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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掘“爱国”精神，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对接
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以爱国主义为题或具有鲜明爱国精神的作品层出不穷，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思想，中国历代的诗人、词人以其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时代强音。”其传统最早形成于《诗经》时代，《秦风》之《无衣》、《墉风》之《载驰》等诗篇即不乏饱满的爱国激情。战国时期，屈原更以生命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其作品不仅表达了一己之爱国，尤为可贵的是，对于那些捐躯战场的将士还进行了热情洋溢地揄扬与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九歌•国殇》)千余年后，女词人李清照则将其凝练成震铄古今的千古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甚可以说，如将历代文学作品及作家履历稍作检阅，不难发现，多数作家大都具有不可割舍的家国情怀，如建安时期曹植，借《白马篇》之“幽并游侠儿”形象，抒发了慷慨为国，不惜捐生赴死的决心与理想。唐代国力强盛，版图广袤，帝国气象激励着文人效力边塞，卫国戍边成了众多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名篇迭出，佳制纷呈，如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岑参《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戴叔伦《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声气相求，唐代边塞诗在爱国主义精神烛照下气势恢宏，一如乐曲和声，催人奋进。他如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宋末元初文天祥，元末明初余阙，明代中期于谦、戚继光，鼎革之际陈子龙等，爱国精神不仅付于诗篇，也见之于行动。及至有清一代，内忧外患交织，爱国主义空前高涨，龚自珍《漫感》诗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黄遵宪《赠梁任父母同年》更是沉痛地写道:“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字里行间流淌着外虏凌辱、山河破碎、朝廷无能的忧愤。爱国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另一层面上，则表现为爱民，因为在家国同构意识下，国(或朝廷)与家几乎就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上大凡爱国者多有一颗爱民之心。屈原爱国不止于忧心楚国之安危，《离骚》中作者上下求索，寻求美政，而目的则源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效死疆场者相比，为民奔走呼号更可见作家之良知，故同样不失为爱国之音中强劲的音符，如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庶几用生命为民呐喊，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作者以如椽大笔直揭贫富不均的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比鲜明，掊击有力，遂成千古绝唱。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作者更以苦己利人的精神为天下苍生请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作者一生落魄，穷病而逝，却也由此赢得后人尊重，为中国文学树立了人格标杆。他如聂夷中《咏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白居易乐府诗《红线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两千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李纲《病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谦《咏煤炭》:“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如此等等，视角不同，而心系民生一也，皆可视作杜甫后继。也应注意，世易时移，古代文学因囿于汉族文人视角，所谓“爱国”有一定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带有较为狭隘的民族色彩，真正的爱国或者说具备当代意义的爱国则始于鸦片战争。然而，古为今用，无论近代或古代，时代所赋予的民族色彩在特定时代也是无可非议的，文人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任何时代都值得肯定的，古代文学教学应当予以关注，注意并实现这一宝贵资源的当代转换，达到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适时对接，将古代文学教学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发掘传统“中和”思想，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对接
所谓“中和”，《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要求天地万物各循其位、中节和和的思想与当下倡言的“和谐”观不谋而合，盖由于当下所谓“和谐”思想以及所谋划构建的和谐社会，质言之，也即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以及这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有序共处的趋势或状态。二者无论内涵抑或外延并无根本区别，或者说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新型“和谐”观的基本元素，比如:其一，“中和”以人为本与和谐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庶几相同。“中和”思想发端于儒家，但由于春秋时代不尊一家，诸子并起，面对现实问题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故也就难免某些方面存在“所见略同”之处，如《道德经》第79章云:“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意同于《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差别仅在于:前者泛化为常人，后者集中于君上，皆言以德感人，和谐至上。同书第81章，老子更进而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在他看来，“人之道”应该像“天之道”那样自然。道家这种以“天道”比附“人道”的思想，后被儒家概括为“仁者爱人”的思想，如《礼记•中庸》篇云:“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心怀仁心，则恻隐之心不失，人人皆可相安，《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政，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从治国层面论述之，言以仁治国，则“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政、刑、德、礼的规范约束下，整个社会知耻不辱，内修外睦，其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社会图式正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天下之达道”和董仲舒所希冀的“天地之美达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循此理路，及至荀子，则更从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人不能离群，能否与群相处而不争，在荀子而言则必须“有分”。古代社会以宗法为主，家国同构，荀子所论实质上已触及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之间诸多层面。其次，“中和”不限于人，与当下“和谐”思想对自然万物的重视遥相呼应。比如孔子由“仁”出发，由人及物，曾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朱熹注云:“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无独有偶，《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与齐宣王辩云:“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将“远庖厨”与君子人格对举，并以之作为评判君子人格的标准，可见先秦儒家大师们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这一思想经由庄子进一步被推而广之，在其著述中，庄子常常物我两忘，有关该命题的言论俯首皆是，不胜枚举，比如《至乐》篇“鲁侯养鸟”载鲁侯竭尽所能最终致使海鸟“三日而死”的悲剧正如其本人所云“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称:“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中和”以人为本，且因中华民族复杂之构成，故中和思想还含有民族团结之意，这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方面的论述较少，但古代文人推己及人，非常自觉地将“中和”思想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唐元和十四年，刘禹锡被贬连州，在任之际，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积极扶持后进，包括民族文人在内登科及第者之多，“仅次于韶州”，“居岭南各州前列。”据欧阳修《新唐书•王义方》记载，太子校书王义方被贬海南昌江，见其“蛮俗荒梗”文化落后，便“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为提高当地民族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柳宗元贬谪柳州，充分“尊重少数族人的生活习俗”，毫无华夷偏见，在其任上，扶持经济，兴修水利，成为“较早关注西南民族问题的文人之一”。苏轼贬官儋州，身体力行，与当地民族打成一片，如《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诗云“华夷两撙合，醉笑一杯同”，在《劝农》诗中作者更坦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降至清代，随着西北边疆的复归，流放文人多能立足于国家大局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反映西域风物、人情，如祁士韵《西域竹枝词》《乌什》:“阊阖风宣万里疆，专城抚驭镇天方。”修仲一等注云:“此处以阊阖风喻朝廷恩泽，赞颂清朝政府抚慰南疆维吾尔族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或许正是由于华夷之间和睦相处，文化之间才有了不同程度的交集，从而导致不同民族有着大致相似的祖先崇拜，如对炎黄二帝、女娲等始祖神的信仰，这一现象正如学者所言:“祖先是民族之根，祖先的认同无疑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综上可见，古代文人早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只不过所谓“和谐”为“中和”替代而已，言为心声，古代文学无疑是这一精神的重要载体。和谐社会是包括人与社会、自然等多层面的和谐，民族团结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古代文人、文学的中和思想正是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典范，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自然亦是素质教育甚至包括民族教育在内应当关注的内容。
三、发掘“自强”精神，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完善主体人格的对接
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白雪遗音•南词•十二时》)随着工作压力增大，竞争加强，“不如意事”亦愈来愈多，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高等教育人文关怀不同程度地滞后，甚至缺位。面对挫折，心理干预固不可少，而积极健康、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显然更为重要。古代文学系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具化，是其精神意志的凝聚。古代文人因不同环境使然，大都有过挫折与困顿，坎坷与艰辛，或宦海沉浮，或怀才不遇，抑或早年还曾为实现志向而埋头苦读等经历，日累月积，也就铸就并锤炼成中国古代文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这一品格肇始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将其融入“君子人格”并予以发挥，以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礼记•中庸》)“君子人格”立足于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故自强更多表现在修身、修业等层面，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曾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者指出，“在包括进德、修业、徙义、改过在内的学习上，他总是抱有异乎寻常的紧迫感。”这种“异乎寻常的紧迫感”使得孔子乐此不疲，“好学不倦”，虽经颠沛流离之苦甚或面临“子畏于匡”、“在陈绝粮”之类的严峻考验，仍持之以恒，义无返顾，“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由此他引颜回为同调，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知难而进、好学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君子人格”与“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诠释。孔子之后，儒学被定为一尊。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思想的来源，作为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也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儒家对人生价值的规定深深影响着后世文人的价值取向。比如东汉王符在“乾乾进德修业”(《周易》)基础上，将业修德进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其《潜夫论》“赞学”篇引《诗经•小雅•小苑》“题彼鹡鸰，载飞载鸣”后云:“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影响之下，历代文人前赴后继，及至明初，薛瑄循此超迈，论述尤详，如云:“天运行不息，君子恒法之。乾乾不自已，汲汲非所私。”(《薛瑄全集•文集》卷一)又云:“天德流行不息者，刚健而已，人虽有是德而不能无间断者，由有私柔杂之也;故贵乎自强不息。”(《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天之不息以刚，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刚。”(《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五)天德不止，刚健有为，生命的张力被挥洒得光彩淋漓。需要指出的是，自强精神不独儒学一家，道家也不乏此论，如帛本《道德经》第64章:“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文学史上颇具典型的个案当属司马迁，其思想，一般认为更倾向于道家黄老思想。
四、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负载”，古代文学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应当扮演重要角色。这即意味着，将古代文人、文学负载的人文精神发掘出来，从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角度言之，将是一件颇为重要且富有实效的教学改革，这正如百年前梁启超所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中国说》)，高等教育肩负着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直接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兴衰，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则很容易丧失前进的动力。古代文学教学应当牢记这一使命，与时俱进，将人文精神与古代文学教学统一起来，积极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
作者：朱仰东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