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范例

“范畴”一词可以指“类型”、“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是个用途很广且含义模糊的术语。一种事物及其类似的成员(如椅子)可以构成一个范畴,一类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构成一个范畴”[2]55。因此,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是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2]55。“同一范畴的成员总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质属性,在认知语言学上称之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畴内不同的成员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畴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个范畴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或中心成员,即原型,其他成员则是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范畴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渐近的、模糊的。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还往往带有相邻范畴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汉语外来词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这就是汉语外来词范畴某些成员的外来词资格有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视角,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和模糊理论,对汉语外来词范畴加以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研究现状   从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来探讨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学者主要有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史有为教授在其专著《汉语外来词》(2000)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据量化结果讨论了外来词范围问题。李彦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2006)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进行了研究,文中对汉语外来词进行了重新分类,对其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对各类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进行了研究。   (一)语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为教授在《汉语外来词》第三章“外来词的性质”中提出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来词是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汉语外来词承载着外民族和汉民族两种语言文化信息。“两种语言文化在外来词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为教授从模糊理论的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确定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该研究将外来词构成因素分为三类:内容,形式,文字。三类构成因素又细分为五项: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书中将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为0—10分。各项的分值分别为:词义(2分),词音(5分),构成(1分),词形(1分),字形(1分)。   史有为教授对包括意译词在内的22种外来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果连上汉语固有词和外族词这两个极端,则整个系列就有24种,形成一个由固有词到外族词的完整的连续系统”[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汉语外来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几类外来词进行探讨。按照史有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顺序分别是:纯意译,仿译,日语音读,日语训读,音译+意译,谐意音译,纯音译,拼音借形词。在史有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类外来词依其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长排列,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根据不同种类的外来词的得分情况,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断它们在外来词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外来词资格问题。   (二)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与模糊理论的分析   李彦洁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第二章“汉语外来词的范畴”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在肯定史有为教授研究的价值的同时,指出了该研究在分类方面、评分方面和结论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彦洁认为其在分类方面虽然已经比较详细,但仍有某些种类不能包括进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观性。他还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李彦洁博士的论文根据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音译、意译、形译三种基本形式”[5]37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种处理方式,确定出22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文中根据原型理论确定汉语外来词中纯音译词是“外来词范畴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来词,是外来词的原型”[5]35,然后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这些词进行量化评分。为了使量化结果更为直观,李彦洁博士还以音译词为原型,进行了各种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确定外来词的范畴,得出结论:意译词和仿译词不属于外来词[5]55。   并对外来词作出了相应的定义。   二、上述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价值   史有为教授提出的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这一概念,明确揭示了外来词所具有的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他进一步从模糊角度对各种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两种语言文化在汉语外来词中的融合及各种外来词所具有的“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对外来词语言文化性质的研究和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彦洁博士在探讨汉语外来词的范畴时,运用语言学原理探讨了汉语外来词的类型,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外来词集合进行了隶属度研究,使得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具体,拓宽了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研究视野,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   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语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词义赋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对“词义”一项只赋2分,而“词音”一项是5分,两项分值差别太大,显然失之偏颇。第二,对外来词的文化因素考虑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等五个方面,可以认为这些方面都属于语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称为“语言二重性”。#p#分页标题#e#   三、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重新审视   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语言文化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两位专家关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两位专家在研究语言文化二重性时都是将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虽然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文化,但是语言与文化又各有其独立的内涵,它们对外来词的影响途径也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将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区分开来,分别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的模糊性   世间万物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类属分界与性态有其不确定性。同时“人类自身的认知机制本身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因而对范畴的划分常常也是不明确的,带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畴往往是模糊的,相邻的范畴之间常常有交叉或重叠部分,处于这些部分的事物,它们的类别归属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动物分类中有“鲸鱼不是鱼”的说法,因为虽然鲸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却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属于哺乳动物。伍铁平教授的《模糊语言学综论》一文中谈到亦果亦蔬的西红柿。“一对概念之间常常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现象。例如在水果与蔬菜之间,苹果和梨等可称为典型的水果,无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红柿则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间”[6]89。在食物与药物之间也有许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药、山楂、姜、大枣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食物,它们又是很常用的中药材。它们具有食物与药物双重身份,我们既不否认它们是食物,也不否认它们是药材。   汉语外来词范畴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尤其是从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因素和汉语固有语言因素是不同的。处于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汉语外来词范畴,一头连着外语词,如拼音借形词,一头连着汉语词,如意译词。其边界是模糊的,处于两端的边缘成员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从文化二重性来看,则情况有所不同,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类别不同而不同。   (二)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据   外来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带有外民族和本民族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对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据外来词的构成要素来进行。高明凯、石安石认为:“词除了具有一定的语音特征之外,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7]105这一论述强调了词的语音和意义。叶蜚声、徐通锵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符号。”[8]138这一论述除了强调词的语音和意义之外,还强调它是一种“符号”。符号自然是书面符号。人类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义、形三个方面的要素。   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它的构成要素有音、义、形三个方面。其中音和形属于形式,音是语音表现形式,形是书面表现形式,包括词形、字形、结构;义则是内容,是词所表现的意义。音和形与义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因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间传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适当的语音和书写形式形成新词。如此看来,在外来词形成过程中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是外来词的核心。没有意义,文化传播将成为不可能,外来词将无从产生。   由此看来,外来词的意义在外来词的音、义、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外来词的音与形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鉴于外来词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在对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进行量化分析时应适当提高词义的分值。   2.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认识对事物类别的划分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人们从什么角度认识该事物,人们在判断其分类时依据什么标准,采取什么方法,都会对事物类别的划分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避免量化赋分的主观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做了两种问卷,问卷一用来调查有关专家对外来词的音、义、形各方面分值范围的意见。调查对象有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等课程的相关研究者五人,外语系讲授翻译课程和语言学课程的相关研究者六人。通过问卷调查,各类外来词分值范围被确定为:词音4分,词义和词形各占3分。问卷二用来为外来词的音、义、形每一项打分。我们在上述人员中发放问卷,分别赋分,得出下表所示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纯意译词外来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汉语词的一端。拼音借形词外来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外语词的一端。中间几类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渐变化,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由于分值分配有变化,各类外来词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与本文前表(史有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变化。   如纯意译词的外来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词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总体来说,表中反映出的各类外来词的相对位置与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从上表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量化统计中,已经可以看出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探讨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下面根据上表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确定外来词范畴的原型,构造汉语外来词的隶属函数。   “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好、最典型的成员”[2]60,是“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员[6]89。因而,确定“原型”时,应在外来词范畴的“中心区域”选择。所选原型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应该分别接近它们的平均数,更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分值应该相近或相同。这样才能够代表外来词范畴的基本特征,才能够作为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原型”。#p#分页标题#e#   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是音、义、形同时借用,外来因素最高。但它同时也是完整的外语词,在汉语外来词集合中处于连接外语词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译词是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标志性比较强的一种外来词,外来因素较多,固有因素较少,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处于接近外语词一端,也不适合作“原型”。从上表来看,“谐意音译”词最符合条件。它是汉语外来词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来词研究的重点之一。它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较接均值。可以认为它在外来词集合中处于“中心区域”。因此,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设外来词范畴为模糊集合A,那么,谐意音译词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别为a2、a3、…、a8。以谐意音译词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来因素为x,固有因素为y。用坐标系方法计算出其他7种元素与谐意音译词的距离。然后,根据这一组数值,用倒数法求出各元素与谐意音译词之间的相似度,作为它们对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然后按照该距离和隶属度顺其次是音译+意译词,然后是日语音读词和日语训读词,二者隶属度相同。隶属度较低的有仿译词、意译词和拼音借形词,拼音借形词隶属度最低。   外语中有很多同类的词,但进入汉语并成为稳定成员的拼音借形词只是少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百多个[9]1831,它们在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被接受为汉语外来词。纯意译词处于连接汉语词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时,因意译而产生的新词才是外来词。而且部分纯意译词随着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仿译词比意译词隶属度稍高一点,也处于接近汉语一端的位置。这一结果与前面两表的结果是一致的。整体来说,从汉语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在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属于边缘外来词。   (三)汉语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文化因素的消长   外来词是异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文化交流中,外来词带着外民族文化因素进入本民族中并获得新的文化因素,构成外来词的双重文化因素,亦可称之为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外来词也是一样。外来词一旦形成并进入日常使用之中,成为本民族语言的一部分,就会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变化。下面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一下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   从外来词的文化含义来看,各种外来词的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音译词“沙发”,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两人坐的长沙发”[10]1443。而汉语中“沙发”的意义已经演变,可指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沙发”。   其含义在原英语词sofa的含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义也在淡化。沙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获得了汉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夹克”译自英语的jacket,但与jacket的意义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它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套”[9]652。英语中的jacket是指“夹克”、“短上衣”[10]798。实际上包括汉语中的“夹克衫”和“西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它的图解是一件“西装”[10]798。由此可见,“夹克”一词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   有的意译词却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诞节”作为一个意译词,早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近些年来,圣诞节前后在中国也有很多活动开展,“圣诞老人”、“圣诞树”等随处可见。然而,“圣诞节”代表的仍是一种西方文化,并非我们自己的节日。“总统”、“议会”等词最初被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巴力门”。后来,意译词代替了音译词,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种社会制度,对中国大陆来说仍然是异域文化,语言是汉语化的语言,却并没有获得本土文化因素。   来自日语的音读词“手续”一词,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释义是“(办事的)程序”,并举例“报名手续│借款手续│办理转学手续”[9]1256。但是,手续和程序显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办手续”或“办理转学手续”,却不能说“办程序”或“办理转学程序”。显然,这里“办手续”是指“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在网上输入“手续齐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条有关信息。显然这里的“手续”已经具体化为“按程序办好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   如此看来,“手续”一词的含义及用法在汉语中别的词已经无法替代。而同为日语音读词的“物语”,在汉语中却使用范围很小。《汉语外来词词典》对它的释义是“童话,故事”[11]364。   但是因为汉语中有“童话”、“故事”等这样的同义词在广泛使用,所以“物语”一般仅限于与日本的“物语”有关的表述中,对汉语的影响不大,无法获得很多汉语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没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其他种类的外来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译入方式决定的。音译词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来文化因素,意译词也可能保留其外来文化因素。同一类词中,有的词没有广泛流行开来,有的词却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它们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2.汉语外来词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类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与本土化程度,我们将上述几类外来词引入时的文化因素与现在的文化因素对比,进行量化分析。我们再次邀请了前述接受“语言二重性”问卷调查的十一位有关研究者,经过讨论将文化因素的分值定为0—10分,然后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p#分页标题#e#   由表中可见,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其本土化程度,取决于它们进入汉语以后的发展变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长,而不是取决于其引入方法。同类的外来词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来文化因素及所获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展现了同类外来词内部词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类别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在文化层面的相似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外来词是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畴。   从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们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谐意音译词的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别接均值,处于范畴的“中心区域”。   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计算其他各类外来词与原型之间的距离及它们对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隶属度较低的有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从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两种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本土化状况。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综合起来看,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每一类词都属于外来词范畴涵盖的对象。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谐意音译词处于中心区域;纯音译词、音译+意译词、音读日词、训读日词都处于接近中心的区域;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处于边缘地带,是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

摘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也在向前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同时民族文化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护提出新的要求。本文在分析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双重关系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提出建议。

关键词：现代化;民族文化;双重关系;发展与保护

一、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关系

文化的发展对政治、经济、社会都有巨大的反作用，作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容忽视，二者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1.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促进。在现代化进程里，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在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里更是如此。民族文化是各少数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起着推动作用。现代化也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现代工业所取代，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居住、服饰、饮食、歌舞等转化为民族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民族传统文化实现了产业化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员往来更加密切。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机会吸收外来文化，在碰撞与交流中发展自己。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有了新的形式，电视、网络技术使得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加快捷，计算机、摄像等技术则使民族文化的保护更为方便与安全。2.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现代化给民族地区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同时也导致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重构，甚至消亡。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的冲击着民族文化的经济基础——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民族经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极大地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极大的冲击着民族传统技术；现代工业的高科技产品大量涌入民族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产品被取代；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如效率、竞争、公平等，也深深的影响着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文化中也有与现代化向冲突的成分存在。在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竞争、效率意识相对较弱，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敬神”、信天命等思想观念使得民族地区人们在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听天由命，不利于现代法制社会的推进；重经验、轻科学的态度使得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延续着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利于现代科学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教育的发展；而民族地区某些风俗习惯，如近亲婚姻也与现代社会的观念相违背。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二者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深思。

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

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整体的精神纽带，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也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需要以民族自身为主体，政府大力支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1.民族自身为主体，保护民族文化。长期以来，民族文化的保护一直是以政府为主。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并没有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快了民族文化消亡的步伐。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是关键。因而要想切实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以民族自身为主体。首先，民族自身要正确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不能一味的自卑或自大。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每种民族文化既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与时代潮流相悖的部分，对此民族自身要有清晰的认识，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时有所扬弃。其次，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国家的各项有利政策，抓住机遇，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第三，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冲击，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各民族不可能完全不接受，而被动接受遭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主动接受。民族地区应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2.政府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有力保障。“政府拥有强大权势并掌握雄厚的公共资源，政府对文化的管理方式、文化艺术政策历来是影响文化权利实现的最重要的力量”，由此可见，政府在文化发中与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为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发展提供有利的法律保证。我国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一直比较重视，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专门针对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很少；有的法律法规因制定时间久远而与现实脱节，形同虚设；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差等，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其次，政府加强引导，推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政府掌握巨大的公共资源，在引导公众行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应充分发挥优势。第三，政府提供政策优惠，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全社会共同努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地区的事情，需要社会共同努力。首先要理解并尊重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各不相同，城市化进程中，地区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文化交流加强，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不可避免。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不同的文化要有包容的胸怀，理解民族文化，尊重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权利；其次，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风情各异的民族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民族文化的繁荣对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为其提供广阔的平台，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充足的资金，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摘要：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蕴含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还能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但是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面临城市化冲击、外来文化冲击和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等问题。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利用社会实践研修，优化教育传播设计。

关键词：传统优秀农耕文化；高校思政教育；意义；困境；路径

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困境和路径三个层面来探讨如何让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更好地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

1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记忆与情感纽带。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还可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增加高校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有助于高校老师高效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1.1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特别重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2017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务实与和谐等特点决定在其乡村振兴中能促进科技、社会与经济等的可持续发展。高校是传承文化的圣地，高校学生中有不少来自农村或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如果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有计划地了解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将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费孝通看来，文化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1]。传统农耕文化底蕴深厚、流传久远，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哲理，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指明了方向。如《齐民要术》“种谷”篇记载：“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汉代班固的《汉书·货殖列传》曰：“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这些阐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观都体现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此外，传统农耕文化蕴藏和谐思想对大学生成长极具启示意义。东晋陶渊明描绘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自然美景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孟浩然描画的宜居美景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不仅让我们感受传统农耕文化旺盛的生命气息，还启示我们要保护好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中国文化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的和无所不容的哲学[2]。这些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意蕴深远，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必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第一篇：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改革

摘要：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今天，外来文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灾区是高校，重点人群是大学生，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主动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一、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1.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价值理念、文明传承和精神追求的外在体现。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潘一禾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丰富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内容，还能让学生在优良文化的熏陶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1.帮助学生抵御社会不良文化的冲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思想侵入到校园之中。高中学生的身心正处在快速发育阶段，人格、思想尚未发展健全，很容易受到这些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一旦学生的思想受到侵蚀，就会出现各种迷茫情绪，甚至还会产生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2.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将其渗透到高中语文教学之中，不仅可以丰富语文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不再单调无趣，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有利于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了解

摘要：中国国内研究者从人类学、文学、语言学、艺术、民俗学等视角对日本猴文化进行了多元阐释，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前期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在质和量上仍有拓展的余地，系统性研究阙如。

关键词：日本；猴文化；综述

20世纪末至今，国内对日本猴文化的研究总体呈现发展之势，虽体量不大，但研究视角多样。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人类学、文学、语言学、艺术、民俗学等角度开展研究，从多个侧面阐释日本猴文化内涵，发表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诚然，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猴文化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存巨大的研究空间，并且系统性研究阙如。本文将目前国内日本猴文化研究成果综述如下，希望对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贡献。

1人类学视角

张沐阳1（2019）以著名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着重体现“物”的象征意义的四部著作为依据，梳理了大贯的历史象征主义。通过分析大贯的著作《猴子作为镜子：日本历史与神话中的象征性转变》（MonkeyasMirror:SymbolicTransformationsinJapaneseHistoryandRitual），指出大贯在这本书中更深层次地理解了猴子象征意义的变化及与社会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书中写到，在古代日本，因为“比克猿”与太阳女神的神话故事以及作为山神的使者的传说，猴被认为具有神圣性。之后，受猴子是“少三部分毛发的人”这句传言的影响，猴子被认为试图打破人与动物的边界，被认为是人的“替身”而遭到歧视，代表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当代，猴子一方面作为日本“现代”和“进步”的代表出现在旅游纪念品上，另一方面出于满足人高于动物的心理设想，以及回应当时日本社会分层中的原则，猴戏从中世纪的祛除人身上不祥之气的仪式性表演变为小丑表演。猴形象从古到今的转变，展现出日本文化中自我和他者概念的转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思维结构的变化。张沐阳评论说，这本书中，大贯对于猴象征意义的变化的论述具有浓厚的历史人类学色彩，偏重于史料收集和叙述。大贯将结构主义分析与日本民间传说和文化分析相结合的尝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大贯强调历史过程中社会环境动态变化对猴象征意义变迁的影响。

2文学、语言学、艺术视角

2.1民间文学

民族性原本是政治学、人类学的概念。当民族的“自我独特性”和“民族身份”处于需要强化的历史阶段，民族性话语往往会成为一支强大的话语力量。近代以来，国势低弱、中西文化的不平等状况强化了中国学人自卑与自强的双重心理，面对“中西、古今、体用”等两难选择，民族性话语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解决资源配置及方法选择上的一种元理论话语模式。   然而，民族性话语毕竟是一个充满多义性、矛盾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浓郁的时代性、情感性、地域性，而这些自身问题往往又被带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比如，历史地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倾向:或保守的激进，过于强调传统的力量;或开放的激进，过于依赖西学资源的引入。这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显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的矫正。而诸如“民族性话语概念元素的逻辑关系”、“民族性话语的历史表现及其最终形态”等问题，则仍需要从根源上予以剖解分析。惟如此，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中西、古今的融会贯通，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创生。   一、模糊与纠结:民族性话语的内涵及命运   (一)民族性话语的内涵   民族性话语往往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话语权等概念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群，其间的界限与关系含糊不清。从学术考古学和理论谱系学上看，这个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总体上讲，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也是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结论。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学术界，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每个历史时期的显著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所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这两组相联结的问题必须用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表征才能进一步形成理论话语系统。这个范畴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的概念和定义同样相当模糊。“对特定群体和类别的人们来说，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含蓄的或者鲜明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们把这些标识联系到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种族或国家的思想上。”［1］(P225)   若从辞义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识，后者强调国家意识。当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国家时，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国当作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时，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国是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所以更侧重于国家意识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国家性。但是，无论是ethnicity、还是nationali-ty，都强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自我作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即我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性、独特性、差异性、完整性。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独特属性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比较概念，它试图清晰地标识出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界限。或者说，民族性即对自我共同体的标志和属性的一种主观认同和追求。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概念则禀有中国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现出同质同构的存在样态。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关于这一概念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从根本上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征的。”［2］(P239)   中国文学理论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历史地表现出古代传统文论被否定、西方文学理论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理论自西向东的流动态势中呈现出中与西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强调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来，虽然古代文论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却远未生成，中西对立、强弱对比的语境所造成的中国学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发导致文化心态上的焦虑、急躁、以及明确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设“当代的”、“中国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和主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逻辑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由此层面折射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弱势地位和复杂心理。   (二)民族性话语的历史纠结   民族性话语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较为复杂的。   虽然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深层的意识力量，然而，历史地看，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性话语，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悖论:从情感上需要强化，在理性上却予以反抗;从政治上需要认同，在文化上却必须反对;从国际关系上必须重视，在国内关系上却必然淡化。即表现为在此种场合的反抗和在彼种场合的尊崇。   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民族主义文化心理永远是中国学者的指导意识，居于压倒性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有三个原因也导致学者们的理性意识不能完全屈从于纯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全球化与地方化却在矛盾的张力中同时得到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成为中国学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近性主义哲学、欧洲中心主义图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人类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表达的是同一个结构主义主题，即一个具有一个中心、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义的结构。这里，中心永远居于权力地位，权力与信息影响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并控制边缘。而到了现代，西方现代哲学最为集中的改变和表现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义、修改了信息流动与权力控制的单向性，并强调对话、平等及意义的生成性。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欢呼，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态势，由此，视界融合、对话商讨、以及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均来自于西方，所以中国理论的他依性、缺乏原创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分。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强调对外关系的对立与自我的独立，这可谓政治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学者还具有天下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理论探索上与日益强大的国势相对称的学术诉求，而这种种的思考又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认知与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交错对立往往同时出现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表现出在民族主义取舍去从上的选择之难。#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客观上讲，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必然能够从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分析结晶出来，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外来压抑、中西混杂、未有主导、无所适从的境地，无法使之生成一个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属性。   那么，在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两个方面，民族性必然寻求“传统”这一力量的支持。尽管传统是变化的，但是传统基本是有据可查、可资立足的，所以，民族性与传统达成了话语权的同谋，民族性通过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加以表达和再现。这样，民族性话语的深层结构无不具有传统性、后视性、复古性、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有时还呈现为极端激进的保守。这类封闭保守的民族性话语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近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以中国本位为旨向，试图在不可规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卫传统文论的民族地位。如果说，这种内含多重动因的言语表达显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话;那么，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历史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若仍抱守这种带有封闭色彩的自我独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也已成为拖拽中国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后滞力量。因此，这种单向立足于自我传统资源的民族性话语势必历史地走向终结。   (三)民族性话语走向终结的现实逻辑   首先，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母体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属性的确立，产生于与西方世界的不对等交往。   中国古代较少民族主义概念，只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这种民族观在晚清以来由于国家地位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在被动开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心理与奋发自强的救亡图存意识相互交织，中国文化书写了漫长的争论与探索的文化变迁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虑支配着从改良主义到洋务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的抗争与探索，期间，中国学人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适关系，寻找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挑战与应战、批判与调和、接受与排斥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摇摆机制。由此，中西、古今之争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中西和古今可分为两个大的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的时代困境中，建基于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对峙中，所以，每当中外各层面的冲突产生并加剧，民族性问题就会集中出现，成为一种对外防御和自我保护的工具。因此，我们发现，民族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适合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归属于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当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平等对话的良性态势时，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便会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以“对立”和“保守”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性话语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终结。   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文化“自我身份”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强烈、越明确，民族自豪感就越强，越能焕发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来文化压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调整时，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的确认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形成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情感压迫。   这一点与具有主动引进外国文明传统的日本不同，在充满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国，外来文明渗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动的、曲折的，几乎都与民族生存和社会危机休戚相关。故而，中西文化之争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丧失自信，被视作整个民族动荡、危急和丧失独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历史紧迫感。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焦虑”。这种情感焦虑与义理性、逻辑性不能划等号，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闭与保守的文化追求与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旦我们用义理性来考察反省这个问题，民族性就会成为一个过时了的历史问题，就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变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视界的高远，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   再次，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民族性话语的内在悖论和张力，也使之充满了解体的必然性。民族性话语一方面强调处于封闭形态的自我性、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性和特殊属性又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烛照才能得以显示。   这种必须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内在悖论，瓦解了民族性话语本身。民族性通过对比与否定的机制来实现，民族性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在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作或明确或含蓄的对比，这样，任何时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然而，标识和对比本身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这些由不同的层次、标识和对比所建立起来的界线并不排除人们在各个群体或类属之间的往来，也不因他们的往来而阻止了民族的认同或被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又内含着辩证理路，在特定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我们”和“他们”的对比是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确定的:对比是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否定。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辩证法。这样，对于他者的依赖、对于“对比”关系的强调，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种交流形态的共存———民族主体在对立格局中与他者悖论共生，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借助异族去指认、想象并生成自己。  #p#分页标题#e# 所以，以封闭为特色的民族性与开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开放性为前提。   从现实的情景来看，虽然这种内在的逻辑在中国似乎很难展开，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在多个历史阶段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表达，总是隐含着对立排他的多重缘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诉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态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诱因，都会成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纯洁性的心理先导。但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又要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如果我们真正要在对话、交流、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中国文化;那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秉持开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怀就是必不可少的，狭隘、封闭的民族性话语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二、“虚在”与“实存”: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及消解过程   (一)民族性话语历史存在的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有一个从显到隐、自身演变消失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看，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可以分析为:   1．作为纯粹的民族情绪和心理表征的、强势的民族性话语。作为民族情绪的一种表达，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为特征，拒斥外来文化。这种民族性作为心理上的强势话语，得到中国人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认可。但是，尽管其势力强大，却未必在实践中得到实在的回应与应用，处于“虚在”的状态。   2．与开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话语。中国文学理论被动变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会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论辩体式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震荡，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里，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与实际上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只是，这里的保守性作为纯粹话语形式被架空，开放性却是这种民族性的历史实在样态。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话语。在国家日益繁荣、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的今天，极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理论正表现出中和的胸怀与姿态。如果说，在2中，1作为制衡全盘西化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多少反映当时学界的声音包括文化的焦虑心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的话;那么，在3中，“虚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态已经基本消失，如果继续延用“民族性”这一概念，那么其内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与其如此拖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还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终结了它更好。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民族性话语作为第1形态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论争中也时有体现。南社成员冯平面对西方文化东来之汹汹气势就大声疾呼:“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尔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尔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国学而学于人?”［3］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复古的先声。一战后，梁启超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痛斥欧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坚信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陈嘉异在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们总体上闭关锁国，可谓一元独尊，然20世纪90年代举“失语症”旗帜的人依然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却束之高阁正被人淡忘，他们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声’现象称为‘失语症’”［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多世纪汹涌激荡、你来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战中，民族性话语时不时会跃上风口浪尖，成为时论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尽管强势一时，又会历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抛弃。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民族性确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达，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却总是在各个时代都受到质疑批判。从历史的实在状态观察，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性话语尽管真切地表达出国人的民族性心态，但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又从来不是封闭拒斥的，这就使得此种狭隘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成为不受欢迎的话语形式，沦为一种潜在的情感式“虚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义上;而真正在历史现实中占有更多话语权力、发挥实际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对外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开放性，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对外关系史的“实存”态度和状态。   在2中，民族性话语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处在并在态势，开放性对封闭性从民族性话语内部展开了重新阐释与消解，从而造成民族性话语的歧义和由保守形态的“虚在”向开放形态的“实存”的潜在变化。这里，民族性话语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但是却被从内部阐释为两个内涵:A，保留第1形态的纯粹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特征，它仅仅作为精神符号和概念而存在;B，释民族性为开放性，认开放性为民族性之必有内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处于话语的显赫地位，但在实践上却被架空、忽视，后者才是实践中的实存状态，并且，后者对前者的再阐释，也表现出一种伪装成民族话语的新话语。尽管A也还能在一定语境中得到共鸣，但它因为不能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境遇，不能为中国文化提出切合实际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沦为纯粹的情感符号和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民族性话语A，那种伪装了的、被重新阐释的“民族性”话语B也并非对民族性话语A的实质视而不见，只是没有否定民族性话语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依然顽固的民族性话语的内部开始革命性的颠覆，在实质上开始抛弃A这个作为情感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空壳。#p#分页标题#e#   事实上，这种剥离民族性话语的孤立性、封闭性，从B的角度阐释民族性、倡导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综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超越了A，甚至让人有种错觉，以为民族性就是B这种融合会通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见这种消解的力度之大。虽然A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汇通的B同时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仍然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对民族性话语进行内部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历史地表现为在实践领域里对民族性狭隘心理的摒弃，以推进A这种民族性话语的彻底“虚在”化。这样做，既不伤害中国处于低凹地带的文化自尊，又能确保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的畅通。   (二)民族性话语在胶着中突破   无论中国人的情绪如何焦虑，或如何试图强化自我特性，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却无视这种民族性情结;无论“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强烈，“中国文学理论”却不可能仅仅是“只有中国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更多中国文化内核的发掘，以及民族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社会性、交往性等等，都导致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不能再作为强势话语统摄于学术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话语就只能从内部改造、重新阐释，促进和壮大以“开放性、对话性、平等性、融合性”为基本特征的内涵表达。   在中外古今多维的复杂关系中，传统和西方文化发生了长久的争执与摩擦、批判与融合。比如，我们经历了近代以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五四时期，有着“全盘西化”式的“批判”，调和论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态度，学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铸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综合时代论”;以及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融合”等各种典型形态。在以上种种形态中，开放性永远都是实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理论也走向了新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文学理论范式的革新，开放是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盛大景观就是在“西化”与“传统”的并行与纠葛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铸就的。人们对西方文学理论有热衷、有抵制、有平静的思索，同样，对自身文化传统也有怀念、有反思、有重建。这种文化多边力量的交互影响与作用，正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我们看到，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子，即以“现代化”与“方法论”为主题词的西化之路，和以“国学”为主题词的传统之路，并历史地呈现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对立与互补。正是在这种双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文学理论在中与西的斗争对立中融合会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综合与创新，其胸怀之博大、志向之高远、精神之刚健、德性之宽厚，前所未有。   历史自然地抛弃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性话语，走向第3形态。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愈发在心态上趋于平和，在路径上趋于明确，在方法上趋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多年来积淀了许多丰富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合”思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界亦开始呈现出新的动荡和创造，以阐释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化的结构、单一的意义的颠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维、无中心结构、对话与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意义生成的历史性等理念成为一种时代主导，这些思想渐次被中国学人所接受。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更多的层面产生呼应，促使中国学术界酝酿形成新的天下主义:它既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矫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独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马首是瞻，从而达成“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共识。如此一来，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必然路径前提下，中国文学理论那种含有偏激保守情绪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正在走向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三、会通与转换: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图景前瞻   如果说，保守、焦虑的民族性文化心态和情感在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消失，中国文学理论抛弃了对立，抛弃了对“自我性”消失的担忧，走向视野的融合，走向文学理论深层次的结构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性话语的彻底消解。当虚构的理念不再发挥作用，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义的紧箍咒，这便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轻装上阵;同时，便也只剩下了“中外会通、古今转换”这一实践操作方式，让我们能够走向实际，进入实践环节。“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6］在独立以保持自我性、对话以成就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与他者对话的渠道，惟有真正“通”开。会通、转换、对话、融合，其最终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来、资源共享的桥梁。“通”，是中西文学理论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须在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图式上完成“格式塔转换”，即心理结构的整体转换。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义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达“同”。“同”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整体状态，包纳万物万事;而“通”则是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达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种途径和状态。“通”的精义所在，并非是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并消灭它，并非是强求一致和同化异己，恰恰相反，而是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7］(P14)#p#分页标题#e#   当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划一。当我们发现和理解这种应合现象时，并不仅仅是去说明和描述某一理论事实，而且要去理解和阐释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在意义，进入一种善出善入、东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们应该把对传统的理解和对现代的描述结合起来，在寻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寻东西方美学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体性的东西方相通的理论渊源。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于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是不那么容易与所有者分离的，它深深根植于相关主体的心理图式中，成为主体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最终演化成深层的文化心理图式。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文化本身的某种变异。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外来文化同化了引进者的主体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者本身的主体心理图式也同化了外来文化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我们看来实质上就是一种转型，即心理结构上的“格式塔转换”。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相对异质的文化体系，在整体上不存在一方融解另一方的实力，因而作为中西文化融和的产物，新文化本应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异于西学，同时却又兼有二者成份在内的文化新图式。它的必要历史前提之一，就是传统的深层结构被打破，从而为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   总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存，民族性话语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具有出现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具有消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当我们有意无意地、作为口号或作为潜在的努力方向，把“中国文学理论”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努力的目标时，“民族性”的内涵实际上就一定存在于我们的逻辑和情感世界里，并影响着我们的各种努力。只是，在今天，“民族性”话语本身已经不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学术本质特征，作为一个口号型概念，它的消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

20世纪初期，通过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并迅速扩展到文学领域，这导致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全面开始。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步和发展时期，外在语境中的小说文本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艺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或是各种文学流派上都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并且也已经获得了艺术上的成熟，世界小说的艺术早已经是百花争艳。而那个时候，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国现代小说才处在襁褓时期，非常的稚嫩且急需营养的润泽。这时候，外在的小说就犹如“及时雨”一样滋养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的成长。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绝对是在外在小说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语阐述虽然带有沉重和无奈之感，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的迅猛发展，也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取得举目共睹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在短期内就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生与个体作家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早业内从事者，他们在转型进行现代文学书写的时候，外来的文学思想都积极地引荐着他们的文学书写。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外来文学著作，并且和周作人一起翻译和介绍了外来文学，倡导文学革新运动。鲁迅早期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超人哲学等思潮的影响，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鲁迅提倡发展个性、主张人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其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被有效传播，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也都有了深刻地变化。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思潮对鲁迅的影响最为明显而深刻，社会暴露的主题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鲁迅从俄罗斯文学中吸取的主要营养。果弋里的讽刺，托尔斯泰的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解剖，无一不是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深深地影响着鲁迅在题材选择、主题倾向等方面的思考。在《英译本〈篇短小说选集〉自序》中鲁迅曾明确言说了外在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这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创造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郭沫若同样是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开始热衷于文学书写；他受到当时日本国内正兴起的“泰戈尔热”的影响，也成为了泰戈尔的推崇者；同时，郭沫若也非常迷恋海涅、歌德等德国作家的文学文本，再加上接受当时日本“私小说”写作理念的影响，于是郭沫若在自己的文学写作过程中，也流露出了非常明显的“他者”痕迹。茅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写作“左翼”文学的主将之一。茅盾早年的文学活动较为活跃，但是主要表现在参加文学组织，从事翻译及文学评论方面。他不仅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中国民众戏剧社”等组织，还在改革《小说月报》、编辑新文学刊物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参与新文学运动的前十年中，茅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方面。从到27年间，茅盾陆续发表了多篇文学论文，阐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要求建立写实主义的文学，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需要言说的就是茅盾的“建立现实主义文学”的此种思潮，同样也是引进外在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后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形结合在一起后出现的产物：借助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了文学的理想性；借助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突出了文学的真实性。王统照的文学书写深受爱尔兰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叶芝的影响，他认为叶芝的文学书写“能于平凡的事物内，藏着很深长的背影”，“能于静穆中显出他热烈的情感，深运的思想”［3］，而这也是王统照文学书写追求的目标。巴金是当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信仰者，这种思潮对巴金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影响。

“巴金”这一笔名就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是基于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这一事实在巴金的小说文本《家》的叙述情节之中也有体现；以后巴金的求学、留学都与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有直接的关系。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历史语境之中，其思潮主要代表的是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者的利益与愿望，它否定一切“专制”的国家形式，主张以最小限度的内乱，最小限度的受难者，与最小限度痛苦而达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巴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对一切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否定，绝对地崇尚自由的精神”［4］的理念，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深远地影响了巴金的文学写作。此外，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也对巴金的文学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市井文学”写作的大家老舍曾经在英国的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长达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历程之中，也是老舍文学生涯的起点时期。因此，老舍的文学创作深受英国文学成就特别是悲剧理论的的启迪和影响，形成了自我文学写作鲜明的悲剧意识。从老舍小说的结局看，他的作品大多数以悲剧结局，即使前期那些“立意在幽默”的作品，也多以悲剧结尾。《老张的哲学》结尾是恶棍老张飞黄腾达，“荣升”某省教育厅长，而王德与李静，李应和龙凤两对青年人的爱情却遭到了扼杀。至于后期创作中，悲剧更是无处不在。《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骆驼祥子》、《柳家大院》、《微神》等皆为悲剧。并且老舍不仅写了悲剧，还揭示了悲剧的不可避免。如祥子无论如何坚韧执着终于无法逃脱社会的迫害而堕落，《月牙儿》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被毁灭的命运。这些悲剧，通过老舍的艺术描绘让读者领悟到其根源在于现实，从而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

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生与现代文学社团的形成

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内出现的众多文学社团能够被创建，并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阵地，同样外来小说思潮的影响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这些文学社团成立之后，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也又鲜明地彰显了外在的某种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源于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被掀起，就是基于当时的一批深受外在先进文学思潮影响、具有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国现代作家以文学社团作为阵地因而才可以发生的。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迁至北京）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挑战、进击的主要阵地。自此，文学革命才能够得以蓬勃的开展起来。文学革命后的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是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他们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发表《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5］。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6］为宗旨，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强调文学关切社会和人生的必要；在创作上，体现出关注人生和社会的文学立场。#p#分页标题#e#