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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的文学思想总的来说可分为以下五点:一，“美、善”说;二，“文、质”说;三，“无邪”“中”说;四，“兴、观、群、怨”说;五，“诗论”。对于孔子的学说，可以去伪存真，将其看作探究孔文学的珍贵史料。本文分别解析了孔子的五大文学思想和传统文学功利观、创作模式、审美取向、接受思想和“诗教”的关系，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文学和孔子的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古代文学;孔子;文学思想
孔子在我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传统文化的推动者。他的“美、善”说立足于功利角度，是我国古代具政治性和功利性的文学创作渊源，但其着重突出文学的外在力量，忽略了其内部研究;“文、质”说是我国主要的文学评论标准;“无邪”“中”说衍生出温柔含蓄之审美需求;“兴、观、群、怨”提出了这一观念物化之后的意义;“诗论”之说则是我国汉儒诗派的起源，也是其思想和理论的根基。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从郑玄所注可看出，“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美”是艺术，“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韶》尽善又尽美，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天下统一，歌舞升平，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举，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即“爱人”，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
二、“文、质”学说和古代文学创作模式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这一言论的含义是，人的质朴如果大大超过文才，那就如同缺乏气质和修养的山林野人;而如果文才大大超过质朴，那就如同华而不实的史官。而谦谦君子，必定是二者平衡，集文和质于一身。“质”指代人内部的品格，“文”指代外部仪态。孔子学说认为，君子要“文质彬彬”，也就是说不但要有质朴的内在品格，还要有斯文的外在仪态，两者兼备，就形成了孔子的“文、质”说。［2］虽然孔子认为“文”与“质”要相辅相成，但二者并非单纯的组合，而要求人们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两者的关系。质超过文的时候，要突出“文”的必要性，文超过质时，就要强调“质”的作用。“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文质一体，完美融合，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因为实际生活里，“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因环境而变，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从实际看来，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汉朝统治者推崇经学，改造了先秦儒学，使其成为新儒家思想，并渗透到社会各大阶层。文学在汉朝也逐步发展，经学与文学相碰撞，就导致了儒学开始倾向于文学，“文、质”说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董仲舒曾道:“《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其中“质”和“文”都是文学性的评论。汉朝学者以“文、质”说进行文学评判时，通常以“质”指代文学内涵，以“文”指代文学形式。从此，“文、质”说对传统文学创作开始产生影响。
三、“无邪”“中”学说和古代文学审美取向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无实义。而“无邪”，何晏解释为“归于正”，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正”。用孔子的话说，“正”就是“过犹不及”。而孔国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中”即不偏不斜，“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3］“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战国末期，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中”是符合礼义的，“礼”即礼法，“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超过了应有的度。而“乐之中和”，强调诗歌乐曲须让听者得到“中”之感悟与“乐”之美好，从而化为“无邪”。这里是强调诗乐对人的中和教化。
四、“兴、观、群、怨”学说和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论语•阳货》中曾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句话本着“诗教”的目标，介绍了传统文学作品的美感用途、教化用途、政治教育用途、抒发感情用途和学习用途，是我国传统文学评论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学解释之一，传达了儒家的文学接受思想，为之后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扎下了根基。“兴”就是“引譬连类”的意思，朱熹也将其称作“感发志意”。“引譬连类”的意思是“诗”能够让读者由此及彼，联系起许多事物;“感发志意”的意思是“诗”能够感染读者情绪与心智，举一反三。两者虽表达不同，但实际意义相同，总的来说，就是“诗”能够启发读者。包咸道:“兴，起也。”孔子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观”，则是“观风俗盛衰”，即观察民情。［4］“群”乃“群居相切磋”，意思是互相切磋，研究诗词含义。“怨”是“怨刺上政”，即“诗”可以用于了解人民的“怨情”，知道他们痛恨什么，想要什么。［5］孔子“兴、观、群、怨”说强调对受众的引导，对传统文学接受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一学说的意义并不均衡，“兴、群”侧重于修善自身，其影响力较小;而“观、怨”强调了解社会，产生的影响较大。
五、“诗论”和古代“诗教”解《诗》
关于李学勤对《诗论》的探究，其中共有十二卷，原简达二十三卷。孔子《诗论》中对《诗》的评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综述:“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第二是分类解说:“《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引而渺，其思深而远，至矣。”三是揭露具体诗歌的主题，《诗论》中所有诗都引用自孔子语录。孔子对汉朝儒学诗歌教育起到的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将诗歌真正变成了政治教育的手段。所以，孔子的《诗论》是汉朝儒学诗歌教学思想的起源，也是其核心与理论根基。
六、结语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学者都着重探究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而对其文学方面的学说却有所忽视。事实上，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思想为我国古典文学论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孔子学说。虽然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一定功利性，使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政治的工具，但总的来看，其功仍然远超于过。
作者：刘建盛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段玮婷．试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J］．牡丹，2015(1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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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新秋．关于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思考［J］．今日科苑，2010(04):142．
［4］赵玉敏．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J］．北方论丛，2011(04):6－10．
［5］王齐洲．“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114－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