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论文范例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1研究过程与方法

首先，笔者对中国知网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登载的近3年(截止于2013年12月)我国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网络检索，逐篇阅读论文的“摘要”和“绪论”等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部分，下载了所有以社会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学位论文;然后通过内容分析法选择了其中与音乐教育选题相关的23所高校的108篇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样本．论文“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主要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研究方法名称、数量、种类以及参考文献等信息，然后对所获数据进行建档、整理和统计，最后以这些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统计和逻辑分析．研究不仅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进行分析，而且，对反映研究者方法论立场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宏观的方法学视角检视和讨论各篇样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情况，力图清晰地描述出目前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类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现状和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态势．

2样本论文的方法学特征

2．1实现定量与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

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是社会调查收集资料的标志性方法．然而，调查发现，只单独运用这两种方法收集调查资料的样本论文仅有10篇，而把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同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组合起来进行运用的样本论文却有98篇(90．7%)，其中，无结构式访问法(97篇，89．8%)和现场观察法(34篇，31．5%)是被组合运用频次最高的两种定性资料收集方法．说明样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达到以定性资料来补充定量调查的结果，或把定性资料作为问卷调查的背景资料，实现两种资料的互相印证．暂且不论这两种研究预期能否实现，仅就研究方法运用而言，包容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并且混合方法研究是教育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因此，在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研究的背景下，样本论文对定量与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不仅符合其母学科音乐学新的研究取向，也符合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必然有利于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和成熟．

2．2尝试运用多学科理论解决音乐教育实践问题

面对研究面越来越宽，研究问题越来越深的现状，保持音乐教育科学学术效力长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工作．调查发现，明确表明了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样本论文有34篇(31．5%)．这些论文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从多学科角度对同一音乐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使得研究的论证更加全面、科学、深刻，提升了硕士学位论文的理论深度．然而，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使用了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样本论文在分析深度、理论运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由于硕士研究生层次的研究者属于音乐学的初学者群体，他们对跨学科、多学科的理论应用尚处于尝试阶段，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为以后的研究者融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言而喻．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芯片[1]。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莫名制裁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就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2]。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公司了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执意单方面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极其不公平，中兴通讯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公司的事件（以下简称中兴事件）正式开始发酵，一时间成为中国民众纷纷讨论与议论的热点话题。对于美国针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国将会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兴通讯公司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中国的芯片产业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当务之急所必须直面的。而如何透过芯片产业去看待中国其他的一些产业同样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这也许才是中兴事件给每一个中国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层次的考验。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笔者参照中兴事件的问题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对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所存在的类似问题有一些新的感触，并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那么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近期发生的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制裁的事情经过。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作者：安新颖代涛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发的卫生政策研究知识服务平台的总体目标是“整合卫生政策研究信息资源，实现知识的准确分类、快速定位和获取，建立综合信息门户，实现用户分层管理，构建能充分满足卫生政策管理人员和卫生政策研究人员需求的知识服务平台”。为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信息资源进行遴选，即确定该知识服务平台整合和利用的资源范围。卫生政策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为满足科研人员的不同需要，应根据其使用行为，研究卫生政策研究知识服务平台中期刊资源的遴选标准，使卫生政策研究知识平台服务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资源的准确推送。卫生政策研究领域知识服务平台的期刊资源采集标准，要综合考虑交叉学科的特性，期刊遴选集合既要包含本领域的核心期刊，还要包含与本领域密切相关的其他学术期刊。核心期刊是面向某个学科或者某个主题的，其学科范围较明确，因此利用现有的期刊评价工具就可确定核心期刊的范围。期刊遴选集合主要是面向交叉学科，其学科范围较为模糊。该领域中作者所发表的文献刊登在不同学科的期刊上，因此界定期刊遴选集合较为复杂，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评价工具可确定对交叉学科期刊的遴选范围。本文主要立足于科研人员的文献使用行为，以文献计量学为基础，探索知识服务平台中期刊的遴选标准，为卫生政策研究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奠定资源基础。

1现有期刊遴选的方法

1．1基于布拉德福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指出，相当数量的专业论文相对集中刊载在少数专业期刊中，形成核心区，其余数量的论文高度分散在大量非专业期刊中，又形成包含着与核心区同等数量论文的区域，每个区域中的期刊数量成1:a:a2的关系。但布拉德福定律遴选各学科领域核心期刊也存在单一数据源无法满足期刊遴选的需求和主题检索容易导致大量期刊漏检等问题［1］，而卫生政策研究涉及广泛学科，仅通过主题检索很难确定其研究内容和范围。

1．2基于引文分析科学工作者的引用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引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引用是否真实地使用文献，也能够反映文献的价值(质量、重要性和影响度)［3］。由美国科学情报所(ISI)建立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收录了国际上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建立了科学的文献计量指标，被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绩效评价，但由于语言的限制以及源期刊分布的不均衡等原因，导致SCI在期刊收录范围上产生了很大的遗漏［4］。因此，单纯以引文分析法确定期刊的采选范围也不能全面满足卫生政策研究人员的要求。

2卫生政策研究领域期刊的遴选方法

2．1期刊遴选方法D．P．Wallace在1986年有关文献分散与老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以期刊的被引次数代替期刊的载文量，认为期刊被引用的次数也可像期刊的载文量一样，直观地反映其在本专业的贡献大小和地位［5］。根据该研究成果，本文假定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期刊。因此，本文将布拉德福定律所反映的期刊载文量累积数与期刊累积数之间的函数关系，转化为的引用文献数量累积数与引用期刊累积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以此确定期刊的遴选范围。该期刊遴选方法是一种综合评价学术期刊的方法，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布拉德福定律在文献计量学中的应用特点，反映了高水平学术期刊在学科领域内的权威性，也能采用较为客观的方法从不同水平、不同学科范围的期刊中遴选出较为重要的期刊;另一方面弥补了载文量会受到期刊发文量的影响，造成低水平高载文量的期刊被遴选出来。以某一学科文献大量引用的期刊作为分析对象，按照期刊被引文献数量的多少对期刊进行排序，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将被引文献划分为3个数量相等的区间，确定3个区间的期刊数量，并以第一区间的期刊作为卫生政策研究知识服务平台的期刊采选范围。该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确定了卫生政策研究领域的期刊遴选范围，以文献计量学理论和卫生政策研究人员的引用行为基础，确定了交叉学科的期刊遴选方法，该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一）标引序号的有序性

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采用的是顺序编码制，其要求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图、表及其说明）所引用的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以上标形式（右上角）直接放在引文之后，而相应的参考文献表中各篇文献按序号依次编排。编校过程中经常发现正文中标引序号混乱，如正文中标引序号有16，而文后参考文献仅有15条；再如正文中标引序号从6直接跳跃至8，缺少文献7。这些可能是作者写作时遗漏或文章修改、编审过程中正文内容删减而文后参考文献未及时相应修改所致。文章编审过后，编辑在给作者发送修改意见的同时，应提醒其注意相关参考文献的变动并作出相应修改。对于明显的标引序号错误，如果不存在其他方面的矛盾，编辑也可以直接修改。经编辑仔细核对梳理仍存疑义的位置，需与作者沟通确认。

（二）著录格式的规范性

著录项不全、著录信息不准确是编校参考文献著录中出现最多的问题。对于熟练掌握参考文献著录标准的编辑来说，核查该类问题并非难事。然而，要对其进行校对并补充修改使其准确完整却并不简单。

1．著录项不全

参考文献著录缺项和项目不全的形式很多，如：作者姓名仅列出1位，其余用“等”代替；期刊类文献仅列出卷数或期数；起止页码缺失或只有起页码等。查阅纸质版文献以实现检索不仅费时而且很多文献甚至已无法查找，该法对编辑补全核对著录信息来说实用性不强。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进行检索以补全校对著录信息是最简捷的方式，然而作为编辑应抱有严谨负责的态度，因此还需进一步检索出原文；但网络搜索引擎仍可作为初次检索、丰富检索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数据库是获取原始文献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国内常用的文献检索网站有中国知网、万方，国外常用的文献检索网站有荷兰公司的美国化学会的德国公司的等。这些网站含有大量文献信息，对于文献检索十分全面。不足的是这些网站绝大部分免费的数据库仅提供了摘要，有些文献信息（如期刊文献的起止页码）往往需要进入网站数据库付费下载到全文才能知晓，而编辑核查校对文献著录信息并不需要阅读全文，因此该法检索有时比较昂贵。笔者在从事参考文献著录核查校对工作中，注意到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相当丰富，对于检索著录信息十分实用便捷。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门户信息就相当全面，分类也十分清晰，在其“电子期刊导航”栏目中直接输入期刊名称就可进行期刊链接（中文、外文期刊均可），再根据期刊的出版年份、卷数、期数等信息，就可查找出文献相关著录信息而无需下载全文（特别是对外文文献），是补全作者姓名、卷数、期数、起止页码等的非常便利的检索途径。目前可用的专利文献、标准信息文献检索网站也很齐全，如可通过各专利机构的网站（欧洲专利局专利检索网站、知识产权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IPDL、美国国家专利与商标局USPTO的网站、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平台、中国专利信息网等）检索专利文献，通过各种标准的检索网站（国家标准化组织、中国标准服务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美国国家标准学会等）检索标准信息文献，从而将著录项补全。

2．著录信息不准确

1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专业期刊越来越多，价格也不断升高，高校不可能通过购买全部期刊资料满足所有读者的文献需求。即使将高校所有相关学科的文献全部购买，也存在因学科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相当部分文献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高校在购买期刊时能够做到有针对性，用有限的经费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老师和学生对期刊的需求，是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点在于准确地掌握师生的需求。高校图书馆主要是通过深入院系访谈师生收集信息，或是通过问卷调查法，或是通过调查学校学科设置等方法来确定读者的期刊需求。但这些调查方法不能很好地发挥资源建设人员的主动积极性，调查结果很容易受到调查对象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影响，很难做到全面精准地掌握读者期刊需求情况，导致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存在较大的偏差。如何为高校对期刊种类需求分析以及期刊订阅提供量化依据，是目前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所高校所有学科团队时所引用的文献，可以反映该高校对文献资源的需求情况。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引文计量分析方法定量评估读者对期刊的需求。隋桂玲等通过引入期刊使用率和保障质量的概念，将吉林大学哲学专业教师所选期刊和论文中引用期刊排序，定量描述期刊在该专业中的被需求程度和学术价值，以指导图书馆的期刊资源建设。李海霞等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教师发表的论文引文为统计源，采用引文分析法，从引文数量、引文类型、引文语种、引文年代以及高引期刊等进行统计分析，揭示期刊馆藏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配置期刊资源、优化馆藏期刊结构、改进传统服务方式等措施有助于提高馆藏期刊资源保障率，满足教师对期刊资源的需求。王兆勇等对南京陆军指挥学院2004—2011年内容为公开的43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引文数量、引文年代、引文语种、引文类型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出参考建议。焦坤等以相关学科科研人员发表的SCI收录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引文分析法从资源性质、期刊数量、被引频次三方面分析外文资源对SCI收录期刊论文的引文资源保障情况。李东升以福建工程学院发表的外文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引文分析法对引文及其载文期刊分布、学科分布等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对馆藏外文期刊资源保障能力进行评估，有效地反映了高校的外文期刊需求情况。Alves等对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201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中文献的出版年份和引用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方法被应用到改善图书馆的工作流程，不断优化该图书馆的馆藏发展政策。Riahinia分析了2003—2008年伊朗5所大学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学位论文的引文行为，以指导高校图书馆对图书和电子资源购买的决策。上述研究表明虽然通过引文计量分析可以为图书馆的期刊需求进行定量化研究，但很难做到实时、动态化分析与研究，很难实现特定期刊实现高校学科建设的精确评价。近年来，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专门针对文献的共引进行分析，挖掘文本空间的知识聚类和分布，并可以显现文献的动态应用情况，为期刊资源在学科建设中的实际贡献提供更为精确的定量化分析。本文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V对某高校2006—2016年所发表的外文核心期刊论文的引文进行可视化分析，获得该高校学者所引用期刊的来源分布及年度变化趋势等科学数据，为高校图书馆调查了解读者期刊需求工作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改革提供新思路。

2数据来源和处理

在WebofScience核心合集的SCI-E数据库中，以某高校的英文名为检索词，使用“地址”与“机构扩展名”两个限制字段，检索2006—2016年内出版的学术论文。选取检索结果中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的记录导出，形成该高校SCI收录学术论文数据集。利用CiteSpaceV软件对所检索到的学术论文数据集进行可视化处理。相关功能参数设置如下：时间区间为2006年—2016年，时间切片为1年；阈值选择TOPN，N=100，即每个时间切片内提取前100条数据；节点选择引用期刊（CiteJournal）。

3基于被引频次的期刊需求分析

作者引用文献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主要的因素为该文献对作者的研究起到支撑作用。期刊的被引频次可用来反映作者对期刊的需求程度。某高校发文作者对期刊引用次数越大，说明其对该期刊需求程度越高。使用CiteSpaceV对数据进行期刊引用分析，结果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如图1所示。图1中节点的大小表示期刊被引频次，节点越大被引频次越高，节点越小被引频次越低；标识的节点为被引频次前5%的期刊节点。表1列出被引频次前5%的23种期刊信息。图1中其他期刊被引频次信息可以通过“Export”菜单中的“NetSummaryTable”命令导出查看。经统计，被该校SCI收录论文所引用2次以上（含2次）的期刊有457种，总被引频次为12785次。每种刊的平均被引频次约28次，被引频次在28次以上（含28次）的期刊共有121种。被引频次在400次以上的期刊仅1种，被引频次在300—399次之间的有3种期刊，被引频次在200—299次之间的有4种期刊，被引频次在100—199次之间的有23种期刊，被引频次在50—99次之间的有53种期刊，被引频次为3次的有60种期刊，被引频次为2次的有104种期刊。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经费是有限的。在订购期刊时，期刊的性价比分析至关重要。图2显示了某高校被引频次与被引期刊数量的变化曲线图，被引频次越多的期刊，其数量越少，大多数期刊的被引频次比较少。在图书馆期刊资源建设时，购买被引频次高的期刊，性价比相对较高。原因有二，一是期刊利用率高，二是期刊数量少，购买所需的经费也较少。相反地，由于被引期刊大多数都集中在低被引的部分，期刊被引次数较低，利用率不高，而期刊数量相对较多，购买时需要花更多的经费，性价比偏低。性价比高的期刊应该优先订购。高校在遴选订购期刊时，阈值选择非常关键。一般地，被引频次-被引期刊数量曲线存在着拐点，这个拐点可以作为该高校的订购期刊时阈值选择的依据。图2所显示的某高校被引频次-被引期刊曲线的拐点在10—20之间，该高校可以依据自身的经费情况选择阈值。被引频次大于阈值的期刊在该高校的性价比较高，应该积极建设，而被引频次低于该阈值的期刊在该高校的性价比较低，在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不订购。

4基于被引频次年度变化的期刊需求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科研造假事件频发，如何打击学术造假、维护科研诚信成为学术界、编辑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教育、医疗、学术期刊出版等单位完善内控制度，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本研究通过对30多家学术期刊编辑部进行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对出现较频繁、较隐蔽的学术不端的新花招和编辑部新对策进行总结归纳，现报道如下。

1基金文件造假

本研究涉及的各家编辑部均表示，近年来基金文件造假的比例有所上升，造假形式为：（1）伪造基金申请文件、基金批复件。（2）挂靠他人相符或不相符课题。（3）单位协助证明虚假立项课题。究其原因，在于在对期刊进行评价、考核的过程中，基金文章占比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故很多期刊编辑部对基金文章会优先考虑录用。对期刊的评价考核参考基金论文比重，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科研项目能通过立项，其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等是经过了一番论证的。而投稿作者利用这一审稿规律，为提高论文录用的可能性，不管自己是不是基金文章，都挂上基金的头衔，甚至出现伪造基金文件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作者所在单位一味为了刊发论文数量，也不顾事实，帮助造假。编辑部应加大基金文件真实性的审核和甄别，一般规范的基金项目申报书应有项目基本信息，包含立项依据、项目情况、计划安排、经费预算、项目组负责人、成员基本信息，申报书末尾还应有申报单位签章、主管部门审核意见及盖章。很多作者伪造的基金申报书仅为基金申报书的封面，仅有申报单位的盖章，且上传的电子版申报书单位盖章亦为photoshop软件所做。其次，编辑可以在相应的基金批复单位对基金项目进行查询，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即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结果公布、项目查询中进行查询。目前部分省级、市级、县级科研项目尚无法在网上进行相应查询，希望后期科研管理部门能加强科研项目的查询和公示工作。编辑在处理这类文章时，如基金属实，作者是可以登录科研管理网上系统的，可向其索要相关截图对基金真实性进行核实。与此同时，编辑部对基金文章的取舍，也应严格按照文章质量。优质文章优先录用，而不是基金文章优先录用，以此打破作者对基金文件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

2数据造假

数据是科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学术论文的核心，是作者论点成立与否的基础，但试验并从中搜集整理数据也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故有的作者通过编造、篡改、抄袭数据企图蒙混过关。但惮于数据库系统，作者在编造、抄袭时有使用了一些小的“花招”，需要编辑擦亮眼睛仔细分辨。刘胜利等[1]将数据造假分类归纳为三类：（1）故意采用必然产生误导性数据的研究方法/方案；（2）伪造、篡改和歪曲试验记录的数据；（3）研究数据的虚假呈现和运用。综合各编辑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数据造假类的稿件还有以下特点：（1）多为对计数资料的描述和比较，因对计量资料的正常和异常范围是更为专业，编造起来更为麻烦，容易露出马脚。而计数资料多为率的比较，编造数据更为容易。笔者所在编辑部就曾收到过关于盆底功能障碍疾病治疗的相关文章，文章内只对治愈率进行了比较，编辑对作者提出要补充计量资料的要求，作者就再未返回。发现此类造假尚较为容易。（2）参考已发表相关论文的数据，进行数据编造。此类数据编造是“有理有据”的编造，在识别时更为困难。为使数据合理，有的作者在数据编造时，在已发表文章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小的改动，数据库系统也不易发现。（3）对数据表述方式进行改变的抄袭，如已发表文章数据为表格的，抄袭文章内用文字描述，或利用他人的数据制作成柱状图、饼图等。数据库系统对这类抄袭也无能为力。那么编辑部如何寻找分辨出这些新型的更加隐蔽的抄袭的“蛛丝马迹”呢，建议为：（1）不能过度依赖数据库系统。在之后，应比对类似文献，对文章数据存疑时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2）利用统计方法与规律发现论文数据造假。刘青海[2]提出，可以用excel对统计结果进行验证，同时利用“其他变量固定时，随着统计检验量绝对值的增加，P值相应变小”等统计学规律，发现论文数据造假的痕迹。（3）成立专门的数据编委会对数据进行审核。《科学》杂志为了应对逐渐增多的数据造假，在原有审稿规则的基础上，加入了专业统计学家对论文数据审核这一环节。2013年，杂志还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数据标准清单，供投稿者和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数据进行对照，以追踪数据偏差的根源和进行可重复性验证[3]。如果编辑部囿于实际情况的限制，无法设立专门的数据编委会，也应加强对编辑统计学基础知识能力的培训，提升其数据审核方面的能力。

3图片造假、抄袭

图片造假、抄袭也是一种数据造假，但由于其特殊性，故本文将其单列出来进行讨论。随着数据库系统的使用，单纯的文字抄袭能得到较好的识别。但国内的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大多是将图片自动剔除后进行的，故图片造假、抄袭成为近年来论文造假的重灾区。叶青等[4]将图片学术不端行为分为3类：图片伪造、图片篡改、图片剽窃。因目前图片处理软件非常多，且使用方便快捷，作者将图像进行调色、饱和度改变、裁剪、拼接等操作后，编辑仅靠肉眼是很难进行真实性判断的。针对这一类较为隐蔽的图片学术不端行为，编辑部可以从以下方向进行应对：（1）注意图片像素：剽窃他人的图片一般为下载、在论文中截取、重新拍摄、扫描等方式获得，图片像素不高，可向作者索要原始图片。（2）查看图片的文件属性：余菁等[5]通过使用MagicEXIF软件查看图片EXIF信息，“XMP数据”和“Pho-toshop资源”，发现如果是小的改动一般也要几千到一万字节，从而鉴别是否进行了图片篡改。（3）注意对图片的文字描述的：作者为了应对同行评议，在图片抄袭时往往使用类似文章中的图片，编辑可查找对图片进行文字描述类似的文章原文，再进行图片比对。（4）利用数据库中的图片库：通过在学术图片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对类似图片进行比对。此外，除了从编辑部内对图片学术不端进行控制，还应加强专家外审与主编复审阶段的图片审核。专家和主编在本行业和专业领域中，见多识广，对图片真实性存疑的稿件，编辑应和专家多沟通，征求他们的意见。徐晶等[6]还提出，在出版后，数据库应对图片加密，使他人不得从下载的pdf或caj文档上拷贝图片，以防止图片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