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范例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分析框架

1.理论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鄄clectic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2.模型设计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略）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p#分页标题#e#

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提要:近年来，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老挝政府出台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其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是经济特区法令，因为它使外资企业对老挝的投资程序更加简化，外商投资制度更加透明和公平化，正是因为老挝外资管理制度的不断修正与调整，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老挝经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促进GDP增长、带动外贸出口、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就业率增加等方面。本文基于对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分析，从积极的视角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影响

多年来，老挝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断加强，对外经贸关系不断扩大的同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逐渐改善，并且颁布和不断调整了外资法，这体现出了老挝政府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来吸引外商投资者。2012年，老挝正式成为WTO成员国，这为老挝参与国际分工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从老挝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吸引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新兴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成为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

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现状

（一）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为了摆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提升老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老挝政府开始从商业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条件。自从老挝新外资法实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稳固，外资准入要求也更加宽松，使得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快速增长。当前，老挝已经建设有12个经济特区，共计覆盖面积达1.96万公顷以上，成为老挝吸引外商投资重点区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挝经济特区吸引投资额共计16亿美元左右，共计包含国内外投资企业539家，其中外国投资企业474家。由此可见，外商投资占大部分比例。（图1）从图1可以看出，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从2001年开始不断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别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没有缩减，但2011年以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数额起伏不定，然而整体仍保持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图2）从图2可以看出，老挝自2009年开始吸引外资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与2001年的61家外资企业数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体而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自从20世纪90年代老挝颁布外资法以后，在老挝投资的企业共计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据统计，从2001年开始截至2018年，老挝吸引外资总额累计为318.6亿美元，但是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额来自于东亚周边国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共计830个，泰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746个，越南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421个。截至2016年，这三个国家是老挝吸引外资的前三大来源地。其中，中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38.7%；泰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16.8%；越南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9.6%。除东南亚周边国家以外，还有来自日韩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2016年韩国企业对老挝的投资额排名第四位，法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别占老挝外资比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投资产业结构。随着老挝吸引外资数量的不断增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老挝投资的行业也表现出了逐渐多样化。例如，以老挝吸引外资的12个经济特区为例，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经涉及到政府投资、开发商投资以及零售商投资，其中建筑行业的开发商投资额较大，零售商投资份额其次。2018年，开发商投资额高达12.7亿美元，零售商投资额也高达3.49亿美元。从具体行业结构分布来看，商业占外资比例的28%；工业占外资比例的32%；服务业占外资比例的40%，农业等其他产业几乎为零。

摘要：结合现状分析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均衡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加强省内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均衡对各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等对策。

关键词：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对策分析

一、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至2016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增长率分别为10.08%、10.54%、8.92%、7.72%、8.51%。可以看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至2016年持续增长且增速较稳定，即江苏省经济呈上升趋势发展且增速较为稳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持续增长的背景下，2012年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57.60亿美元，增长11.29%。2013年金额为332.59亿美元，减少6.99%。2014年为281.74亿美元，减少15.29%。2015年为242.75亿美元，减少13.84%；2016年金额为245.43亿美元，增长1.11%。由此看出，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减少情况为111.17亿美元，总体下降。2013年至2015年期间持续出现负增长。2016年，虽然有所改善，但只是略有增加，出现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表2）即随着江苏省经济增长，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反而呈下降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一）不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三大产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不一，且都不是特别理想。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呈负增长趋势。尽管第三产业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较小，这直接反映了江苏省不同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严重减少，而同时第三产业却有所增长，这种情况与正常三大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步增长的合理结构存在严重偏差。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FDI在中国的总体行业分布情况，以及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其次，文章分析了外资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再次，进一步分析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将对如何高效发挥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绿色经济发展；驱动效应；存在问题；影响机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得到快速壮大，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节能减排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当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但是中国人均能源却特别缺乏。同时，大量工业废水、废弃污染物的排放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创新，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长期以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也是逐年增强，FDI的规模从1992年的110亿美元一直增加到2019年的1384亿美元。如何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经济总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成为当前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还是阻碍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目前还未有明确的结论，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 部分观点认为FDI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李文鸿和曹万林（2020）认为FDI能够通过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绿色创新研发资金支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环境规制则会更合理地引导FDI，从而充分发挥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支持。也有部分观点认为，FDI抑制了绿色经济增长。贾军（2015）发现FDI对中国环境效率提升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当FDI所在地拥有环境技术优势时，则FDI能够更好地融入该地区的绿色生产中，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李光龙和范贤贤（2019）认为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而贸易开放的提升则能够降低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其余学者认为不同类别的FDI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呙小明和黄森（2018）发现只有以国内市场作为主要目标的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促进中国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因而各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一定要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减少引进那些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外商直接投资。周杰琦和徐国祥（2020）就FDI影响中国省级绿色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当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较高时，FDI通过资源诅咒和低端产业锁定效应抑制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当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较低时，FDI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余稳策和杨立卓（2017）认为不同类型的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其中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来自于服务业以及相关高端制造业的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其他类型的FDI则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本文的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FDI在中国的总体分布情况，及其对中国绿色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详细分析外资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第四部分分析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现状

FDI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着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当FDI主要集中在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时，则消耗能源大、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此时就会对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FDI集中在能耗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低的第三产业时就会对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表1显示了近10年中国实际利用的FDI总规模，以及中国三大产业吸引FDI的规模。由表1发现，2010年-2019年区间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实现了稳步增长，FDI的规模已经由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81.35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第三产业FDI的规模已经由2010年的499.63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952.73亿美元，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则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图1发现第三产业实际利用的FDI占总FDI规模的比重由2010年的47.25%增加到2019年的68.97%，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际利用FDI占总FDI规模的比重则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同来源地的FDI所投资的产业领域不同，因而其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常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FDI，更多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和相关污染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而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FDI更多集中于电子、机械和其他精密仪器生产行业。由表2发现，来自于荷兰、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一定增长，而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FDI在缓慢减少，因而总体上FDI来源地的变化可能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

FDI与进出口贸易通常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催化剂，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广东省利用外部资源的主要方式。进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外资的流入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广东省FDI、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国内外展开了新一轮的利用外资竞争，广东利用外资的龙头地位已被后起的江苏全面超越，并且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明显趋缓，越来越多的省市正在追赶广东。让广东省更担忧的是，中国2010年实际使用外资突破千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而相比之下，2010年广东全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246.01亿美元，增长40.11%；实际投资额202.61亿美元，增长3.72%.广东吸收外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2009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我省的进出口也全面下滑，因此有必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广州经济的影响情况。   二、实证研究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10，其中进口(ex)、出口(im)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用当年的汇率折算为以亿元为单位的人民币。因为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且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对GDP、FDI、EX、IM分别取对数，得到序列LNGDP、LNFDI、LNEX、LNIM。再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平稳性。由表2-1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根据上文的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是平稳的，LNGDP、LNEX、LNIM、LNFDI是零阶单整序列，由于零阶单整同样符合协整的前提条件，对变量做协整分析是用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趋势，至于这种协同趋势的有效性还要通过检验，并且通过误差修正模型修正。因此LNGDP、LNEX、LNIM和LNFDI之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将采用Johansen检验，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由于五个评价指标LR、FPE、AIC、SC和HQ全部认为应该建立VAR(2)模型，因此，确定滞后阶数为2。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2-2和2-3所示。在5%显著水平上，协整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最多3个协整关系，因此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和趋势。从上面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内，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2-4可以看出，在90%的置信水平下，EX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和IM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拒绝了原假设，说明EX是GDP的格兰杰原因，IM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出口可以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进口可以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但FD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接受了原假设，外商直接投资不能直接引起GDP的变化。反过来，GDP不能够称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4.脉冲响应分析   在模型中将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15年。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出口在前5期会对GDP有正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从第6期开始对GDP有负效应。进口贸易的增加，对GDP有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前5期出口会对GDP有正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从第六期开始对GDP有负效应。   三、政策建议   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本文的分析，外商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小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原因是利用外资的质量不高。因此，在新形势下，广东省除了要继续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更应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要把引进外资工作的重点从单纯吸引国外资金为主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方面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出口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还是比较小。目前广东省出口贸易市场不均衡，因此，必须有步骤地开拓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市场，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发展新的出口增长点。同时，还要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加强技术改造，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要高度重视和扩大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实证分析中可知，进口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正确看待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监督和管理，使广东本地企业在合作中尽可能地掌握核心技术。

摘要:基于2009－2017年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创新能力呈现两极化，深圳、广州创新发展能力持续增加，而其他城市则增长缓慢;国际贸易溢出对珠江三角洲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显著正效应，但并没有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是提升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区域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珠三角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广东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其中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区域与省内其他地区发展具有巨大的差异，无论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还是地区生产总值都是广东乃至全国都是突出的。近年来，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珠三角地区而言尤甚。一方面，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向国外出口产品增加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而且通过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和加快技术升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另一方面，FDI的流入对于珠三角经济的贡献包括扩大资本构成，加快技术转移，增加就业和出口。总之，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珠三角市场扩张，加快了当地企业改革，并且刺激了不同行业的竞争。但是对外贸易和FDI溢出效应并非只有积极的。本文试图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珠三角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大小和方向，从而为相关部门提供有关发展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SpencerJ．W．(2008)认为FDI的积极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第一，示范效应。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投资使当地企业可以观察和模仿跨国企业的技术、组织实践、经营战略，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向跨国企业学习，有利于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第二，当地联系效应。当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开展交易活动时，可以对当地企业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产生溢出效应。第三，雇员流动效应。跨国企业会更加注重企业人才培养，所以当跨国企业的雇员在当地企业找到新工作时，尤其是经历离开跨国企业而到东道国的企业任职或者自主创业，跨国企业的战略和运营细节可以传播到当地企业，产生水平溢出效应。第四，竞争效应。通常跨国企业比本地企业有更高生产力，导致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迫使本地企业通过更新制造技术、采用先进管理手段和营销技术来迎接这个竞争性挑战来提高他们生产力，强化自身创新能力。

(二)国际贸易的溢出效应。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四种传导机制作用于区域创新:第一，技术模仿。国际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由于国家间的技术水平不同，具有较低技术水平的国家通过进口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从中对高技术国家的产品进行模仿，从而提高其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当进口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差时，出口国企业为避免本国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窃用，会向出口国出口较低技术水平的产品，而当进口国的知识产权较为完善时，有利于国外技术的不断流进。第三，技术模仿利润驱动。当国外创新技术进入本国市场时，由于本国市场的各种条件尚未完善，此时的模仿能力较低，而且国外企业也过设置各种瓶颈阻碍本国企业进行模仿，但是随着本国企业的不断模仿，本国产品的技术工艺上升，此时本国产品有较大的利益空间，也推动模仿速度将不断加快，最后当该技术处于衰退期时，技术模仿所带来的利益将最低，因此本地企业对创新技术的模仿呈现一个先慢后快再慢的曲线。第四，培育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本国实现，技术进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营策略等等，从而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李晓等，2018)。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2007-2018区间的面板数据就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流入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外资流入使得非国有制企业更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对国有制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看，外资流入使得高融资约束企业更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异质型企业；外资流入；企业信贷融资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而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根据学者们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发展的不成熟，中国当前资本配置效率偏低。宋马林和金培振（2016）认为由于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地方保护，使得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大量优质企业无法获得信贷资金支持。谭语嫣和谭之博（2018）认为由于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弱化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优质企业无法获得信贷资金。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优化中国的资本配置。郭炳南和唐利（2020）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张士军（2016）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影响企业银行贷款的获取，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笔者梳理文献发现：当前从微观层面就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较少。为此，本文收集了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就外资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深入探讨了这种影响对不同所有制与不同融资约束企业间产生的差异影响，从而拓展当前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为了分析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回归模型：loanit=α+β1fdiit+∑βcontrolscontrolsit+εit（1）其中loan代表企业信贷规模，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下标i代表企业，t为年份，ε为误差项。如果fdi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则表明外资流入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

（二）变量定义和解释。上述模型设定中涉及的变量定义如下：企业信贷规模。信贷规模采用企业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取）的对数值来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越容易获得信贷资金。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将外资企业所持有的股数占上市企业总股数的比重作为外资流入情况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越大则表明越多的外资流入了该企业。其他变量。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主要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代表企业的财务杠杆率；总资产增长率（dev1）=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代表企业的发展；最大股东持股比率（large）=（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代表最大股东对企业影响力；现金资产比率（rmoney）=（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资产），代表企业流动性；托宾q值（qa）=企业股票市值/资产重置成本，代表企业的经营绩效。

摘要:伴随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人类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文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探索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主要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现状问题，从直接和间接的角度分析了其影响路径，期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环境规制;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1我国装备制造业现状

我国装备制造业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一流的装备制造大国。但受产能严重过剩、关键技术短缺以及装备行业在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地位的影响，装备制造业近年来仍处于低迷发展状态。2010年以来，规模以上产品工业总产值增加值虽然呈现出扩张的趋势，但是其增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发展遇到了一定瓶颈。同时，装备制造业采购管理指数保持在50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尤其是新兴的钢铁、化工等传统装备制造业。由于营销活动的低绩效，运营陷入困境并难以盈利。2015年11月，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旨在有限度地调整和优化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结构，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其高质量的市场经济活动和增长。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三走一减一补”的逐步实施，我国装备制造业正悄然从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开始，从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转型。

2环境监管及环境法规情况

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环境保护，追求协调发展、共赢。为了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大改善其环境质量，一系列环境管理监管措施相继出台。正如党的十九大明确强调的那样，中国应该不断推进空气污染的预防和控制。所以严格的环境监管将被视为中国今后长期将继续推进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虽然环境管理条例的实施有利于保护和维护我国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但这种管理模式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其他行业。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善竞争市场的动态分析理论框架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优化企业环境，企业必须加大对该领域生产技术应用领域的人员和资本投入，不断创新和提高，升级生产技术，调整和优化现有工艺。否则，企业将无法补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人员或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如支付排污费等。同时，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由于许多产业同时处于产业链的不同层次，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如果一个产业链受到环境监管的严重影响，也可能通过整个产业链的关联效应对其他相关产业的环境产生二次影响。这一说法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研究成果的证实。在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逐渐显现。然而，环境法规的引入给设备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压力。因此，它对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和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传导机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些研究中，早期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国际或特定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比较。目前，随着科技界人士对这一影响的关注，研究范围正在逐步缩小，并进一步细化到一些地区甚至特定行业。在研究内容的形式上，逐渐从早期的确定性研究转向定量分析。目前，关于装备制造业环境规制对环境因素的具体影响及相关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存在诸多分歧。然而，一般来说，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环境法规的引入将给装备制造业带来明显的限制和影响。同时，就本文的具体内容而言，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但研究成果数量仍然较少，需要进行系统的论证和分析。

3环境规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