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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对此颇有争议。大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两种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其二，指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对此有过精辟的概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随时代、时间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近一百年来，现实生活的变动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奋斗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也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在与时俱进中批判地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原因剖析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先进的中国人所选择并作为长期的指导思想，就在于它满足了中国国情的需要。此外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贯通，不仅仅是由于两者在价值等层面具有深层的契合性，更体现了主体的能动选择性。总之，正是在这些要素的合力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才有了融合的可能性。
（一）百年中国的历史选择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国家主权遭受严重侵犯，中华民族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面对这一悲恸局面，中国人民和无数志士仁人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或为挽救王朝的统治，或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进行了艰难探索。在近百年的“试错”中，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路径也逐渐清晰化。1861年，以奕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开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挽救清政府的统治。然而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葬送”了洋务运动，这也深刻表明了不触动制度，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很难完成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任务。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派效仿日本施行君主立宪制度，但百日维新运动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随后，孙中山领导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诸多原因，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未能在中国真正得以实现。由此可知，通过借鉴“制度”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也未能挽救危局，志士仁人不得不进行新的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传统文化的没落。近乎同时，欧战的爆发亦使人们重新审视西方文明。更是尖锐的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5]正当人们茫然于探索救国道路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恰如其分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至此，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逐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两者随之走上了融合之路。
（二）理论和文化的深层契合性
张岱年指出：“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多有差异，由此，古代中国又形成了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然而随着中国农耕经济的周边发展，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又促使这些区域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以其极强的包容性促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然其生根、发芽与成长的过程亦是如此。具体来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同”社会构想、民本主义传统等价值方面具有深层契合性。
1.“大同”社会构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丰富的“大同”思想资源。孔子曾详细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与之类似，康有为对此的论述更为具体，他在《大同书》中对未来社会进行了详细地建构。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有关未来社会的构想则强调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综上可见，两者的构想具有相通性。
2.民本主义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对此都有过经典的论述，例如孔子就曾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更是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概言之，这些话语中都富含深刻的民本哲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也非常注重人民的地位与作用，唯物史观就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因而它们在民本思想层面也有极强的相关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朴素的唯物思想、辩证法等层面同样具有高度契合性，但需要说明的是，两者的融合贯通是它们内在价值的殊途同归，并非源于简单或随意地比附。
（三）主体的能动选择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曾这样总结道。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并非是它们自动的联合，而是基于主体能动选择的必然结果。诚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与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艰难地探索，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而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更确切的说，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紧密相关。
三、新时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学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吴安家认为，“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对传统文化始终甚为敌视。因为中共信奉的马列主义，系道道地地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如的，若欲‘立’马列主义于中国，必先‘破’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对，张岱年则强调，“中国新文化应该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集结。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综上可见，“根本对立”和“辩证统一”构成了当下看待两者融合的基本视角。然而，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在“国学热”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党多次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重要作用突显无疑。因此，“辩证统一”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尤为关键。正如所说的：“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或任意地比附。一方面，要客观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毋庸讳言，它是一个矛盾体，有精华亦有糟粕，“国学热”的兴起部分也缘由于此；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用发展的维度诠释马克思主义，作为当前我国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尤其须在批判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场的马克思”对话的提出亦是强有力的回应。诚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百年中国的路径选择中，历史也已然证明了两者融合的必然性。追溯近代历史，就有不少西方文明与本土文化结合的典例。
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以后，行政长官洛克哈特及庄士敦师法孔孟，通过诸如直接交往或礼贤下士等方法赢得民众的信任，将英国的管理方式与中国的习俗、法律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并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治理效果。概言之，两者的融合或许就是乡土中国的一种有益探索。毋庸讳言，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同样离不开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关系。因此，正确地看待两者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将面临更为复杂、激烈的挑战与机遇，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论述亦是直面当下中国存在的现实困境。严复在《主客评议》中似乎早已给我们指明了审视的方向。他特别强调，“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尽管他也因此被人们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其中蕴含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特别是在“国学热”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双重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似乎恰好代表了“新”；而“旧”亦可指代“传统文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类比中“新”与“旧”并无优劣之意，双方各有特色。因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贯通，才能更好地发挥两者的功能，进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作者：高陈其 单位：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