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论文范例

1.地理环境的差异与翻译

中西方所处的地域、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语言的产生与人们的劳作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英国作为一个岛国，通过航海认识了世界，因而生活中有许多习语源自于航海业。如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以耕田为主，常有“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气壮如牛”等词；与中国文化不同，马在英美国家文化中则是吃苦耐劳的象征“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as　a　horse”。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中国人认为“东风”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与此相反，英国人对“西风”有好感“东风”在他们看来是凛冽刺骨的寒风。

2.历史文化差异与翻译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文化就是习语。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典故、俗语、和俚语。比如英语中的“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直译为“一块石头打死两只鸟”，而汉语却说成“一箭双雕”或“一举两得”，德语说成是“一个拍子打死两只苍蝇”。我们汉语中的春夏秋冬，英语俚语是根据景物，候鸟表示季节，cuckooing（布谷催耕）意谓春、swallow（燕子）意谓夏、wildgoose（大雁）意谓秋、plum　alone（梅花独放）意谓冬。

3.风俗文化差异与翻译

风俗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交际活动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比如在待人接物，打招呼时，中国人习惯说“你吃了吗？”“上哪去？”“干嘛去？”表示一种亲切感和关心，但是西方人会很尴尬，觉得是在打听他的隐私。在西方，打招呼通常只是说“hello”“Morning”比较简单的打招呼。再比如说对于颜色的认知，西方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态度。常用客观事物的具体颜色来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义。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主要指鲜血（blood）颜色，所以red使西方人联想到“暴力”和“危险”从而产生了一种颜色禁忌。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意识到red可能会使英语读者联想到“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用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国文化中的颜色内涵和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而且颜色词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源于太阳，如烈日如火，其色赤红。所以喜庆的日子会常用红色。

4.宗教文化差异与翻译

0总述   儿童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还需考虑成人与儿童在价值观、理解、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笔者对十年间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其中变迁。   1研究方法   笔者对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发表的共69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   2分析与讨论   分析数据显示出以下两点：（1）儿童文学研究的数量有所提高。（2）儿童文学研究覆盖各领域。   2.1总体趋势   在1999年至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大幅提升，笔者以五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在前五年，仅有2篇期刊论文涉及该题材，而在后五年则有37篇，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期刊论文总数的93.78%。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前五年，仅有1篇学位论文涉及该题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发表，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的96.67%。据统计，95.65%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均在后阶段完成。   2.2研究内容   笔者将所分析论文归为五类：时段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描述，其中个案研究与其它分类偶有交集。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关注于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其次为个案分析。   2.2.1时段研究   着重于儿童文学翻译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是以成人标准进行，并非以儿童为受众，但这时期引入的国外儿童文学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吴雪珍，2007；陈丽娇，2007；赵国春，2006）。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引入国外儿童文学是在五四之后，这时的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儿童的兴趣、价值观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荣华，2007）。还有学者对五四前的儿童文学翻译内容和技巧进行了比较（张道振，2006；桂念，2006；杨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译者研究   一些学者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展开了研究，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研究从译者角度展开，如译者眼中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认为儿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认为更应关注儿童语言（张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译理论和策略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了多种翻译理论和策略对儿童文学译作进行了分析，如美学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和儿童本位等。鉴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受众是儿童，译者需要更多去考虑儿童的视角，学者们多从儿童认知、智力和价值观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策略方面，学者们关注翻译的异化和同化，基本上认为同化更为适合儿童文学翻译。秦君和应承霏认为异化应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则用于语言（秦君，2006；应承霏，2007）。   2.2.4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个案覆盖不同国家和时期的作品，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译本最受青睐，其它被研究的经典儿童文学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快乐王子》等，也不乏现代儿童文学译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尽管具体的研究译本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译、儿童本位等(秦君,2006;杨丹屏,2006,张代蕾,2006)。   3结论   在1999-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后五年尤为明显，2004-2008年间的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占研究总数的95%以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包括时代变迁、译者、翻译理论和策略、个案分析等，但个案分析的对象范围较窄，多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其独特的属性和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文化输出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如果这种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的局面长期继续下去，势必会造成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国的文化在世界影响越来越小，久而久之，很可能造成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模糊，甚至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东西文化趋同过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包惠南、包昂，2004：序言）基于“文化逆差”现状，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总书记在2003年12月5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2004年6月，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研讨会”，就中国文化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去并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对汉英翻译人才的需求   为贯彻“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举行“中国文化年”、召开世界汉语大会、主办“汉语桥”演讲比赛等等。在所有的措施中，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汉籍英译，中国外文局支持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翻译出版工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汉籍英译需要大量合格乃至优秀的汉英翻译人才。自明末清初至上世纪末，汉籍英译大多由西方译者完成。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汉籍英译既需西方译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国翻译家勇挑重担。中国译者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长期浸润在中国语言文化语境当中，翻译时能够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正确理解原文，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内容、尤其是忠实传达原文中的文化成分；西方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操纵，结果导致中国文化经典在翻译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但是，目前中国合格的汉译英人才十分缺乏，高端的汉译英人才更是寥若星晨。针对这种现状，中国译协副会长、国际译联理事及副主席黄友义先生呼吁中国教育界抓紧时间、花大力气培养更多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以便承担起汉籍英译这项历史性的任务。   三、汉英翻译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   笔者结合当前中国外语院系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英语专业设置“汉译英”课程   根据穆雷教授（1999：33-38）的调查，尽管国内几乎所有的外语院系都将翻译列为英语本科阶段的一门必修专业课，但课时数有限。笔者调查了省内外一些兄弟院校的外语院系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情况，发现由于受总课时数的影响，大部分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只在大三学年开设一个学期的翻译课，约32-36个课时。在这有限的课时内，有些教师只讲授“英译汉”；有些教师则既讲授“英译汉”，又讲授“汉译英”。很少有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独立开设“汉译英”课程。要想培养合格的汉籍英译人才，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汉译英”这门课程很有必要，通过为学生讲解汉译英基本理论和技巧，为他们的汉译英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对汉英翻译人才的需求，独立开设“汉译英”这门课程。   3.2 加强学生翻译能力培养   现在，许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后，面对一个个汉译英翻译任务时要么显得束手无策，要么翻译出来的英语译文错误百出，令外国人看得如坠云雾。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在大学期间翻译能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培养所致。英语专业汉译英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应该向学生讲授基本的翻译理论外，尤其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因为翻译能力是一名合格的汉英翻译人才的必备素质。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百科知识能力、翻译策略与技巧能力、翻译技术能力以及交际能力。首先，培养学生的汉英双语能力是根本，因为汉英双语能力是确保译文准确和通顺的必要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的外语院系大多忽视了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语能力，因此，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强调汉语对于翻译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在课外多读一些可以提高汉语水平的书籍。其次，培养学生的百科知识能力也不容忽视。翻译家不但得是个“专家”，还得是个“杂家”。合格的汉英翻译人才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对中西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各面的知识都要有所涉猎。再次，培养学生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能力也至关重要。一名合格的汉英翻译人才应该精通并能够灵活运用一些常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教师在汉译英教学过程中，应该向学生讲解异化和归化、全译和变译这些基本的翻译策略，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什么时候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什么情况必须全译、什么情况最好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译手段。再者，应该培养学生的翻译技术能力。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层出不穷，如机器翻译软件、电子语料库、在线词典、桌面排版系统、本地化工具、搜索引擎、网上百科全书和网上报刊杂志等等，有效使用它们可以大大提高翻译效率。美国学者Angelelli就曾经指出，“能否熟练地使用翻译工具，是翻译新手和资深之间的一大区别”(肖维青，2011：44)。教师在汉译英教学过程中应该向学生介绍这些常用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最后，也是最值得强调的是，应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如如何与客户谈判、和其他译者合作、恪受翻译职业道德等。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强调翻译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促使学生树立严守翻译职业道德的意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p#分页标题#e#   3.3 改善翻译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国内英语专业翻译教学都是沿袭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首先由老师向学生讲授基本翻译理论与技巧，然后给学生布置翻译练习，最后对答案。这种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纠错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师向学生传授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为终极目的，存在如下几个弊端。首先，不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传统翻译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其次，教学方法缺乏现代翻译技术的参与。最后，学生翻译实践机会不多。翻译水平的提高是以大量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的。传统翻译教学中，除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少量课后练习，学生很少有机会进行其它的翻译实践活动，这就造成了学生的翻译理论同翻译实践脱节这种“致命伤”。正是由于以上传统翻译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学生的翻译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养。近年兴起的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可以解决传统翻译教学的许多弊病。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提倡用“学生中心”替代传统翻译教学的“教师中心”，其指导性原则是“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外界环境和知识结构进行互动，进而获得翻译经验，发展翻译能力。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 基于项目的学习：从练习转移到实践（Project-based learning: From practiceto praxis）; (2) 提倡重视翻译实践的课堂；（3）教师是翻译项目的管理者，是学生的示范者、鼓励者和帮助者；（4）学生的目标是培养翻译能力、自信和专业行为。显而易见，建构主义教学范式在注重学生与外部环境互动和个体对经验的构建、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上具有积极意义”（薄振杰、李和庆，2011：79）。在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在翻译教学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采取“基于真实翻译项目的过程教学法”，即将真实的翻译项目引入到翻译教学过程中，从而将翻译练习转变为翻译实践，增强翻译教学的真实性。例如，笔者将本校外国语学院承担的学校所在地市政府的英文网站建设项目引入到汉译英翻译教学过程中，将整个翻译教学过程分为“确定翻译项目—分配翻译任务—小组翻译—班级讨论—翻译评估”五个阶段，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各种翻译能力，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教师可以很好地利用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撰写这个环节。目前国内英语专业学生毕业时都需要用英语撰写毕业论文，选题大多集中在文学、文化、语言学、翻译等方面。其中翻译又是一个热点选题范围。例如，笔者所在学校的英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每年翻译选题约占了论文总数的30%。由于学生数众多，每年翻译选题中都会出现重复现象，至于不同届学生之间的重复选题现象则更加普遍。此外，由于太多的学生以翻译为选题，导致论文内容陈腐，很少有新意，且许多学生的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凡此种种，导致学生的毕业论文流于形式。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对翻译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要求其将一篇长度和难度适中的中文文章翻译为英语，并就翻译过程的某个问题写一篇1000英文词左右的评论。这样既避免毕业论文流于形式的弊病，又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各种翻译能力。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译介到其他国家，既需西方译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国译者勇挑重担。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培养大量合格乃至优秀的汉英翻译人才。中国高校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是培养汉英翻译人才的起点，我们应该重视外语院系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译英翻译教学，从“汉译英”课程设置、加强学生汉英翻译能力培养、改善翻译教学模式三方面进行改革。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当今时代，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传统期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样也在面对着更新一轮的机遇。为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众多期刊进入SCI等国际知名索引，其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及关键词作为检索的重要环节，也直接影响了期刊被检索的准确度和被引用率。作为衡量科技期刊水平的重要环节，英文水平的高低从侧面显示了文章的质量，也反应了整本刊物的水平。文章从期刊编辑的角度，对影响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升科技期刊质量提供可行的参考途径。

一、影响因素

(一)作者。作为影响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最根本因素，作者的教育程度、科研水平及写作能力都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教育程度是影响科技论文英文水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这也与作者的科研水平和写作能力息息相关。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所提供的是基础，写作能力则是浓缩、提炼、表述和总结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优秀的写作能力可以使文章锦上添花，有些作者有着深厚的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自身学术水平较高。但受个人写作能力限制，或者英文水平限制，无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地用文字表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章的质量。而一些作者的写作能力虽然不错，但受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制约，或者不通晓科技论文的写作规则，写出的文章没有科技论文的语感，影响了文章的整体水平。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用简练的语句总结出来，提炼精进，避免赘余和口语化表述，使文章更符合科技论文的要求。有了良好的写作能力，也仍需英文写作能力的支撑。英文不是简单的从中文到英文的转换，而是要根据语境和科技论文的要求进行转译，切不可生硬直译。应注意第三人称、科技论文常用的词汇和时态的使用，保持行文通畅，语法准确。注意中英文差异，从行文差异、语法结构等方面考虑英文的行文和句式，以表达清晰、流畅为主。英文的参考文献也是影响文章质量的重要因素，应引用得当，尽量选取可信的一手资料，以提升文章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英文的原版资料更具有参考价值，在引用时应尽量选用原文，而不是只看转译或转引的资料。

(二)编辑。除作者外，一篇好的文章也离不开编辑的贡献，好的编辑可以使文章锦上添花。虽然不直接参与文章的创作，但编辑在编排和文字处理上可以依靠编辑专业知识和文字处理技巧，帮助作者对英文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作为编辑，拿到一篇文章，首先要对其进行整体判定，根据具体情况设计编修方案，以确保文章的英文质量。部分作者不重视英文摘要，会选择用翻译软件一键转换，也会出现一些词不达意的现象。翻译软件虽然在专业词汇上有一定优势，但不了解中英文的语句结构的不同，翻译较为生硬、机械。翻译软件容易因为程序化断句，把不相关的词语拼凑在一起，翻译出来的文字也就与原文相去甚远了，这就需要编辑对英文质量进行整体的把关。其次，科技论文对词汇和语法也有一些特定的要求，编校时需帮助作者进行核对。由于科技论文专业词汇较多，涉及的专业性较强，所以进行修正的时候要保持与作者的沟通，避免发生偏差。编辑科技论文需要较高的科学素养，对一篇文章的内容应有清晰的判断。英文编辑的英文水平虽然较高，但科技论文的专业词汇偏多，专业科技英语的应用并不一定熟练，需要在关注英文的基础上，注意科技论文的特殊性，表述应简洁客观。再次，英文参考文献也需遵从国家规定的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不可缺失必要的著录项目。编辑需认真进行核对，填补缺漏，同时要确保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三)沟通和交流。文章的成功与否与作者和编辑的沟通也是密不可分的。适当的沟通交流有利于理清文章的脉络，使文字通顺，也可以提高专业性和准确性。对于编辑而言，一方面需要核对文章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与作者的交流，避免误改、误译英文摘要。编辑的工作依附于作者及其作品，工作的创新性也离不开作者及作者本身[1]，因此更应注意与作者的沟通交流。

二、结论与建议

(一)坚定文化自信，做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要做好一本期刊，尤其是一本英文科技期刊，就要首先有自己的“底气”，树立良好的办刊信念，从精神的层面先做好“走出去”的准备。打好思想基础，明确目标和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综合学习中外办刊理念的精华，遵循国际编辑出版的要求和规范的同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办刊道路，建设符合新时代新需求的英文科技期刊，为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努力向通往出版强国的道路奋进。

摘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趋势，西方茶文化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中国，中国的茶文化也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趋势迅速走向世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汇、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内涵以及相互差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直接对茶文化的翻译问题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在现阶段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及翻译进行科学分析，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并将非常有助于中国茶文化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提升。

关键词：

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翻译

中国是茶叶大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茶叶长途跋涉传播到西方国家后，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西方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内涵与体系，并主要通过饮茶习惯、饮茶方式、饮茶礼仪等表现出来，让茶叶这一古老的中国饮品在西方土地上焕发出异域风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观现状，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对茶文化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对相关人士有所启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分析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茶文化生根发芽的地方，有着深厚的茶文化积淀，茶文化也显著地影响着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的行为礼仪、性格品质，可以说，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人的一个鲜明标签和深刻烙印。西方虽然接触茶叶、茶文化的时间和中国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和中国乃至东方国家有显著区分的茶文化体系。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在强大的生产力、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战胜了西班牙战队进而获得了海上霸权，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历史征程。从那时开始，英国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物质、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官方色彩鲜明的东印度公司首次将东方茶叶带入了英国，并作为商品销售。这种珍贵的东方树叶，当时由于在英国数量稀缺而价值不菲，主要作为药品和养生饮品而存在，流传于英国皇家贵族当中，并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英国人的喜爱。因此，英国的茶叶供应量逐渐增加，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英国的中下层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民间人士的喜爱，成为英国人休闲、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饮品。随后，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的茶叶供应量越来越多，逐渐在英国人当中得以普及，英国人和茶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这种英国茶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当中，产生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基础。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在文化差异、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显著区别于中国的茶文化内涵，并逐渐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体系。茶文化在西方国家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国的农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开放的、优雅的角色。西方人对于茶叶饮品的感受，不仅在于味觉，更在于品茶过程中的自我精神实现和与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内涵变得非常集中而深刻，这和西方国家商业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表现出西方人对茶叶的深刻喜爱和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西方茶文化的内涵逐渐扩散而细化，英国形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饮茶这一极具文化氛围的活动已经成为了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英国的茶文化专注于文化“点”魅力的绽放，那么中国茶文化则更加倾向于从千年历史中缓缓走来的极具民族文化积淀的茶文化普遍影响及成熟形式的展现。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千年历史的塑造，已经和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极具中华文化魅力与特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在中国人眼中，茶文化的内涵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饮用、茶具选择、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动等与茶叶相关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层面。茶文化的内涵之于中国人，兼具了形式美、内容美、精神美，在饮茶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上，中国人都乐在其中，并自觉实现了肢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交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之庞大、含义之深刻、形式之优美、影响之深远，是只言片语难以描述的，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

1．引言   佛典汉译始于东汉，终于宋朝，历时一千多年，期间佛教高僧研习佛典，讲经布道，翻译佛典近六千卷，阐述的翻译思想如同天空的星星熠熠生辉。这些是中华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脉相承的明清实学翻译和近代西学翻译具有直接的影响，是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诞生的土壤，是我国翻译学的根基和传统。所谓“典籍”，“主要指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被人们所公认的、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作。”(魏晓红、李清源2010:109)佛典就是指佛教的根本典籍，涵盖经、律、论“三藏”。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伊始，我们一方面要吸纳西方译学精华，做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更要继承我国传统译论“勘称典范的学术成就”，做到古为今用。只有古今打通，中外融通之后，我国翻译学才能健康发展，我国才能从翻译大国质变为翻译强国。本论文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学术范式视角研究佛典汉译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   2．范式   范式(paradigm)，有时译作“规范”和“典范”，是1962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ThomasKuhn1962)。1989年科尔勒把学术范式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缩小了范式的内涵和外延，用来指语言学史上堪称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传统语言观念的理论体系(KoernerKonrad1989)。1984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余英时1984:19-21，77-91)。自此，学术范式在我国学术界逐渐得到推广。1999年傅勇林先生把学术范式引入到翻译研究中，采用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定义，认为“在范式的上述四个要素中，精神信念关乎译学思想与学术品位，研究传统关乎译学知识的探索过程及其‘层累叠加’，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则直接涉及译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四者藕合，才可构成译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并借以形成译学研究的学术面貌，因此绝对不可偏废。”(傅勇林、朱志瑜1999:30)本论文沿袭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定义，拟构建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   3．文章学   “文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颇具考究的词汇，锦绣文章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文人墨客才华的精髓，《千家诗》首章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之说。“文章”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其本义是色彩之间的错杂搭配。后来在《论语•公治长》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开始表现为文字作品之义，两汉时期这一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如:“汉之得人，以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义招选茂才。而肖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班固1962:58)“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才能若奇，其称不由人。”(王充1954:275)我国古代文章的范围很广，清人章学诚感叹“六经皆史”，后人对曰“四库皆文”，因为《四库》经、史、子、集无一不是文章。“中国的文章，历三千年之久，存在于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举凡哲学、政治、历史、宗教、艺术、民事、风俗，以及个人抒怀述志，无不借文章以传布和存留。”(毛庆耆2002:113)这句话说明文章在我国走过的岁月之长，涵盖的范围之广。文章学是指研究文章的学问，通俗地说，文章学就是文章研究。佛典汉译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受我国古代文章学、史学、佛学和中华文化的浸染熏陶，我国古代把翻译纳入文章学范畴，衡量译文与评价文章都采用文质标准。严复说:“(信、达、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1981:11)这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经典话语，文章正轨就是译事楷模，“信、达、雅”三者既是文章要求，也是翻译标准，佛典汉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章学译学范式。究其根源，合作翻译传统使然。   4．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构建   4．1合作翻译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成因   佛典汉译历时千年，一直采取合作翻译方式进行，无论是初期的私人合作，还是后来的译场合作，合作翻译是根本，佛典汉译形成了合作翻译传统。一是因为佛典汉译初期没有原本，外国僧人根据记忆口诵佛典，即使在印度本国，当时也无佛典写本。《分别功德论》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梁启超分析其原因:“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困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宗教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梁启超1984:53-54)竹帛携带不便和宗教禁写是造成印度佛典没有写本，佛典汉译没有原本的原因。印度佛典何时才有写本?这个问题学界尚未解决，据梁氏研究，“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梁启超1984:54)说明至少在5世纪初法显西游之时，印度等国尚无佛典写本。二是因为佛典汉译初期译者多为单语者，梵汉两种语言不能兼通，外国僧人负责口诵佛典，本土汉人负责润饰加工，形成译文，佛典汉译由外国僧人和本土僧人合作翻译完成。释赞宁对佛典汉译做过概述:“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內竖对文王之问，扬雄的绝代之文，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释赞宁1987:52-53)是说佛典汉译初期梵僧未谙汉语，汉僧不通梵文，加上没有原本，只能进行合作翻译。先由梵僧口诵佛经，进行传言，初步译成汉语;再由华僧笔受润饰，加工成文，这是简单的私人合作形式。佛典汉译中后期，梵僧习得汉语，汉人学习梵文，玄奘、不空更是梵汉皆通，“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释道宣1984:48)但是即使个人翻译水平达到很高境界，很多佛典原本也从印度带回，佛典汉译还是沿袭了合作翻译传统，依然采取梵文理解和汉语表达分步进行，梵僧和汉僧合作完成的方式，只不过由初期的私人合作发展为颇具规模的译场合作。以唐朝玄奘组织的译场为例，翻译程序就有十一道，包括:“一、译主:执笔人，胸怀全局，贯彻始终;二、证文:朗诵原文佛经，斟酌原文是否有错;三、笔受:根据梵音录本译出毛稿;四、度语:音译暂无对等信息的事物，据母本正音;五、缀文:按汉语字法、句法进行整理;六、证义:译出初稿与原文对照，看本旨是否偏移歪曲或有遗漏;七、参详:再回证原文是否有纰漏、错误;八、利洗:去芜冗、重复，梳整译文;九、润文:修辞、润饰;十、梵呗:由于佛经是要供人诵读的，所以再据母语(梵文)的诵经方式诵读汉译经文，看是否有不适合诵读之句;十一、监阅:最后有钦命大臣监阅(终审)。”(李全安1993:806-807)整套程序非常严谨，第二、六、七条强调原文理解，第五、八、九、十条重视译文表达，译场翻译的重心仍是加工译文，形成文章。事实上，无论是初期的私人合作，还是中后期的译场合作，合作翻译一直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梵僧负责原文理解，汉人负责译文表达，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分步进行使佛典汉译选择了合作翻译方式，而合作翻译传统的形成又进一步细化了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分工。对于汉人来说，如何根据佛典原文意思用汉语表达成文才是关注的重心和焦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p#分页标题#e#   4．2“文以载道”是佛典汉译的信念，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   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文章，视其为治国、传世之大业，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郭绍虞2001:159)我国文章学的核心思想是“文以载道”，道是文章的精神所在，是衡量文章的内在准则，因道设器、道因器显，道决定了文章的体式，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质，造成了文章学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文与道的关系和“文以载道”的实施都以人为纽带，通过作者实现，文与道的关系隐含了人与道、人与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道———人———文’是三个紧密相连的三环，其中，人是核心与根本，以人立极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重文意识的根本是重人意识，因此中国文章的功能实施，是靠对人影响完成的，以文观人是中国文章品鉴论的核心，并由此推衍出鉴文知人、文如其人等相关命题。”(杨广敏2001:39)关系到人，就会牵涉到人品因素，孔子曰“修辞立其城”，是说写文章要讲心里话，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这是我国古代对作者人品提出的要求。同样，佛典汉译对译者人品也有要求，释彦琮在《辩证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玄，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释彦琮1991:118)“八备”是彦琮对译者提出的八项条件，其中“四备”针对译者人品。具体是:一备要求译者诚心爱护佛法，志愿救世帮人，即使历时长久，也绝不懈怠;二备要求译者牢守佛教戒条，具备良好的操行;五备要求译者宽容平和，谦虚待人，不可固执己见;六备要求译者钻研佛学，淡泊名利，不事炫耀。这四项对译者人品的要求与另外四项对译者学业上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八备”，彦琮认为译者的人品与学业同等重要，一个译者必须同时具备这八项条件，才有可能是个翻译人才，所谓“八者备矣，方是得人”。释彦琮首次把译者人品与翻译好坏联系起来，这是我国，也是世界翻译史上最早谈论译者人品的文章。“文以载道”既是文章学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国传统译学的精神信念，是佛典汉译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   4．3“文质之争”涉及佛典汉译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表征   我国古代把翻译纳入文章学范畴，文、质原是我国古代评判文章好坏的一对概念，移用到佛典汉译中，指译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任继愈1981:174)“文质之争”是贯穿我国佛典汉译思想的一条主线(赵巍、马艳姿2010:93)，始于公元224年支谦的《法句经序》，终于7世纪玄奘的“新译”，历时四百多年。“文质之争”之前，我国最早的佛典汉译家安世高和支谶属于“质”派人物，其译本给人总体印象是“辞质多胡音”，音译较多，译文朴拙，不加润饰，不合汉语习惯。质派有所不足的局面为文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支谦和康僧会是三国时期的文派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汉语，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所译佛典简略文丽。支谦《法句经序》拉开了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帷幕，文质自此成为译者争论的焦点。文派译风在三国和西晋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文派过于追求译文的文采美巧，有时不免脱离佛典原意，造成“理滞于文”，遭至后人诟病。之后佛典汉译又偏向质派，竺法护、赵政等都是质派代表。竺法护译经力求详尽，存真偏质，“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释慧皎1994:24)对比竺法护的译本和安世高、支谶的译本，很容易发现:虽然同属质派，但是安、支二人的“质”胡音较多，不合汉语语法习惯，只能算是“朴拙”;而竺法护的译文质量明显提高，“质”的内涵有所提升，译文流畅，符合汉语习惯，质派翻译由朴拙走向质朴，克服了译文结构僵硬、义理晦涩等不足之处。赵政也认为:“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释道安1995:382)赵政批评译者嫌弃梵文语言质朴，趋于时尚追求译文文丽的思想，主张译文应像原文一样保持质朴的语言，因为质朴是经文本身的特点，何必改之?佛学大师释道安则主张文质兼备，提倡“合本”，融合文、质两派的优点进行翻译。道安认为梵文佛典语言质朴，而当时的读者喜好文丽，佛典汉译“文质之争”变成是照顾原文，保持质朴;还是照顾读者，使之文丽的争论。质派认为“经之巧质，有自来矣”，认为译文应该保持质朴的语言风格。但文派鸠摩罗什却认为:“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僧祐1995:534)原来梵文也非常重视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丽和质朴之分，那些繁琐的偈颂是梵文体裁的一种形式。鸠摩罗什认为“改梵为秦”不应“失其藻蔚”，主张译文应向原文一样注重文饰，翻译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而且要再现原文的文采和风韵。此时的文派与三国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强调译文流畅、具有文采的基础上，文派开始重视准确传达原文意思。鸠摩罗什的译文不仅语言精美，而且内容准确，其翻译的《法华经》被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但是如同支谦一样，罗什译本依然存在“删削原文”的缺点，后人对其也有“理滞于文”的评价。关于译文是否需要文饰，语言风格是文丽还是质朴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文、质两派在争论中前行，在磨合中发展，文质矛盾得到调和，翻译质量有所提高。那么如何融合文、质两派的优势，克服不足之处?“文质之争”的出路在哪?东晋高僧慧远主张文质“厥中”，提倡文质兼备的思想，认为“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释慧远1995:391)是说文丽和质朴属于不同文体，质朴的原文若用文丽去译，怀疑的人就很多;文丽的原文若用质朴去译，感兴趣的人则很少，因此译者应该遵循原文文体，做到以文应文，以质应质，文质厥中。释僧祐也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释僧祐1995:14-15)认为文过和质甚都是翻译的弊端，同样有损经文文体，主张译文“质文允正”。这一说法其实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在翻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此时，人们开始从翻译思想上解决文质矛盾，寻求“文质之争”的出路。不过，具体到翻译实践，直到玄奘“新译”才从根本上解决文质问题。“这是因为玄奘译文融合了文质两派的优点，真正做到了‘案本而传’，‘以质应质，以文应文’，不但传达了原文意义，而且能够再现原文风格，译文语言流畅，适合诵读，远远超出前人所译，其翻译被世人尊称为‘新译’”。(汪东萍、傅勇林2010:99)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圆满结果，从此“文质彬彬”、“文质相半”成为衡量佛典汉译译文好坏的重要标准。#p#分页标题#e#   5．结语   佛典汉译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受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浸染熏陶，合作翻译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成因;“文以载道”是佛典汉译的信念，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文质之争”涉及佛典汉译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表征。几方面藕合，共同构建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这一饱含中华智慧的译学范式必将为世界翻译学提供新类型，补充新动力，我国翻译研究者应该抓住契机，深入研究我国翻译传统，吸取养分精华，借中国翻译之“道”走世界翻译之“路”，为世界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这一文化古国和翻译大国应有的贡献。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众包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替代了原来的外包。21世纪初美国《连线》杂志的一位记者JeffHowe率先提出了众包的概念，他把众包定义为一个企业或组织机构将应由员工做的工作，通过自由与自愿的形式将其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众包是一种多人参与的在线活动，发起者为企业、个体甚至是非盈利机构，他们公开向社会召集一群不同特点的个体自愿参与某项任务。虽然在相关文献中没有对众包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但是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众包模式是发包方借助互联网这个大平台，将其任务到这个平台上，接包方通过竞争方式获得任务，并接受发包方的一定报酬，最终完成发包方的任务。众包在国外发展迅猛，与外包的对比发现，它不仅仅是一种低成本策略，而且比起最具才华、最专业的人员，数量庞大而多样化的兼职群体，总是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是众包的中心理念。

1众包的优势与应用

众所周知，技术的发展方向就是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体积更小、使用更方便。众包的发展是以互联网为前提的。最早的网络众包平台之一是InnoCentive，发包方将其任务到这个平台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大量的人力资源。他们通过竞争获得承包任务的权利，这样一来公司发包对象的选择范围扩大，并且能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据国内外统计数据，通过众包方式得到的创意与方案的费用比专业的公司与机构少很多，甚至是它们的1/10。以亚马逊为例，企业雇佣专业人士制作网站要花2万元，而通过众包模式只花费2000元。著名的MATLAB软件，其公司通过“MATLAB竞赛”的聚集机制吸引了高智商的程序员。大众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查询众包任务过程中，不仅能发展自身兴趣，还能通过完成任务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与自豪感。很多网民更加享受参与社区的过程、受到别人的肯定以及虚拟社区存在感。国外几乎所有参与众包项目的人员都具有2个共同属性，即参与者不是冲钱来的，他们贡献的是业余时间。众包模式的应用首先是从国外开始的。媒体———出版、电影制作、摄影和音乐，在美国是这项活动的先锋。我国最早尝试众包出版的领域是图书翻译。我国众包模式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或创新之中，近几年来在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众包不断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图书馆、翻译以及地理信息采集等领域中。

1.1众包翻译

众包翻译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应由企业员工翻译的工作包给自愿翻译的志愿者们，共同完成翻译工作。早在2007年世界著名的社交网站Fa-cebook的翻译志愿者通过网络完成的工作量大大高于世界专职译员完成数量的总和。这一结果验证了众包翻译的成功。在我国，很多网站也在不断地探索与尝试众包翻译，例如译言社区的译言网以及新型社交网站的东西网。与传统的翻译工作程序相比，基于众包模式的翻译将原来文章分成不同段落，然后通过相关平台将这些翻译任务包给业余译者，最后将这些译好的段落进行整合。在这期间翻译任务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其翻译速度是传统翻译者无法相比的。不同专业的人士各显所长，更重要的是这些译者完成众包任务后得到的是一些积分或评论，其目的是体会知识分享的乐趣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正如王力鹏所指出的，众包翻译最大的优势在于任务完成速度快、成本低。可见，众包翻译满足了大众对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

1.2图书馆众包模式

世界上最早应用图书馆众包模式的是澳大利亚的图书馆。2006年1月通过Flickr社区平台，将收集反映本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照片的任务发到此平台上，最后收到照片10万余张，其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2008年8月，澳大利亚图书馆以图书馆网站为平台了校对任务，3年以后大众完成了工作量的3/4以上。图书馆众包模式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带动了图书馆众包模式的潮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美国、苏格兰、威尔士、新西兰的国家图书馆以及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都采用了众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