作为中国文学的根本，同时也是重要维度之一，儒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影响意义深远，其话语权地位的变动也将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研究儒家文学为何会具备较强权威性，成为汉朝以后两千年来的主流思想时能够发现，这些都与其自身所具备的教化功能以及政治色彩息息相关，在古代文学这步话语权的争夺史中，儒家话语权对古代文学史的影响将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铁生.政治文化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意蕴交映[D].吉林大学,2012.
[2]陈婵.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3]宋芝业.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的嬗变[D].山东大学,2012.
作者:郭鹏鹏 单位: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