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茶文化论文（共5篇），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
一、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渐发展
1.茶入西亚，最重要、可能的路线之一是途经西域
我们也可从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来追寻古代西域茶文化。西域的农耕民族、游牧民族都普遍接受了茶文化，不过没形成地方或民族特色罢了。像南部绿洲居民，除奶茶外，还喜欢饮清茶、盐茶、糖茶，而北部草原居民善饮奶茶。茶是新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等民族，都非常喜欢喝茶，他们常说“无茶则病”，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茶对他们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当饮茶风俗传入西域之后，西域人民，特别是牧区的广大民众就逐渐被饮茶的好处所吸引，出现对茶的积极需要，这一需求，正是西域茶文化发展及茶马贸易逐渐出现的背景。
2.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定促进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应注重和亲在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亲之盟’，这种婚姻关系中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是，婚嫁时必定互赠礼品。中国朝廷在公主下嫁时，陪赠丝织品、布匹和各种食物，并且以后每年都必有这类礼品赠送，成为一种习俗。畜牧部落的首领，主要是以马回赠。”如《汉书•西域传下》载“: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和亲公主带去的异地饮食必将对西域小国上层饮食阶层产生一定影响。《汉书》亦记载“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唐曾与回纥、吐蕃和亲。唐朝和吐蕃的和亲，在促进饮食文化交流方面所起作用明显。唐朝赠予吐蕃的礼品中，除生产资料外，还有相当多的生活资料，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饮食文化不断传入吐蕃。《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除被赐予金玉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种种金玉饰等之外，还被赐“诸种食物烹调法，与及饮料配制方”等，该书还记载文成公主得知藏地无蔓菁“，遂携蔓菁种子，复造车舆，置觉阿释迦像于其上”而入吐蕃。上述“诸种食物烹调法”及“饮料配制方”是否包括茶文化呢？当时唐饮茶之风如此之盛行，唐宫廷之人受其影响是必然的。因此，也不排除和亲公主及随从带去中原茶文化，并对回纥、吐蕃的上层饮食阶层产生一定影响。但因为没有茶的明确记载，也只能推测而已。
《汉藏史集》虽写于藏历第七饶迥之木虎年，即1434年，但此书是藏族历史上一份珍贵的资料，在国内属于罕见的珍贵史料之一。该书认为“在吐蕃国王都松莽布支亦称龙朗楚吉杰波的时期，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犹如天界甘露般的茶叶和茶碗”。该书还概述了“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学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飞来一小鸟，口中衔着一把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国王摘下树叶的尖稍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表明自己病中对其他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带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并许诺重赏找到此树叶之人。有一大臣到汉地一密林中找到此种树，并将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疗养病体，亦大获效益。后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来，按国王的吩咐制成兴寿等六种碗，吐蕃叫作兴寿的各种碗，这以前汉地也未曾有过。这即是茶叶和碗最初在吐蕃出现的情形。吐蕃国王都松莽布支在位时间为676—704年。不管茶入吐蕃究竟是在松赞干布赞普时期还是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茶文化在唐代吐蕃已有一定发展，当是无疑的。据李肇《唐国史补》下卷中就曾记载常鲁公出使吐蕃，发现吐蕃赞普帐中已有寿州、舒州、顾诸、蕲门、昌明等地名茶。到宋时，饮茶习俗已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普遍风行，《新安志》卷7《洪尚书》记录“: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记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一饮食风俗的形成，特别是接受外来食物直至形成风俗是个逐渐的过程，宋代藏族茶文化的发展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从中可追寻唐代藏族茶文化的发展。吐蕃吞并吐谷浑，开始加入西域争夺，后来取代唐朝接管西域。吐蕃在唐代新疆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个多世纪并对其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吐蕃在西域活动期间，吐蕃人和西域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唐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解体，回鹘西迁，结束了吐蕃的西域统治，成为西域的新主宰。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对周边民族，包括西域民族产生一定影响。也就是说，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定促进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二、中唐之后西域茶马贸易逐渐出现
关于茶马贸易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人们早已经关注此问题。“茶马互市贸易的起源有唐代、五代、宋初三种说法:在唐代又有唐与回纥、唐与吐蕃之始的两种说法，各家论点不一。”茶马互市，至少需要以下两条件：其一，中原茶文化传播、发展一定到一定程度，且中原要有可供互市的茶叶；其二，边疆民族有茶的客观需要。唐代，我国的茶文化有了很大发展，陆羽更是以一本《茶经》流传于世，为他赢得茶圣的美名。从唐代开始，我国南北人民中才出现普遍饮茶的习惯。唐代中叶以降，茶叶生产有了快速发展，能够向社会提供大量商品茶，茶叶消费状况急剧变化，品茶啜茗飞入内地寻常百姓之家，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部分。唐人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指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唐代人们已是“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吴玉贵先生认为“：饮茶者在唐代也由僧人、文士向社会各阶层普及，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比屋而饮’的局面。在饮茶风俗的影响之下，无论茶叶的品种还是泡制的方法，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最可注意的是，饮茶风俗这时已波及了唐朝周边的青藏高原和漠北草原地带。”在唐代，茶文化已经逐渐传播至回鹘、吐蕃民族应是不容置疑的。《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盛，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新唐书•隐逸•陆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两书记载相吻合。随着中原地区茶叶产量的增多和饮茶风气的形成，回鹘、吐蕃等民族在与中原汉族人民的交往中，逐渐吸取了汉族人民的饮茶风俗。
茶马贸易的追本溯源，不能只着眼于官方贸易，应注重民间贸易的作用。西域人民有茶的需要，而中原茶叶生产在唐又有了大发展，故在经济交往中，出现出卖马匹、购买茶叶的商品交换，并逐渐出现茶马贸易应是理所当然的。殷晴先生认为唐太宗定高昌后“，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中心的互市也趋向兴旺”“，西突厥及突骑施、吐谷浑、回纥诸少数民族多通过互市以马牛等换取中原的绸缎、茶叶、瓷器等物品”。商业是回纥汗国建立以后兴起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维文版《维吾尔族历史》一书甚至认为“:回纥汗国的商人从中原地区采购大量的丝织品、工艺品以及茶叶之类的物品……运到天山南北、中亚诸地销售。”但目前本人手头资料中还未见直接相关的材料。自唐代中叶开始，茶业经济逐渐崛起，茶叶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与宋代相比，毕竟是处在一个发展的开始阶段。源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限，在唐代，西域民间饮茶之风不是很盛行，茶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奢侈品。吐蕃、回鹘下层平民饮茶和一般商人贩茶尚不见于记载。《封氏闻见记》记载回鹘“市茶而归。亦足怪焉”，此也可为之证。郭孟良先生说“：据考古发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唐墓出土物中，有一幅绢画《对棋图》，上面画着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说明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笔者遍查吐鲁番地区考古资料，发现郭先生说的应该是指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葬出土的“弈棋仕女图”及“侍女图”，侍女图，唐（618—907），纵61.2厘米，横6.5厘米，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绢本，设色。图中两位侍女姿势一样，均呈垂立一旁捧手恭命状。但画中并未有“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郭先生认为“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之说法似乎也夸大了茶文化在唐代新疆的传播程度。当然，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渐发展，茶马贸易逐渐出现当是无疑的。
作者：贺菊莲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
一、明清时期茶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背景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方面都发挥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传教士们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传入欧洲的同时，随着海道的畅通和中西方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欧洲商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玉器、屏风、扇子、家具、茶叶等大量带入欧洲，欧洲人被这种东方情调和东方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正如德国学者利奇温在他的《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写道“:开始由于中国的陶瓷、丝织品、漆器及其他许多贵重物的输入,引起了欧洲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奇心与赞赏,又经文字的鼓吹,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感情。商业和文学就这样结合起来了。（不管他们的结合看起来多么多么离奇）终于造成一种心理状态,到十八世纪前半叶,使中国在欧洲风尚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在17、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开始热衷于中国趣味，历史学家们将这种热潮称为“中国式风格”。
二、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茶、咖啡和可可统称为世界三大饮料。从前2700多年开始，中国人就开始饮茶。在众多文人墨客的推崇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茶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几千年来，以茶为载体，产生了大量的茶诗、茶联、茶经、茶谱、茶艺等文化作品。而中国人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传播着这种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使它融入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动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茶叶大辞典》把“茶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以物质为载体，反映出明确的精神内容，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和谐统一的产物，属“中介文化”。茶文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人们文化需求的提高而孕育产生的。在中国古代，茶叶可以作为皇家贡品，佛教把茶叶列为专用滋补品。权贵人家把茶作为身价的象征，作家诗人把以茶待客奉为最高礼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茶叶“人家不可一日无”之说。茶文化具有的安宁、高雅、深沉的特性，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和民族风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嗅出茶文化的气息，品茶已成为人际交流的纽带和桥梁，被中外普遍接受，从而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经久不衰。茶文化不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优秀思想和文化的浓缩,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三、明清时期茶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茶叶传入西方，是从17世纪中国明朝末年开始的，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整个亚洲贸易。1610年，荷兰人将第一批茶叶从澳门运到了欧洲。整个明清时期，荷兰始终在世界茶叶贸易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是欧洲最主要的茶叶转运国，欧洲最古老的茶叶市场就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那里的茶叶拍卖闻名于欧洲。因此，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的是荷兰的社会生活。茶叶传入荷兰伊始，由于供不应求，价格十分昂贵，只有皇室和贵族的人才有能力享用，是上流社会用于社交的奢侈饮料，当时的茶叶甚至与药品一同销售。当时的荷兰人认为，喝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于是，茶文化很快风靡了整个上流社会。由于人们对炫耀身份、显示品味的追求，饮茶之风在荷兰的上层社会中发展到几近狂热的程度，许多贵妇都对饮茶情有独钟，她们组织了很多饮茶俱乐部，整日沉浸在饮茶的社交礼仪中，甚至对家事置之不理。
18世纪初，一部名为《茶迷贵夫人》的喜剧，就真实而生动地演绎出了当时的饮茶风尚，同时说明中国的茶文化早在17、18世纪就对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17世纪下半期，随着茶叶输入量的增加，茶叶的价格开始下降，中国的茶叶开始在荷兰的食品店里销售，饮茶之风开始在整个社会普及，中国茶文化开始比较全面地影响荷兰大众的生活，荷兰人开始形成喝早茶、午茶、晚茶的习惯，各种茶室、茶座也应运而生。达官显贵们则在自己的家中专门设立一间茶室，用来放松或待客，这一生活方式像极了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他们也非常喜爱在茶室中享受清静饮茶的乐趣。同时，深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荷兰人还非常讲究以茶待客的礼仪。从迎客、就座、敬茶、品茶，到寒暄、送别，都遵循严谨的礼节，这充分体现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融合。在荷兰之后，英国是受中国茶文化影响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国家。早在17世纪30年代，中国的茶叶和饮茶文化从荷兰传入了英国。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王室。公主的陪嫁中有许多当时非常珍贵的红茶和砂糖，她每天都要饮用这种加了糖的红茶，就这样她将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带进了英国王室，整个17世纪下半叶茶叶都成为了英国宫廷新的生活方式。后来，英国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所有茶叶贸易，便悍然发动了对荷战争。最终英国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从此，英国就夺取了荷兰在亚洲的茶叶贸易权，并以中国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开始了茶叶贸易。
17世纪末，中国的茶叶开始直接被通过海运送到英国。因此，到了18世纪，英国城市中茶馆林立，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爱上了饮茶，饮茶成为了人们生活和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茶会”的惯例也从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开始一直沿袭至今。作为一种社交方式，英国人通过参加茶会扩大交际、获取信息、学习为人处世之道。英国人是欧洲人中最早用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来表达茶文化的。英国茶商托马斯•加尔威1600年就写过一本名为《茶叶的种植、质量与品德》的书。在英语中茶最初就叫cha,到了19世纪下半期,在法国人的影响下,英国上流社会才按中国福建方言的发音将茶称做Tea。中国古代文人墨客讲究“以茶助文思”，这一文化理念也在英国文坛有所反应。据说18世纪的英国著名作家赛缪尔•约翰逊获得写作灵感的方式就是每天都饮一杯茶。同样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诗歌界的代表人物乔治•戈登•拜伦曾写过一首名为《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的诗，对当时饮茶之风盛行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茶一直是英国人的主要饮料之一，同时茶文化在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影响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毋庸置疑的。从中国明清时期开始，中国茶文化远播欧洲，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茶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和贸易，同时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用餐习惯。最重要的是，中国古老的茶文化丰富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内涵。随着饮茶在欧洲盛行，中国茶文化逐渐融入欧洲的本民族文化之中，欧洲人形成了适应本土的饮茶习俗和自己独特的茶文化。饮茶还对拓宽欧洲人的社交生活和丰富他们的娱乐活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涌现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也是饮茶之风盛行的反映。
作者：庄严 单位：沈阳医学院
（三）
一、唐代茶文化
“言茶必曰唐”，大唐中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饮茶之风也随之呈风起雨涌之势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之下，饮茶的风光一时与蓬勃成风也就可想而知了。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当时,茶品种类增多,茶铺争相设立，人们对于饮茶的认识也已深化，且更趋向于对饮茶方式的讲究和专用茶具的呼唤。唐以前，西汉至六朝时，古人的饮茶方式为粥茶法也称为痷茶，这种饮茶方式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时还将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放入同一容器一起煎煮,但陆羽认为这样的茶汤如“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唐以后,此种较原始的饮法逐渐被取代,饮茶方式也开始变的十分讲究。如用在春天时采摘下的茶芽(茶枝上的芽)、茶荀（籽下种后萌发的幼芽)先行蒸烤，再揉搓研碎并加入香料，最后压成茶饼。饮时,则须把茶饼碾碎成茶末。之后，或将茶末倒入在茶釜内的热水中（记于《茶经》陆羽）。或将茶末放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的有嘴茶瓶向盏中注水；一边注水,一边用茶芜在盏中来回的击拂，名曰“点茶”，（记于苏底《十六汤品》）。品饮艺术的崛起、饮茶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与之相伴的茶具的变革。唐以前，人们使用的茶具还是与食器、酒器混用的，但随着对茶文化认识的深刻，人们不再满足用盛饭菜的土钵土碗来饮茶。随之而来的是茶托在唐代的茶事中已经发挥功用,在相关资料中可以求证，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唐代阎立本的名作《萧翼赚兰亭图》中，所绘制的唐代煎茶场景,对煎茶器具的刻画细腻生动。图中可以看到,侍童正以茶托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茶水,瓷质茶托的造型十分明显。唐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坐，进食时为免食物掉落已有杯托和碗托。且唐人饮茶以煎茶为主,茶水很烫,茶托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
二、唐瓷质茶托
茶托一般是由与茶盏相同质地的瓷土和陶土烧制而成的，托的形制，釉色，以及装饰风格的设计一般都和盏相一致，唐代的茶托造型、质地都极为丰富:以敞口,斜直腹、玉璧底为常见器型,陆羽《茶经》中说:“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由此可见唐代的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而盏则呈莲瓣状,宛若出池荷花,生机勃发，颇为精巧动人。在中国陶瓷史上,唐王朝是个辉煌的时期.北方,南方窑场林立,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不少窑场规模都相当大,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特点.受当时饮茶风气的影响,包括茶托在内的各类瓷质茶具也逐步发展和生产.从考古资料中整理得知中唐时期的茶托外壁由于受金银器的影响有的划四条竖棱线，且内底托圈较浅。而晚唐五代的产品内底托圈较高，与口沿平行沿面与内底多刻划荷花纹、荷叶纹。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五代青瓷刻花茶托.托盘口沿为六瓣形葵口,高圈足.盘内边沿和腹部刻有蜂蜜和花卉纹饰。整体造型精美,胎质细密,釉色纯净,制作工艺及其精湛。作为唐代茶人情有独钟之茶具之一,可以显示茶托在唐代是广泛使用并且受欢迎的。
三、结语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无法脱离其时代和文化的，茶托亦是如此，唐瓷茶托作为唐代陶瓷艺术的重要种类，承载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行为、审美趣味、饮茶方式等相契合。唐代茶托艺术在继承了前人艺术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些造型丰富的茶托，即于饮茶方便适用，又增添了饮茶的情趣，也充分展示了当时手工制瓷的高妙之处。
作者：侯瑶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四）
一、唐•陆羽《茶经》初探
1、茶树起源、茶的饮用和功效
陆羽《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云贵高原被称为茶树之摇篮。茶的发现和利用在中国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起源久远，长盛不衰，传遍世界。陆羽《茶经•六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茶从药用、食用、祭祀演变为饮用，至唐代首开全面饮茶之风，从朱门到柴门，比屋皆饮。
2、茶叶产区划分
盛唐时期，茶叶生产发展迅速，茶区进一步扩大。陆羽根据产茶区特点进行了茶区品质优次划分和评价，唐代全国行政区分为十道，道下辖若干州。将全国划分为八个茶区（一级茶区），二级茶区以州为名。唐代已有76个州产茶，茶叶名品有150多个。产茶地区的格局在唐代基本确立，对后人研究各地茶叶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乃是极珍贵的资料。
3、茶艺茶文化是享用、传承的生活文化
陆羽把茶事作为一个艺术过程来看待，灌注了美学意境和氛围。《茶经》中记述有关茶之采摘、加工制作、储藏器具十五种，茶叶加工工艺“采、蒸、捣、拍、焙、穿、封”“七经目”，煎饮器具二十四器，始创“煎茶法”，摸索茶艺“精茶、真水、妙器、活火”等诸要素把握，客观总结茶叶生产和茶艺技能。《茶经》的问世，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反映唐代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状况。“天下益知饮茶”，其后尚茶成风，饮茶时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成了茶文化昌盛。
二、唐代茶文化兴起的基础和保障
茶的特性和功能是茶文化兴盛的物质基础，唐朝经济制度变革和宗教、政治、士族社会变迁、文化导向、经济发展等诸因素，奠定了茶文化兴起和发展坚实的社会基础。
1、茶的特性和功能是茶文化兴盛的基础
唐代茶人众多，“不可一日无茶”。茶具有消食化积、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等保健功能和特性，为唐代茶文化的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茶文化的教化民众、规范行为、维系群体、调节心理等社会功能，有助于茶道大行，培养社会俭德风尚。唐朝实行禁酒令，抑酒扬茶、以茶代酒、开源节流；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以茶为媒，为外交增添了一张“和”牌；茶入诗画，茶会、斗茶、禅茶、品茶和茶道等逐步形成和兴盛，刺激了茶叶消费，推动了茶叶生产，促进茶文化传播，对唐代社会各方面都起到积极影响。
2、政治因素为茶文化的确立提供制度保障
盛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外交活跃、交通发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正是在这样巨大背景和谐的环境下产生了茶文化。茶是影响唐代社会经济进程与特征的三大商品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茶市出现、茶税与贡茶制度相继产生。茶税对唐代经济的作用仅次于食盐和酒。严格的贡茶制度，显示臣民忠于帝王。贡茶制度的规范化、规模化从深层面提升了茶叶的精神消费内涵，扩大了民间饮茶习俗的文化意蕴。贡茶是唐代茶叶科技和茶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3、经济制度变革为茶文化兴盛提供坚实社会基础
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茶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在南方茶区，兼营茶叶生产或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应运而生。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商资本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当时“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贾很多都是茶商。大量的茶商资本往来于城市乡村，沟通了茶叶生产与市场的联系，茶商资本在流动过程中逐渐渗入到茶叶生产领域，资本的注入保证了茶叶生产和流通，使新出现的茶商阶层社会地位提高，成为茶文化普及的一股重要力量得到社会认可，加快了茶文化世俗化普及进程。唐朝经济制度的变革使得带有资本主义萌芽色彩的茶叶经济迅速发展。
4、对外交流推动茶文化向外传播
唐朝活跃的对外交流促进了茶文化向外传播。大唐盛世，四方纷纷来朝进觐，形成了唐帝国为万国之首的政治格局。随着对外交往和贸易，茶及茶事外传，茶文化从本土走向国际化。唐代“输边和亲、茶马互市”逐步带动周边少数民族饮茶习惯，进而播布海外诸国，茶成为日本茶道之源、熏陶越南饮茶时尚，沿丝绸之路辗转至阿拉伯乃至罗马。东风西渐，唐代茶文化久远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积极影响。
三、唐代茶文化兴盛的成因
唐代茶风之盛，独步一时，茶与社会各阶层广结善缘。佛教禅宗重茶，茶风率先形成，茶文化得以确立；皇室朝廷崇茶，为茶文化提供制度保障；贵族士人、文人墨客誉茶，茶事与艺术和谐相融，茶助文思、益智开慧，使茶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百姓扬茶，茶事富有特色，茶文化得以普及推广。茶延续至今，经过上述“四股力量”相互作用和推动，从茶树的栽植、茶叶的采摘、加工制作和相应的茶艺、茶俗文化艺术创作，赋予茶审美上的意义，将饮茶从疗疾解渴的日常生活层面提升到精神寄托、修养教化的手段，体现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蕴，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绚丽多彩的茶文化。名人、名记、名颂、名传，茶文化得以兴盛和发展，源远流长。
1、佛教禅宗茶风盛行率先兴起茶文化
唐代佛教盛行，僧占名山，“农禅”寺院经济兴起，山高雾大出好茶，僧人斗茶传茗，使得饮茶在唐代蔚为盛行，促成了茶文化的确立和兴盛并直接影响到全国和社会各个层面。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以茶斋戒，以茶参禅。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坐禅时助驱睡魔，二是满腹时助消化，三是“不发”，即抑制各种欲望，饮茶最符合佛教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中唐时百丈怀海创立《百丈清规》，此后寺院茶礼越来越规范，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僧侣饮茶，击鼓为号谓之“茶鼓”，僧寺茶室谓之“茶案”，寺庙管茶制茶之僧谓之“茶僧”。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清心、以茶斋戒成为禅宗僧人日常的功课，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由此出现了僧人嗜茶、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的风尚。茶事、茶礼的日常环节，经禅宗禅师发挥，增添诸多参禅悟道的意味，使得饮茶最终上升为一种茶文化。由于融合儒家和道教精神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对茶的推崇，“茶禅一味”愈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佛教促进了茶事的发展，茶事推广了佛教。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的思想精华，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天人合一既为中国传统的思想主题，也是儒释道三家共有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而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的。“三教”融合于茶饮，形成博大精深的茶道精神。
2、唐朝皇族“宫廷”行为导向确定茶之国饮地位
唐代“宫中礼仪，茶艺先行”表达了茶的特殊地位。唐代皇室把茶叶用于祭祀、礼佛、赏赐之物，这些举措超越了物质消费的层面，更多的被赋予了文化消费涵义，刺激了茶叶经济，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其它阶层对茶的双重消费。
（1）唐朝贡茶，盛况空前。贡茶制度的设立，使贡茶品评成为官僚的重要职责之一。主管贡茶的“太守”，每年集会于两省交界的“境会亭”，携带所制贡茶进行评比和采制技术交流，称为“茶宴”。“急程茶”轻骑疾奔送往长安，日程四百里。唐代贡茶属茶之精品，是皇室赏赐的必备之物。宫廷举办清明茶宴，招待四方使节，将茶作为回赠礼物，朝廷与邻邦交流，赐茶给回纥、吐蕃、蒙古等少数民族以示安抚，西藏更是因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而开藏区喝茶之风。“天子下帘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会试之际，朝廷送茶至考场以解举子与官员之困顿，茶因此又被称为“麒麟草”。贡茶与赐茶足以反映唐代皇室对茶的重视和推崇。
（2）茶是唐代文化传播的媒介，茶叶的种植方法和茶俗影响并传播到邻近国家，使茶文化逐渐推广到周边地区。如今的日本茶道、韩国茶礼，均与唐代茶文化的外传有直接的关联。日僧最澄、空海禅师先后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日本茶道源于我国唐代的径山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逐渐演变形成“和、敬、清、寂”宗教哲理和严格繁琐程序的文化体系，被誉为“宗教的美学”。
（3）法门寺历史悠久，有“关中塔庙之祖”的美誉。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宫廷御用珍贵茶器数十件，做工讲究，极皇家之华丽。这套茶具为鎏金天马流云纹茶碾、鎏金仙人驭鹤纹银茶罗、鎏金摩羯纹蕾纽银盐台、鎏金银龟茶盒、鎏金“鸿雁欲飞”银笼子、银结条笼子、鎏金人物画坛子、一对银火筋等，分别对应了烘焙、研磨、过筛、烹煮、饮用、贮藏等，用实物讲述了中国茶文化的源流，也是唐宫崇尚富贵豪华的一个重要物证。大唐天子以茶礼佛和以茶敬佛，足见茶在皇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充分显示出唐代宫廷对佛教的偏爱，也印证了茶文化在佛家寺院的渊源之深厚，揭示了茶与佛教、皇权结合的独特文化现象。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盛行，确立了茶之国饮地位，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宫廷茶器，以物质的外在形式折射出唐代茶道所达到的极高境界，它是大唐茶文化兴盛的综合体现，更是大唐宫廷茶道兴隆的集中表现。
3、贵族士人、文人墨客誉茶丰富，提升了茶文化的内涵
从饮茶品茗中，探寻自然之美、品赏生命之乐、体悟人生之理，茶成为唐代文人雅士艺术欣赏的对象或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
（1）唐代许多文人雅士都与茶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爱茶咏茶，品茶评水，尽享茶之趣，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对茶之美、茶之韵感受从而诱发灵感，文思如潮，以茶为内容吟诗作赋，留下许多名词佳句。以茶益思，陶冶性情，对饮茶习俗的认可和推崇，赋予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将日常茶事与审美活动、精神追求、人格理想紧密结合起来，使饮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流派，对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柳宗元的《竹间自采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都成为脍炙人口的颂茶之作。
（2）唐代科举考试以诗为上品，利禄所在，使官僚士人无不攻诗。诗人常流连于山水自然间，吟诗品茗，鉴赏名山、名茶、名泉，寄情于山水，借景抒情，不仅进一步促进了饮茶之风，而且经过文人雅士推波助澜，使茶事活动唯美之至。卢仝的千古绝唱《茶歌》“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得茶、饮茶、感茶”至惊至喜的心情，饮茶过程的体验，随着感觉的升华而不断展示出新的意境。从解渴、破闷到激发创作欲望，释放内心沉重压力到百虑皆忘，飘飘欲仙，从现实到理想，何其愉快。诗中蕴含丰富而炽烈的感情，回旋着激荡昂扬的弦外之音。
（3）官僚士人与僧侣文人经常举办茶宴，以茶会友。由于茶宴便于“玄谈兼藻思”，且为清雅之举，受到各方面推崇，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风尚在共同的品茗习俗中得到共鸣与升华，官僚、士人、文人、寺僧以茶为媒，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茶禅、禅诗、诗茶，进一步提升了茶文化的内涵，推动了茶艺的成熟和茶文化的流行。茶风盛，茶文兴，茶人出。唐茶道以“醇和灵秀”的茶风滋养唐代文学，形成多样茶香风格。唐代茶道深深影响了唐代文学艺术和文人艺术气质，使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艺术氛围的社会。
4、唐代饮茶习俗大众化、多样化使茶文化得以普及发展
唐代出现卖茶水为业的茶馆茶肆，是饮茶之风民间兴起的见证，是民间饮茶之风盛行的标志。茶肆成为大众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怡情会友，享社会之乐。唐朝民间茶事具市井文化特点和乡野茶趣，如“采茶盛会”、“喊山”、“茶会”、“斗茶”等活动，扎根民间形成茶俗文化，在民间发扬光大。唐代茶事民间盛行，“两都并荆、俞间，比屋皆饮，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足以想见其盛况。贩私茶在唐代也一时蔚为盛行，甚至出现官商勾结贩卖茶叶的局面，间接反映出唐朝饮茶风尚的流行。在唐代饮茶习俗兴盛的过程中，四方力量各自在饮茶消费习俗中不断赋予茶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和社会意义，相互融合、融为一体，形成中华茶文化独特的现象和多样化，彰显茶文化多姿多彩和兴盛局面。中国茶文化着意于品尝和发挥茶的色香韵味，追求一种融洽宽松的气氛，达到“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的精神境界，其茶道程序和仪式与科学饮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把茶的保健价值、养生价值和欣赏价值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茶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和谐统一的文化载体。这正是中华茶道兼有健身与养生功能的道理所在，也是中华茶道能够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茶从药用逐渐转化为具有特定精神含义的饮用时尚，这个过程不仅反映出大唐王朝的盛世开明之风，也揭示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唐代茶文化兴盛的渊源，并对后世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作者：李建华 刘丽莉 单位：陕西省安康市林业产业发展中心茶果站陕西省安康市疾控中心
（五）
宋朝建立后，随着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李继捧入朝及其引发的李继迁反宋，夏州政权与宋决裂，夏州李氏逐渐发展为足以抗衡辽、宋的地方政权，揭开了西夏拓跋部与中原王朝交往的新篇章。因为长期与中原往来，拓跋部逐渐从“养?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过着游牧生活，变成一部分人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中原的文化、礼仪等也逐渐传播到这里。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前后，不仅仿照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建立都城，设置官制，建设军队，参照中原法制制定条令，努力完善国家机器，还招募汉人文士入夏为官，“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虽然元昊的初衷在于标榜自己的民族意识，与中原一较短长，但是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夏汉文化的结合。西夏王室自元昊子谅祚朝起，更是钦慕汉礼、汉仪。西夏学者也积极吸收汉文化，改善自己的文化生活。刊于西夏仁宗乾?二十一年(1190)的夏汉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曾强调:“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都突出了中华文化的传入对于西夏的积极影响。游牧民族惯于肉食，茶叶涤烦解腻促消化的功能使之成为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唐代，茶叶即大量流布于塞外边疆，“穷日昼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代饮茶风行，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均习惯饮茶，茶叶贸易也飞速发展起来，大小茶商穿行于全国各地，边境少数民族也通过茶马贸易获取茶叶。茶也较早地传入西夏，深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当地百姓“惟茶最为所欲之物”。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盐铁使王明进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李德明时，岁赐两万，并继续与宋朝贸易交换茶叶，元昊时年十三岁谏以“茶彩日增，羊马日减，吾国其削”，可见这时西夏国内茶叶消费量已经很大。但元昊继位后与宋朝战争，贸易不行，国内困顿，财用不敷，民众纷纷哀叹“饮无茶，衣帛贵”。1044年夏宋议和之后，宋朝每年赐给西夏茶3万斤。对此欧阳修还曾撰有《论与西贼大斤茶札子》，议论议和时送给西夏的茶叶斤数，称“计元昊境土人民，岁得三十万茶(小斤，即5万大斤)，其用已足”，亦可见西夏饮茶之风的盛行。西夏的一大成就就是，他们创设了自己的文字和法律，在流传下来的西夏书籍和典章里，茶文化也见证了汉文化的西入及其影响。西夏人骨勒茂才编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了当时社会上常见的物品及常用的词语，其中就包括茶臼、茶铫。编辑分类当时社会常用词语而成书的西夏文本《杂字》中则收录了茶臼、茶杵、茶杯等词语，说明西夏社会饮茶已经比较普遍，有专门的饮茶的器具，应该是茶文化盛行的结果。因为西夏不产茶，茶叶又是民众生活日用必需品，因此茶叶在西夏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西夏京师设有茶钱库:十一种一律一案头、二司吏:京师京师踏曲库、卖曲库，纳上杂库，茶钱库，衣服库，皮毛库，铁柄库，绫罗库，杂食库，官黑山踏曲库、卖曲库。与重要的曲库一样，茶钱库也有着专人管理。在西夏国内的赏赐、奖励之中，茶与银、布帛绢绸有着同样的地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4《边地巡检门》记载:一大小检人地底未放逸，敌军盗贼入寇者来，监察先知，新接检人以及局分军溜报告之功:查觉一人至十人来，巡检主管绢一段，检人二人共绢一段。查觉十人以上至三十人来，巡检主管绫一块、银一两，巡检人绢一段。查觉三十人以上至七十人来，检主管唐呢一块、银二两、茶绢三，检人银一两、绢一段。查觉七十人以上至一百人来，主管杂锦一块，银三两、茶绢七，检人银三两，茶绢五。查觉一百人以上至五百人来，主管升一官，银三两、杂锦一块、茶绢七，检人银三两、茶绢五。查觉五百人以上至一千人来时，主管升二官，银五两、杂锦一块、茶绢十，检人一块?、银三两、茶绢五。查觉一千以上人来，一律检主管升三官，银七两、杂锦一块、茶绢十五，检人银五两、绫一块，茶绢七。卷10《续转赏门》:一诸司任职位人三年完毕，无住滞，不误入轻杂，则中书、枢密、经略等别计官赏，其余依次赐次中下末四等人得官赏:次等升一级，大锦一疋，银十五两，茶绢十。中等升一级，大锦一疋，银十两，绢三段，茶四坨。下等升一级，杂花锦一疋，银七两，茶三坨，绢二段。末等升一级，紧丝一疋，银五两，茶绢二。中书、枢密都案依下等司正法则得官赏。其中茶以坨计算，再联系前面所引茶臼、茶杵之类，可见西夏还是比较少饮用散茶一类。
“茶绢”一词的频繁出现，似乎更能说明茶与绢帛之类地位的等同，都是比较贵重的物品。类似的记载还有几处，如天盛律令《派大小巡检门》称，诸捕盗及其余罪犯，不管是长期徒刑还是短期劳役均论功按等赏赐银两、杂锦、茶绢之类;《校畜磨勘门》中诸大小牧监检校官畜已毕，官方也会依其所纳赏赐茶、钱绢。从前面不难看出，虽然西夏与宋分庭抗礼，自西夏立国，宋朝西边几无宁日，但是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原文化还是逐渐传入西夏，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而西夏也不是仅仅引进宋朝的器物，而是积极汲取精神养料，加以创造，更显夏汉文化的相互磨合。
除去战争，西夏与宋的正常往来途径无非官方的贡使往来、榷场贸易，民间的边民或内陆文化贸易流转之类，其中最重要的理应还是贸易和文化往来，毕竟在无法攻而破之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对上汉文化，最主要还是希望获取中原丰厚的物资和先进的文化。夏宋贸易往来是宋夏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西夏与宋的贸易文化往来，不仅使西夏引进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本民族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同样地，这一往来对于宋朝、中原文化也有着重大影响。作为西夏与宋朝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及茶文化主要通过岁贡及贸易，尤其是榷场贸易进入西夏。“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因为自然环境限制，西夏并不产茶，生产水平较低，尚不能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因此需要从其他地区获得茶叶及粮食、丝帛等生活必需品。但与其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多是游牧经济，无法提供，只有宋朝可以与之进行交换。“无论是为了满足境内各族对紧缺物品的需求，还是通过交换剩余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西夏要求与宋进行贸易，乃是其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宋朝而言，以茶绢换取羊马、药品等少数民族特产，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补充军国之用，又可以满足西夏上层需要，暂时缓解边境冲突。因为岁赐所带来的财政负担也可以稍作缓解，为本国发展赢得机遇。宋太宗“赍茶于蕃部贸易，以给军食，未尝发民输送也”，宋宣和四年(1122)大臣宋昭上书:“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法?坏，遂耗内帑，臣愿遴选健吏，讲究榷场利害，使复如祖宗之时，则岁赐之物不足虑也。”都说明和西夏贸易茶叶等物，有利于改善宋朝军备与财政。西夏迫切需要从宋朝输入商品，宋朝却有更多的贸易选择对象。宋朝对游牧经济的需求，主要是马匹，但自宋初以来，吐蕃即是宋朝马匹贸易的主要提供者，宋朝坚持联蕃制夏政策，自然也不可能和西夏开展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因此宋人对西夏“维持的是有限贸易，恰恰是这有限的贸易，使得西夏得到了岁赐，仍然不时扰边”，换言之，夏宋贸易的非正常化，也是西夏频频扰宋，宋朝边境难宁的一大原因。西夏通过战争掠夺绢、茶等物品“虽在今存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西夏侵宋以‘破城寨’为主要进攻目标来看亦不难验证，因为宋缘边城寨，既是军事堡垒，也是熟户，边民的居点，既有储存军械、弓箭的仓库，也是熟户，边民所需的各种物资的集散处，因而攻破城寨，西夏所掠财物自然包括数量不少的绢、茶等物”。宋朝和西夏开展榷场茶马贸易，岁赐茶叶3万斤，以“保得久远，供给四夷，中国不困”，本身即说明了夏宋贸易对于宋朝的生存影响。但由此延伸开来，夏宋往来，对于宋朝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影响。西夏王朝成立前后曾长期臣服于唐朝，接受宋朝封号，宋人对于西夏始终有一种优势心理，在北宋朝野人士眼中，西夏“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也因此“宋廷不论是官方还是士人都坚持在外交上不给予西夏以平等的待遇”。
在重臣欧阳修那里，这种态度即显得非常明显。遍览《欧阳修全集》可以发现，欧阳修极少称呼西夏为“西夏”，他最常用的称呼为“元昊”、“赵元昊”，其《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办?子》、《论元昊不可称吾祖?子》，从文章题目即可以看出欧阳修并未承认西夏政权。其文中言及元昊建立西夏政权时，全部都是“赵元昊反”或“元昊叛”。但是，面对元昊的强势姿态，北宋君臣也不得不承认，再也无法像前朝对待夷狄那样对待西夏:“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可见，契丹与西夏对汉地器物、文化趋同的加快，甚或是对自身正统地位的追求，使得北宋士大夫们无法将之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同等看待，“过去汉唐那种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心理”开始改变，“中国”与“夷狄”、“中国”与“敌”的对称，宋朝与契丹、西夏多次的“边疆”、“边界”纠纷，是不是也表明，在宋代，“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中原王朝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未来一个包融各民族，各民族平等相处，华夷界限模糊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中国”的形成开始变得可能?另外还需一提的是，西夏占据西北内陆，掌握着河西主要交通点，扼丝绸之路要道，贯通东西，控制着中西亚往来商人、河西少数民族和中原内地的交流。“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瑏瑡?，说明西夏从宋朝获得茶叶后，还会在周边民族中倒卖。大食、西州等国也会通过西夏进入宋境内贸易，由西夏征取税收，天盛律令相关条令反映西夏对他们还有所优待。西夏汉文本《杂字》所记“回纥瓜、大石瓜”，应该是回鹘和大食传入西夏的。回鹘、大食与中原联系都很早，也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些都客观上加强了宋、西夏与各民族地区的交流。中唐回鹘已大驱名马换中原茶叶，并随着漠北回鹘的西迁使茶向丝绸之路扩展，加之西夏等饮茶民族的出现，茶马互市在丝绸之路上的兴起，唐宋以来丝绸之路也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
总之，宋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交流频繁、民族问题突出的时期，但也是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宋朝周边，西夏、契丹等民族，实力强大，不仅在军事上时时压迫着宋朝统治者的神经，在汲取汉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他们也积极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竭力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原文化不断输入宋朝周边，茶文化不仅流行于宋朝社会各阶层，也蔓延至全国各地各民族，进而随着贸易的蹄印走向国界外。茶，不仅见证着西夏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原文化对游牧民族的积极作用，也影响着宋朝的发展，宋、西夏与周边民族、地区的联系。
作者：王立霞 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