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研究范例

一、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中西医思想之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摘要：

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仅是解决各种复杂经济学问题的必要工具，同时也给经济学家带来了很多的灵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与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重要性，然后就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策略及注意事项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发挥数学在经济学中作用。

关键词：

数学；经济学；应用策略

随着数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将数学工具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促使经济学获得了更加科学、精密的发展。如今，数学已成为经济学分析所不可缺少的一门工具，加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开始用数学工具来分析、解释一些经济学现象及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这门重要的理论体系。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主要起到了三点作用：首先，在经济学中，经常需要对一些前提条件提出假设，这时就需要用数学语言进行表述，从而使问题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次，利用数学思维分析、论证经济学的某些观点，能够使研究更有逻辑性和条理性。再次，在得出某些经济学结论时，如果用相应的数学统计数据加以说明，将使结论更具可靠性和说服性。

【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互联网数据信息的增多，使得数据信息的价值凸显。为充分挖掘数据信息的价值，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本文以计算机大数据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内容，在简要介绍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举例分析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以期能够加深人们对于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认识。

【关键词】计算机；大数据；经济学；应用

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充分挖掘数据信息的价值，相比较来说，经济学领域更重视数据信息，通过科学的数据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够保证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因此，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计算机大数据技术概述

所谓计算机大数据技术，主要是指以互联网数据信息为依托，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发现数据信息规律，从而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参考。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人们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共享数据信息，因此，随着计算机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互联网数据信息爆发式增长，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在此情况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市场经济数据信息，通过互联网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具体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摘要：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宏观经济学是否应该“数学化”一直以来在学界没有一致看法。宏观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问，是社会科学的分支，冈此，宏观经济学不应该被完全的数学化，数学只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借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回顾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历程，分析经济学者关于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对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探究如何正确看待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为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提供可选方向。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均衡分析；动态分析

自19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就连过去较少使用数学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也充斥着复杂的数学公式。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迅速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数学可以使问题量化，运用清晰的逻辑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清楚；而随着经济分析被引入越来越深奥的数学，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重视数学，忽略事实，轻视了逻辑思维在分析问题中的地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真的是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吗？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本文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研究数学化趋势作出分析与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和表现

数学化是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的认知，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数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大有不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已经没有使用纯语言的表达和分析，往往都是借助复杂的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通常把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标志，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现实要求，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微观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为宏观经济模型建立以及运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数学化趋势最根本的起因主要是其研究问题的依据和分析工具。它依托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通过行为人的各种行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究均衡状态下的最优化，而数学刚好为其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数学模型又为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和理论提供了平台，例如供给———需求曲线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市场优化配置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制定中。除此之外，边际分析理论、计量理论等数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学化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宏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1、体育管理学的发展

体育管理学也属于新兴学科。虽然俄亥俄大学1966年就开设了体育管理学，但真正意义重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校开始在体育管理学专业下授予学位，1986年北美体育管理学会（NASSM）的成立，以及1987年期刊《体育管理杂志》（《JournalofSportManagement》）的创刊，才标志着体育管理学作为一个真正的学科的诞生。自那以后，体育管理学的发展一直保持了稳定状态。北美体育管理协会的网站近期列出了在美国授予体育管理或体育行政学位的200多所高等院校，当然，有些是包含在其他学科专业之下的。北美体育管理协会还列出了其它国家和地区40多所体育管理学项目，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以及欧洲，体育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包括体育营销、体育财务、体育法等专业期刊）的数量也持续增长。我国的体育管理学是从体育行政过度来的，如1935年就有金兆钧的《体育行政》，以及50年代东北师大、中南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单位编写的《体育行政》讲义，是我国体育管理学（体育行政学）早期的学术成果。但严格说来直到1984年，在原国家体委科教司的支持下，中国才有了第一本《体育管理学》教材。1985年武汉体育学院和原北京体育学院先后设立了体育管理专业，开始了体育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随后，上海体育学院等院校开设了体育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很明确地为培养体育管理人才。之后，体育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迅速，势头也大大超过了体育经济学。从两门学科的发展脉络看，无论国内外，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诞生都是以运用母学科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具体问题起步，从诞生之日起二者便有着明显的界限。

2、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比较

2．1研究目标

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区别，根源在于二者研究目标不同，不同的研究目标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首先，关于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目标，骆秉权提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汲取教训，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健康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关于“总结经验、提高、促进”等功能，并不是体育经济学的目标，而是政策制定者、市场经营者的任务。而“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也没有指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体育经济学确实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手段，目的应该是解释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方式对体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从政府失灵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自由竞争市场对配置体育经济资源至关重要；又如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需要政府干预体育产业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来分析体育管理学。秦椿林、张瑞林认为“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显然过于宽泛，任何学科不都是研究该领域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吗？重要的是，体育管理是什么？是为了实现体育部门，更准确地讲是体育组织的目标，体育管理的规律就是体育组织的各种资源发挥最优的合力作用，而采取或使用的一些原理、方法。因此，体育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应该是提供以上这些原理和方法，以指导实践。显然，着眼点主要在“组织如何高效的完成目标”。从前述体育管理学产生的起源也不难看出，其产生源于“职业体育组织如何使用组织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盈利目的”。体育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重视，对人性问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比如，体育俱乐部的管理，要求球队老板和球员在协调关系和合作中争取实现效益最大化，雇员和管理人员具有共同利益。其实质就是从哲学上假设人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愿意为改变经济生活而做出最大努力，在管理活动中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适度的经济激励，就能发挥雇员的最大潜力。可见，体育经济学主要探讨“体育资源”（一种社会资源的宏观视角）的有效配置，是通过理论来解释体育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问题；而体育管理学主要研究体育“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是通过理论来指导如何提高体育公共部门、非营利性体育组织、营利性体育组织的投入产出效率。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体育经济学重在“解释”，相比之下，体育管理学重在“指导”。

2．2研究视角

虽然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研究都涉及资源问题，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也导致两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体育经济学关注的往往是效用、福利、以及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虽然这些概念或表达方式也是体育管理学研究中常见的词汇和观察视角，但这些本质上还是属于体育经济学的内容，都与“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经济利益，是指满足主体经济需要所获得的社会劳动成果。这里的主体，可以是体育消费者，职业运动员，也可以是地方政府、体育俱乐部，还可以是国家或社会，“经济需要”主要涉及物质资料（工资、收入）、劳动力（球员的出场比赛）、信息（转会市场上的供需条件）、闲暇（体育消费者的余暇时间）、环境（体育场馆）等；“获得”实际上表明了一个资源配置、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无论是主张市场自由竞争，还是政府主导，任何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都是“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体育发展过程中相关资源的利用和配置问题。研究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使用方式。《职业体育联盟的经济分析—兼论对我国职业体育联盟改革与发展的启示》这篇文章，就是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联盟这种制度而不是一种其他的制度，以及职业体育联盟是如何决定绩效水平并最终影响其发展、扩张的等问题。再比如：职业运动员想要获得高收入，俱乐部想要维持球队薪资结构，二者的经济利益博弈可以解释球员的工资问题。同样，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博弈可以解释工资帽为何产生。相比较，体育管理学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体育管理学研究的目光经常着眼于一个具体的“组织”，无论是国家的体育管理体制，还是体育协会的，抑或职业体育俱乐部，这些议题无一不是在关注组织，无论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还是经费管理、市场营销、场馆设施管理，以及具体的项目管理，这些议题都聚焦更有效的完成组织目标。如表1中的《职业体育组织的演进与创新》一文，便是将职业体育组织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考察，研究职业体育组织创新对职业体育组织成长的影响。

1、语言经济学的语言观

如同语言哲学、语言社会学等众多交叉研究领域把语言放在不同于以往的语境下一样，语言经济学把语言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语境中进行考查，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又一次跨界和飞跃。在语言经济学的语境中，语言也被赋予了不同于传统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交叉学科视角的特征和作用，不仅实现了语言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对支撑语言经济学的两门主流学科———经济学和语言学研究有所推动和发展。那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的认知和界定与以往有何不同，语言经济学的语言观又是怎样的呢?

1．1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征

语言经济学超越以往任何阶段的语言研究对语言经济特征的认识，明确提出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性。这一观点最早由语言经济学的创始人JacobMarschak提出，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实质和特征，是语言经济学的思想核心。应该承认，无论是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还是语言学家如索绪尔，都早已认识到语言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语言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都没有对语言的经济性特征达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没能就语言的经济特性提出如此具体明确的论断。对于语言与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指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因此，“交易需要语言”。［13］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经济学思想，他还认为研究语言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存在着相似性，其相似性在于“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它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是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16］向明友研究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价值学说，组合、聚合学说及共时、历时理论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德国、法国、瑞士及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或启示。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借鉴经济学思想为语言学研究所用上，索绪尔留给后人的启示和缺憾，进而预言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将会为现代语言学的言语及言语行为研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借鉴。［17］Marschak上述论断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就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和研究而言，却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在提出语言的这几个经济特性的同时，Marschak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解释和阐述，但这些特性却在后来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和证明。现在看来，这一发现在当时能够被提出更显得难能可贵，意义重大，它总结出了语言以往不为人知的重大特征，既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开辟了一片语言研究的新天地。

1．2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

我国学者张卫国经过深入研究，在总结分析中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支撑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他对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分别进行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对各方面的已有研究和未来可能开展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的这项研究在语言经济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8］首先，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经济学认为，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是对人力资本特定形式的投资。一方面，那些移民国家和多语种国家的实际情况证明，语言的掌握和人们就业以及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广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于是，研究者发现，劳动者的语言技能具有人力资本的特性(它符合人力资本的三个特征:要花费成本才能获得、具有生产性、依附于人体)，它是附着于人身的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它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机遇和业绩。语言作为一种技能，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多语能力可以使人在胜任不同经济环境的工作和增加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机会等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多说一种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增加个人可能的贸易伙伴数量，进而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语言能力能够增加人力资本的储备，因此人们乐于通过投资去获取这项技能。语言的人力资本特性还涉及语言学习的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因此，双语教育以及二语习得等也在语言经济学关心的范畴。张忻［19］分析指出，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

语言是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资本的人力资本，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性资本。语言的“资本性”是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人们学习外语的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用一种或多种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技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高含金量的“语言资本”，因为预期回报高，所以人们对投资外语学习乐此不疲。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语言这一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场的应用多寡、消费心理取向、人际交往的频率等等。另外，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既然拥有经济价值，就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态度和判断，小到个人选择学习何种语言，投入多少，大到一个国家针对一种语言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设计和规划。一般认为，语言政策是指关于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对某种语言政策的实施，也就是付诸行动，则是语言规划。就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而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应该被列为国策的一部分。由此，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也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针对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迄今为止，张卫国［18］的研究是最为翔实的。虽然在他之前，也有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索绪尔［16］、黄少安［20］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或者进行如此充分而翔实的分析的，非他莫属。他分别从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命题界定、实际应用和思考等不同方面阐述并举证了他提出的命题。遗憾的是，正如张卫国总结指出的那样，针对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丰厚，而针对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研究却十分匮乏，这当然与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实用性更强、经济特性更明显有关，但是，也与学者们对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这两个属性关注不足、研究不够深入有关。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命题和更大的空间。

最初，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并没有分家，甚至经济学从属于政治学，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论》论述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家务①。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写了一本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孟克列钦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是为了同以往的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家庭经济区别开来。因为“政治”一词，希腊文的原意是指“社会结构”、“国家”，用“政治经济学”一词表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由家庭经济转向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第二阶段，18世纪中叶以后，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存于作为单一学科的政治经济学中②。此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来临，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767年，斯图亚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之探究》一书，从此，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通常都冠以“政治经济学”的头衔。如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19年）、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纳索•威廉•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59年），等等。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镳③。其标志就是致力于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职业组织开始出现。促成经济学独立的因素有：一是19世纪70年代，随着边际革命的发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发生改变———由古典时期对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研究转向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二是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确提出用经济学（Economics）代替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他认为，Polit－ical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Economics这个名称最好，它既与旧名称比较接近，又在形式上与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④。三是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其主旨是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四是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

促成现代政治学自立门户的因素有：一是1880年10月在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二是1886年美国《政治学季刊》创刊；三是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随后《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从此，经济学家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既定的条件，重点研究个别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学考量。政治学家则致力于研究在没有市场的状态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然，20世纪20-3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中对国家和政府作用的关注开始回潮。第四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出现整合的趋势，新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从历史过程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尽管有利于特定科学的发展，但却令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学科的分离帮助它们建立了相应的适当方法与最有效的研究路径，也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设定了人为的束缚。”⑥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又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逐渐浮出水面。“1949年，在JPE（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布坎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呼吁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时还没有这口号，就是关注北欧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⑦重新关注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在那些个体、制度与市场的互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分立的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从而深化我们对政治、经济行为的理解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思想认识上逐渐趋向一致，从而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只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当下，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迪帕克•莱尔（DeepakLal）和明特（H•Myint）、安德鲁•盖保尔（AndrewGamble）、《新政治经济学》杂志等人或组织给出了不同的主张。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主张，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和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可见，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⑨。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学科的集合和理论的集合，它的学科方向和地位尚处于凝练之中。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广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学术旨趣。一是时代性，即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现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主权走向高度民主和独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激化的产物。”

各国社会发展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求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輯輥訛所以，新政治经济学总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整体上和结构上强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认识。凯波拉瑟（J.Caporaso）和莱温（D.Levine）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以下两个核心假设：一是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二是正确地理解政治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予特别的重视。它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輰訛輥。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具有政策性、实践性以及可操作性。二是公共性，即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是新政治经济学各子系统之间联系的纽带。社会越是发展，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公共事物越引人注目。新政治经济学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视为天职。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社会集体选择中多元互动的行为者，在选择、决定公共政策时的行为动机、行为过程、行为方式；关注为有效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而构建激励制度的努力；关注公共资源配置；关注社会公共福利提高中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组成及相互作用。”輱輥訛通过对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公共事务的研究，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三是政治性，即把目光聚焦在政府角色、政府职能以及政府缺陷的分析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经济学开始涉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事务和政府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輲訛輥。“新政治经济学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政府，关注政府政策、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形成了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是对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揭示和解答。”輳輥訛在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学的内容时，“新政治经济学把政府行为与制度过程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化身，看成是影响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其目的是要从对政治过程的分析中探索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资源浪费和政府管制（干预）失灵以及政府规模过大等经济困境的根源。它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治过程。#p#分页标题#e#

因此，纠正市场失灵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而是需要另一套规则来纠正市场失灵，因为市场失灵的根源是现行的法律—政治规则的失灵。”輴輥訛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更具现实性和可预测性。四是制度性，即借助“制度”这一概念来实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互动輵訛輥。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政治是决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寻求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新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世人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輶訛輥五是跨学科性，即用跨学科的视野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新政治经济学打破学科界限，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个学科不同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的研究领域。”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同样是对政府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国家（政府）在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时的作用问题，规制政治经济学则直接研究政府规制职能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是政府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则关注国家与产权制度形成的关系，等等。“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视野对分析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对之作出反应具有巨大的潜力。”

新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扩展和改进现有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研究边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学家强调制度，而且他们的工作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搞清楚经济制度的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反过来，经济学家的个体选择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学更为严肃地反思它关于制度的形成、演化与维护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从企业管理到宪法设计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輯訛輦六是综合性，即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实现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科学性，更进一步说，这种综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对布雷顿金融秩序崩溃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对各国政府管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发达国家维持福利资本主义越来越困难的敏锐把握。”因而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将市场、政治与制度的概念分离的问题；有利于“将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产业管制、立法结构和绩效，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发展或变换等问题连接起来。”总之，新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宽度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打破主体与结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论方法是：（1）经济学中的制度—组织方法；（2）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制度和经济变迁的比较理论；（3）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战略相关理论；（4）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5）新公共选择；（6）文化政治和认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