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创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建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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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创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建构探究

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文称“两创”),是历代文人都会面对的学术话题。就古代文学而言,历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与过程,事实上就是“两创”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具体实践。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的文学家、文学作品,经过大浪淘沙,经典性的作品一直流传下来。从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来看,作品的内在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根本和基础,这包括作品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艺术的魅力与影响力、情感的普遍性与感染力等。当然,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外部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经典建构与文学进步的内外动因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特定的产生、传播环境,其发展、变化也有特定的内、外因。从文学发展、演变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这是社会政治的需要。文学,包括各种学术,也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个时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往往有利于经典的建构。相反,思想禁锢往往不利于经典的建构。在中国古代被官方以各种理由禁毁的书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与正统思想不一致的文学作品。古代官方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而钦定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既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重要的文学典籍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经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当时正统思想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也会逐渐被读者认可接受,进而成为文学经典。第二,文化政策。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汉代把读经与文人仕途关联起来,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当作经典而得到认可。为了统一经典,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又如先秦以来官府实行的采诗制度,尤其是乐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优秀的民间诗歌作品被保存下来,逐渐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再如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的广泛传播。唐代诗赋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前代诗歌、辞赋经典的学习,也推动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书写载体与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而文学传播又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简帛到纸张,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学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文学传播、文学评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评点著作,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大多有评点本,有些经典作品还不止一种评点。除书面形式传播外,还有口头形式的传播。有些作品还传播到域外,说明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经典建构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上。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对经典的建构有促进作用。古代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继承和革新中发展的。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先秦两汉散文学习的旗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场运动使得先秦两汉散文得到高度重视。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等人为榜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人员众多,影响广泛。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复出现,前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经典被树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经典如《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树为榜样,不仅在创作中学习,而且选编和评点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巩固了前代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学批评与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阅读者的鉴赏、评论,这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文学家作为创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学认识与文学批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说,一方面说明了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前代众多经典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内在精神和情感的学习。西晋左思《咏史》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他在创作中学习过贾谊、司马相如和张衡的作品。古代小说中有许多模仿《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作品,说明这些经典小说被作家广为认可和接受。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拟体”“效体”,如《拟咏怀》《拟古诗十九首》《拟行路难》《效陶诗》等,甚至有些诗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这也说明被拟作品具有榜样的力量。古代作品还有大量的“续作”,如《续红楼梦》等,说明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可,这是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文学评论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意义阐释,是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推进古代文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作者设置的“密码”,读者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程。评论家对经典作品的意义阐释,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这类意义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发展至汉代,逐渐有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如这一时期的“美刺”说、“讽谏”说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评论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著作,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对后来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多种形式。在诗文评传统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文学批评涉及的文体也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一些赠序、题跋、书信、墓志铭等,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历代正史中的文学传论,对文学演变发展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另外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论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值得重视。在古代还有独特的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论,或评价作品。二是文学点评。宋代形成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鼎盛。点评是在原文本上的标记与评论,并形成一种新文本。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符号的“点”和各种形式的“评”,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读者阅读的引导者。古代的评点著作众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种评点,如《史记》《杜工部诗集》《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评点超数十家。一些古诗文选本,虽是作品精选,但往往也有评点。评点家对作品的评点,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三是文学赏析。文学赏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是进入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前提。古代的评论鉴赏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系统的文学鉴赏之作陆续出现,唐诗、宋词等也都成为了人们赏析和学习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对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坛领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评价,往往影响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批评层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古代的帝王。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与话语,尤其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往往对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这种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赞赏、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作家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促进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与文学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存在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与方式,同时,从经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就在于经典文本的多样化保存,并为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接受提供了多种途径。首先,是大量的文学总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编纂的各类作品总集众多,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学习、选择文学经典的基础文献,也对保存经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个人的集子(别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有些别集是作家自己编纂的,有些别集是亲朋好友编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学选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一般人很难全部阅读,所以就有选择精品的选本出现。古代还有大量的类书,在分类介绍具体条目的同时,也收录或摘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文学选本的特殊形式。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往往更加广泛,历代的文学经典大多和选本有密切的关系。选本不只是选作品,也往往和注释、点评等结合在一起。虽然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会被多个不同的选本选中,这体现了选编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选本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大,生命力越强,越可能逐渐成为不朽的经典。与文学选本相关联的是文学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对于经典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大文学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途径与整个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文学教育的读本,经过不同层次、不同受众、不同范围的传播,人们会对它们进行经典化选择。一大批有价值的选本,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逐渐成为经典。因此,可以说,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文学教育离不开文学教材。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始,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对经典还是有共同的认识。最后,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一种是不断累加。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的改变了作品的文体形式,有的改变了作品主题,有的改变了作品结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强了艺术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书对作家生平的记载和对作品的评价、收录、保存,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学接受与经典建构

从中国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际来看,文学经典的建构始终与读者的参与紧密相连。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读者的认可与接受是经典形成的关键所在。作家(生产者)创作的作品(产品),只有被读者(消费者)消费和接受后,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文学消费的关键是阅读,只有被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才能进入接受的阶段,作品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作家的品格、人格往往是读者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屈原高洁的人格被司马迁等人称为“与日月争光”,但班固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尽管从历代文学评论来看,对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说来,重要作家作品被“点击”的次数较多、频率较高,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接受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从东晋开始,经过漫长的时间,到宋代对他的接受才达到高潮,他的人品和诗文才被逐渐推到典范位置上,成为理想人格和理想诗美相统一的作家。当然,也有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当时就被认可,如司马相如的作品即被汉武帝欣赏,作为天才诗人的李白,其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当在盛唐,至迟不过中唐,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文学接受也受民族心理的影响。中华民族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受此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面对现实、注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因此,在古代反映现实的作品往往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与此相关的是,文学接受也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一些民族心理,如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名人崇拜等,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认同与接受。另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对不同民族乃至于异域的文学作品也能吸收接纳,并加以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心态。文学接受,重要的是读者要进入文学作品所创造出的艺术境界,在情感上能引起强烈共鸣。古代诗歌理论中所倡导的“性灵说”“神韵说”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强调这种境界,不只是形式上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启迪。如果说宋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主要强调作者如何作诗、作文,那么宋代以后的理论更多的是强调读者如何读诗、读文,注意引导读者的阅读,甚至在评点著作之前示以“读法”。被认可与接受的作家作品,往往被长期研究、大量阐释,乃至于成为一门学问,如诗经学、楚辞学、左传学、庄学、史记学、杜诗学、红学等。能成为“学”的著作或作品,无疑具有广泛的读者,能够超越时间、空间、阶层的限制,得到历代不同读者乃至世界各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也就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

五、余论

古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质上体现的是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现途径。古代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经典,同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关联。经典化的过程,读者是主体,是读者对作品扬弃的过程、接受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认同。经过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消费与接受,文学经典地位才得以建构。探讨文学经典的形成问题,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两创”的理论内涵,最终实现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目标。每个时代的文学,无论是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除了自身的发展外,也离不开对前代经典的学习,同时融入新的元素,产生新的作品。尤其是历代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多善于在继承中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守旧或单纯模仿。刘勰“通变”理论和《南齐书》“新变”理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需要学习和借鉴古代的优秀经典,并进行新的创造。古代文学经典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革新精神、积极进取精神、顽强不屈精神、先忧后乐精神等,是古代经典之魂,应不断加以弘扬和发展,使其升华为我们民族精神中的积极成分,并代代相传。

作者:张新科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