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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轰开了中国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自此明清以来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大门洞开，而涌进来的不仅有西方的鸦片和商品，同时还有西风与西学。伴随着西风的东袭与西学的东渐，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长达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思想与文化的困惑，这就是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或者说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围绕着西学与中学的关系问题，中国知识界有过艰难的反思，也有过痛苦的挣扎；有过激烈的论辩，甚至有过尖锐的对抗与冲突。这种对抗与冲突虽然有高潮与低潮，但却从未结束或终结，并且这种争论与冲突总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历史形式、话题与话语形式顽强地持续着。如何正确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不仅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乎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关乎中华民族能否在真正意义上崛起与振兴。
中国人的视野中，广义的西方文化既包括西方近代以来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与工业文化，也包括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西方文化，主要指向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天赋人权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无疑首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质，既属于地理性概念也不仅仅属于地理性概念，它同时含有社会历史性意蕴，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因为西方文化不仅意味着在西方土地上生成和从西方传进中国的文化，主要是指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基础上生成与传播的文化。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地域上既包括近现代的欧洲，也包括近现代的美国，同时也包括近现代与中国处于同一地域的日本文化。近现代的日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西方，但由于先于中国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其文化系统在其本质性特征上具有发源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性质。西方的概念之所以不能诉诸一种地理性概念，还因为西方文化并不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而只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与引发碰撞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反映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文化。所谓中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语义上看应包括中华民族在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生成、流传、存活下来的一切文化。若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本质特征，以及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冲突的维度看，人们通常所称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向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学与儒家文化。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不仅存在儒、释、道的共存与伴生，而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别性存在，因而无论是就其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很难给予一个准确的描述与概括。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向无疑是儒学与儒家文化。
儒学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一学独尊的统治地位，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起着一种“普照的光”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与代名词。这些可以从近现代中国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冲突与论争中得到证明与阐释。追溯与分析自1840年以降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轨迹，大致可区分为相对独立的四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前，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总体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存在彼此间的碰撞与冲突。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清朝军队的惨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结局，既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与对西方的认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不再是神秘可畏；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不再具有妄自尊大的资格。鸦片战争之后，少数中国知识精英与洋务派官僚虽然也有初步反思，但并没有深入到制度与文化的核心层面，仅停留在器物表层，他们片面地认为中国的战败是由于缺乏坚船利炮，对待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在中国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成为中国人走向真正觉醒的起点。在人口、幅员、经济总量远超日本，武器装备也大致与日本相当的情况下却遭惨败，终于使中国人认识到落伍并不仅仅是武器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与文化的落后。甲午战争之败及对其反思，直接与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两项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辛亥革命与。如果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对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反思与自觉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觉的必然结果。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在对待中学与西学关系认知上发生了颠覆性或革命性改变，不再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而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打倒孔家店”口号既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对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中体西用”思维认知的否定与颠覆，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第一次受到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西学”的严重冲击，这种冲击既表现为来自以西方近代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西学”，也表现为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极端批判态度确有过激的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之嫌与之误，至今仍受到一些批评与诟病也是不无根据和理由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对中国文化在20世纪发展中的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第三阶段应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曾发生过两次重要事件：一是提出与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二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发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虽名其为“新”，实则是想通过恢复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规范，为其建立专制统治服务；而抗日战争关涉的不仅是保国、保土、保家、保种的问题，同时也关涉着保传统、保文化的问题。在这两次历史事件影响下，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西文化相互冲突的关系发生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逆转。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的阶段中，西学在态势上呈东渐或东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儒学似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中兴机遇，形成了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崛起。然而，因长期激烈的对日战争与国内战争，儒学的这种中兴并未在普通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而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中断。第四阶段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时下中国走向崛起。该阶段又可区分为两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中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与指导地位。这段时期一方面为防止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采取了严密防御与激烈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中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不被视为原有意义上的“西学”，而被视为一种先进、正确、科学的思想与理论；无论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还是以复兴、改良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新儒学”都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与重创。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与国门的敞开，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与“西风”又开始卷土重来；另一方面，随着对“”反思的深入与对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加之海外“新儒学”思潮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迎来了复兴，中国也似乎进入了一个中、西、马多元文化彼此并立与相互竞争的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与经济、政治、军事硬实力的增强和提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呼声日渐增高，“儒学”与“新儒学”似有再次成为“热学”与“显学”的趋势。然而，也使时下中国再一次陷入中学与西学关于“体用”问题的困扰与纷争。
二、文化的生成性与历史性意蕴
如何看待和评价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依凭“新儒学”家们的主张仍因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有思维理路，通过扬弃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与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既关乎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也关乎着中国硬实力的提升，归根结底更关乎着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与复兴。在发生学的维度上，人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面前具有无可争辩的主体地位。文化作为一种属人的存在和为人的存在，决定着文化是一种有根的存在。文化有根性的意蕴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生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偶然性的产物，一切形式的文化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文化扎根其中的土壤。文化的有根性表明，文化虽然是人创造的，是人自由的表现与确证，但并不是人随心所欲的创造物，人们在进行文化创造时要受到其现实生活条件及其需要的规定与规范，因此，一切文化都具有被规定与规范的性质，或者说具有被决定的性质。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不能排除与否定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但问题是，在偶然性作用的背后有着必然性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这一事实与现象的存在非但不能成为某些文化是非决定论者否定文化是非决定论的根据，反而构成文化是被决定理论的重要根据，正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不同条件与不同状况，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表现形态。影响与决定文化生成的原因是复杂与多样的，但概括来说不外乎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自然因素对一种文化形态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明显地呈现出地域性色彩，文化形态学上存在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河流文化与山地文化、水乡文化与高原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区分。相对于自然因素而言，一种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更主要的是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文化的生成与存在，要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与影响，其中也包括受社会关系规定的阶级关系的作用与影响。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与内核，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经典性表达应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存在与表现形态，有物质的、实体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也有非物质的、非实体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但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产物，文化的物质与实体方式的存在不过是观念形态的对象化与现实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是所谓的外化与异化。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因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形态的区分上，除了地域性的区分之外，或者说还应具有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参照坐标的区分，这种区分通常表达为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制度文化与阶级文化。
文化是生成的、有根的，也意味着文化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文化也是历史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文化，纯粹原生态的文化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在文化恋旧情结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认知错觉。不可否认，不同的文化因素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其变化的节奏并非是平衡与同步的，而是存在着快慢之分。一般来说，在自然条件与环境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生成的文化因素变化较慢，具有较明显的稳定性，这是因为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人们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认知与理解也不是始终不变的，伴随着人们的认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人们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文化认知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与深化。至于那些受制于社会历史因素作用与制约的文化因素，其生成与演进的历史性法则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生成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改进与进步，社会的文化也会发生改变与进步，这是社会历史与文化演进所显示出来的趋势与规律，也是一个人们无法否认的经验性现象与经验性事实。文化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会有相对停滞或发展缓慢的时期，也会有繁荣时期，总趋势是向前的。作为文化生成的基础与推动文化发展动力的人类实践活动与能力是不断扩展和增强的，这种扩展与增强的基本趋势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对待文化应进行历史性的把握与分析，诉诸历史性的评价，以历史性的眼光去看待具有历史性意蕴的文化，可进行如下合理性解读：其一，任何文化的生成与存活都有其土壤与原因，对文化的审视与评价应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在其生成与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进行分析，而不应对历史与文化采取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用一种抽象的、完美性的标准与今人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文化，贬斥与否定在历史中生成与存在的文化。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甚至消极、腐朽的文化，也许相对其历史生成与存在的条件来说却是适宜的、先进的，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一些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给予古希腊雅典民主制与民主思想积极的正面肯定与评价，这是一种非历史眼光的错觉，民主制与民主观念并不适合农耕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需要。其二，文化是生成的、历史的，即意味着文化是流动的、发展的。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力与范围是不断拓展与提高的，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是发展与变动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与作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基础上必然需要与生成不同的文化。历史上属于必然产生的、合时宜的，并且曾经属于先进的文化，也有可能随着历史条件与环境的改变，丧失其必然性、适宜性与先进性，变成应当批判与扬弃的东西。因此，正如与文化虚无主义是错误的一样，历史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恋旧主义、复古主义同样是错误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文化强国建设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无疑是应将历史性的文化放在整体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与把握，相对于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来说，历史拥有无可争辩的在先或在前的地位。应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与演进出发阐释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而不是相反。从文化生成与发展出发去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说，是必须坚持与因袭的理论原则。文化存活于历史中，被历史制约与决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历史相对于历史中文化的在先或在前，是一种逻辑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在先或在前。文化是历史的，同样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与文化在社会中通常是相互依存的。历史是文化的，不仅在于文化是构成社会历史不可分离的内容，而且更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一旦生成，都会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历史。文化对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那些在世界历史上表现得强盛的民族、国家通常也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与强盛。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不仅对历史发展起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而且对其他民族与国家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文化对历史的作用与影响是双重的，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对历史的发展也会起着阻碍或负面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不仅需要经济、政治、军事的现代化，也需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依赖于以时代实践为基础的创新，文化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与重要杠杆。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通常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扬弃基础上的创新，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已有的思想材料”是文化的历史成果，也是文化的历史基因，对“已有的思想材料”的继承是进行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应割断文化的历史联系，应重视科学地挖掘与利用“已有的思想材料”或文化的历史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对“已有的思想材料”的把握与理解不应具有狭隘性与片面性，应摆脱“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的局限与纠缠。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还是西方的历史文化，都是人类实践创造与智慧凝聚的结晶，都应成为我们推进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出发点，都应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尊重。
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相加与累积的过程，而是不断扬弃与吐故纳新的过程。文化有优劣之分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因为文化是生成的、流动的，是属于历史性的存在，所有属于历史性的存在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有比较就存在优劣之分。不能以文化平等为根据否定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以及文化传统中不同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进行优劣比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否则，不仅否定了文化的历史性与进步的可能性，而且还会导致文化评价与文化批判合法性的取消。应该说，大多数人不否认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可比较性与评价性，不然的话，也就不可能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所谓的“体用”之争。那么，何谓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有没有判定文化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参照坐标和合理标准？笔者认为，不能依据人们对某种文化是否喜欢或认同作为尺度，因为人们主观感受与其所持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感受能力与认知能力、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等有关。任何一种文化的存活与延续都以人们是否认同为其前提和基础，没有人喜爱与认同的文化是不可存活与延续的。但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能够存活的文化可能是优秀的，但也可能是落后的与应该清除掉的。文化的观念与形式一旦生成，就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文化传统，而传统通常具有保守性的一面，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此，消极落后的传统也会如此。对文化的先进性与落后性的判别与确认不能诉诸一种抽象的道德性评价，这不仅在于道德观念本身属于文化观念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道德也属于历史性范畴，其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更而发生改变，不存在超越历史条件的抽象的道德，更不存在“永恒的、终极的”真理式的道德。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当然，判定与确认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优秀的品格与先进的性质，也不能根据其历史作用为参照坐标，时代的不同也导致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发生变更。一种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具有优秀的品格与先进的性质，必须适应时展的趋势与潮流，尤其是当下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发展的需要。文化的生成与演进不仅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决定，也是为人类实践服务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存在，一切阻碍人类实践活动发展与进步的文化，都应给予历史性的扬弃。文化是历史的，应以历史的态度对待文化。人们不仅应以历史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也应以历史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历史地看，儒家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绚烂的瑰宝，自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以降，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封建时代，儒家文化不仅连续不断而且始终处于主导性统治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人为的历史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农耕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社会中，所生成的必然是以封建主或贵族为首的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必然是等级制的阶级结构，所生成的必然是以反映维护等级制需要的、以等级制为核心的文化观念，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中国封建社会更替后的王朝依然采用儒学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解释只能是，唯有儒学是适合农耕社会与封建等级社会之需要的。在农耕与封建社会的文明中，儒学的生成与延续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可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长时段居于领先地位的客观事实，获得无可争辩的证明。中华民族自秦统一以后之所以能长久保持统一与强盛的地位，儒学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进入19世纪以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动摇，儒学的日渐式微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以农耕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以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竞争，从形式上看是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与竞争，而就其实质则是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碰撞与竞争。历史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与崛起，无疑需要文化的崛起与文化力量的增强。只有具备优秀与先进的文化，才能对内增强凝聚力、自信力，引导与激发人民群众奋斗与创造的激情与活力，对外形成积极的影响力、辐射力。但如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崛起，能否依赖通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或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所谓“新儒学”来达到这一目标呢？毋庸讳言，时下的中国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认知，但从文化演进的历史规律看，这样的认知理路是大有疑问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合适宜的，也曾经是优秀的、先进的，对此我们应给予历史肯定与应有尊重，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与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让今天的乡村去吟唱昨天的民谣，既不合适也不可能。试图通过创立所谓的“新儒学”的方式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看起来似乎很美，实际上却不可能，因为“儒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其文化内核如果不变就仍然是儒学。不可否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具有不少的好东西，这些好东西也无疑需要我们以扬弃的态度加以继承与合理的利用，使之成为我们创造和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的有用资源。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系统，尤其是这个系统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总体上已不适合今天时代的需要。试图通过回归与复兴儒学的方式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这已被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经验事实证明。文化是历史的，它应该沿着历史进步的轨迹向前流动。要真正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强国，可能性的路径只能是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为指导，充分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以扬弃的态度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立足于文化创新，创造出一个既包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反映时代实践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应反映与服务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这不仅涉及到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的目标能否达到的问题。因为无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还是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它们反映与代表的是历史的过去，而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的是历史的未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哪一个民族与国家能够依赖于恢复自己的传统文化实现自己的经济与文化强国之梦，也没有哪一个民族与国家依赖于照抄照搬外来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经济与文化强国之梦。只有那些勇于实践与创新，反映与代表历史发展必然性与未来方向的民族与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与文化强国。
作者：林剑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