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论文范例

第一篇：中学语文研究性阅读教学意义

摘要：

所谓研究性阅读，是以信息论理论为指导，阅读目的为前提,围绕阅读目的准确、快速、有效把握文章的相关信息，从而形成不断提高筛选、认知、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当重点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以便快速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关键词：

中学语文；研究性阅读；实践探究

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研究性阅读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以及阅读迁移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摆脱对教师的依赖，达到自主学习的效果。以下笔者将对研究性阅读的教学意义和教学策略进行简要介绍，望对各位同仁有所帮助。

一、开展研究性阅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文学语言基本特性研究   就这一方面来说,仍然是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是对1989年以前认识的重复,198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概论教材中,具体来讲:文学的语言除必须以全民语言为基础,赋予它以普遍使人理解的特质(普遍性)之外,还须赋予它“使人感受”、“使人共鸣”的力量。这种有“使人感受”、“使人共鸣”的力量表现方法之一,即是语言之形象性、具体性与感应性。[2]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形象化。……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凝炼含蓄。   ……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三个特点是新鲜多样。……文学作品语言的第四个特点是富有音乐性,即音调和谐,节奏鲜明,读得流畅,听得明白,具有听觉上的美感。[3]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它的首要特征是形象性。……其次,是精确性。……第三,文学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第四,是音乐性。[4]文学语言的心理特征:一、情境性;二、贴切性;三、暗示性;四、口语性;五、音乐性;六、独创性。[5]“节奏感”和“音乐性”成了形容80年代文学作品语言特色的常用语。……文学语言区别于其他科学的语言,它的语言特性首先表现为形象性,其次表现为情意性。就语言的模糊性来说,80年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它的语言的模糊程度加大了。[6]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引入和运用,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对文学语言特征的认识开始深化,表现为较重视语言的内在性和陌生化,特别是陌生化概念使学界对文学语言特性的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飞跃。而在这之后,理论界的研究则陷入停滞状态,研究的同语反复现象较为严重,主要集中在形象性、陌生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确性、变异性、口语性、内指性、本色化等十几个范畴。　这种对文学语言特性研究的突出问题是仍限于一种静态化研究,反复标举语言作为文学形式要素的音乐性、陌生化、模糊性等,停留在传统思维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上,很少注意语言形式本身的内容性。事实上,中国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很难机械分割的,能指本身便是所指的一部分,不仅是达到所指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对所指有一种延伸作用,就以声调的变化为例,不同声调的变化是与人的情绪密不可分的,仄声适合表达激昂的情绪,而平声则是利于表达平缓的情绪。“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7]。   “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8]可见声调本身就具有表达情感、表达内容的潜能,所以古代文人多注意平仄的和谐搭配。这在古代的诗句中表现尤为明显,以贺铸的《青玉案》为例:“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它的平仄情况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其中“许”、“草”、“絮”、“雨”都是仄声,看上去似乎不符合古典诗词的平仄规范,但声调与意象的情感色彩却形成了一种张力,全词的感情基调无疑是低沉的,“烟草”、“风絮”、“雨”本是极萧瑟的意象,然而声调上却有高亢之感,这就使“闲愁”更耐人寻味,似乎给人一种“愁”而不“怨”、“愁”而不“懈”的感觉。另外每个句子的平仄对仗也较为工整,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而没有使用拗句和奇特的意象,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该词情感基调的把握,这种绝对不是像李清照在《声声慢》中表现的晚年绝望之愁。   语言形式具有内容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具有文化承载性。这与中国文字的表意性是相关的,人们熟知的《红楼梦》中黛玉临死时“宝玉你好……”这句话,除了能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技巧和黛玉的性格之外,也展示出了一直以来教育“淑女”的传统文化特色。另外就单个词语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家”这个词,《说文》的解释是“家,居也”,在甲骨文中的“宀”是房子的意思,因此当在文本中看到“家”的时候,便会自然产生一种对居室的想象,而这是英文中“home”无法达到的。再以中国古代的对联为例,如: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书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   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林伯渠   通常情况下上联是以仄声收尾,下联则马上收以平声,这多少是与怨而不怒、含而不露的儒家中庸传统相联系的,作者高昂的情感最终要归于平和,因为古代的对联多为题赠或重大场合、节日的产物,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最合乎处世之道的。就是说,语言形式的文化承载性是基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   除此之外,语句的长短配合,词语的倒装,关联词语运用与否,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是纯形式化的,语言形式绝对不是孤立的表意工具,而是与内容水乳交融的整体,在这一交融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蕴,这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指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   对于上述文学语言形式的最基础方面,学界仍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研究格局,更多的是对西方理论、文化研究等的青睐,甚至国内有限的几位形式研究者也没有对语言形式加以足够的重视,更多的是钟情于体裁、新兴媒体、试验文体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赵宪章教授在《〈灵山〉文体分析》和《形式美学之文本调查———以〈美食家〉为例》中分别以《灵山》和《美食家》为对象,从细致的文本调查入手分析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语言形式研究方法,但赵先生也只是把语言分析当成一种工具,而没有试图形成语言形式的相关理论(此处与赵先生商榷)。对此,笔者认为形式研究的根基应该是语言形式研究,这样才能将形式与内容很好地联系起来,进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学语言的本性,因此建立一套语言形式的系统理论是十分必要而可行的。#p#分页标题#e#   二、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研究   笔者认为文学语言之所以具有陌生化、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关键问题是如何组织语言。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对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文学语言结构的研究超过对诗歌、散文语言结构研究;其次,在语言组织技巧方面,倒向宏观的词语、段落的物理结构研究,对修辞问题的关注不够。   就第一方面来说,西方叙事学的研究在近10年的时间中大行其道,其实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文学体裁发展的不均衡性,诗歌、散文甚至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开始衰退,直接导致对这些文体的语言问题的研究热情也随之消减。第二个原因则是学界对本土理论的不自信,其实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从先秦诸子散文—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这在无形中也孕育了较为成熟的叙事理论,例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艺概》以及明清的小说评点中都有相关理论主张,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文心雕龙》和明清小说评点,系统地讨论了乐府诗、赋等20余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技巧,涌现出叶昼、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一系列小说评点家,并总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叙事规律。   受西方现代派一系列作品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叙述模式发生了改变,中国传统的叙事被无情解构,人称、时间、地点等原有的叙事要素变得不再重要,整个作品成了能指尽情狂欢的试验田。就叙事作品来说,叙事学的兴起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工具。叙事学虽然表面看来是研究叙事结构形式的学科,但任何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说到底仍然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按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西方的叙事学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由法国学者创立的符号叙事学,二是由英美学者创立的修辞叙事学[9]。在这里无论是符号还是修辞其实都是语言问题,这也就是罗兰•巴特指出的“人类文化所有的领域都是一种语言”[10]。学界自1989年至今与叙事和语言有关的论文有189篇,经过筛选,其中专门讨论叙事中语言问题的文章有46篇(其中学位论文2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讨论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关于西方叙事学中语言问题,如肖锦龙《语言的陷阱———试论西方的符号叙事学理论及思想范式》(2005年)、《文学叙事和语言交流———试论西方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和思想范式》(2005年)等3篇,占总数的6.5%;第二类是论述小说叙事理论中语言问题,如封宗信《小说中的元语言手段:叙述与评述》(2007年)、徐德明《现代小说叙事的语言逻辑与人物关系》(2007年)、赵卓《中国小说叙述视角的语言审美功能》(2006年)等26篇,占总数的56.5%;第三类是文本个案研究,如任一鸣《后殖民小说叙述语言:塞穆尔•塞尔文的〈摩西登高〉》(2000年)、刘明《论汪曾祺的叙事方式及其语言风格的民间性》(2001年)等11篇,占总数的24%②。由此可见,语言无论在显性层面还是在隐性层面都是叙事学关注的对象和天然土壤,进而可以认为,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的复杂变换实质上就是作品语言的结构和重组过程。   然而必须看到,叙事学的细致文本分析和结构主义方法将文本加以机械化分割,用类似于科学分析的方法消解了文学机体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成了单纯的能指,成了仅供摆布的符号,所以,可以认为叙事学对文学语言组织和结构方式的研究是一种抽象化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事实上语言和文学叙事是两种性质状态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西方符号叙事学家们却将二者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个与文学叙事的实际状况完全脱节的模板之上,一开始就错位,因而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11]。笔者认为如果在语言的组织研究中能兼顾西方分析式的研究思维和中国感悟式的研究模式,会更适合对中国文学的语言组织研究。   目前,在语言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另一个问题是对文学语言的修辞研究远远不够。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超越日常语言的张力,能指呈现给人的是一种远远超过所指的巨大空间,这一效果的获得取决于对语言的锤炼和润色,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学意义场。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如果说语言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符号形式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么文学语言则为人们营造了一种诗意的存在空间。而文学语言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修辞的运用。文学修辞就其本质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的组织技巧,而当下的叙事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偏重于对词语位置、词语结构的物理学层面的研究,并且学界对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修辞研究的重视。另一个现象,近20年来学界对广义的隐喻较为重视,关于隐喻的文章不下上千篇,按照霍克斯的说法,隐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过程,即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到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12],隐喻的双方应该是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同时这种“相似性又被看作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体”[13]。可以理解为凡是用A来表示B,且B的外延大于A的都可以称为隐喻,这样隐喻的所指范围大大超过了比喻与象征这些传统的修辞范畴,事实上研究界关于文学语言传统修辞范畴的研究确实凤毛麟角。隐喻这一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学界以来,确实对文学语言的微观研究以及篇章结构的宏观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一范畴的适用性也较广,不但适合于当代文学研究,而且可以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特定范畴如风骨、雄浑甚至比、兴等悉数囊括在内。但问题是这种笼统的归纳方式却取消了很多固有范畴之间的差异性,不妨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这两组诗中提到了“春风”和“花”,目之为隐喻都可以说得通,但两者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修辞方式都存在差异,前者“春风”更接近于“比”,后者“春风”更接近于“兴”,这样两句的修辞结构就是“比+比”和“兴+比”,这说明两句虽然都可以称为隐喻,但具体词语的安排以及修辞结构都迥然不同,这种现象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中大量存在。#p#分页标题#e#   其实这又涉及西方概念如何与中国文学实践相融合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理解层面的认知可以泛化,而对于研究层面的认知则不应一味泛化,这样,只有看到文学修辞共性同时也才体会到差异之美。   三、文学语言的泛化和大众化研究   大众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对广告、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等语言问题的研究,这是伴随文学作品语言规范化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语言是汉语规范化的模板和工具,其结果是文学语言的高雅化和单一化,这在无形中是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消解。而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给文学语言的本色化和大众化带来了契机,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语言呈现为多元性和丰富性,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关注。如上面统计,从2000年开始从理论层面研究网络文学语言、短信语言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研究网络文学语言的18篇,研究短信文学语言的1篇,研究广告语言的1篇。从这些新兴媒介的文学语言研究来看仍是集中于对语言特点的考察,如刘亚平《网络文学语言的“狂欢化”特色》(2007年)、力小鲲和陈善茂《论网络文学语言的杂糅性》(2005年)、王耀辉《短信文学语言幽默因素解构》(2003年)等。   从大量的网络文学语言研究来看,的级别普遍不高,文章明显缺乏理论深度,并且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下述几则材料几乎每篇文章都可见到:   (1)“我见过很多菜鸟,从没见过因为太菜而送命的菜鸟。”“嗯,这件事该列入新手指南中。”(JuhanWang《水蓝蓝131犯站杀人事件》)   (2)他们说:“网虫又回来了!”……我……其实仍然是一个平凡的网人,避免不了喜欢上那个和自己聊得津津有味的网友。别人,也许早就将这定义为爱情、网恋。(应帆《网上病人》)   (3)漓江烟雨:我帮你找个MM聊,我知道这里面哪些是MM哪些是GG。   无聊:什么是MM?老兄请讲。   漓江烟雨:MM就是妹妹啊,GG就是哥哥。   (漓江烟雨《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   除此之外,甚至存在观点雷同现象,可见学界对网络文学语言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原因,从外在层面来看:一方面,人们尚无法确定究竟什么样的网络文字才可以称为“文学”,并且“从网络文学的现状来看,还看不到有什么作品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经典意味”[14]407。另一方面,大多数具有一定实力的研究者对网络文学不愿涉足,这是导致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从网络文学语言内部来看:首先,网络文学语言消解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崇高性,错字、白字、数字(如521)、拼音(如MM)、符号(如*_*)等都掺杂在文学语言之中,真正实现了语言的狂欢,一些生造词大量出现,如“?”。另外,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些作品中的语言充满挑逗性和色情味,这与传统语言样态存在巨大差异,势必在认同和研究上都会带来难度。其次,网络语言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时,必须保持文学语言特有的审美性和蕴含性,不排除有些实力派作家追求语言大众化的努力,但更多的网络文学缺少必要的文学基础训练,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这必然使他们笔下的语言成了一种快餐性符号,能指所指涉的范围变得狭窄化。   再次,与网络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相关联,这种倾向的极端形态是语言的私密化和小圈子化,两者并不矛盾,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是语言运用的多样和平等,这样就容易使很多作品的语言变成自说自话式的自足体,还有一些作品的内容和语言局限于某一行业甚至某一种游戏中,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很难读懂,这种文学语言的实践方式也会给研究带来困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文学语言认同的泛化,文学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的维度,图像也已经成了文学语言的有机部分,图像研究介入语言研究领域是对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拨,使原来文学语言的线性结构变成了一种立体性结构,正如欧阳友权所指出的“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的功能方式,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学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诸多变异”[14]45,那么如何处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使文学语言研究不至于滑向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并暗中向文化研究投降。因此,拿捏好研究的边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正如上述,近20年来文学语言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当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纵观这些不足,还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是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普遍采用西方理论加上中国例证的方式进行研究。巴赫金、巴尔特、詹姆逊、克罗齐等西方理论家关于语言问题的言论是经常被征引的对象,而且往往是断章取义式的运用。缺少与中国固有理论的整合,其实讨论中国文学语言问题运用本土理论往往更有效,比如,“比兴”、“意象”、“意境”、“风骨”、“雄浑”、“优美”等范畴都可以用作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另外,像《文心雕龙》、《艺概》这样的理论著作都有关于语言问题的理论。从这方面来看,学界仍存在一种理论的不自信心理。目前,国内学者中王一川、赵毅衡等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从本土语言现象和理论着手来构建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他们对“语像”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贡献。   二是机械跨学科性,往往应用哲学的观点解释中国语言现象,停留在概念层次的研究。西方自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后,开始了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甚至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并将其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后来的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可以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是一种语言哲学。但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抽象思维的不可能性,就是说,用西方哲学层面的语言观来研究中国语言问题是存在南辕北辙的危险的。#p#分页标题#e#   三是缺乏整体观。这体现为三方面:首先,没有在语言的内容化方面达成共识,仍然停留在形式方面的单一考察;其次,对中西语言理论缺乏系统的整合,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层次上;再次,文学语言研究缺少中国整体文化的认同性,没有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当下语言现象研究,对古代文学语言考察的严重缺失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语言研究应该是形式以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基础,因此不能舍本逐末,必须加以重新重视,并从总体上看待文学语言问题。

2011年6月20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南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研究所、杂志社近250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大会在主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统领下，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等论题进行深入讨论与对话，对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将起到推动作用。   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讨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依然是当前文艺学研究的重点，参会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关注热度不减。高建平就消费社会和电子媒介冲击下的艺术如何寻找新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艺术思想尽管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却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应该坚持一种介入的艺术观，使美学回归到批判的立场。金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精神和论断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以世界视野发展民族文化，以辩证扬弃的胸怀建设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以艺术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特属性及其价值。冯宪光指出中国学界的流行观点是只有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因而“西马非马”的问题一直没有充分讨论。他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代表人物、主要观点，指出西马理论家从资本掌控着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不断演变的文化与文学，坚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异化进行不懈批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始终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赵毅衡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一般叙述学的几个可能的出发性课题，如虚构性/事实性叙述区分，记录性/演示性/意动性的基本分类，叙述的复合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等，并提出合一叙述者的基本形态，及其各种可能的变形。张永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做出了深入分析。谭好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对当代学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陆建德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修养的问题。支宇以实证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与象征资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表现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澄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   二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讨论   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影响深刻。朱立元概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及其发展现状，分析了实践美学的主要局限，说明了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现实背景及实践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朱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实践美学只是拓展实践美学、建设和推进当代美学的诸多尝试和努力的一种。美国学者张英进回顾了近年来有关空间、地点的社会理论并思考了全球化对国家、地区与地方等概念的影响，提出面对全球———本土流动的变化多端的风景，重新定位当代文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规模与不同领域内所采用的多种立场与策略。姚文放重新阐释了文化政治的概念，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在每一个维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都可以在与社会政治概念的相互参照中得到揭示。许明指出在消费至上、GDP主义愈演愈烈的现状下，我们的国民精神正遭受着物欲的消磨和资本的腐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千年文化需要现代化的路径重新开启，西方现代性的东移也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因此，这个时代的仁人志士需要建设一种新的理性立场。这种新的理性精神是一种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应该有的而不是已经有了的一种人文理想。陶东风论述了现代性反思之神学维度和后学维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是和谐共处，而是有着张力，进而全面介绍了余虹的为人为学，对余虹进行了悼念与追思。张荣翼从几个方面对文学知识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学知识的普适性和历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区、民族乃至历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则表明文学知识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并且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才有意义。其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个人的学科性，同时它需要研究者的个人感受而不是纯粹实验性质的。再次，文学知识的对象是文学，可是在对文学的关注和言说中，贯穿着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论者最后在文学知识的效用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关系上进行了总结，前者是文学知识的目标，但往往后者才是文学知识建构的基础。靳大成以刘师培和章太炎为例论述两人既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学术的洗礼，追述了刘师培与章太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状态。彭修银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实践性张力、包容吸纳张力。高楠概括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论基点。刘方喜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符号经济”及其中的文艺、文化，以“符号经济”为理论焦点，揭示“符号经济”无度扩张带来的政治后果与生态后果。阎嘉认为在今天文学思想和理论极为混乱的语境之中，急需强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和体制性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中国当代文论的母体，在全球化的今天理应继续关注和进行深入探讨。李天道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意境说注重言说的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和点悟性，倾向于意境营构的诗意性和开放性，以意境构筑的姿态强调意境构筑的张力和弹性，追求意在言外。吴兴明指出在上古时期“兴”主要是一种以《诗》进言的活动，其后的种种变迁系由此活动演化而来，因此，把“兴”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类型来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单正平认为现在的文艺学需要抛弃三个东西:体系意识，真理信仰，权威幻觉。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应在五个大的领域进行:其一，中国新文学开始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说与小说界革命。其二，新小说来自西方，翻译西方小说实际是中国新小说的开端，因此，中外文化或中西文明的翻译交流成为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其三，与翻译密切相关，白话文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文言与白话之争未能受到文学理论家的重视。其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把建构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现代早期小说家是以史家自命的。其五，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p#分页标题#e#   三对中西文论比较及跨学科研究的讨论   与会学者就中外文论的交流与共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讨论，曹顺庆教授的论文《中外文论比较新视野》指出了中西文学、诗学比较的学科理论合法性的问题，指出当前学界忽视了中西文论比较的另一重要维度，即:异。曹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文化不具备可比性。而在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无论是注重实证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注重类同性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二者都是从同出发，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强调同源性，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注重类同性。同样，国内学者钱钟书也非常注重“同”，用钱先生的话来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显然，中西文论之间是有共通性的，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仅仅强调同是不够的。曹教授指出，关于当代西方文论与我国文论之间有无可通约性的问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底通约还是不通约?钱钟书先生认为是可以通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张隆溪写了一本书《道与逻各斯》就是建立在可通约性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不可通约，余虹写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说的就是中西方文论不可通约。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对钱钟书先生首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钱先生只讲同不讲异，忽略了异是一个重大失误。于连对钱先生的批评有无道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们应当将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入可比性内涵当中，惟此，才能为中西比较文学与文论在学科理论的高度建立合法性。我们提出变异学这样一个概念，为中西比较诗学建立学科理论的合法性。   曹顺庆教授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外文论研究如何深化，这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其一是研究领域的更新。原来的中西诗学主要是古代的和古代的比，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做得较少。其二是中外文论影响关系的梳理及当代有关学者的理论的重要突破。其三是中国与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曹教授讲了以下三点，一从影响研究看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建构，指出以往学界很少将目光关注到中外文论有影响关系。如两个大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曾指出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促使了西方多种学术的方方面面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摇篮之一，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跟中国文化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曹教授提出，跟中国文化有影响关系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及思潮，将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中国古代文论受西方文论的影响，这个方面案例很多。中国古代文论有论、有批、有评，但是批评两个字放到一起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整个从名称到体系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中国文学批评这门学科是建立在西方影响的基础上的。包括从王国维到刘若愚用西方文论来批评中国文论，我们当代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定义我们的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普适性的东西来应用，但是，这个西方也是一个有影响关系的西方。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论光怪陆离，但其中不乏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的因素，探讨这样一个关系，加强对话意识，进一步清理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加以比较，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收获。中西方的文论要求交流与对话，其中一条就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二从平行研究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对话的意义，曹教授认为不要局限于为比较而比较，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通过对话解决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另外，中国文论还有影响变异，随着影视传媒的发展，图像化存在逐渐取代语言文化艺术，西方学者曾说随着图像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即将死亡，这是希利斯•米勒说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中国古代文论并不过分地依赖语言文字，道可道，非常道的最有效方法是立象尽意，也就是通过图像来解决语言问题。这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立象，另一个通过语言描绘出来的形象，立象尽意的图像化方法走上了一条诗性化的道路。庄子讲哲学是形象化地讲，中国文论走向图像化的道路。二十四诗品更如此，通过这种比较或许可以发现图像化时代文学起死回生的新路径。诸如此类，皆可以打开我们进行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视野，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香港学者丁尔苏的发言《中西符号理论之沟通》指出了符号学理论在中西皆源远流长，但在20世纪之前双方的互动不多，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中西符号理论之间的对话及互动提供了可能，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就可以借来研究中国文字，而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修辞学理论则可以运用于在西方正在走红的认知科学。这种跨文化的双向阐释与互动正在给中西文论带来新的机遇与启示，对中西当代文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邓军海认为我国学界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讨是建立在中西对立的理论预设上的，而中西对立的理论框架只是近代历史的特定产物，现在正是对这一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质疑的时候。黄念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人文关怀的融通与差异，指出厘清其同与异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文论有重要意义。   朱志荣指出了邓以蛰所受的西方影响及其将西方影响运用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如邓借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来解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气韵和性灵等，并在克罗齐历史“复活”论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境遇”论思想，激活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其目的在于最终回归中国学术传统，达到中西诗学相互观照。   四对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讨论   随着技术对文学领域的渗透及传媒网络的发展，网络小说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学者侯作珍在大会上作了《宅男白日梦，都市恐怖病:论九把刀网络小说中的恋尸癖人格》的报告，指出继痞子蔡之后九把刀创作的恐怖小说再领创作风潮，九把刀小说中出现的暴力病态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破坏性人格。欧阳友权指出网络文学用新的技术逻辑解构传统的价值理念，网络的草根情怀介入“新民间文学”的大众狂欢，以开放的话语权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但其所导致的平庸崇拜可能颠覆传统文学的价值、崇高与经典性，这种状况让人喜忧参半。文学如何在网络时代重塑自己新的意义模式，是当代学者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网络文学对价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们认识和调适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单小曦从文艺学的角度对数字文学的生产类型、文本观照、意义生产、审美向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疆域。陈定家指出，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们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日渐深入地由形式因素转化为文学的内容与本质因素。此外，江伟娇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探讨，李金来则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批判，进而使我们充分地认识网络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李明洁提出网络写作的发展促使文学的言语行为变异，导致了社会性言语行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异，“网话文”异军突起，网络文学引起的文学转型已经呈现出新的“语言转向”的征兆。#p#分页标题#e#   本次会议立足现实，放眼全球，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既关注世界学术前沿又具极强的本土性和现实性。与会学者就以上重要论题展开充分的交流与对话，从不同角度发表各自的深刻见解，显示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活力与热情。会议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将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第一篇：中职语文教学创新能力实践

摘要：

时代呼唤创新教育，社会需要创新型人才，语文学科应发挥学科优势，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核心，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四条途径不容忽视，即在联想与想象中创新，在质疑解难中创新，在求异思维中创新，在逆向思维中创新。

关键词：

语文；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培养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今先进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时代呼唤创新，日新月异的社会急需创新型的人才，如何培养高素质并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制高点。2016年国家正式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更是把“实践创新”能力确定为中国学生应具备的六大素养之一。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模式束缚，许多学生思维模式固化、单一，思维模式缺少创造性。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创新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使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均衡发展和显著提高，正是语文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也是时代赋予教育者的使命。在中职语文课堂，如何发挥语文学科优势，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本文重点阐述的内容。

一在联想与想象中创新

随着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也得到蓬勃发展，其信息的海量性以及交互性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新媒体在各个行业中已经受到广泛的使用，给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便利。也成为高中学生进行学习的重要工具，对于高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新媒体丰富的信息资源为高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为学生提供一种新的写作平台。但是，新媒体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高中学生将新媒体作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有时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体带来的便利，可以充分地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水平。

一、新媒体的研究分析

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促进了各行业的发展，新媒体的实践应用应该与学科进行结合，对于新媒体在语文作文写作中的应用，也是目前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传统的语文课堂写作是以教师为主导进行的，作文的写作只是教师进行讲解，课堂教学也会显得比较枯燥，学生没有任何的积极性，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创造激情，很难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对于将新媒体运用到语文作文教学中，一些语文教师也进行了研究，例如，利用网络微博和博客进行教学，也相应的起到一定的作用，将新媒体运用到语文作文教学中可以有效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难题。

二、新媒体的相关内容分析

新媒体最早是在20世纪中期被提出的，新媒体是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其传播功能的重要媒介，新媒体不但具备传统媒介的功能之外，还具备一定的交互性和融合性等特点，是具有个性化交流的一种媒体。其特征体现在：一是：新媒体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传统的媒体传播是一种单向的传播，新媒体逐渐打破了这种局限性，受众群体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可以实现双方之间的互动交流；二是新媒体信息的丰富性，在当前的网络发展时期，时间和空间上的开放性促进了新媒体信息的储存，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信息，也使信息呈现出多样性；三是新媒体所具有的资源共享性，新媒体具有丰富的资源，人们可以通过浏览网站，观看视频等方式，可以获取新的信息内容，同时还可以进行留言、交流，充分享受网络资源。

三、新媒体对高中作文教学影响分析

新媒体对高中作文教学有着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一是新媒体对高中语文作文教学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可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传统的作文教学中，教师通常给学生一个题目，让学生写作，有的作文题目对于学生来讲，是陌生的题目，学生没有思路，但是新媒体的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博客等一些公共平台，为学生提供发表机会，使学生可以发挥思维，激发写作的主体意识。例如，学生可以在微博上写出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描述一件生活中的事情，也会有很多的人阅读、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激情。同时，新媒体上有很多丰富的素材，学生可以借鉴一些比较好的素材进行整理，在以后的写作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素材，不断扩充自己的阅读视野，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写作。二是新媒体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由于网络上的信息过于复杂，学生没有分辨能力，会接触到很多的网络用语，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会出现用语的不规范以及错别字过多的现象。

网络空间为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场域，但开放、多元、虚拟的网络特性使得网络资源良莠不齐，各种暴力、不正、虚假等网络不良文化日益侵蚀着网络虚拟空间，一些识别能力较低的网民极易迷失在这片“信息漩涡”中，导致政治价值取向偏差与道德价值观缺失。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亟需加强对网络虚拟空间衍生出的文化乱象的治理，使网络空间真正成为亿万网民的精神家园。

一、网络空间文化乱象审视

网络空间糟粕与精华并存、低俗与高雅共生、另类与传统同在。网络信息技术给人们带来获取信息的便捷、交流的互动与娱乐的欢快，同时也催生了形态各异的网络文化乱象。

（一）网络文学作品浅泛化、庸俗化与娱乐性，难以荡涤人心与教化大众

传统糟粕文化蔓延在网络空间被无限放大，多种题材争奇斗艳，怪诞的文字表述与低俗化表达不断吸引观众的眼球，争夺文字点击率。浅泛化甚至低俗的网络文学缺少文化底蕴，文学性与艺术性相对不足，功利性的创作、快餐式的文学阅读难以荡涤人心与教化大众。在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作品激荡中，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网民极易迷失方向。抄袭、篡改与剽窃文化产品时有发生，假冒文化作品侵权现象突出，网络空间复制与粘贴的频繁使用等行为侵犯了作者的知识产权，消解了主体的创造性，使文化创造性思维变得僵化。网络水军的攻击也导致许多空洞无用的信息出现，滥竽充数的网络垃圾使广大网民碎片化的时间被挤压侵占。网络语言过分追求前卫性和创新性，有时显现低俗化、平面化、碎片化趋向，而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容易导致“断章取义”，忽略事件的连贯性与整体性，甚至有时为了吸引眼球，将其中某一点无限放大，歪曲事实、散布反动信息与言论危害了国家安全。恣意的话语狂欢与追求刺激感官的目标，满足了部分网民猎奇的心理需求；通过泄露名人信息、曝光个人隐私等方式进行娱乐，满足了一些网民的仇富心态。用戏谑性、恶搞性的话语来对抗主流文化抑或进行调侃宣泄，“娱乐至上”“另类的恶搞”模糊了主题的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的界限。在片面、极端的言论与恶搞文化中还存在一些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网络视频与小说，在戏谑中抵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调侃历史与英雄人物，致使网民思想意识腐化、价值观扭曲，丧失了对文化应有的价值判断能力。一些散布与传播色情淫秽信息的网站，言语露骨的色情表演、偷拍直播的媚俗文化与网络影音等还有生存空间。

（二）网络空间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

西方价值观的鼓吹与宣扬，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与传播，庸俗、媚俗、低俗文化的入侵降低了公民的文化共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凝聚力。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入侵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嘲讽、解构、娱乐等使部分网民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凝聚力变得脆弱，影响了舆论引导力、宣传话语权，弱化了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某些技术强国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价值观念的输出，倾销西方的价值观与“西化”的精神文化产品。在网络上，“英语信息量占90%，英语的使用频率是84%，导致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等更容易在网络社会思潮中产生更大影响力”。（庄瑜，叶青.95后外语类大学生网络文化生活图景及教学引导策略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7〈02〉：69-73.）可以说，当前，在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中，“西方社会的网络强势话语削弱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稀释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力，离散意识形态话语的整合力”。（齐俊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难题及应对策略［J］.社会科学家，2017〈08〉：64-67.）网络空间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也对网民的信仰产生影响，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力，激化了宗教与民族矛盾。一些网民的不满情绪可能被煽动，发泄对社会或他人的不满，一些唱衰中国、恶意抹黑、歪曲事实等危害国家形象的政治语言，制造了广大网民思想的混乱，影响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引发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危机。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文化发展形式与多元思想的多样交锋，真理时常被网络上滚滚的信息洪流淹没，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在网络空间中危机四伏。

第一篇：高职旅游英语听说课程项目教学法应用

摘要：

项目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共同完成一个学习项目，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本文将项目教学法引入旅游英语听说课程中，通过实践教学，论证其在旅游英语听说课程中的可行性以及重要性，以期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项目教学法 旅游英语视听说课程 教学效果

前言

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旅游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市场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外导游不但要掌握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要具备较高的英语交际能力和运用能力。《旅游英语听说》是高职旅游英语专业的一门综合实用性的课程，在旅游英语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满足旅游业的市场需求使学生具备从事旅游工作管理中所需的英语听、说等基本职业能力，就必须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摘要：“大学语文”课程在提升学生人文素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面临被边缘化，受新媒体冲击等问题，授课内容、授课方式、考核体系等都存在某些缺陷。我们应该重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在授课内容方面拓宽加深，避免重复；在授课方式上要注重互动式教学，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考核体系上要更加客观多层次，这样才能有效完成“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格。

关键词：“大学语文”；授课内容；授课方式；考核体系

“大学语文”是一门重要的公共课程，在提升学生人文素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急功近利的教育环境中，“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

1.“大学语文”边缘化

目前，“大学语文”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都无法摆脱其边缘地位，与“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等课程相比，“大学语文”相对简单，不容易挂科，也就导致学生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从学校方面来说，以学时有限、强化实践技能等有利借口，减少“大学语文”的课时数，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语文”教学的发展。“大学语文”授课教师也处于边缘化地位。现在“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教师可以在评定职称时走绿色通道：即教授一定年限、一定课程数量，就可以免评审进入绿色通道，进行职称晋升，而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从事的虽然是和“大学英语”等老师相同劳动付出，却不能够走绿色通道评职称，原因就在于它只是学校的公共课，而非教育部法定的公共课，就此被卡在了职称评定的大门之外，繁重的教学任务不但使得他们缺乏科研时间，而“大学语文”的通识教育特点也很难使他们在实践中达到教学相长，与专业课老师相比，这一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在绿色通道和科研两方面的劣势使很多老师处于焦虑与不满的情绪中，教学情绪也受到了影响，这也影响了“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加速了这门课程的进一步边缘化。

2.受新媒体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