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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历经五千年，创造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标识，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追求。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愈发处在与世界文化更深层次的交融碰撞之中，要使中华文化在本民族的主体地位不受侵犯，必须合理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推动其自身的变革、转化、创新、发展，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陈先达教授认为，“文化的基本精神涵盖了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基因”。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可贵的精神财富，是现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石，对当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其中所包含的民本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即人们要相互帮助，违背道德必会受到孤立；当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与孟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是相互契合、相互贯通的。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统美德为支柱，才能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人们才能在广泛的人际交往中作出恰当合理的反应。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社会大众文化自信的根蒂根基。中国的文化主要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突出优势，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最深厚、最根本的底气。中华文化在春秋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正是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后续数千年处于核心地位的儒家文化就诞生于此。唐宋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独特的文化自信的关键时期，此时文化作品大量涌现，诗歌、词曲以及各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兴盛，文化影响力巨大，甚至出现了四方来朝的盛况。发展到近代，国家历经危难，曾出现过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局面，彼时的文化自信受到沉重打击。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中国人渐渐战胜了文化自卑的心理，重拾文化自觉和自信。指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是因为中华优秀文化能够为当今中国和世界贡献特有的生存智慧与发展能量，也是因为我国对博大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因此对于振兴中华文化我们有充足的资源与底气，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柱。虽然文化软实力是在20世纪才被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在古代中国却早有记载。“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阐释了“至坚”须以“至柔”来支撑，才能纵横四海的道理。孟子有言，以力服人非心服，以德服人而诚服，表明了无论治国还是待人，都不能只靠武力、蛮力，而要依靠软实力使人心悦诚服。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强劲的精神武器，不论是在国家的自身发展中还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这一历史优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筑牢根基的重要支柱。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困境探源
（一）传承机制尚未完善。文化传承机制是文化传承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对文化传承的基本走向起引导作用。文化传承机制的构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机制相互协调，发挥联动作用。当前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机制还有待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文化遗产时常遭受破坏，形成了许多无法挽救的局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由于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培养等多个环节均有较多困难，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出现断层。第二，文艺与娱乐混淆，网络上散布着一些毫无精神内涵的文化快餐，形成了一种娱乐至上的低俗之风。第三，存在文化逆差。文化的双向交流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中华文化对外国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处于文化赤字的状态之中。要使中华传统文化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增加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对外国文化的横向吸收必不可少，但如若只单向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却将自己的“根”与“本”抛之脑后，最终结果往往是文化传承的衰落与民族精神的式微。
（二）传承主体意识淡薄。“人”是促进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因此，在推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主观能动力量。然而，随着文化发展更加多元，部分传承主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趋于淡化，缺少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社会参与度较低。深挖传承主体意识淡薄的根源，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目前还未形成贯穿学校教育始终的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系统，传统文化在学校课程中零散分布且不成体系，因此传统文化在学生的意识里也无足轻重。第二，宣传方式刻板。在传统的宣传手段中，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纪念馆等线下公共文化机构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无法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难以激发传承主体的责任感。
（三）传承内容有所失宜。造成传统文化传承失宜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时，没有形成符合时展的传承评价体系。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不是实行文化复古，也不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接收。我们认同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一些经久不衰的思想精髓，但也不否认一些陈旧观念因落后于时代的步伐而阻碍或延缓了社会发展的速度。二是在吸收借鉴世界文化时，背离了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原则。文化的开放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但也对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将其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向我国渗透，试图同化国人的思想。在这种文化渗透之下，许多年轻人开始崇洋媚外，热衷于过洋节、吃西餐、崇尚西方礼仪文化，而我们的传统节日与文化风俗却被搁置高台，“勤俭节约”与“消费主义”的正面较量使文化的“横向吸收”出现偏差，引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内容有所失宜，日渐被西方文化同质化。
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策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封建社会跨越几千年历史与现代文明相遇，其间有融合也有碰撞。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异彩，就须采取相关策略推进其传承与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传承机制。1、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它进行保护是传承的前提。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排斥合理性的开发利用，但不少地方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保护”，开发利用不尽合理，文化资源遭遇传承危机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要建立历史文化遗址（古建筑、古镇、名人故居）的保护机制，且需要实施配套的奖惩机制。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核心因子，在鼓励引导非遗传承人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完善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计划，落实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机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非遗传承的队伍中来，确保非遗文化后继有人。2、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艺创作机制。中华民族的诗词歌赋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我们的骄傲所在。以中国传统诗歌为核心元素的文化类节目日渐活跃在荧幕上，引发了国学热，这不仅体现了当代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也体现出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基于文化类节目成功的案例，文艺工作者应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时代的特点与人民的需要，建立一套底蕴深厚、方式新颖、影响深刻的文艺创作机制。有关文化工作部门也应当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并引导文艺工作者把自身发展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达到双赢互动的良好状态。3、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双向传播机制。作为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处于同样的战略高度。进入新时代，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碰撞更加深刻，也愈发复杂，在此情境下我们更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避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拿来主义，坚持用辩证的方法与一分为二的眼光对待外来文化，有目的、有筛选地借鉴吸收外来文化。要继续建立孔子学院一类的海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机构，将我国的武术、中医药、陶瓷等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出国门，展示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大国形象。
（二）培育传承主体的传承意识。1、建立贯穿教育始终的传统文化教育系统。根据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战略任务，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并将其融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对知识要素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央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传统文化应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阶段。要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与职业院校的思政课中所占的比重，利用好每一堂思政课。除课程教育外，学校的文化环境对学生传承意识的培养也至关重要。按照学校的功能布局，学校文化环境可分为教学楼文化、寝室文化、餐厅文化等，在各功能区插入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可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2、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力度。强调，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当代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为此，我们首先要充分利用线下公共文化机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生动有趣、活泼新颖的传统文化宣传方式；其次要综合运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创办系列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以新带旧”的方式，搭建起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连接的桥梁；再次要搭建中华文化融媒体宣传平台，将线上各类APP与线下公共文化机构相结合，形成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互促联动机制；最后要充分利用公共场所的宣传功能，通过建造公交站牌文化墙、农村传统文化宣传墙、城市文化长廊等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内化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心。
（三）制定切实的传承原则。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传承过程中要想确保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最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利用和转化，使其在新时挥自身特有的价值，为现代社会服务。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分析和解决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问题，首先要客观地扬弃无益于、甚至有害于现代社会的陈规陋习，批判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其次要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去看待传承内容的创新问题，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阐明实现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依据与切入点；最后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如传统社会中的酷刑，符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要求，但却与“文明”相违背，此类与现代文明社会相冲突的文化也应扬弃。2、外来文化“中国化”原则。所谓外来文化“中国化”，就是文化主体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转化，变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新时代，文化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更加包容开放，也越来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随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虽然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但现代化并不能归为西方化。也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以洋为尊，以作品在国外获奖为荣，热衷于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我们的文化将会逐步衰落甚至消亡。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尤其是“横向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时，应拿出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主流文化基因的姿态，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
作者:齐梦雪 李珂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