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论文范例

一、鸦片战争前中英语言文化交流情况

早在康熙帝时期，清政府在对外问题上是属于比较开明的。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人之间的交往，可谓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雍正帝即位后，开始推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大部分西洋人被遣送回国，各处教堂被没收。同时禁止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由此中西方文化交流彻底断绝。此后，康熙、嘉庆继续奉行禁教政策。由于西教被禁，西学随之失去载体。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清廷的诸多限制。“如禁止西方人购买中国重要典籍、史著，禁止中国人教授西方人中文，同时打击学习外语的中国人，藐视西方文化，对于其先进的部分认为不过是‘中国之绪余’，以西学中源说而掩盖之，对于其文化的民族特性则以不同于己而以夷狄视之，不屑进行文化交流和互识活动。”总之，千方百计排挤或诋毁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嘉庆十年（1805），因发生德天赐案清廷重申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寥寥无几。到了道光六年（1826），在京城最后三名外国传教士，即钦天监监正李拱辰病死，毕学源、高守谦回国，北京已没有为清廷服务的西方人了。在京传教士及为清廷服务的外国人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也彻底中断了。虽然在政府层面上，隔断了与西方的联系。但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州，中西方之间零星的文化交流还是存在的。乾隆末年，英国使团途经广州时，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在英国洋行附近的大部分中国籍商人都能够使用英语交谈，并且具有相当不错的表达能力。但是，在清政府的打击与压制下，广州地区始终无法形成良好的语言交流局面，即便是略通外语的人，在语言素养上是非常低的，根本就不具备翻译的能力，而且也不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因此，鸦片战争时期，在和英方交涉时，这些所谓的“通事”不仅帮不上忙，甚至帮倒忙。由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通晓外语的人才，清政府与英国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在和英国发生冲突后，清政府根本没有可靠的信息来作决策。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十分被动。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仍旧没有想过从根本上去了解外部世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并没有多大的改观，而整个世界却是群雄并起。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沦落到被列强蹂躏的悲惨局面，可以说责任完全在清政府的腐朽与愚昧。

二、鸦片战争后的英语教育

中国的英语教育大体上出现在19世纪初，是有西方传教士所主导的。这些传教士均受各自教会之命，来到我国的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传教，通过开办义学、私塾，招收贫苦人家子弟读书，来进行“曲线传教”。这是中国最早教授英语的学校。鸦片战争后，因《南京条约》中的条款确立了传教自由，故大批传教士纷纷登陆中国，并使教会学校的创办出现了一个高潮。教会学校除开设英语课程外，还用英语教授地理、算术、历史等学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真正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此外，在清政府的限制下，传教士的办学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因此，教会学校的规模一直很小，学生则主要是以中国教徒的子女为主，并没有形成正规、系统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英语具有一定的商业需求，加之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学习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了过来，为了避免被洋人欺骗，由此开始自主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开创了中国官办英语教育的先河。此后，在洋务派的主导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以及京师译学馆等官办新式学堂均开设英语课程。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亲眼见证了西洋兵船火器的威力，于是先后开办了造船、军工、机械制造、邮政、电报、矿务等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为了满足这些近代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洋务派又开办了综合性较强的实业学校和一批工艺、武备等学堂，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讲授工程技术、武器装备知识。因此，英语等外语作为非常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但是，洋务派的英语教学活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教学目的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其实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从根本上而言，清政府在英语教育上仍旧是非常保守的。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变法维新，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新式教育。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由此拉开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同年七月，光绪帝上谕，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并“振兴实学”，决定“参用泰西学规”，并筹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丁韪良为总教习，并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对办学总纲、课程、入学条件、家庭出身、教习聘用、经费筹措及使用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从事高等英语教育的机构。根据规定，30周岁以下的学生，必修一门外文，可在英、法、俄、德、日五门语言中任选一门。还规定，所有中小学教材均由官方的书局编译并统一印行。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严重阻滞，以及受到封建思维的严重束缚，新式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英语教育并未被大众所普遍接受。1902年，清政府委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一个《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并以光绪帝名义颁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制订并颁布的学制系统，是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壬寅学制》高度重视英语教育，给英语教育以较高地位。在课时安排上，每周的英语课时数甚至超过了国文课时数，英语课程的每周课时数是中学课程课时数的2.5倍。在《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里，对预备科考选入学作了如下规定“：英文论著一篇，至少须三百字以上如兼通他国文字者，随时报明。翻译二篇，由英译。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但是，在学制方面却多有继承和保留，由此中国英语教育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然而，已经整整落后半个多世纪。

三、英语教育落后的恶劣影响

英语教育的落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说1793年马戛尔尼率使团访华是中英官方第一次接触，清廷没有来得及培养自己的英语翻译人员，似乎可以说得过去。那么，鸦片战争过后，这场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应该让清廷清醒过来，汲取沉痛的教训，培养自己的通晓英国国情和文化的翻译人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清政府的压制，当时中国有知识的文人不屑于学习外语，对于儒学经典之外的学问不感兴趣，而懂得一点外语的通事则素质低下，各方面知识贫乏。但是，即便如此，清政府丝毫没有重视英语教育的表现。即便出现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没能从根本上动摇清政府坚持愚昧和落后的决心。事实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尽管战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当机立断，以此为契机赶快亡羊补牢，像林则徐那样开眼看世界，认真分析战败的原因，及时总结吸取教训，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通过改革，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还是完全有条件反败为胜，很快振兴起来的。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来看，与西方多数国家的差距不是很大。当时的欧洲，仅只有英国一国可谓是遥遥领先，其余各国均处于初步阶段。如果清政府能够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积极开放，奋起直追，重视学习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治国经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革新内政，不仅能够很快地恢复元气，很有可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但是，清政府落后的观念意识，将这种可能性彻底断送。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内部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平天国运动，让清政府无力思考发展问题，疲于应付太平天国的清政府，最终错失了发展的黄金期。从整体上看，清王朝统治者，还是在用中世纪的传统治国理念治理国家。在面临史无前例的西方列强挑战时，清政府仍旧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闭目塞听，采取闭关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为特征的封建传统思维方式，来消极应付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战。他们仍然高傲地觉得自己是永远正确的，根本没有自觉地去反省自己的错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作者：战海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学发展必然的趋势之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学主动将国际化的、全球的元素融入到高校的教育、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等各项教育目标与功能中去，以提高大学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的水平。具体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指标：分为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文化交流等。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指标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发展必然的趋势之一，在中国亦是，它正在对我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并在2016年起针对大学以及学科建设明确提出了“双一流”的任务，要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很明显，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和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一起，成为大学五大基本职能。何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众多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阐释，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加拿大学者奈特的观点。他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将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融入整合到大学或学院的各项教育目标和功能中。他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另外也有学者从操作的层面，将国际化描述成许多不同类别和类型的活动。艾克文（Echevin）和雷（Ray）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大学在招生、教学、人员聘用、资源应用等方面，跨国和跨地区的活动。阿鲁姆（StephenArum）和德威特（VandeWater），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多样化的国际学习交流活动；国际教育交换和合作研究；跨国的项目、服务及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大学联合会则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可回避的过程，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的提高自身水平的“深思熟虑”的战略。结合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学主动将国际化的、全球的元素融入到高校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项教育目标与功能中去，以提高大学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水平。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指标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是从制度、理念、文化、内容、目标等方面体现国际化的要求。高等国际化要求大学打破地理限制，与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相互学习与借鉴，吸收他人的先进办学思想与理念，结合自身特点，推动自身高等教育的发展。立足自身，放眼全球，这是新时代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新课题。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但是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笔者认为可以简单地国际化分为以下几个指标：分为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文化交流等。

（一）学生培养国际化

摘要:文化作为一种人文、习俗的传播载体，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学生英语教育是承载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大学生英语教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文化交际能力与大学英语教育之间的关系，揭示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大学生文化交际能力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必要的措施，对大学英语教育课程大纲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育;文化;交际;传播

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碰撞出不同的交际火花。因此，拥有文化交际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英文作为世界通用语，这就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培养具有文化交际能力高素质人才的新要求。本文主要通过揭示文化交际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大学生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方法和措施，同时进行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分析，期望提高老师与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理解，为高校校本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及培养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与指导。

1培养文化交流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国际间频繁的交流与合作,让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性特征。在这个大环境下，不论是谁都无法避免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文化交流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日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通用语言，在中国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于是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如国家新标准课程改革的改革等从而去适应全球化趋势以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学校可以抓住全球化的这一契机，在学校进行英语教学的求变求新的改革中，培养年轻学子的跨文化意识，让他们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从而提高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这一改变对学生乃至国家都尤为重要。外语教学肩负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而这一责任就是要培养大量的具有文化交流的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培养日常大学英语教学，增强大学生接受跨文化知识的敏感性与自觉性，使学生头脑开阔，心胸开放，最终能够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更灵活、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

2大学英语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英语教学中存在许多的问题与挑战，有些来自于教师有些来自于学生，但这些值得我们每个有责任心的教学工作者来探索解决的方法。通过对学生、老师等的走访发现：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英语或者其他外语的作用甚至厌学情绪严重等现象；有些外语教师不清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和意义，更不清楚如何能够教授一堂让学生和自己都满意的课。特别多的学生反映在经过多年对英语的学习之后，不但不能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反而面临着英语学不好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每当大学生四六级考试结束后，就会有许多学生感慨，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就让我考四六级，这题目又算得了什么。伴随着学生英语能力下降的却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与全球化。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地发展，世界不断地进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跨文化交流的常态化的发展成为外语教学的又一个严峻但必须克服的挑战，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处在了更加两难的尴尬境地。

【摘要】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对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规范化和多元化翻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其翻译理念的指导下，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翻译应以文化为基本单位，综合采用注释法和图像法等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文化功能的等值交换，应灵活应用增译减译法或者改译法等策略，同时应尽可能地发挥译者主体性，使译文适应不同时期和读者的需求，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文化翻译观；翻译策略；文化内涵；广西少数民族

引言

民族传统服饰之于民族文化，正如当地方言、民族建筑和音乐等方面一样，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步伐的稳步推进，我国的传统服饰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正逐渐被当今社会的现代时装所取代，而各地区人们的服装样式、布料和剪裁越发趋于雷同，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服饰文化多样性与服饰肌理特异性的重要之处。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世居的少数民族多达11个，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以其绚丽多彩的图案纹理和独特精湛的工艺特色向世人展示着广西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并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维持我国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与多元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区域，随着其与东南亚国家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推广宣传本地民族特色文化与加大传统服饰文化的输出是形势与时代的需要。但目前广西民族服饰处于濒临消亡的困境，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翻译外宣状况也不容乐观。国内学术界针对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翻译的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专著则基本为零，能被查询到的译文资料大多散落在旅游指南或者外宣网站上，且翻译质量存在着诸多毛病，令人忧虑。因此，本文将对广西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展开译介研究，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指导，探讨发掘适用于旅游推广、经贸交流和学术研究的翻译策略，以利于充分展示其全方位的魅力，为扩大广西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度，维护我国服饰文化多元化面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文化翻译观及其研究概述

在传统的国内外翻译学界中，翻译的主体向来以语言本身为对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出现了第一次“翻译的文化转向”[1]，给翻译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开拓了新的方向。苏珊·巴斯奈特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系统阐述了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涵：（1）翻译研究不能停留在语言层面，而应以文化为基本的翻译单位；（2）译应该是一种“交流的行为，包括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3）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应寻求该文本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功能等值；（4）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的原则和规范可以有所不同，以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需要。[2]由于文化翻译流派所倡导的翻译观念及原则与传统的语言翻译研究有所出入，目前文化翻译理念在国内多应用于文学翻译。也有部分学者将之用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翻译实践当中，但文章数量较少，知网可搜索到的相关主题论文数量不足十篇。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引秀和郭粉绒的文章《“文化翻译”观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他们在文中对如何将文化翻译观应用到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做了有益的探讨并分别结合案例进行了分析评论。而其他研究者则有的运用文化翻译观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负载词英译展开了研究，有的探讨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少数民族故事或者意象翻译策略，还有的则研究文化翻译观照下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英译。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指导，探讨适宜于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英译原则与策略，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及可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促进其传播发展，扩大其影响力的积极效果。

二、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翻译

学术期刊是报道具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的发展状况总体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科技研究水平和话语权地位，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与基础［1－2］。大幅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际社会认同，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实现“文化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及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的总体情况并不相称，与“大国、强国”水平亦存在明显差距的现状，近几年来，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措施鼓励我国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化，并引起我国期刊界争先恐后创办英文期刊的潮流。但同时，导致的“马太效应”也值得我们注意。据粗算，国内顶尖的英文刊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助每年约300万元，相比而言，国内对中文期刊最高的资助为每年30万元［3］。这种重英文轻国语的期刊资助政策，不仅导致办刊人的严重心理失衡，而且使得中文学术期刊雪上加霜，举步维艰。笔者认为中文学术期刊应追求“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实现国际传播！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关于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研究并不多［4－8］。祁艳红等人［4］探讨了我国学术期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具有成活点、生长点、嫁接点、爆发点这四点路径，但重点针对的是英文学术期刊；胡晓娟［5］析了目前我国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借助传播学视角，系统研究了国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王会等人［6］通过对比，分析了中国期刊国际传播的现状，以及影响国际传播力的因素，提出应从政府支持力度、自身管理、队伍建设及期刊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和传播力。总体而言，目前有关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多都针对的是英文学术期刊，而且主要讨论的是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困境、制约因素，文献中给出的对策较多都是基于政策和理论的大框架性建议。而本研究主要基于办刊实践的调研分析，首先讨论了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必要性，然后重点归纳出八条现阶段中文学术期刊实现“国际传播”的可操作性办刊策略，这些策略建议具有较强的办刊实践性，旨在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优秀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升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地位提供前期基础。

1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上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通用语种就是英语，中文期刊不符合国际化期刊的基本特征，论文语言的障碍和平台的限制是中文学术期刊的天生缺陷，无法改变。那么，中文学术期刊是否就理所应当仅仅只局限于国内，固步自封，完全不考虑国际战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从论文作者的角度出发，我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者需要将自己的最新学术成果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希望自己的论文能显示在世界学术研究交流平台，并得以全球范围的传播，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科技文化创新事业更快地进步和发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中文就要在各个领域拥有相应的国际地位。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世界上科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首选语种是英语这个现实，但同时也需提醒自己保持民族文化自信心，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失去自我，英语霸权的现实不可能是永远合理的、长久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国内优秀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期刊或者只是考虑用英文来推介中国的学术成果，中文学术期刊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9］。作为中国学者和期刊人，有责任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交流之中，努力让国际学术界和期刊界更了解中国［10］。中国的学术论文有国际推广的必要，同时，坚持中文传播也是发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所在。若能在遵循国际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学术期刊特点，把优秀的中文学术期刊推向世界，则可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进而使中国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11］。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姿态，更是一种主张自我的自信表现，这才是在推动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所应该推崇的。因此，中文学术期刊应在立足本土的同时，有必要努力走向世界，打通国际传播途径。

2中文学术期刊实现“国际传播”的办刊策略

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真正实践起来面临的状况较复杂。例如：国际传播，显然不是单纯的在互联网上全文上载和开放阅读，因为期刊单独上网在网络上的显示度非常低，容易成为信息海洋中被淹没的一粒尘埃；另外中文语言的不通用、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宛如一座座高墙，使得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传播过程受到重重阻碍，即使非常优秀的学术成果也很可能被忽略……由此可见，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口号式的倡导，空泛的坐而论道。于是，笔者通过办刊实践以及调研了一系列“中国优秀国际影响力”（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遴选）中文期刊的办刊策略，针对提高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能力，总结出以下几点在办刊实践应用中的可操作性措施：

2．1出版内容国际化

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首先最为关键和本质的一点就是要在出版内容上面向世界：虽然出版语言是中文，但刊登内容和学术质量应紧跟国际前沿并具备国际学术水准。意思就是说，虽然期刊语种是中文，但刊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视野下研究本国实际的问题，或者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全球性的问题。例如《资源科学》在办刊宗旨上就明确提出了上述要求，建议作者以国际视野研究我国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所提出的资源科学方法理论紧跟世界前沿热点，因此该刊逐步发展成为一本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中文优秀科技期刊。另一方面，在当前国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联手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通知的大背景下，这对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是个较好的契机，中文期刊的编辑们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邀稿、组稿，努力争取好稿源，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使得期刊所发表的科研论文能代表该领域的国际前沿进展。事实上，在各种翻译工具如此强大的今天，语言障碍不是大问题，中文学术期刊只要拥有的国际一流水准的出版内容，即使是非中文为母语的读者也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到他们需要的论文内容和数据。对于中文期刊的传播内容，全球的读者一旦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获取，那么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能力显然会大幅提升。

[摘要]在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英语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这就需要学生不仅要掌握英语的基本知识，还要对英语语言的文化内涵充分掌握。所以，要改变传统的单纯以英语作为工具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将英语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展开教学，发挥文化背景的作用。要将文化教学内容融入英语知识教学中，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保证学生的英语学习质量。本文针对文化背景在英语教育中的作用展开研究。

[关键词]英语教育；文化背景；作用

英语不仅仅是工具，也是一种语言和文化。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如果单纯将英语作为工具向学生传递，学生则局限于机械式学习，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很难获得良好的英语学习效果。英语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合理运用英语语言进行交际，如果没有认识到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即便学生掌握了英语基本知识，也不会在不同的语境中灵活运用。因此，要让学生了解英语语言文化背景，让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的思想内涵，以便在跨文化交流中准确地运用英语。

1英语教育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内容

（1）称呼语

英语的称呼语相对于汉语而言是倒装句。比如，“王老师”，在英语中通常不用Teacher表示，而是用Miss,Mr,Mrs，即MissWang,MrWang,MrsWang，表示尊敬之意。西方国家对长辈也会直呼其名，在中国如果直呼名字是不礼貌的。

（2）个人私隐

本文作者：王楠 单位：河北省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较文学首先从欧洲兴起，到现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欧美。它是一门年轻学科。从1816年“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提出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表明这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它的这种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离开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这一点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聚集在《比较文学评论》周围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们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他们有时着重探讨歌德在法国和英国或欧辛、卡莱尔、席勒在法国的威望以及影响和声誉等问题。这一学派发展了一套方法学，除了收集关于评论、翻译及影响等资料外，还仔细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时期给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诸如期刊、译者、沙龙和旅客等不同的传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的特殊气氛和文学环境。法国学派的这种影响研究对于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的了解.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死抱“事实联系”的做法并没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没有探寻比较文学间的文化内因，甚至对文化交流熟视无睹，淇视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现在看来这肯定是它的历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二战之后，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要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也就是广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提倡“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却又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无限，而且平行的扩大常常导致牵强附会的乱比，造成“无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从这一派来看，学科间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对于文化的差异的鉴别和分析，对于寻找文学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对于探求文学文化的互补互证，对于发现特定文化的文学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修正和补充。它们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基础。比较文学正是循着这一道路发生发展并且走到现在。同时这些理论也构成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基础。这是其巨大的理论贡献。可是尽管比较文学有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支持，仍然可以发现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响研究重实证、重考据，根本就排除了美学的文化的批评：它的跨越性也仅仅体现在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中，显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美国的平行研究虽然改变了“事实联系”，扩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显像仍然是虚弱的；由于它的随意性，主观性，让人很难相信其为科学。它的大跨越并没有体现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解读和比较必然要寻求文化之间的话语实践，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场替换。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场

比较文学的磨难不断，它的危机严重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找出路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寻求突破，比较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如果说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场应该属于“堂而皇之”，适应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新时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间的联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更是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和界限，全球性的时空紧缩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地球村”。商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带动了人员的大流动、文化的大传播，在这种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总体面貌。世界的多元变革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改变。多声共奏，杂语喧哗，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一体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选择，一体化和多元化成为新世纪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语境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出场了。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个学术背景；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自身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包括不断发表的论文都已经显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倾向。苏珊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经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跨文化研究已经登上比较文学的舞台了。跨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将会促进比较文学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文化一体化是不可能消灭多元文化的。尽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国际间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异类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时，仍然保持个体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所以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将是新世纪的格局。这样，在这种文化交流频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将会因为被给予的新的契机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善人类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影响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多种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寻求人类相异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等交流，探询不同民族的个性的文学流露，建设新的人文环境。正因为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它深人到文学的文化背景，掘动了文学之间最丰富的沃壤；它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补、互识、互证，推动比较文学进人新世纪的新天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和宽容为研究内容。新人文精神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文化沟通，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宽容、和谐统一、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p#分页标题#e#

伴随解放思想、开放发展的盛世国运，非洲音乐③研究在学术观念更新、方法路向转型和对外交流互动的背景下攀援跋涉、开掘前行。世纪之交，“尊重艺术，理解多元文化”明确写入国家《音乐课程标准》总目标，作为多元音乐文化重要内容的《世界民族音乐》引起高度重视，课程建设、人才建设和理论研究成绩显著，尤其是最富典型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和神秘灵性的非洲音乐研究，彰显出勃勃生机和后发优势。本文拟以时间、空间纵横的双重坐标，以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历史批评学等多维视角，从学史观照、质性检视两方面，对新中国六十余年非洲音乐研究给予追溯、反思，并就未来发展愿景给予瞻望，就教于方家。

学史观照

新中国大陆学者对非洲音乐研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党的文艺方针紧密关联，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态势。约略说来，可分为初创（1950—1979）、恢复（1980—2000）和发展（2000—2010）三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1950—1979）

新中国伊始，一穷二白的国家忙于重建，音乐界学者的主要精力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上，1950至1959年的非洲音乐研究一片空白。1960年以后，随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1960）、“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61）、“中国亚非学会”（1962）等学术机构或民间社团逐步成立起来，中国大陆学者对非洲的关注逐渐增多，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非洲音乐。但致使许多研究工作处于龟行或停歇状态，学术活动陷于瘫痪，期间仅有莹星《马林巴》④一篇公开发表。30年的初创阶段仅发表10篇介绍性文章，如莹星《几内亚的民间乐器》⑤、严永通《非洲的鼓》⑥等。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相似的历史命运与奋斗目标，两者联系紧密，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无法脱离政治的窠臼。非洲音乐研究范畴自然无法摆脱这样的主题，其性质突出实用性，着重于对非洲音乐的信息收集，多限于浅层的介绍或新闻报道。中非音乐交流之所以掺杂了某些政治因素，形成阶段性特点，有它特定的历史动因。其一，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内外交困，政治、经济建设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音乐难以完全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其二，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20世纪50至70年代非洲国家多处于解放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启示，对非洲音乐的关注充满着同情与团结非洲人民的目的。其三，对音乐艺术的摧残更是达到了顶峰。以“阶级斗争为岗”的年代，许多研究无法摆脱“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因素决定了双方的交流更多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有限的音乐交流则融入了政治目的。在中国大陆与非洲国家及地区的音乐交流中，国内一些艺术团体为彼此之间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以表演亚非拉国家民族歌舞节目为首任的东方歌舞团，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中非音乐表演艺术交流的重任。该团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曾出访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人民日报》等国内重要报纸都以较大版面对其进行了报道。

（二）恢复时期（1980—199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而得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得以恢复，非洲大陆逐渐引起国人关注，相继成立了诸多非洲学术研究机构或民间组织，如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学会（1979）、“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0）“、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0）、“南非研究中心”（1995）“、非洲研究中心”（1998）、“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1990）、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98）等。另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南开大学、外交学院、云南大学等院校的教师对非洲问题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受非洲研究大环境之影响，音乐学者加大了对非洲音乐研究的纵深度，由概览介绍逐渐朝着学术层次的转型，相关文献有论文30篇、译著有2部、兼著2部和旁及著5部。代表性文论有陈自明《布隆迪的民间乐器》⑦、〔日〕濑户宏（王北成译）《非洲传统音乐的现状》⑧、〔法〕罗康德（张东晓译）《黑非洲的音乐语言》⑨、陈铭道《非洲音乐的节奏组织原则》⑩和《从民族音乐学看非洲乐器》???、陈铭道和皮全红《非洲木琴研究与民族音乐学》???、张雷和陈自明《独放异彩的黑色珍珠———记非洲传统音乐》???、李昕《非洲的“拇指钢琴”———姆比拉琴初探》???和《黑人传统音乐中的鼓文化研究》???等。译著分别是加纳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恩凯蒂亚《非洲音乐》???，上音学者汤亚汀翻译，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出版的专门评介非洲音乐译著。美国音乐史家艾琳•索森（E.Southen）《美国黑人音乐史》???系袁华清由法文版转译而来，该著的开篇中，叙述了美国黑人移民前所在非洲国度的音乐艺术特征。兼著有陈铭道《黑皮肤的感觉———美国黑人音乐文化》???、王耀华《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两部世纪之交的成果，前著系作者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其突出的特点一是运用文化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强调将音乐事象置放于赖以生存的自身（历史、文化）环境中去；二是使用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作者用较大的篇幅、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非洲黑人音乐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和论证了美国黑人音乐中来自非洲的DNA（基因）。音乐学家田青认为该著是“音乐学领域里近年来出现的最好的书之一”???。总之，两本兼著迈出了中国非洲音乐研究学术转型最为坚实的步伐，具有启后承前的模范作用。旁及著包括张荣生《非洲黑人艺术》???、宁骚《非洲黑人文化》???、〔法〕让•洛德（张延风译）《黑非洲艺术》???、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五部著译文献是国人全面了解和认识非洲文化艺术很好的教科书，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者研究非洲音乐重要的文化参考读本。该阶段研究无论在内容、范围及现代化问题方面都较前一阶段有了质的提高。双方的音乐交流趋于理性回归，纯音乐的对话开始增多。重要的是学者们开始以民族音乐学的视野来看待、研究非洲音乐，以更加客观、公正的角度，从文化的视角剖析非洲音乐。#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