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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赏（appreciate）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所谓鉴赏，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主要是指鉴定和欣赏，它主要应用于文学、美术、文物等方面。从我国古代文学鉴赏史来看，人们对鉴赏的功能与地位的认识与理解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真正的鉴赏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审美意识、能力和再创造的意志与精神。本文主要从古代文学鉴赏理论的角度对自得说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便为该学说的发展与应用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文学鉴赏学；肩上理论；自得说；意象；创造性
一、文学与鉴赏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从潜意识来看，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的鉴赏理论的产生都必须满足的一个基础条件，即文学作品必须在鉴赏发生前诞生，否则就是空谈[1]。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演变，文学作为一种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它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历程后，其涵盖的范围已十分广泛。就目前而言，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都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2]。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不仅承担着社会文化传播的基本使命，还能形象、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作家对社会[3]、对自然、对人和事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科学、合理、深入地借助鉴赏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就显得十分重要。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象山)、程颢承续并发展孟子学说，将禅学之思引入儒学，从而提出以心为本体的观点，强调内心体验，这使自得说有力理论基点。朱熹在借鉴、总结孟子君子修身与为学的基础上，融合陆九渊(象山)、程颢承的内心体验说，提出自得说，并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审美、批判上。自得说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对鉴赏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肯定，而通过如咏诵、评点、引诗、注释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自得说的范围与深度[4]，自得说因此也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自得说的差异性
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鉴赏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审美感知阶段，二是审美体验阶段，三是审美领悟阶段，三者之间属于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有时也常常交织在一起，来共同推动鉴赏活动。古人进行文学鉴赏由于主观认识、方法的不同，在文学鉴赏过程中便形成不同的风格与流派。一是否定鉴赏差异的存在。在南北朝时期，许多的文学评论家或是文学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都是有着明显的取与舍之间的分别的，代表人物有刘勰、钟嵘、江淹等，他们主张文学作品鉴赏的取与舍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因为个人的爱好而出现：“论甘忌辛，好丹非素。”[5]二是认可鉴赏差异现象。隋文帝杨坚灭陈完成大一统后，隋朝进入了一段和平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正是这一阶段的文化繁荣，为唐诗的兴起做了文化上的准备。由唐及宋，中国古代文学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并出现多样化趋势。这也为文学鉴赏主体的多样化发展与审美意识的提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如宋魏泰在他的《临汉隐居诗话》中记载来他与王荆公（王安石）评诗的一段对话：“顷年尝与王荆公评诗，予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长。”[6]而王荆公则道：“不然，如杏仁仰头飞鸟警之句，亦可谓有味矣。”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鉴赏已出现明显的变化，更强调自己的主观认识，这是文学鉴赏的一大进步。三是自得说的提出并用于指导文学评论。欧阳修在他《六一诗话》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著名大词人晏殊对诗人梅尧臣的两联诗（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絮暖?鱼繁，露添莼菜紫）特别欣赏，就将这两联诗写下来，亲自去找梅尧臣鉴赏。梅尧臣看后对晏殊说：“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得意于其间乎？”对这段对话，我们该怎样看？在这段对话中，梅尧臣使用“自得”来显示他与晏殊对梅尧臣诗评价上的差异。将这段对话放到鉴赏史上看，就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其意义在于：从此文学作品创作者与鉴赏者都有了一个“心灵创造”的空间。这正如金代大文学家与诗评家王若虚（1174~1243年）所言：“文章自得方为贵。”
三、自得说与鉴赏主体意识
通常来说，一个优秀的鉴赏者与一个优秀的创作者是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的。因为一个优秀的鉴赏者在鉴赏文学作品时，不会将读诗或看小说视作一种被动接受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自己心灵沟通的过程，从而完成对文学作品的再次创作。文学鉴赏必须以原作为再次创造的基础，通过对原作的某个观点、艺术手法、作品风格的评析实现再创作。鉴赏者在对文学作品鉴赏时，常常会受到文学作品（原作）的约束，会与作者的创作思路产生一定偏差，或者只是将原作的相关意象作为鉴赏的跳板、自身情感传达的一种媒介、诱因和契机，更或者与原作发生背离，即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弗•梅加利[8]所说的“创造性的背离”，这正如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西厢记》的鉴赏。“创造性的背离”是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是文学鉴赏自得意识与创造意识的升华。“创造性的背离”对正确认识文学作品、研究文学作品，发掘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咏诵中的自得
咏诵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之一，因为诗歌具有音乐性，抒情性，合辙押韵，篇幅较小，更适合朗诵。如李白的《静夜思》、柳宗元的《江雪》等只有短短的20个字。《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咏诗言志最益自得。朱熹曾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9]而从咏诵的角度来看，由于诗歌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通过富有情感的抑扬顿挫的咏诵，不仅能有效的感受诗歌自身的魅力，更能使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就像朱熹说：“如吾自作此诗！”咏诵诗歌，最能悟得其中“三味”。
（二）于评点中自得
在文学鉴赏中，评点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性活动，它要求读者或研究者必须对文本极其熟悉，烂熟于胸。例如恩格斯给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评点，先后读了至少4遍，而他在看完《弗兰茨•冯•济金根》后说了了这样一句话：“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10]列宁为了评点小说《怎么办》，甚至在一个夏天将其细读5遍；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1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要真正“自得”，须认真解读原作，而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能“自得”的。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说：“评点《金瓶梅》，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想来文学评点中的“自得”或许真如张竹坡先生所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
（三）于自我嗜好中自得
清人王士?选择作品，更侧重自身嗜好，譬如《唐贤三昧集》。王士?的诗学观念更偏向于山水诗派，如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的作品，而他的性情与嗜好也与山水诗派契合，所以他在选择这本集子时有过这样评述：“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从这点可以看出，他选择这个集子，是以性情与趣味为准的。明时的钟惺和谭元春等人选编的《古诗归》，由于他们所主张的诗学标准与山水诗派相近，故这个集子中更偏向山水清音。侧重自身嗜好，与作品合流，更益“自得”。
四、“自得”是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理论中的自得说体现了鉴赏者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正像陆游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13]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读者的直观感受，也更体现读者的审美诉求。文学鉴赏中的“自得”，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和作品本身的关系，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文学鉴赏理论中的“自得”就像在金字塔上层看风景，只有爬到金字塔上层，取得“特殊视阈”，你才能“自得”。总之，如果没有鉴赏者的能动性、创造性，如果鉴赏者抛开“本体”，放弃自由的、主动的实践，“自得”就无从谈起。
作者:彭书刚 单位:延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