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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为民族学生理解搭建沟通的津梁
各民族有各民族之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间在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亦具有相对开放性，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格局”与“一体化格局”相互交织，不断生长的态势。可以说，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决定民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前提下不是孤立自足，只是交流互通的程度因地制宜有所不同罢了。一般说来，在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结构下，聚居程度越高，“本民族文化色彩较浓”，“交错区越大，杂居程度越高”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渗互通概率也就越高，距离主体民族地区越近，所受主体民族文化或主体民族文化受其他民族文化之影响越大。民族文化之间相对独立与相互交流的特点启示我们，在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授课过程中，为便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不妨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立足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要解释一种作者所不了解的外来的文化现象，必须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把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附会在一起，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以保证其读者能心领神会”，从而实现对话与沟通的目的。作为旁证，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还告诉我们，“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如此紧密恰恰在于，面对相同的问题，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环境等，有着大致相近的心理与情感，故也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思考与追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或亦如鲁迅所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受其影响。”(《集外集》、《〈痴华鬘〉题记》)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如此，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的各民族文学更是如此。比如诞生在东汉末期素有文学史第一长诗之称的《孔雀东南飞》，其所叙刘兰芝与焦仲卿爱情悲剧故事在民族文学中即不乏类似者，如哈萨克叙事长诗《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学者考证，二者颇相仿佛，并进而指出，“这两部长诗，有着相近的社会背景，它们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上有着共同追求，各自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孔雀东南飞》首次以戏剧的形式亮相于舞台。而《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叙事长诗在1917年作为哈萨克作家穆赫塔尔•阿吾兹耶夫的戏剧代表作也走上舞台，成为哈萨克戏剧史上的开山之作。”由此可见，即便民族学生不一定读懂《孔雀东南飞》，但若能凭借后者找到二者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障碍，也就不难引发民族学生的深入思考。又如中国上古神话，同样可以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由此及彼达到理解与接受的目的，比如创世神话，著名者如《太平御览》卷二引徐整《三五历纪》“盘古开天地”，《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造人”等故事。无独有偶，类似故事不仅见于西方神话，事实上，中华民族内部也并不鲜见，如鄂温克族，据汪立珍《鄂温克族神话研究》一书记载:“鄂温克族的祖先被雷击成三段，上半身上了天，变成了白发巡天神(即神仙)，中身留在地上，当了普洒水神(即人类生灵)，下身变成了九柱地神(即恶灵鬼魂)。”与盘古开天故事如出一辙;关于人类起源，鄂温克神话则云:“很久以前，天神用地面上的泥土，捏成一个一个人和生灵万物的模样，从此，世间才有了人类和万物。”整则故事几乎就是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翻版。至于由民族文化交流所引发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大多都有诸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锡伯文等多种民族语言版本。影响之下，甚至较为著名但成就一般的作品也不乏民族文学改编，如广泛流传于广西三江、湖南通道侗族地区的叙事琵琶歌《白玉霜》，其内容即取材于清代英雄传奇小说《粉妆楼》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五回以及第七十八回至第八十回等相关回目。民族班特定的民族构成注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是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其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得每一次教学都是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某种程度上，文化上的默契即预示着古代文学教学的成功，所以，当我们走进教室，走向课堂，面对着渴求知识的民族班不同民族学生，作为教师，心理上应当作好“联类不穷”(《文心雕龙•物色》)，触类旁通，寻找文化沟通津梁的心理准备，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民族学生的共鸣，进入教师所营造的教学环境，顺利实现教学预设的教学效果。
二、立足实际，由易而难，调整必要的章节适应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中国文学演进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国文学由简趋繁，对于某一文体乃至整个文学状况而言，时间越近文学创作也就愈显成熟。但是，作为接受者，中国文学演进时间与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难易程度休戚相关，大体上讲，文学创作愈加成熟，距离当代时间越近，理解与接受也就相对容易一些。反之，时间越靠前，语言文字相对滞后，文体不分，思想驳杂，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程度也就相对困难一些。换言之，接受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与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呈“逆推式”。对于长期接受主体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学生来说，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文化差异故虽有一定难度，但通过教师指导、广泛阅读等渠道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当下教育体制下并不孤立，除此，还有许多其他相应的配套课程与之呼应，比如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史之外，相关课程还有中国古文学批评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轴心，在其周边环绕着诸多与之相关的学科。更何况，早在初、高中阶段，通过较为系统地学习，不少学生业已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学生则不具备或很难具备如此良好的前期铺垫，虽然目下在一些地方已明确将双语教学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保障。事实证明，该举措效果很好，值得全面推广，但与此同时，也还须注意到，当下主体民族语言与古代书面语之间有着语体与文言之分，学习普通话，可以用汉语交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有着多么深刻的了解，更不用说以文言为载体书写的古代文学作品了。这就要求我们，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应按部就班，一如汉族班学生那样，按照教材设置，以时代为序，从先秦文学一直讲到近代。根据笔者多年在民族班教学经验，这种整齐划一，不加区分的教学思路，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由于先秦文学，一则时代久远，文化背景相对生疏，加之如前所述，文学作品如《尚书》“佶屈聱牙”，古奥艰涩，对于民族学生来说，实在不易理解，更谈不上接受了;二则，由于不易理解，很难接受，长此以往，也就逐渐失去兴趣，进而形成一种误解，以为时间越近，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成熟，篇幅的增长，难度也就越大，从而形成一种畏惧心理，导致厌学情绪与日俱增，半途而废，或对课堂教学厌倦等不良现象大大增多。在这样一种接受情绪的支配下，古代文学教学很难进行下去。因此，基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实际，必须打破常规，遵照人类学习与接受规律，根据古代文学难易程度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以时代而言，应当以明清为首，依此类推，以先秦文学为终结;从文体难易程度看，应当突破时代，以通俗文学开篇，注重对小说戏曲的讲解，依次则是较为浅显的叙事散文(包括历史散文)、说理散文、抒情散文、叙事诗、抒情诗、最后是骚与赋等。众所周知，“兴趣与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而兴趣与爱好往往是以理解与接受为基础的，循此规律组织古代文学教学，其结果与常规正好相反，由于容易理解，故亦易于吸引民族班学生，由易而难，完全可以经过长期的教学与有序的训练提高民族学生对古文的阅读与理解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与理解过程中，由于诸多障碍的不断克服，能力的逐步提高，反过来也促使其更有信心坚持下去。退而言之，由于古代文学难度大多集中于先秦两汉，即便后期出现厌学情绪，也因所授课程已过大半，不至于有太大损失，倘若教师教学方法得当，加之其他辅助手段的应用，也不是没有将教学顺利进行下去的可能。权衡利弊，其效果远甚于前者。所以，我们认为，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能拘于一格，能否突破常规，大胆进行课堂设计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教学环节的成功与否。
三、充分利用当代媒介手段，将书面知识与直观呈现结合起来，深化民族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感知能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教育也进入到一个现代而多元化时代，所谓教育手段、教育理念也已超越传统意义所涵盖的范畴，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教与学等低级层面，还应当包括由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以及由物质层面所引发的技术、技法等更高层面的革新。近几年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凡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教育装备的介入大大改变了传统教育的面貌，教育教学如虎添翼，焕然一新。民族地区由于诸多原因在教学现代化方面可能有些滞后，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支持力度的增加，以多媒体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平台也已基本形成。“好风凭借力，扶其(按，原作“送我”，今化用)上青云。”(《红楼梦》第七十回)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除通过上述两种手段或途径提高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能力外，还可以借助教育现代化带来的“好风”，通过多媒体等搭建的教学平台，“将抽象的授课内容形象化，通过视频、音频等多种教学手段传达教学信息，全方位的刺激学生的感知器官、听觉、视觉”，在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学生的记忆，增加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可以理解及至接受的目的。具体操作如下:
其一，涉及作家生平时，不妨遴选一些相关的影视资料。
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只须实名输入，依靠当代强大的网络资源，其生平视频资料不难获得。当然，囿于课堂时间、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资料的选择应适可而止，不宜太长，太深，应以将司马迁生平故事化、情节化的短片为佳，至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王立群讲《史记》所涉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适合汉族及接受主体民族文化较深的民族学生，对一般民族学生来说，则因穿插文献较多恐就不易理解。其他作家生平亦然。
其二，古代文学作品部分，诚如上述，同样可以“效仿”。
比如诗歌，由于中国古代诗词重在抒情，言意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之于民族学生，其难度不言而喻。百集大型电视片《中华古诗词》所选古代诗词基本涵盖了中华诗词的典范之作，所摄风景、人物与诗词内容浑然一体，诗(词)画相映，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于享受之中可以切身体会到诗词的内在意蕴。又如《诗经》，由于集中诗歌大都可以合乐歌唱，故其中不少诗篇重被谱曲，再布人口，比如《周南》开篇《关雎》即曾作为主题曲出现在电视连续剧《战国》之首，慷慨激昂，深情浑厚，与荡气回肠的历史画面相结合，令人动容，颇具感染力。他如“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楚汉之争”与《史记》故事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视频资料。如能适当适时与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结合起来，即便文化有所不同，对古代文学语言比较生疏，相信借助生动的画面、愉悦的吟诵也能产生比较直观的印象，化难为易，进而破解文学密码，由抽象转为形象。
其三，结合具体作品可以适时适当引入一些具有民族风情、地域色彩的景物、习俗等图片或影像。
中国古代自上古时期始，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历代官修史书皆有记载。因此，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色彩或其背后多少“烙有”民族文化交流的“底片”。比如汉代文学《悲愁歌》，又名《黄鹄歌》，据说即出自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之手，中有句云:“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颇具西域风情，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插入哈萨克毡房以及民族饮食图像。又如北朝民歌《敕勒川》，该诗原本出自敕勒人之手，用鲜卑语写成，后来虽被译成汉文，但其中所写景物、生活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民族痕迹，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游牧生活在中原地区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景物迄今见之于北方一些民族地区，课堂教学同样可以大胆利用。这种将文学作品与民族风情、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直观资料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于教学过程中便于理解，而且，尤为难得的是，这一方式还可因取材于周边而为其熟悉从而给人以亲切之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激发理解与接受的欲望。
四、结语
总之，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因其情况特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即意味着，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是学生迁就教师教学，恰恰相反，教学过程中，作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应当换位思考，站在学生角度，努力实现主体身份的转换，只有立足实际，敢于突破传统，才有可能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获得比较良好的教学效果，否则胶柱鼓瑟，只能事倍功半。文化认同与交流关系民族团结，关系整个民族人文素质的提高等诸多重大问题，因此，民族地区民族班古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地位，肩负着重要职责，作为学科事实上的执行者，如何保证教学得以有效实施也就成了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反思问题，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了当下民族教育不可回避的话题，故为此文。
作者：朱仰东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