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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国际社会的现代价值评判标准
（一）和合：国际关系准则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差异是存在的，通过互补互济，达到统一、和谐。“和合”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台湾学者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最能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收并蓄，并存共处。《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的旨在达到太平和合境界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用和平方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人文社会的发展、提高。“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使然，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也表现于此。各国间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现世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和指导思想，即在包容的基础之上追求自由、平等，它必将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解决冲突、化解矛盾、实现稳定，塑造国际间祥和、包容的和合氛围。
（二）内圣外王：国家形象塑造的至高标准
从国家层面说，中国的政治传播是一个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而进行的持续的、渐进的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梦，本质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战略，它所提倡的个人梦、国家梦、世界梦由内而外、层层递进，国家形象的塑造尤其讲求以内养外，由此符合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哲学意涵。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但它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儒家学说，代表了儒家的核心精神。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内圣是体，外王为用，内圣是外王的依据，具体来说，内圣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它是一种内在的德性自觉，而外王是德性的外显。外王之道中蕴含深刻的内圣依据，两者从未被割裂。《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内圣讲求修身养德，外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升华的修己治人的体系。“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仁”是内圣最高境界的体现，“圣”是“仁”的提升，则外王就是“成仁”、施行“仁政”，这样说来，内圣外王即仁德“内化”与“外推”的融合。圣王则天，德性本原于天，又复归于天，下落至人间则为德，内圣外王是“天人合德”的价值取向。如何抵达“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仁”的行为标准，求之扮己而不苛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仁”存在于人的善性之中，善的积累可成就“圣”。“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智慧为当今时代的国家和组织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至高标准，所谓“内圣外王”的国家，即实践“仁”的国家，它必将秉持人道、地道、天道，致力于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地的和谐，对内以德治国、秉持仁爱，对外推行仁德的价值观。《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是基础，达人是归宿，在寻求自我修养的基础上由己及人，用内修去感化他人，使自己的言行作为价值标准起到社会价值导向作用。对于国家来说，于内凝聚民心、提升文化精神素质，于外彰显社会良好风气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士气。在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框架下，建立新时代的道德标准，提升国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境界和灵魂气质，开拓强国民福的景象，塑造一个拥有至高信誉的现代化大国形象。
二、彰显圆润通达的东方智慧
圆润通达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老子的哲学系统均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道既是形而上的实存者，又是一种规律。老子形而上的“道”，下落到经验界时，对人生及政治产生了重大意义，它为个体在政治社会秩序中如何获得理想状态提供了一套价值标准和原则性方法，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呈现出“虚静”“、柔弱”的特征。
（一）“致虚守静”的政治准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在他看来，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在纷扰的世事和复杂的环境中，做到“致虚守静”难能可贵，它具体表现为不成见、不自满、不急躁、不烦忧。“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虚”是空的状态，但它的作用却是不穷屈的，万物会随着运动而涌现出来、释放能量。老子常用“谷”形容“虚”，若用到人生方向则有“深藏”的意义，如“深藏若虚”、“虚怀若谷”。“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老子看重“虚”，认为自满会产生很多弊病，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静”与“虚”相伴而生，“虚”状的东西，必然也呈现着“静”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道”具有循环往复的规律，万事万物最终都要返回到自己的本根，本根则呈现出“虚静”的状态，对于人来说，人的清静状态即“无欲”状态，只有摒弃内心贪欲、过多的忧扰以及巧诈之欲才可修得，对于国家而言亦是如此。老子的“静”并非裹足不前，而是包涵“动极则静，静极则动”哲理韵味的政治准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人们对“道”有所体认，继而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道”所体现的必然之理，就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当然之则。依道而行，修养内在的德性品格必将秉持“虚”、“静”原则。个人价值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智慧得到指导和借鉴。
（二）“柔弱不争”的政治态度
老子认为，事物发展到某种极限的程度时，就改变了原有的状况，而转变为它的反面，即古语“物极必反”，事物达到强的顶峰、盛的极致时，也就是向下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基于此，老子主张“处下”、“不争”，具体表现为不逞强、不自以为是。“柔弱不争”的价值观对现世人的为人处事以及国际关系都具有启发意义。“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柔弱但却无穷，不强制、不干涉，顺应自然。柔弱的作用运用到人生、政治方面，则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从事物的外在表现来说，“坚强”的事物因其显露突出，在外力逼近的时候大多首当其冲，对于人而言，锋芒毕露的人更易招忌甚至陷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二章），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却能水滴石穿、攻克最坚强的东西。老子所说的“柔弱”并非软弱无力，其中包含无比坚韧的性格，“柔弱”的生命价值：于柔静处下的人生背面，自有一刚大自主的人格。老子的“不争”观念，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的争端而提出的，“不争”并不是提倡自我放弃，相反它敦促人去“为”，顺应自然的情状去努力，“不争”是指不与他人争功夺名、不将人类的成果占为己有，老子的“为而不争”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利万物而不争，人生态度应如此，国际社会亦然。为着私自利益而争嚷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抢占人类成果的占有行动却屡见不鲜，“功成而弗居”、“功成而不有”，是老子“不争”思想的延伸，对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样适用。
三、实施以防御为主的和平战略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与兵法互相渗透。中国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沉淀与提炼，从本质上说，它是和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应对多变、复杂的国际环境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的纯熟之作，它所揭示的一些战略哲学和生存哲学，其传播价值在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兵家的战略原则是国家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的战略原则
若把《孙子兵法》的战略原则归纳，可以形成以主动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原则体系。“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古代兵法讲求先、后，“致人而不致于人”表现的是谁主动与谁被动、谁能调动谁，主动的一方“致人”，被动的一方则“致于人”。主动与被动，除力量对比之外，还有心理的较量，一方的信念或价值主张若及早确立，人的思想就不会被轻易驾驭则行动不被他人所牵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古时战场虚实难测、瞬息万变，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同样。想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全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性战略原则。中国军事战略侧重防御，缘于中国政府推崇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倡导自由平等，是中华民族积极地、主动地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呼声，它不仅不会造成大国威胁，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可意为避实就虚，战略防御不仅落实在实处，软实力也要打造好。国家政治传播也是塑造软实力的一种表现，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悄无声息的，可谓“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政治传播中的民族特征是团结民众的无形力量，维护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是从根本上避免民族分裂、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政治智慧传播的意义所在。
（二）慎战：实现富国民福的和平原则
“慎战”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战略原则，在战略层面上，它主张从更高的理性和更深的道义内涵去认识和应用兵法，起到安国安民的目的。“慎战”的智慧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以富国民福为宗旨，将强国战略用于和平目的，旨在将竞争导入理性约束范围之内。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场上的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事的背后是政治，战争的残酷使交战双方都要谨慎对待。《孙子兵法》讲求先礼后兵，在战争中追求最和平的方式，暴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的手段。《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句，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纵有千军万马可以消灭对方，但对方的坚定信念和意志难以磨灭，它将化作人最后的心里屏障，难以逾越。战争带来的是生命的践踏、人性的泯灭，绝不是意志的征服。中华民族注重仁爱和平精神，反对以力服人，讲求兼爱、非攻，所以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认为防御比进攻更强有力。当今时代，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较之古代更为严重，“慎战”是世界各国必须坚守的和平原则。中国是“国家”与“个人”的结合，“国”和“家”是命运共同体。从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来看，只有推动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和平发展、与各国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望，每一个个体才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中华民族的复兴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又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政治智慧集民族意识、民族情怀、民族信念于一身，是一种最为朴素、浓烈的民族情感，“自信、忧患”的民族特征，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中国的政治智慧传播，是中华民族求和平、促发展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彰显，价值观一经被认可和认同，必将内化为人的自身信念，并随人的社会化行为扩散开来，以赢得和平、发展、共赢的目标。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全胜而取”和“不战而胜”，孙子讲求全胜，以最小消耗，换最大胜利。孙子尚谋，把谋摆在首位。“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三国志•蜀志•马良传》中也提及到战争的不同境界，“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上兵伐谋”又称“攻心为上”，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理想状态。战争的特点是以力服人，它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综合较量，去其力不够，破其谋也不够，关键是要屈其志，归根结底是要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国家政治智慧传播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本民族的价值观，消弭隔阂、促进融合。中国的政治智慧，是立足于世界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基础之上，是寄寓着国富和民福的强国理念，中国的政治传播旨在使世界各族同胞认识到世界和平、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使“求和平、促发展”的坚定信念与意志深入人心，从根本上避免战争的发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社会历史中，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是各族人民为梦想共同奋斗的文化根基。传统文化视阈下，弘扬中华精神、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化，是中国的政治智慧传播价值所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构成中国政治智慧的价值基石。“和合”、“内圣外王”等思想为形成和平的国际环境、建立国际间融合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包容的文化环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现代价值评判标准。“虚静”、“柔弱”的辩证哲学彰显出东方智慧的圆润通达，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哲学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勇敢与智慧。中国政治智慧的传播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普世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从不同的角度为国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现代价值标准和深层次的哲学思维。
作者：李倩文 单位：广东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