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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世致用”与儒家的文学功用观
（一）镜鉴功能
“鉴”，即镜鉴，在儒家哲人看来，诗歌和音乐具有镜鉴，即认知反观功能，通过诗乐等文学作品可以了解风俗、考见政治得失，对此，先秦及汉代典籍都有论述。《汉书•艺文志》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艺文志》这里将采诗的动机和功利目的讲得很清楚，即王者通过所采之诗观察了解风俗、考见政治得失，从而自行修补王政。此即“诗乐以为鉴”。对此，汉代的大经学家、思想家郑玄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论说。《诗谱序》云：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透过业已形成的诗歌即可有效地观政、鉴政———时王通过它可以考察政治得失，后王通过它可以认识兴衰之迹、引以为鉴，无论是自行察过、补过，还是为后王提供警戒，都说明了诗歌具有社会认识作用，是文学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
除了《诗谱序》，郑玄在笺《诗》以及答弟子问时也明确表达了“诗以为鉴”的思想，清晰指出诗歌具有社会认识功能。《郑志》载：“（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这里，郑玄是从“《诗》以为用”的角度谈“风、小雅、大雅、颂”。郑玄以为，若王能“以《诗》为用”，从中找寻政治治理的成功经验，规避导致政治失败的教训，则王道兴；若不“以《诗》为用”，则会重蹈某些先王的覆辙，导致王道衰。此与《诗谱序》所云“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意义相同。郑玄此时之认识，诗不独通乎政教，且为君所遵循，君政的兴衰系乎《诗》之用否。由此可见，郑玄以为，诗具有镜鉴作用，《诗》之用完全可以视为王道兴衰的教科书。
（二）教化功能
在儒家学者看来，以诗乐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具有移风易俗、化育人心的功效，文学艺术既可使受众自身的文化修养得到提高，还可使他们的道德情操得到升华。无论是人伦教化，还是政治教化都可在文艺传播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对此，古代文论多有言及。《尚书•尧典》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尧典》此文明确揭示，帝尧认为乐作为文学艺术，具有教育子弟的功效。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使胄子成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理想君子。与此相类，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不仅如此，在自身性情得到完善的同时，孔子还认为通过《诗》的学习可使“小子”提高伦理道德修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父重在“孝”，事君重在“忠”，孔子认为《诗》中广蕴忠、孝、节、悌、长、幼、尊、卑等人伦情思，因此，具有强烈的伦理教化功能。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后代许多文学家所接受。《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经解》此文揭示了《诗》、《乐》对人性情所起的不同教化作用：温柔敦厚是《诗》教所致，广博易良是《乐》教所致。“温柔敦厚”与“广博易良”均属人之性情，此即明确《诗》、《乐》均可以作用于民之性情，有效地“移民之性、化民之情”。此外，《诗大序》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葛洪之“夫文学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汤显祖之“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劝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都是文学作品具有伦理教化之功的典型言说。除了伦理范畴，儒家学者还认为，文学作品的教化之功还表现在政治范畴，即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礼记•乐记》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輯訛輥在《乐记》的作者看来，音乐不是下层人民休闲娱乐的精神产品，而是圣人治理人民的工具。圣人重视音乐，在于他们注意到音乐可以深刻地感动人，改变人们的心与性，改变风俗，使民心归于善，这样，圣人就可以垂手而天下治。《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上以风化下”輰訛輥，《诗大序》作者形象的以风吹万物，喻示国君充分认同文学作品的政治教化之功，因此以“风诗”教化百姓，“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即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管理一乡，管理一国。《汉书•礼乐志》云：“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喤喤，磬管将将，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輱訛輥《礼乐志》明确揭示，音乐具有感神动物、移风易俗、趋人向善、弊补政教之功，故先王用以教化万民。“教化”多指以上化下，即通过在上位者的提倡及教育，春风润物般的化育人心，这是“教化”的首要之义。其实文学作品的化育之功，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文学作品的描述，“劝善惩恶”，净化灵魂，也是化育人心的方式和途径。
（三）美刺功能
“美刺”是文学艺术的又一社会功能。“美”即称颂赞美，“刺”即讽刺批判。中国文论的“美刺”观，滥觞于先秦，成熟于汉代。汉代以降，代不绝书。在儒家学者看来，文学作品旨在经邦济世，因此对于美好的行为要加以赞美，对于丑恶的行为要进行讥刺，如此才可使确保国家兴旺，社会进步发展。文学作品的“美刺”功能早见于《诗经》。《诗经》中有些诗篇已明显表现出“颂”、“美”的意向。如：“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甫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崧高》）；“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与“颂”、“美”相对，一些诗篇则鲜明的表现出“刺”、“讽”的指向。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葛履》）“；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所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以上这些诗篇的作者，已通过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作诗的最直接动因及目的就是“颂美”和“讽刺”，虽然于时还没有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提出文学具有“美刺”之功，但透过《诗》中这些蕴含着明显“美”、“刺”之旨的语句，显见，当时的诗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具有颂美、讥刺之功。作为我国早期文学艺术的代表，《诗经》中的“美”、“刺”观无疑成为后代“美刺”文论观的滥觞。
除了《诗经》“春秋三传”也多用“讥”、“贬”、“美”、“恶”等观点解经，分析《春秋》寓褒贬、明善恶的意蕴，揭示作者的“美”、“刺”主张。《诗经》及“春秋三传”明显揭示出其时的文学家、经学家已充分意识到了文学的“美”、“刺”功能，希望通过颂美、讥刺，充分发挥文学积极干预社会的功能，但“美刺”之说还未明确提出。到了汉代，经过《诗大序》，尤其是《诗谱序》，文学的“美刺”功能观正式确立并完善。《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又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輲訛輥《诗大序》的意思是说如果君主德胜化钧、政治成功，就会感动诗人，诗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写诗颂扬、赞美，并告于神明；如果人伦废弃，刑罚严厉、政事苛刻，诗人则会伤感理想人伦关系的破坏，哀叹政令苛毒，其情感必然表现出对执政集团的不满，进而，将自己的感情付诸歌咏以抒发内心的波澜。“以风其上”、“以风刺上”，即以委婉的诗性语言讽刺处在上位的统治者。“美盛德”“、以风其上”、“以风刺上”等论述，已经包含了“美刺”论的要素，缺少的是更为明确的理论概括与阐述。“美刺”思想完整的理论形态则历史地落在郑玄的身上。
《诗谱序》中郑玄明确地提出“美”、“刺”的诗歌主张：“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輳訛輥在郑玄的思想中，盛世与乱世、圣主与昏君，都会直接影响诗人、艺术家的感受，他们遂用诗乐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且用诗乐干政。他们的感情基调会有好恶、喜怒的不同，他们对君主，对社会现实会流露出不同的态度，于是在诗中或为“美”，或为“刺”。现实政治状况合于诗人的理想，或君主功德卓著，诗人即会由衷地赞美他的时代、他的君主。相反，现实政治混乱，君主肆意妄为，荒淫无度，诗人则会感时伤怀，进而以诗乐刺世，表达自己对时弊的针砭。《诗谱序》中，郑玄具体阐述了周诗中“颂美”之作产生的概况：从后稷播种百谷，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这是周部族世代勤政修德的发展进程。“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輴訛輥几代圣贤相继建德立功，所谓“有颂声兴焉”，就是诗人在作品中论其功，颂其德，顺其美。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盛世，面对圣贤之君，亲见其功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颂美的冲动，文学的颂美之功由此得以彰显。
与之相对，《诗谱序》也阐述了“讥剌”之诗产生的必然：“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輵訛輥郑玄明确指出，“刺”诗产生的现实基础是“政教尤衰，周室大坏”。生存现实的满目疮痍，给予诗人情感以强烈的震撼，于是他们借文学的讥刺之功书写内心的情怀，“众国纷然，刺怨相寻”。郑玄将“美”诗、“刺”诗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同君主联系在一起，同诗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文学作品的“美刺”功能观自此确立。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充分发挥了文学的这一功能，创作了名垂千古的作品。如《陌上桑》赞美了罗敷的坚贞智慧、不慕富贵；元杂剧《赵氏孤儿》颂美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用鲜血和生命所诠释的舍生取义、大忠大义；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讽喻诗、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儒林外史》等小说、《窦娥冤》等戏剧，则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的“刺世”功能。
二“、任性自然”与道家的文学功用观
中华文苑百花争荣。在儒家积极倡导文学要承担经邦纬国、教化人伦、美刺镜鉴、扬善惩恶等文学功用的同时，道家学者却从生命个体的角度提出了以个体价值为本位的、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文学功用观。道家学派认为，文艺作品的生成及创作，不负载任何外在的功用价值，文学创作完全是“任性自然”、“自适其适”之举。文学作品的功用即在于满足作家的个体需求，以作家之心宜为宗。道家的这一文学功用观与道家的哲学理念紧紧相关。在道家学者看来，文学创作是“任性自然”的结果。“任性自然”一方面是说文学因个体之性而生成，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形式完全出于个体的审美观照；另一方面是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或功用乃是为了满足个体本然之性。这一文学功用观源出道家“道生万物”和“以自然为宗”的哲学思想。“自适其适”早见于《庄子》。《庄子•大宗师》云：“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骈拇》云：“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庄子认为，立身行事都要“自适其适”，反对“适人之适”。无论是文学创作之由，还是文学创作的内容和技巧，都应该是自身生命意识和性灵的书写，反对外部的事功，主张超然物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道家学者高度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讲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此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他们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个体的行为，认为文学的功用即在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视文学为“自适”、“自娱”、“自戏”的行为，超然于社会之外，否定文学的功利性和社会功能。这种文学观在社会意义方面显然不及儒家以社会价值为本位的文学观，但在充分认可个体的审美需求，彰显人的生命精神，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三、古代文学功用价值论的当代转化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为满足一定需要而存在的。这种需要，既有社会需要，也有个体需要。需要的多层次、多类别即决定了文学功能的多样化。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中国古代作家，对于文学的功能存在“认识”、“镜鉴”、“教化”、“美刺”、“自娱”、“自适”等多种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或是站在社会价值的角度，或是站在个体价值的角度，或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或是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不一而足。而这种不一而足，恰恰反映了文学的本质。高尔基曾提出“文学即人学”，充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学说。“以人为本”不仅意谓文学要以人为描写对象，更重要的是要以人为中心，全面关注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人在社会中生活，大千世界的繁复要求他必须正确认知周围的人、事、物，认识历史和现实，尤其“地球村”时代，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扩大人们的见闻和视野，由此文学的认识功能不可或缺；人在社会中生活，不能事事历尽，事事皆通，也不可能事事皆顺，古训曾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此，文学的镜鉴功能也少不得；人生活于世，无不希望身边充满关爱和温暖，希望被和谐幸福所包围，因此，赞扬歌颂好人好事，鞭挞斥责坏人坏事，是千百年来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因此，在建设富庶、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充分汲取文学教化论的有益因子，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提高人们的人伦道德修养。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切社会美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上述这些注重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的、以社会价值为本位的文学功能观无疑应是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应有之义。与古代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一样，注重文学的“自适”、“娱情”，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理念，同样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建构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即在《乐论》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此论一方面揭示了音乐（即文艺作品）具有使人快乐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从人性论的角度指出，人对于音乐（即文艺作品）的欣赏是自身情感的需要，是出于满足自身快乐的需要。既然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给创作者带来“春蚕吐丝”般的自适，同时给接受者带来轻松、愉悦，使作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得到快乐的心理满足，那么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娱乐、乃至消费功能无疑也应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丰富性、多样性、个性是文学的生命。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站在宏观的、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文学的功能与价值。
輶訛輥古代文论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世纪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在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叙事模式还是在言说方式等方面，我们都要汲取其中的精华，勇于创造，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作家“以人为本”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此影响、教育、引导受众正确地认识生活，投身生活，愉悦自己，和谐他人，建构和谐幸福的家园，实现人“诗意的栖居”。
作者：杨允 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