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论论文范例

1旅游文化概论特征分析

在教学中，旅游文化概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实践性。旅游管理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种实践性也体现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学习旅游文化是为了服务和指导旅游实践活动，只有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掌握旅游文化的相关知识。其次是复杂性。旅游文化是由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多种文化现象组合而成，包括旅游主体文化（即旅游者的动机、爱好、消费心理等）、旅游客体文化（即旅游目的地以山川河流等为主的自然景观，以园林建筑等为主的人文景观以及以宗教、民俗等为主的社会景观）、旅游中介文化（即为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企业和机构的价值取向、行业精神、行业规范等），其复杂性显而易见。再次是广泛性。旅游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广泛性。广泛性体现在教学中就是不求学生有专业系统的理论知识，而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是大众性。旅游业发展到现在，已经突破了阶层、地域的限制，呈现出全民参与的特征。尤其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将旅游活动当成放松心情、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大众旅游的开展。

2旅游文化概论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旅游业的长远发展，需要较高层次的从业人员，他们不仅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意识，而且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因此，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但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种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要目的，以“老师教、学生听”为主要模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对理论性强的学科比较有利，但却不利于实践性强的学科。这种缺陷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学生在这种“填鸭式”的教学中被动地接受知识，为了应对考试进行片面的机械性记忆，使学生既失去了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兴趣，也不利于创新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其结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

3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改革分析

3.1提高旅游文化概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

教学是一项带有艺术性的活动，教师应该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艺术性地展现课堂教学的魅力，尽可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次成功的课堂教学应该做到以下几点：语言应该准确、生动、形象；语速应该快慢适中；语气应该抑扬顿挫；在讲课中将讲述、提问、讨论贯穿其中，使课堂气氛和谐愉快。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而且要熟练掌握教学的基本技能，体现课堂教学的艺术性，这样课堂教学才能丰满生动、引人入胜，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达到教学的目的。

一、《概论》课案例教学的研究现状和存在不足

当前案例教学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已经普遍的采用，其优势是可以很好的讲授教学难点和重点，结合学生实际，构造相应的教学情景，较好的改进教学效果。关于《概论》课案例教学的研究，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检索，近五年来，国内相关的研究论文不多，仅为20多篇。相关的研究论文有邵锦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案例教学的尝试与思考》，《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陈斌：《〈高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案例教学的外在制约因素分析》，《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徐发生、郭起浪：《对“概论”课案例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赣南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于长征：《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概论”课案例教学法的改革研究》《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张小明：《案例教学在“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中的运用》《教育与职业》，2008年第17期。郭健：《〈思想概论〉课案例教学法的探索和实践》《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李影：《浅谈案例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教育探索》，2010年第12期。陈晓梅：《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法的实效控制———以概论教学为例》《思想理论教育》，2010年第9期等。从目前研究现状看，一方面学界对于《概论》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定义、注意的问题、影响的因素、实效控制问题等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够，未能就《概论》课实施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坚持的原则和理念、具体的实施环节、案例选择等方面做充分的论述。研究的时效性不强，从研究现状看，关于《概论》课程新教材的案例教学新模式的探讨成果不是很多。特别是明确提出和论证《概论》新教材“”三位一体”案例教学新模式的论文不多。

二、构建《概论》新教材“三位一体”案例教学新模式的必要性

第一，这是改进当前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效果的需要。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总体上是好的，但是距离让学生“真听、真信、真行”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四门思想政治课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和渠道。但是由于《概论》课内容的特殊性1，加上任课教师教学方法、知识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等众因素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对于这门课程不是很感兴趣，仅满足于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就忘。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当前《概论》课程教学现状存在三大矛盾。其一是教师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大学生之间的矛盾。90后一代大学生无论是知识面、思想观念，还是思维方式都和以往的80后一代的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思维灵活，喜欢上网，思想激进同时会缺少理性。他们思想独立，渴望尊重，表现欲强烈。如果教师不能先学一步，及时更新知识，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更上形势，固步自封，就会在教学中和学生产生矛盾，学生会因为教师的知识陈旧、不感兴趣、不愿意听讲。其二是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和学生兴趣多样性的矛盾。《概论》课程作为一门主干思想政治课，理论具有特殊性，主要是宣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理论和原理，帮助大学生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传统的教学方法仅仅满足于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视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使得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其三，信息化时代教师多媒体技术相对薄弱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教学内容选择取舍的矛盾。当前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大学生目前普遍拥有电脑和手机。他们的手机基本上都有上网的功能，可以随时随地上网浏览海量的最新信息。总体而言《概论》课程的教师属于文科教师，多媒体教学技术不是很熟练，主要采取的是PPT为主的教学，侧重对书本知识的讲解。而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参与性，强调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并重，课堂40分钟内容短暂，而社会生活的政治内容非常丰富，如何适当的取舍，展现于课堂教学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技能形成了考验。

第二，这是学习贯彻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需要。

十八大以来，形成了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新修订的2013版的《概论》教材虽然吸收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在内容和章节上有很大调整。但是书本和现实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概论》课程和其他三门课程相比较，和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结合最紧密，最贴切。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到学习和讲授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中，使之进课堂、进学生大脑。努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帮助大学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另一方面，新修改的教材教学内容和章节有很大调整，由原来的15章变为12章，生态文明、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三型政党建设等提法都进课本。但是教师原来的教学课件、教学案例有的已经陈旧，有的提法已经过时，如“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已经变为“决定性作用”。这些都说明需要《概论》课有必要构建“三位一体”的案例教学模式，及时补充和更新案例，从而才能更好的贯彻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   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   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   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   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   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   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   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   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p#分页标题#e#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   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   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1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线索，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面向高级技能应用型人才。通过开设这门课程，可以提升高职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职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功能表现为：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教育，国情教育，人文精神培育，思想道德教育。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实践：优化课程内容、推行多样化考核方式、构建立体课程体系及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等；提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认识，丰富课堂形式，融入地方元素等；建立有高职特色的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通过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体系和内在，使学生准确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升自身修养。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丰富性、深刻性、传承性和独特性等特点，可以从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进行分解。本文期望结合高职教育特色，展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分析。

2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分析

2.1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重要性

高校要改变之前只将传统文化课作为现行专业课程体系的补充模式，要将传统文化课程提升到整个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仅开设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为主的理论课程，并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选择其中某些内容深入讲授，开设更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西北大学在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中就形成了一套自己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课程是民族性教育的直接体现。哈佛大学通过一系列的道德推理和社会分析课程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俄罗斯也将祖国史、俄语与言语文化作为大学的必修课程，这表明俄罗斯大学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文化课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原因就是“重科技轻人文”的影响，认为只有理工课程才能生产实际效益，人文课程没有实用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

2.2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主要由两种结构模式构成：一是以基础课与专业课为主的“实质构成”；二是以必修课与选修课为主的“形式构成”。本文主要从专业课程体系的“形式构成”进行分析与探讨。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优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可以设置专业必修课与公共选修课课程。高职大学生具有思想活跃等特点，但是缺乏一定的学习积极性与耐力，因此，结合高职教育对象等特点，可以设置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公共选修课，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本文在参考现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必修课为主，以特色鲜明的选修课为辅的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其中，依据高职教育特色，应重点关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

一、日本汉方医学教育方法及课程设置

1．汉方医学教育培养目标与体现

在汉方医学教育培养的目标上，各医学院校存在偏重医学教育与偏重药学教育两大类。李丹溪等分析了日本15所医学院校，发现前者占33%，后者占66%，进一步分析，发现偏重医学教育的院校重视对针灸理论与技能的掌握，偏重药学教育的院校重视对汉方植物药的治疗效果及其对药效机理的理解。如前身为明治针灸大学的明治国际医疗大学，在针灸教学方面颇具特色，1～4年级都有针灸的各种相关课程，包括经络经穴学基础、针灸医学、传统针灸诊断学、针灸临床实习、针灸经营管理法规等。大阪大学、独协医科大学等以现代医学教育为主的院校也很重视针灸学习。北海里大学药学部于第三学年下学期开始开设汉方医学教育课，除了东洋医学概论、汉方医学循证之外，其他都是关于汉方药物的课程。

2．汉方医学教育课程内容、教材及教学形式

据统计分析，日本汉方教育课程内容包括汉方医学概论、汉方医学史、汉方医学理论与诊断学、针灸学、汉方药学、方剂学、汉方医学循证、方药副作用、东方医药处方药物研究、针灸经营管理法规等。汉方医学概论几乎是每个学校均有的课程。系统分析15所医学院校课程设置，可以发现其中31%课程较为系统，19%以药学课程为主，44%以针灸课程为主，6%仅有概论性课程。以明治国际医疗大学为例，该校开设汉方教育课程时间最长(1～4年级)，第一学年时有经络经穴学基础、针灸医学，第二学年时开设有传统针灸诊断学、针灸医学、生活习惯及其预防，第三学年时有运动营养与健康，第四学年有针灸临床实习、针灸经营管理法规、东洋与西洋医学结合的研讨。庆应义塾大学，该校将汉方医学教育分为基础药理学与基础理论两个阶段，并且二者按先后顺序进行。第三学年时有必修课10节，内容以汉方药的基础药理学为中心，并结合现代药理学进行阐释。第四学年有必修课8节，讲授临床如何应用。目前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统一教材正在制定中，授课内容以课堂讲授市售教科书或自编讲义为主，皆重视汉方医学基本理论。还有实习、讲座、研讨等教学形式。《和汉药概论》《入门汉方医学》等教材是很多医学院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现状分析

“文化如家长，科学如孩童”。中华文化是中医药学形成、发展的土壤，日本岛国文化的外源性特征，使其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拿来主义”。基于国际医疗发展方向及日本国内存在的医疗问题，日本医学界对汉方医学教育愈来重视，以将“汉方医学融入医学教育”为重要课题，以各种形式开展的汉方医学教育不断增加。汉方医学教育在日本得到长足发展。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医学生及民众对汉方的认可度也在逐渐提升。但是在其岛国文化基础上，选择性地吸取中医药学形成的汉方医学与中国本土的中医药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汉方医学教育与国内中医药教育相比，也有其显著的特点。

一、重视通识教育课程，增强全面性

小学教师对小学生的启蒙是全方位的，小学教师应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具有宽厚的文化底蕴和较强的艺术修养、人文修养与科学精神，以适应21世纪小学教育对高素质师资的迫切要求。因此，应重视通识教育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为其打下宽厚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促进各种素质的相互渗透和协调发展。

1．加大通识教育课程的比例

根据师范类学生培养特点，特别是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特点，可以适当增加公共必修课的比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通识教育课程，认为广博的通识教育知识是未来教师从事教学的必要条件。根据唐松林的研究，国外的通识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比例为美国40%、日本37.7%、德国33.3%。借鉴国外经验及国内的教学实践，根据我国师范教育培养的特点，应当大力研究通识课程结构，设置更适合专业发展需要的通识课程。设置的公共课程所占总课时的比例至少应达到30%。普通教育课程的设置要在原有政治、英语、计算机和体育课程的基础上，调整课时比例，增加课程内容。注重加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教学内容，增强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的课程内容，强调文理渗透，强化综合素质教育。

2．增加通识教育课程的门类

为了培养精于素质教育的复合型小学教师，必须增开素质类课程，构建以德育类课程、工具类课程和素质类课程三位一体的通识教育课程新模式。一是改革德育类课程的教学，实行“理论讲授+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减少政治课的学习时数，加强社会实践，通过指导师范生参与社会实践，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来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二是通过强化工具类课程来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增开一些新的工具类课程，如外语、计算机、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应用写作、演讲与口才等。三是增开素质类课程。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旨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开设的课程可以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人文科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外国文学、中国文化、实用写作、科技发展史等内容。还可以开设一些美学艺术类的课程，如美学概论、艺术思潮等课程，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使学生整体素质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二、整合学科专业课程，增强综合性

本文作者：阮航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一

比较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学坛复兴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路程。30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频出,学科建设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拓展,近年来有关比较文学的专著、译著、论文、教材,无论数量和质量均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教学领域,比较文学已进入了高等学校课堂,并且发展迅猛。现在全国已有100多所大学招收比较文学硕士,有26所大学招收博士,上百所高等院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从卢康华、孙景尧共同编写第一部学科概论《比较文学导论》以来,国内学者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不下70部。目前高校使用率较高的比较文学教材有教育部推荐的、由陈?、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教材的编写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比较文学历史理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比较文学方法理论。编者在选取编写内容时既考虑了学生所学学科的理论和基本知识,又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教材的编撰者主要为长期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一些是在校博士生。教材的体例编排上虽风格各异,但都力求突出特色,尤其是近年出版的教材为了配合教学,每章后面还有复习思考题,以启发、引导学生去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有的书有附录,介绍主要参考书目、相关论文,以方便读者查找;有的在涉及比较文学学科某一方面的理论章节后,均附有一篇专题研究的论文,为理论学说提供了实例分析的佐证。从使用者的定位上看,编写的教材有的为研究生专业课教材,有的为汉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本科生专业基础教材,有的为理工大学公共选修课教材(定位为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从出版质量上看,近年各出版社都非常重视比较文学教材的出版,在编辑、出版、印刷等各个环节都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出版了一批装帧精良的教材。

而对教材编写的研究也日益为广大同行所重视。近年见诸杂志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介民的《教材的认知和编撰———以〈比较文学〉教材编撰为例》〔1〕。文章试图从学生学习心理的角度,综合探讨比较文学教材的编订应注意的问题,以唤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还强调了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性,举出了现有教材缺失的例子,并对教学内容编撰的模式及教材的编订提出了建议。同时刘燕还写有《比较文学的教学与比较视域的培养———评杨乃乔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一文〔2〕,曾绍义、邹建军写有《以研究体验为基础以教学实践为目标———以〈比较文学教程〉为个案谈比较文学教材建设》〔3〕。这两篇文章分别对两部教材进行了详述。曾绍文、邹建军一文主要从具体的教材文本分析出发,围绕胡亚敏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来展开论述,认为教材的编撰应以作者自己的科研体验为基础、以高校的教学实践为目标,对学术概念要有理性的审视并具有前沿性,对文本的分析要有比较的视野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基础性、长期性和实用性是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应当追求的目标。仵从巨、管恩森写有《现行比较文学本科教材问卷调查的分析与评议》一文〔4〕。文章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各高校在本科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尽管各有选择,但还是相对集中于教育部推荐的少数重点教材上;目前国内虽尚未有广为覆盖的主导性教材,但种类甚多,包括普及型、提高型与会通型三大类别,它们可以很好地适应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较好地满足了本科教学的需求。刘介民写有《一部创新型的比较文学教材————评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一文〔5〕。

文章认为此教材以创新性、可读性、简练性受到学术界和授课教师的欢迎和肯定,并在短期内被很多高校采用,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作者在肯定这部教材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或欠缺。范良芹的《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材问题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指出:与繁荣的教材出版表象相对的是教材的接受者对教材内容的尖锐质疑;由于教材编写者不重视教材接受者的主体地位,因而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着教学目的不明确、教材内容抽象、语言艰涩难懂等问题〔6〕。文章还认为,只有在教材编写中采取务实态度,充分考虑教材接受者的认知能力,才能真正做好教材的分层编写工作,最终将教材改革落到实处。张能泉在《近三十年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编写情况评议》中总结了近三十年来比较文学教材编写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国内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虽对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层次性不明确、相似处过多、重复率过高、学术性太强等问题。并针对这些不足,呼吁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以此推动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的改革和促进比较文学学科发展〔7〕。上述评论文章虽各有侧重,但均认为,一部高质量的比较文学教材既要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传授,又要有利于深化教学改革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势在必行。这些评论文章表明,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比较文学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一味赞美或指责某部教材,而是结合教学实践实事求是地总结教材得失。在文章里他们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这无疑对日后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每修订一次,都吸纳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质量有所提高。

二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