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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共出现动物精灵16种，共计104篇，包括狐、龙、犬、蜂、狼、鱼、蛇、龟、蝶、鸟、牛蚰蜒、青蛙、蝎、鼠、猴、鸡。其中涉及狐精的篇章最多共计54篇，其余皆少。可见《聊斋志异》中的动物精灵尤以狐精为盛。学术界关于狐精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比如有研究认为《聊斋志异》中狐女“身上更多地表现了人间女性的种种美德，这也体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也有研究者认为“蒲松龄把狐当作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族类,像对待人一样,平等而公正的评价他们,表现他们,写出了不计其数光彩夺目、感人肺腑的狐与人的故事。这是《聊斋志异》写狐的一个主要方法。这也是它之所以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重要原因。”以及“在他（蒲松龄）的艺术构思中，人与狐的交往，若有善意和诚意，狐必以善诚相报。这在人类间也是可感的行为，发至于狐则感而又异，足可光照卷帙。”正因为狐精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错综复杂的，所以常常无意间为人带来灾祸而形成一种难以解决的爱情（或恩情）与宿命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了人性与狐性的互补。从故事情节来看，狐狸精可分为三种类型：恩仇纠葛类、人狐夙缘类、有异事类。关于有异事类狐狸精，对此类作者仅述其异，这是对魏晋志人、志怪传统的继承，此不赘述。前两类中人性与狐性交织体现得更为明显。
1.人性中的狐性———感念而生的恶缘
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所谓“生之故小人”的原因就是人性中有本能的欲望。在《聊斋志异》中，书生痴欲好色，也是“性”使之然，狐女则感念而来。以《阿秀》篇为例，刘子固对阿绣执著追求，以至于苦恋成病，而正在书生苦恋不得时，狐女以阿绣的样貌出现，抚慰书生寂寥的心情，书生只顾混沌地恋着阿绣，而阿绣样貌的狐女则洞晓着这一段情缘的因果始末，该来时自来，该走时自去，狐女的洒脱与书生的痴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她们以自己的灵异功能能够预知自己的命运。狐女的神秘和灵异深深地吸引着书生，以至于“心知其狐，而爱其美，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狐女》）。书生的“痴”未必都是痴于情，有时也痴于色、痴于欲。狐精往往是展示人性恶处的媒介，她们的性情就是人性中的排斥教化的另一面。也许正因如此，作者对于恶狐的态度十分宽容和怜爱，并不是纯粹的批判，正如陈炳熙在《聊斋境界》中所说：“作者对狐的态度，没有丝毫的苛责，哪怕有一念之善也不愿泯没，表现了他对狐的宽厚，而且有很不一般的探索兴趣。”蒲松龄并不是对狐精仅仅冠以美德，也往往将它们塑造为魅惑凡人，奸邪淫荡的形象。如《董生》、《海公子》等篇皆以此类故事说明了痴欲亡身的道理。
2.狐性中的人性———以义为先的善举
《聊斋志异》中的狐性，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系列狐女形象,她们集狐性、人性、神性为一体。狐性决定了她们性格的灵活善变、聪慧机智的特征。人性体现为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神性使她们具备传奇色彩。”本文则认为狐性中的人性体现在狐精对仁、义等传统道德规范的践行。孟子认为，人性中有恻隐、是非、羞恶、恭敬之四端，它们分别对应着仁、义、礼、智。在《聊斋志异》的狐精身上，也体现出狐性（动物性）中的人性———以义为先的善举。恩仇纠葛类中的狐狸精既重情义又恩怨分明。《青凤》篇，人救狐于危难，狐女便与恩人痴恋；《胡四姐》塑造了善于魅人和重义重情的两类狐精，突出体现了作者对义狐的赞美。《酒友》篇则描述了狐精与凡人通过饮酒互诉衷肠，建立友谊，而且帮助凡人谋划生计的故事。诸如此类，很多有关狐精的篇章都将狐的灵异用于对穷书生生计的筹谋，为之带来殷实的生活。人狐夙缘类故事中，有的是人狐有情终成眷属，得以偕老，如《婴宁》篇；有的则被世俗所阻挠，却不渝此情，如《红玉》篇便属此类。狐女媚而美，大都痴情且有灵异之处，有的善医，有的善化，有的极富才情，以鲁迅的话说就是：“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婴宁天真烂漫（《婴宁》）；小翠顽皮善谑，（《小翠》）；青凤温柔沉稳（《青凤》），《鸦头》中的狐妓鸦头，不甘忍受侮辱，毅然随情人私奔，后被鸨母追回，囚禁暗室，虽“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仍矢心不贰，终于和情人团聚。狐女大多乖巧伶俐，心地善良，救所爱的人于危难，重情尚义，这一点被作者反复称道，在《红玉》篇中，女狐红玉爱冯生而被冯生之父辱骂：“女子不守规诫，既自玷，又玷人”。红玉与冯生决绝并为其谋得佳偶，嘱冯生娶吴村卫氏，自己抱憾而去，几年以后，冯生被豪强夺妻家破人亡，红玉为冯生抚养幼子，筹谋生计，任劳任怨，于灵异之美以外又添妇德，使红玉这一形象生动而真实，蒲松龄在《红玉》篇末说：“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可见对义狐的称赞。
3.人性与狐性的结合———堪破人生的灵异之能
在《聊斋志异》中，狐狸精经常道出作者对世事人情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看法和观点又都是所在篇章的点睛之笔。而《绩女》与此种情况恰恰相反，狐女作为人性恶念的抑制者出现，狐女夜访老妪：“怜媪独居，故来相伴。”老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狐女笑曰：“姥七旬，狂妄想邪？”老妪贪贿，将狐女示费生，费生为狐女题淫邪之诗，“媪伏地请罪。女曰：‘罪不尽在汝。我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词污亵，此皆自取，于汝何尤。若不速迁，恐陷身情窟，转劫难出矣。’遂襥被出。媪追挽之，转瞬已逝。”此篇形成两种对比：一是绩女的谨严高洁与老妪之贪贿卖友的对比；二是绩女参透情缘与费生之痴又是一种对比。两种对比突出的是狐精对人生的洞鉴，对世俗的超越。
4.结语
综上所述，蒲松龄通过狐精形象和人狐恋的故事传达了一种倾向：狐性是人性中的本真状态，深刻体现了人性与狐性的互补。可谓人中有狐、狐中见人，用“志异”的方式作此剖析，终究要张扬的是对爱情的追求，对仁义的崇尚，虽然所言尽是孔子所不语之“怪力乱神”，但并不是在根本上离经叛道。这就不难理解高珩所谓“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了。
作者：贾茜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