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变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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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变迁研讨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调查地选择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下古陈村。

1.1.1瑶族分布及调查地概况

目前,中国瑶族总人口有260万,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等6省份130多个县市。瑶族还是一个国际性民族,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法国、美国、加拿大,总人口有60万。瑶族世居山岭,居住分散,以种植杂粮为主。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铸成瑶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金秀瑶族自治被确认为“世界瑶都”,瑶族文化资源在世界瑶族、中国瑶族研究中有独特的地位。金秀大瑶山也是费孝通开创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起点。金秀瑶族有5个支系:茶山瑶、花篮瑶、坳瑶、盘瑶和山子瑶。坳瑶是5个瑶族支系中文化最丰富、底蕴最深的,并保存有完好的民间习俗、仪式、歌舞和健身娱乐等传统文化。基于此,广西民族博物馆在下古陈村建立了“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下古陈距六巷乡政府有12km,全村38户共230人,90%的人口为坳瑶,以盘姓居多。

1.1.2调查地选择的理论依据

广西金秀的瑶族从元末明初分别进入大瑶山,后定居于此,建村立社。不少村落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文化积累丰厚[7]。金秀大瑶山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地。这是费老晚年奉献给世人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基础。林耀华称“它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征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8]。费孝通坦言:“我的《多元一体格局》文章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再联系上中华民族的形成,金秀瑶山里现有的瑶族居民是不同时期从山外迁入的。这些从不同地区迁入的人,都是在山外站不住脚的土著民族,进山之后凭险而得生存下来,他们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体,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心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9]由于金秀大瑶山瑶族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的区别为基础,形成花篮瑶、坳瑶、茶山瑶、板瑶、山子瑶等团体。这些族团之间因经济地位有相同也有相异,形成了一个大的“瑶族”共同体。金秀大瑶山“瑶族”的共同体可以被看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缩影”,也是一个很好的民族文化研究的“聚居点”。

1.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人类学常用的田野调查法和文献查阅法。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费先生一贯主张,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用事实来说话;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人们的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10]。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人类学把研究限定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上可以作出极有价值的工作[11]。所以,要研究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小社区的一个“小传统”中进行。由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根”在民族地区,因此,研究传统体育文化也应当从村落入手。目前的研究状况,以一个具体社区的某一民族体育为个案研究较为切合实际。这也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鼓励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人类学学者所从事的民族文化工作的研究途径。当然,中国民族体育文化有着多样性和差异性,下古陈村黄泥鼓舞无疑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缩影”?在村落研究中发现不同观念、社会、象征的模式并存,说明村落研究有潜力为阐明“复杂的中国社会”提供充分的素材。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村落研究要包容不同的社会力量,体现民间地方模式与官方超地方模式的交错。采用村落研究法对某个民族体育个案进行深描,显然也有可能反映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部分共性[5]。本研究以坳瑶黄泥鼓舞为个案进行分析,并不能完整地代表整个当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实,这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但本文力求通过地方性研究,将社会变迁中下古陈黄泥鼓舞与当下的社会环境、人们日常生活的共时性互相关系进行阐释,以期为当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走向提供可参考依据。

2记忆中的坳瑶黄泥鼓舞

2.1坳瑶黄泥鼓起源

从前,番王作乱,评王养的“龙犬”———盘瓠(盘王)把番王咬死。评王便把三公主许配给盘瓠,盘瓠带着公主到深山居住,生6男6女。后来盘王入山打猎,被山羊撞下悬崖而死。盘王妻儿为纪念盘王,用德弓树做了一个约24寸(约80cm)的大鼓(母鼓),用柏纳树做了6个39寸(约129cm)的长鼓(公鼓),绑上山羊皮,再糊上黄泥浆。王妃背起母鼓,六儿子拿起公鼓边敲边跳,6个女儿拿着揩泪的手帕,悲伤地边哭边唱,共同追思父王。从此,黄泥鼓一代一代传下来,逢年过节,喜庆丰收或祭祀祈祷,驱魔赶邪,瑶族人民都要打黄泥鼓,唱盘王歌,深切怀念他们的祖先[12]。盘王死后瑶人继续开垦立寨,在千家峒生活,但拒绝向朝廷交税,并与朝廷官兵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只剩下10多户人家,头人盘翁带领族人乘上一条木船向西迁徙,途中遇上大浪和漩涡,小船只能在原地打旋,无法前进。于是,人们打起黄泥鼓,跳起黄泥鼓舞,唱起盘王歌求助于盘王。果然,风平浪静,漩涡散开,木船平安行驶到达岸边。从此,黄泥鼓舞代代传承下来,今天已经成为瑶族的群众娱乐性的活动。

2.2黄泥鼓舞及其仪式程序

从以上的起源传说来看,跳黄泥鼓舞是瑶族盘王祭祀活动中的生者与盘王祖先具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即“礼缘情生”,其中的“礼”,就是做盘王活动的整个仪式,“祭神祭祖”是人们内心的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人们相信,盘王有控制人们生死的超自然的神威[13]。人们的生老病死、祸福兴衰完全掌控于盘王,人们则对盘王产生敬与怵的双重情感。在下古陈一般两三年才做一次盘王仪式。下古陈做盘王仪式①包括:1)开坛,迎接盘王;2)安坛,祭拜盘王;3)交头牲,请盘王用餐;4)度兵马,为盘王增添兵马;5)看堂,请盘王看歌舞表演;6)送神,送盘王回家。黄泥鼓舞在第5部分“看堂”中得以呈现出来。首先,师公喃一更,由2名木娘吹响木叶。喃完一更后开始装黄泥鼓和跳黄泥鼓舞。跳一更是母鼓②先入场,随后公鼓进场。坳瑶黄泥鼓因用黄泥糊鼓面,增加了鼓面的湿润和厚度,敲起来特别洪亮而得名。坳瑶黄泥鼓舞的基本动作比较简单,整个舞蹈的基本动律突出“低”“稳”“颤”“跳”的特征。这种“低”“稳”“颤”“跳”把整个表演连贯成一体。低,指屈膝半蹲低重心。稳,指舞步要平稳有力。颤,指膝部上下颤动,强拍向下而弱拍向上,颤动有力而富有弹性。跳起后转身,协调性更鲜明而弹跳力显著。当公鼓围绕母鼓成圆时,第1轮按逆时针转动,共跳9圈,2名歌师和2名歌妹依次入场,一位歌师双手持木叶吹奏,另一位领唱黄泥鼓歌,歌妹双手持手绢,一边跳舞一边伴唱。喃二更便进入跳第2轮。这一轮由公鼓带着母鼓跳,公鼓手从相对变为并列,母鼓手与公鼓手位置相对,公鼓手的舞步稍变简单,脚步动作基本与上相同。这一轮也是9圈,跳完后念二更愿[14]。跳第3轮已经喃完三更后开始了。这一轮是众鼓合欢,舞步重复第2轮。队伍回到第1轮形式和顺序,依次排成一排。依然以母鼓手为中心,公鼓由下往上反绕3个半圈,在母鼓的带领下依次退场。师公唱三更愿,黄泥鼓舞的全部展演程序结束。由对现存的做盘王表演状况的分析知,这与瑶族的原始宗教以及道教相互影响、相互混杂。做盘王中,黄泥鼓舞扮演了与盘王同乐,取悦于神的角色,通过人们的肢体表现,以达到驱邪除恶的目的。

3坳瑶黄泥鼓舞变迁分析

人类文化学者一般认为,促使民族文化发生变迁的原因有2点:一是由民族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一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引起,如迁徙、与其他民族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的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时,便开始发生变迁。而这种方式被这一民族有足够数量的人接受,并成为它的特点后,就可以认为文化已发生了变迁[15]。变迁是民族文化创新、继承、发展的过程。

3.1黄泥鼓舞与坳瑶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体育的产生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关系极为密切。黄泥鼓舞不仅极富民族特点,更是坳瑶人的精神食粮。它反映坳瑶人日常生活和劳作,人们打猎时的激烈场景、种田收割时喜悦的心情、起房子时人们之间的互助,都呈现在长鼓舞中。如贺州瑶族的《做屋长鼓舞》有36套,生动地描述了瑶族起房子的全过程。广东连南的《赶羊做鼓长鼓舞》有72套动作,动作复杂多样,形象地再现了盘王从狩猎到遇难的情景。长鼓舞是瑶族日常劳作、生活的缩影。瑶族是个山地民族,受生态环境的制约,其农业经济主要表现在山地农业。这种从以居山、耕山、迁徙不定的山地游耕农业在瑶族社会中持续了很久,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消失。这期间瑶族中的部分族群一直以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为主要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下古陈的坳瑶人也是如此,在过上定居生活后,他们依然从事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水稻是下古陈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近20年来,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基本满足了下古陈人的生活需要;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而耕种面积又恒定不变,单一的农业生产难以提高下古陈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于是,瑶人也开始贱农重商,多种经营,外出打工。尤其近10年,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交通条件改善,下古陈的农业生产已不再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农业种植成了老年人的“主业”,年轻人的“副业”[13]。就年轻人而言,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也已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外出谋业的收益远远大于种山吃山的劳作。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理性行为,转移了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因而农耕生产的规模也相对减弱,农耕生产也就处于一种相对萎缩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下古陈经济收入的减退。其他的种植成为主要经济收入之一,生姜种植、八角采摘、茶叶生产成为下古陈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下古陈家家户户种植八角。2011年干八角市场价格涨到30元/kg,部分农户仅八角的年收入就有两三万元。远闯他乡的打工族也是下古陈经济的另一个来源。下古陈有38户人家,目前,外出打工的有近20人,年龄基本在35岁以下。打工,作为民族地区经济来源新兴的事情,不仅给大瑶山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坳瑶人大开视野;但同时也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冲击。走出去的年轻人普遍认为回到大山已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更向往繁华的都市生活。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生活方式的变迁,人们向往现代生活,传统的生活方式渐渐被淡化,这也导致传统文化出现衰退的趋势。目前下古陈的黄泥鼓舞队平均年龄为47岁,最年长的达到70岁,几乎看不到年轻人。调查中发现,年轻人对黄泥鼓舞文化持认同态度;但由于长期在外打工,无法回来参与做盘王,更谈不上跳黄泥鼓舞了,心有余而力不足。

3.2黄泥鼓舞与坳瑶人社会组织的变迁

大瑶山,山高林深,历代统治者鞭长莫及。瑶族为了对外防御外族的入侵,对内维护族群稳定和社会秩序,共同立定条规,并刻在石牌或抄写在木板公之于众,供大家共同遵守,并由村民选举有名望的长老为“石牌头人”,主持处理各种大小纠纷。这种原始的政治组织形式就是几百年来在大瑶山地区盛行的“石牌制”。可以说“石牌制”是瑶族社会的“法规”,而“石牌头人”则是瑶族社会的“法官”,共同维护着瑶族的社会秩序。20世纪中叶以前,瑶族社会的真正管理机构就是宗族组织,管理者是宗族组织中的石牌头人和师公。在坳瑶人生活中,师公是神灵和俗人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在人们传统观念中享有较高威望、受人尊重的圣人[13]。作为村落的管理机构为下古陈各种大小事务、各种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基础。同时,宗族组织负责村落内部的宗教仪式,黄泥鼓舞作为下古陈做盘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聚集全村力量的集体仪式活动也是由宗族组织来运作完成的。民国期间,国民政府对大瑶山地区实行“开化”政策后,石牌制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石牌头人被开化改造后不同程度地担任了大小不一的行政职务。下古陈的石牌头人盘公西被任命为副乡长[13],但此时的石头牌人已渐渐失去昔日的权威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村落组织,法制社会、现代制度取代传统的民间社会组织。国家权威力量逐渐深入民族地区。村长由村民选举、政府任命而取代了石牌头人。村长在村民的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负责传达政府政策、组织村民建设村中公共工程、协调各种纠纷。处理传统文化时,由村长与师公和宗族组织共同完成,筹办黄泥鼓做盘王等集体仪式活动,但石牌头人并未完全退出村落的历史舞台。LFB是六巷乡目前唯一的石牌头人和师公双重身份人物,老人今年95岁,在村里德高望重,深受乡政府干部和村民的尊敬。由于老人年事已高,一般小型活动就由其徒弟完成,有不懂之处向老人请教;但村里的重大祭祀活动,如祭盘王,老人还需出来坐镇主持。老人已经成为村落社会组织的一种权威和象征。当今的黄泥鼓舞活动均由村长、师公和宗族组织共同筹办完成。

3.3黄泥鼓舞与坳瑶人精神文化的变迁

瑶族是一个崇拜多神的民族。远古时期,坳瑶先民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十分神秘,将自然界都看成有生命的灵魂,所以,每次生产、狩猎、采集之前举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收获之后同样也要举行祭祀仪式酬谢神灵的恩赐。这些生产劳动的祭祀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节庆活动[16],成为坳瑶人的精神食粮。如前所述,传统中的黄泥鼓舞是为祭盘王神愿而跳。从人们积极参与跳黄泥鼓舞做盘王仪式的情绪和动机分析,参与者以主动的态度对待神灵,向神灵贡献各种祭品,并通过身体舞动的方式,给神灵施加直接影响,希望神灵满足自己的愿望,通过黄泥鼓舞呈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共同需求。表面上看坳瑶黄泥鼓舞做盘王仪式,参与的主体通过各种中介(如神坛、法器、师公、祭品、黄泥鼓)来祭祀客体盘王;但这种仪式的背后,主体存在一个很大的功利性目的,首先是敬祖敬神,其次是希望祖先为主体“交换”一种“恩”。这样,某种程度上,祖先盘王已经被人们有意识地降格,成为一种人们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有了这种“目的性”,人们对跳黄泥鼓舞做盘王就具有了高度参与的积极性[13]。即使是当今,下古陈的跳黄泥鼓舞做盘王基本完整地保持原始的祭祀程序,人们参与祭祀的积极性不仅不会因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相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了经济的保障,下古陈做盘王仪式有越来越隆重的趋势。2011年下古陈做盘王除了全村人参与外,还吸引了外村和各地的游客近400人参与。过去的跳黄泥鼓舞仅仅为了祭盘王,当今,黄泥鼓舞还被运用到其他的祭祀仪式、政府、旅游团体的表演。目前下古陈黄泥鼓舞的动作和内容,基本保存了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功能和展演形式向多样性转变。从下古陈的黄泥鼓舞表演形式分析,第1种、第2种均为精神依托,只不过是一种集体行为,另一种是个体行为。第3种是直接功利性的经济效益。黄泥鼓舞在坳瑶人的社会中具有双重身份,即精神与物质。也就是说,文化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并存于精神与物质的相互渗透。

4坳瑶黄泥鼓舞社会功能分析

4.1社会地位的象征

随着黄泥鼓舞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古陈黄泥鼓舞队不断受到表演的邀请,通过媒体报道,在金秀一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下古陈的黄泥鼓舞队。盘振武是师公,也是舞队的头人,因跳黄泥鼓舞上电视在金秀小有名气,他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认出后,感到无比的自豪。PZW的三儿子今年20岁,目前在村里拜师开始学习做黄泥鼓的手艺,他表示过些日子也要学习跳黄泥鼓舞了。这无疑给黄泥鼓舞文化传承带来新的活力。下古陈人以跳黄泥鼓舞为荣。人们认为会跳黄泥鼓舞的倍受尊重,社会地位也随之而高。黄泥鼓舞使坳瑶人重新认识自己,体现自我的社会价值,文化得到自觉传承。

4.2凝聚与认同功能

从古至今,作为集体记忆的坳瑶黄泥鼓舞都是以集体形式共同完成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下古陈的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每个家庭在生产生活中与其家族亲属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下古陈每户家庭在种植劳动需要多种类型的互助合作,这样,家族亲属为每户家庭的互助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生活上,每家每户在置办家庭大事时,如操办红白喜事、建房等,都离不开同族亲属、邻里和姻亲的互助与合作。传统文化作为实质性传统,作为民族精神的内在要素,可以保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可以为巨变中的人们提供文化调适的精神依托。文化认同的连续性有利于缓解急剧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及由此造成的对于人们心灵的冲击。实质性传统、核心传统或民族精神的内在要素所固有的生命力很自然地提供了文化的连续性[17]。跳黄泥鼓舞活动可以极大地加强亲属、邻里,以及通婚地域范围内的互助与合作。跳黄泥鼓舞这种集体活动,加强人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共同祭祀、共同娱乐,调节日常紧张的劳作和平淡的生活,增强了族群内部的互助合作意识,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力,对外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4.3健身功能

瑶族长鼓舞是2008年6月7日被文化部确定的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古陈的黄泥鼓因为舞动前用黄泥浆糊鼓面,使鼓发出低沉洪亮的音质而得名,且分有公鼓和母鼓2种。母鼓手动作稳健,有深蹲转体、转鼓、旁吸腿击鼓等动作。公鼓手动作粗犷有力,跳跃转身幅度大,步伐有蹲步转跨转身、吸腿跳、点步下蹲。整个舞以蹲点步、跳跃转身为主。黄泥鼓舞的节奏明显、舞步有力、场面气氛热烈。下古陈黄泥鼓舞是一种集民间舞蹈、民间鼓乐和娱神于一体的民族体育文化体。客观地说,黄泥鼓舞对瑶民而言有着健身功能。在舞耍过程中,通过击鼓的节奏将各种舞蹈动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变化多端的节奏中,舞者利用人体的各种姿态,将力量、耐力、弹跳、协调等糅合于舞蹈中,完成各种深蹲、跳跃、转身等高难度动作,并且要跳上一整个晚上。这对体力和意志品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黄泥鼓舞是坳瑶人的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同时,对观赏者而言也是一种审美、调节身心的方式。下古陈黄泥鼓舞客观上产生了健身的效果,而在宗教祭祀中,这是瑶民祭祀仪式中一种无意识健身功能。近年来,下古陈成立一个业余黄泥鼓舞队,除了祭神祭祖外,还承接来自政府、旅游、企业、村落邀请的各种表演。这种传统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地保存在集体的记忆中,舞者认为平时不需要训练,只在表演前用两三个晚上集体复习。目前,就下古陈人而言,黄泥鼓舞还仅是为功利性服务的一种工具,人们主观上还没有健身的意愿。

4.4娱乐功能

几乎所有的民间体育的起源都与神有关,具有显著的宗教文化内涵,多服务或附属于各种宗教仪式活动,具有浓郁的娱神功能。黄泥鼓舞无疑也是通过做盘王祭祀仪式呈现出来,主要为纪念盘王、取悦盘王、向盘王许愿和还愿而跳。人们有着鲜明的情绪和动机。通过师公、歌师、鼓手等主体,黄泥鼓为中介,在严密的组织结构、固定的流程,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神圣的祭祀盘王仪式中。民国时期以前,下古陈的黄泥鼓舞活动只呈现在宗教仪式中,仅服务于神,并能保持完整的原始活动形式,以驱兽逐邪、祈福还愿,完全取悦于神为目的。21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期间作为“迷信活动”遭到打击和封杀,此时的黄泥鼓舞基本上从坳瑶社会生活中消失。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政治环境的宽松,瑶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又得到重新尊重,各种民间习俗重新回到瑶民社会生活中。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坳瑶与其他民族之间有更多的交往机会,外界文化与族内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受到文明社会的熏陶,下古陈的黄泥鼓舞浓郁的宗教色彩渐渐减弱,娱神成分也逐渐消弱,娱人成分逐渐增多。过去做盘王跳黄泥鼓舞时,外人不能接近,更谈不上观赏了。近一二十年来,黄泥鼓舞从庙宇的殿堂的祭神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瑶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下古陈的黄泥鼓舞队,农闲时如果有旅游观光团,舞队也会为观众表演,表演能给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取悦于他人。总结上述,传统的坳瑶黄泥鼓舞具有娱神—娱己—娱他的功能。

4.5经济功能

传统的黄泥鼓舞只能在农历十二月十五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跳,因为这是农闲时期,众神才可以忙中偷闲看表演。如果农忙时期跳黄泥鼓舞,扰乱看管庄家的众神,众神光顾着看舞不管理庄稼,庄稼长得不好就没有好的收成。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下古陈水稻一年只能种一季,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足了,跳黄泥鼓舞的时间不再被限制。如果人们在前一次跳黄泥鼓舞向盘王许愿得到实现,必将在下一次做盘王时还愿。当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做更大的祭祀仪式,以表感恩。此外,下古陈黄泥鼓舞队承接其他的文化表演,也成为下古陈人的另一个经济来源。2012上半年,黄泥鼓舞表演给PZW带来的个人收入有2000元。传统对经济的助益已经从根本上证明中国的传统可以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资源[17]。毫无疑问,传统文化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和旅游资源。

5结束语

(1)生产方式变迁是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8]过去,瑶族生活环境恶劣,生产方式落后,人们跳黄泥鼓舞为的是取悦于神,求神的保护,以求人畜平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坳瑶人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生产方式的变迁必定会促进旧传统观念的更新与变化,不断地将新的文化融入传统文化之中,从而形成新的传统文化。

(2)“权威多元”是传统文化承载的组织基础。在当下瑶族村落建设中,除了村政府的权威处于社会的主流位置处理民间纠纷和传统文化外,还有民间传统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权威多元”的社会格局。在民间原生的传统中,实行的是一种互惠的交换,但随着民族—国家力量的不断介入,乡土社会还加进了另一种再分配的交换,以权力为基础要求在国家和地方(包括社区的居民)之间建立一种正规的权利与义务关系[19]。

(3)家庭经济、政府扶持、社会企业赞助是传统体育文化运作的经济基础。2011年下古陈集体跳黄泥鼓舞做盘王,每家每户出资200元左右。集体筹集资金主要用在买1头猪、1只鸡,用于付给师傅、鼓手、唱歌、打扮(负责打杂工、烧香等工作)和主持等人的报酬。此外,传统仪式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广西民族博物馆捐款2000元,协助举办活动。上述三者是传统文化得以较好运作的基本保障。下古陈黄泥鼓舞个案告诉我们,一种地方性、民族性的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使政治制度发生了变革,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有了改变,原有的传统文化却能在民间继续盛行。现代化不能忽视文化机制和认知分类体系,传统文化要延续和发展,应走2条路线:一是尊重民间信仰,保存原有的仪式文化。那些经过千百年世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化,是人们的精神依托,是根深蒂固的,是文化自觉的核心动因。其二,要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存和繁衍,还需要内部的传承和提升,需要与外界交流、吸取、传播和创新,即开放、交流和融合是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广西金秀六巷乡副乡长苏金林同志、下古陈盘振武为本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特此感谢。

作者:陈支越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