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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悠久的藏族传统赛马活动，现今已发展成为甘南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交流的“标杆”。为进一步丰富当地传统赛马“品牌”的内涵，本文依据史籍、考古资料等分析认为：青铜时代驯化的家马已经进入当地家畜行列、西汉时马被当地羌人用于战争、吐谷浑时期马文化内涵更加丰富、经历藏族长期衍传的赛马活动逐渐清晰。
关键词：甘南地区；藏族；马文化；赛马
一、前言
本文将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地区。州境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域内西部地区青藏高原地貌显著、东部丘陵分布密集、南部河谷纵横。依藏族典籍记述，这里隶属“安多马区”，以盛产良马著称。被誉为我国三大名马之一的“河曲马”，就产自甘、青、川三省交界的黄河河曲及附近区域。至今甘南地区仍延续着历史悠久的藏族传统赛马活动，成为助力当地文化、旅游、体育等事业发展的一张名片。近年来，随着国家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传统体育的保护、推广、创新及“品牌化”[1]，逐渐成为传统文化带动本地区发展融合的必由之路。据此，本文以甘南地区藏族传统赛马为基础，探讨甘南马文化的流源，以期为丰富甘南赛马文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甘南地理概况
甘南境内黄河、洮河、白龙江、大夏河及其众多支流不断滋养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魅力高原。这些流域共同孕育了甘南文化的缘起，众多学者将其概括为“三河一江”流域。历史上甘南西部的玛曲等4县市便是适合游牧的传统牧场；东部的迭部、临潭、卓尼等县的先民沿河而居亦耕亦牧，这为游牧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马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其中尤以甘南西部黄河“首曲”一带的草场资源最为优越，在松潘高原遇阻的黄河北流而勾勒出一片巨大的河湾草场，故名“首曲”。在这片水草丰美的畜牧业宝地上，勤劳的甘南先民在此过着逐水草以游牧的生活，并逐步掌握了对马的驯、育、乘、趋等一系列相关马的技能，经过世代传承与演变的马文化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
三、甘南地区马文化起源之探
（一）家马的缘起。我国家马的缘起至今仍存“西来说”和“本土说”等观点，但现有考古等信息支撑之下家马“西来”之说暂处上风。据DNA研究显示，家马的驯化经历了多阶段而漫长的演变[2]，很多学者认为夏商时期，家马陆续开始传入我国。战马骨骸的出土，大多密集呈现在商代遗迹或墓葬之中，学者们推断这一时期我国中部与西域就开始了贸易往来，使得驯化后的马匹也得以引进，甘青地区成为马贸易的集散之地。最早的家马出土于甘肃永靖县境内，已被考古界所认同。另有研究表明，新石器末期到青铜时代，在青藏高原东部和毗邻的周边地区，羊、牦牛、马等动物已加入家畜序列中[3]。综合以上信息来看，马骨遗址环绕且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地区，不应成为牧马活动的空区，家马衍化于这一时期的甘南地区是可能的。
（二）早期秦陇与甘南马文化的交流。沿河河谷是古人聚落、迁徙、交通的便捷途径，洮河、白龙江是甘南与“秦陇”“川蜀”文化交流的纽带。与甘南临近的“礼县”是秦文化的发祥之地，殷商时秦的祖先（中潏）就在礼县一带“拱卫西陲”，至大骆、秦成、秦仲至庄公等都是长期活动在礼县为中心的地区，马文化的积淀已较为深厚。这一时期甘南东部也已归属雍州版图，公元前279年秦国在甘南南部一带设“羌道”治所。以牧马为业的早期秦人始终与周边戎羌保持着“互动”：周厉王末期，大骆及族被西戎所灭；宣王六年，秦仲被西戎反杀；穆公西进；献公初立曾深入西羌之地的甘南地区[4]……这些信息透漏出秦人与甘南及周边羌戎有着长期的交流，作为畜牧业宝地之一的甘南，也必为秦人多倚重。在军事斗争中互相俘获战车、马匹、土地等物资是战争的主要目的，秦人与戎羌、戎羌部落之间时战时和等，成为甘南马文化发展的动因，有学者指出写实风格的秦始皇兵马俑具有河曲马的特征，这些都印证了甘南地区已经有了马文化的雏形。
（三）史籍中的甘南羌族马文化。先秦时期羌、戎、氐等部落主宰着甘南大地，境内西部属于《禹贡》所指的“赐支（析之）区域[5–6]”，西羌族崇尚“以力为雄”的生存法则，活动范围更是“绵地千里”。秦厉公时俘获羌人“无弋爰剑”为奴，逃回后他将秦人的农牧技艺带回甘青一带，由此促进了这一地区游牧技艺的飞跃。其“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至汉代羌族各部落势力此消彼长，集生产、行政、军事于一体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是这一时期羌人生存的组织架构。《西羌传》记载了汉代羌人“寇陇西（临洮县），战白石（甘南北部）、围枹罕（临夏县）、侵金城、反武都的事件，由此形成环绕甘南周边的羌汉势力边界。马作为羌族生产与军事的必备物资，在两汉时期才逐渐见诸于史籍。如《赵充国传》记载，汉将审视羌、匈奴形式时说：“到秋马肥，变必起矣”“今虏马肥”、对羌人马的描述：“先零将四千骑”“虏敌马等十万余”。此外如《西羌传》记载“永建六年春，远依赐支河曲（甘南西部）的迷唐羌，合步骑三万人寇，被汉军俘牛马羊万余头”“永和二年冬，烧当族三千余骑攻金城，被汉军缴获马千四百匹”“巩唐羌寇陇西，汉军得其马等畜万余头”。由文献佐证，先零、烧当、巩唐、迷唐等羌在两汉时活动于甘南地区[7]。这些记载印证了甘南羌、戎部落不仅养马，更是将马应用于军事战争。
（四）吐谷浑时期的马文化。西晋末期，吐谷浑部溯漓水（大夏河）而上先后占领甘南等地，历经约350年的吐谷浑政权统治。继承了鲜卑族“骑射”的吐谷浑人，借助于甘青地区优越的资源环境，培育出优良的“吐谷浑马”，甚至将“舞马”发展到了极致。在拾寅至夸吕时期，吐谷浑就外贡“舞马”100余匹[8]。就此，集生产、军事、体育为一体的马文化进一步拓展，在政治交往、文学诗词、经贸护商中马文化的内涵得到丰富。可以说根植于祖国东北的马文化，在西北甘青地区文化体系中经历碰撞、融合，省察、内化而实现“新生”，作为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环节，吐谷浑族马文化承载着“承前启后”与“交融创新”，这也为甘南乃至整个甘青地区的马文化发展夯实了根基。
四、甘南藏族马文化
（一）甘南藏族马文化概况。自公元8世纪前后吐蕃政权逐渐掌控甘南大地起始[9]，甘南马文化就经历了漫长的嬗变。一方面，藏族先民经历了早期原始信仰成熟、苯教确立、中期佛苯斗争、后期佛苯融合的发展过程，因此藏族马文化也被赋予了浓烈的藏传佛教色彩；吐蕃与唃厮啰政权的确立、中央王朝对藏区实施的羁縻政策、土司制度长期深刻影响着甘青地区的社会面貌，甘南马文化的发展也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彪悍张扬、能骑善射、崇尚力量与速度的民族性格等都深刻影响着马及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吐蕃时期“马球”运动非常兴盛，这得益于吐蕃游牧习俗和“茹”“岱”体系的建立，使得“马术”“骑射”等更能深入基层民众之中，亦或部落民众就经常以“马球”来发展技艺。吐蕃势力深入甘青地区，屡陷唐廷饲马之地；战事失利之际，吐蕃、突厥也会向唐朝献马；吐蕃一度深入西域，虏获马匹；此外还有和平时期双方马匹的供奉与赏赐。这些都说明吐蕃时期甘青马匹在数量、种源上较为优势，马术等成为民众体育休闲的重要项目。到了元蒙时期，游牧民族政权与藏传佛教的推崇；忽必烈等部就曾驻守甘南，并设立马场、驿站和分封“千户”，施行“因俗而治”，这都为马文化的交融延续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明至清时期，“边马贸易”兴盛，甘南地区马文化也随之走向了巅峰，民众培育大量良马的同时，还负责对马的医、训等工作，也经常进行“赛马”等运动以断定马的脚力。至今，甘南地区赛马及其文化内涵丰富，都来源于生活中马所滋生的土壤根基深厚，耕作、骑乘时马是人们相随的伙伴；战争时以马色区分不同战队、形成作战诸元；婚嫁时的白马寓意着吉祥与祝福；节日或休闲时驰骋以放飞心情、享受自然；祭祀时马又是娱神的工具；岁尾年末，人们用炒面画马以祈求民安国泰；新年伊始，马头的方向成为人们预示吉凶的依据；马的数量多少与品质，成为人们权势与身份的象征。“男人善骑、妇女爱舞”成为甘南草原儿女性情与技艺的概况。
（二）甘南地区赛马文化的衍传之探。要厘清藏族“传统赛马”的流源，就必须明确“跑马”与“传统赛马”是否可以等同。就此，本文粗略的进行一些探讨：首先借助知网等手段，搜索“跑马”或“传统赛马”均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在众多文献中都采用了模糊的手段一笔带过，据此本文认为“传统赛马”是继承并丰富了“跑马”运动，并融入了一些现代赛马的因素而形成的，可以说源自一脉。另外需要明确的还有藏族“跑马”的起源问题。有学者提出藏族跑马源于祭祀、传自早期蒙古族、引于元政权时等[10]：祭祀说认为，距今五百多年前西藏地区祭祀活动中出现了跑马活动，并由此在藏区广泛传播。另外的观点认为，藏族赛马活动源于蒙古族或后来的元朝。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如前文所述，西汉时期甘南西羌族就已将马纳入家畜及军事序列，军事中战马的应用，是以闲暇时骑术的训练为前提的，那么本文认为最迟西汉时期甘南马文化中“骑术”已经出现，这些技艺经历吐谷浑、吐蕃等政权更替，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与融合乃至创新。其次，秦汉时期，羌、匈奴、月氏等民族曾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成为乌孙、大宛等民族马文化的传输地带，战争频发使乘马技艺成为各游牧民族必备的生存技能，由此产生了多种形式的骑术训练、比试。骑艺的提高必须依赖多样的练习或比试才能得以娴熟，因此这一时期甘南地区“马术”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最后，唐代藏族马文化已经较为兴盛，军事马文化更是在唐与吐蕃政权之中鼎盛一时，相比唐政权的官马体系，藏民族的马术更加深入亦兵亦民的部落之中，如果出现赛马活动并不意外。基于以上三点，甘南藏族跑马活动似乎没有必要“引入”或直至元朝才在祭祀中出现，可能只是称谓方式、赛事体系等直至后来才正式确立、或马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具有差异呢？这里笔者不敢妄言，只希望以学术交流的角度探讨这一观点。
五、小结
随着甘南地区大力打造传统体育文化品牌，玛曲“格萨尔”赛马会的影响日益深远，“马球”赛事的发展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但传统牧业逐渐势微，大众对马文化的认知愈加模糊，传统赛马赖以滋养的土壤渐趋贫瘠。因此，研究这些文化有益于藏族传统赛马文化史料的丰富、中华传统马文化的弘扬、对大众认知传统赛马文化的引导等有大有意义。受专业视角所限，笔者所论必有疏漏与不足，祈望正之！
作者:王生平 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